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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试析“五四”时期《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

摘要：在《新青年》第3卷第4号“通信”栏目上，钱玄同致信陈独秀，对世界语作出正面辩护，使得多人卷入，世界语讨论于是成为“五四”新文化阵营聚焦的重要事件之一。之后，世界语问题在《新青年》不断发酵，孙国璋、钱玄同、陶履恭、区声白、朱我农、胡适、鲁迅等人继续讨论，涉及诸多的话题。“五四”时期《新青年》世界语的讨论远没有形成什么共识，反倒是表明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之中的“现代”迷思，并构成了“五四”思想文化之中斑驳的一页。同时，这一世界语讨论也从侧面说明“五四”语言文字变革空间产生了某种定型性的成果，中国现代民族共同语的现代白话文道路在“五四”时期已然确立了。

关键词：《新青年》；世界语；现代转型；现代民族共同语

引言

1916年11月，在《新青年》第2卷第3号的“通信”栏目之中，有署名“T.M.Cheng”的来信，在《新青年》上首次提及世界语：

近来世界主义大昌，于是世界语之声浪，广布五洲，竟为今日世界注目之物，何其胜也。窃世界语为人造字，系柴孟霍夫博士Dr.Zamenhof所发明，原名为Esperanto，译即希望之意。希望世界大同，人类情感借此得以融洽也。文言一致，人类智识，借此得以贯通也。夫世界语之文法整齐，亦简单易学，反对者旋以为不能示高深之学术，斥为无用之学。其说然乎否耶，质鲁如余，岂敢定判。要而言之，凡系新发明一事一物，断无无用之处，虽无彰明卓著之成迹，而习之亦不致有损无益，究竟多得一种学问也。

如此的观点具有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包含了相当理念化的内容，并基于“文言一致”的语言文字立场，畅谈世界语的诸多优点，但归结为“多得一种学问”，自信心尚算不得强——而此时，“五四文学革命”尚未发动。《新青年》记者的回答为：“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质朴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也只是泛泛而论，指出世界语并不成熟，只能达意，仅能应用于一般书面语要求的科学之中。

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刊出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之中，“T.M.Cheng”再出现于“通信”栏目中，这一次是带着怀疑而询问：

顷有友人来云，世界语文法既整齐，亦简单易学，而学习者寥若晨星，其故何欤。仆以不知对。友云，世界语之文法，与法兰西文大同小异，习世界语，宁习法文。盖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邦，而书籍尤富，不若世界语书籍寥寥无几也。夫世界语虽学习而精通，亦不能实用，有何益哉。嗟呼，世界语虽名为世界语，然终难普及世界也。

刚刚在理想方面褒扬世界语之后，“T.M.Cheng”又对世界语进行现实层面的否定。观念的急剧变化，似已预示了日后在《新青年》的世界语讨论之中两极对立的看法。《新青年》记者回答为：“仆亦赞同尊友之意，足下可暂置世界语而习法文。通法文者，习世界语当甚易易也。”看起来，也没有把世界语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并认定世界语无法与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相竞争。那么，就像在《新青年》杂志之中一些刚一探讨，之后就停顿了的无比宽泛话题，世界语也会是这样的命运吗？

01

需作说明，以上情形并非世界语首次进入中国。在1887年，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Ludwig Lazarus Zamenhof）创立了世界语。从俄国、日本、法国的渠道，晚清时期已有世界语传入中国的若干线索。此时的知识界还有一桩公案。吴稚晖在巴黎主编《新世纪》周刊时，已赞同世界语（当时称为“万国新语”）替代汉字。章太炎对此有长篇论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加以斥责，为汉字作出全面的辩护。吴稚晖与章太炎的笔仗发生在海外，其影响显然不能与当时国内潮流性的晚清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加之今人已多有分析，故无需赘言。

到了“五四”时期，在《新青年》刊载“T.M.Cheng”的两次来信之后，我们发现调换世界语中国发展方向的戏剧性一幕，出现于钱玄同一人之上。所谓“调换方向”一方面指钱玄同个人在“五四”前后判若两人的情形，一改其晚清时期排满复古的民族文化立场，对“国粹”的态度从极端崇拜走向了极端贬斥，而竭力提倡与中国既有语言文字毫无关系的世界语。另一方面是指，世界语在中国新文化阵营的主流学术语境之中，由《新青年》登上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舞台，一改之前海外边缘性的倡导状况，成为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正式选项，激起“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广泛关注与意见纷呈，完全能够说世界语问题是“五四”新文化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新青年》第3卷第4号“通信”栏目上，钱玄同致信陈独秀，为世界语作出正面辩护，随后陈独秀、陶履恭卷入，并有着激烈的交锋，这直接开启了“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时近两年的世界语讨论。

钱玄同认为反对世界语之人：“吾谓此亦全然不懂世界趋势之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此等世界主义之事业，幸而有人创造，应如何竭力倡导，顾反抑遏之不遗余力，岂非怪事。”钱玄同持有一种进化论式的思路与姿态，以现代时间意识直接与中国儒家的“大同”联系，如有反对声音则为“怪事”。钱玄同还谈到，“七八年以来，欧洲用此语出版之书籍，日新月盛，中国人亦渐知注意”，中国理应加入，“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进步无疑。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倡导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乃必欲放弃责任，让人专美，是诚何心”。在对中国人“孱弱”的指责声中，钱玄同将世界主义视为一种必须加入的潮流，大有不甘人后，有了好东西就要分一杯羹之意，以获得某种现代的“承认”。

同在此期《新青年》的“通信”栏目之中，陈独秀回答钱玄同为：“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陈独秀对世界语的态度很是积极，基本上是沿着钱玄同的思路行进，称之为“新理想”，成为“五四”新文化诸多“新”中的一员。陈独秀还赋予世界语诸多的社会功能，乃至于幻想可由世界语输出中国固有的“重要名词”，而且能达到使“欧美人震惊失措”的效果。

接着，在《新青年》第3卷第6号的“通信”之中，钱、陈二人在北京大学的同事陶履恭——他更以“陶孟和”之名闻世，系统表明了反对世界语的意见，与钱、陈形成一种结构性对峙。陶履恭认为：“世界语之单词，袭取欧洲各国成语，漫无秩序；而文法之构成，若宾格（Accusative case）之存在，皆言语学者所视为最不完全之点。至其语之太近似于意、法、西、葡诸国语言，今于罗马支派诸语（Romance Language）存在之际，而加以无端之扰乱，尤为学者所不取。说者谓世界语在已存之人造的国际语中，固简而明，以言语学理律之，犹未纯也。”陶履恭认定世界语只属于欧洲语系，并全面否认其所谓的优长。这与其语言文字观念直接关联：“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藉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而其言语之形式、内容各不相同，语法有异，而所函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盖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言语，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从中可见，陶履恭重视的是言语与民族心理、民族历史、民族思想天然而深厚的联系，显示出一种语言文化主义的立场，乃至可以说是语言本体论与文化论路子。

陈独秀在同期《新青年》中给陶履恭回复，一方面承认“来书论世界语，思精义繁，迷信世界语过当者所应有之忠告也”。另一方面继续将世界语理解为一种世界性的“超级国语”：“譬之吾中国，闽、粤、燕、赵之人，相聚各操土语，其不便不快孰甚？普通官话（即国语）之需要，自不待言。今之世界人类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世界语，不能强人皆用英国语或中国语，犹之吾国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官话，不能强人皆用北京话或广东话也。”陈独秀的思路是晚清以降国语运动逻辑的某种扩展，因为1913年2月召开的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对于“国语”的认定，就是通过各省代表的多数票决定标准语音，是人为设计的一种“混合语”，而非采用某一单纯的方言。由此，陈独秀认为这一情形可以为人造而“取材多数”的世界语作出辩护。

在《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中，钱玄同在反驳陶履恭观点时，一方面肯定“人造文字”的价值，另一方面还提出“所谓东方语言，自以中国为主。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搀入于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函胡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只有中国文中应采入之欧语，并无Esperanto中应采入之中国语也”。钱玄同认为汉语、汉字即便在局部都不具备充当世界语某一材料的资格，即便比较陈独秀尚存的传统留恋也显得更为彻底与决绝，因为在钱玄同眼里，世界语的语言文字资源只能全部来自于西方的语言文字。

02

非常明显，“五四”时期《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并不是关于世界语自身知识的自足讨论，而是深深切入“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特别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转型之中。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通信”中，有《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已展现出废除汉字的全面逻辑，表述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显然，汉字成为了中国“落后”思想文化的符号载体，或者说它就是中国“落后”思想文化的本身。那么，废除汉文之后怎么办？如何为中国寻找到一种现代新质的语言？钱玄同的明确答案为世界语：“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

在此背景之下，《新青年》上的世界语倡导产生了一个悖论——着力于辨析被认定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语之于在一国范围之中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价值。于是，在钱、陈、陶三人讨论伊始之后，关于世界语的话题在《新青年》上不断发酵，且事态胶着，有点不知向何处发展的意味了。

仍在第4卷第4号的《新青年》“通信”栏目之中，孙国璋的来信引发了新的讨论。他罗列世界语在世界各地兴盛的事例，用以驳斥陶履恭，进而热情支持世界语在中国的推广。孙国璋还拟出数条措施：

第一 先加入师范学校，俾得有多数之世界语师资。

第二 宜特别注意于女子学校。因世界语于女子之短时期求学最为适宜。

第三 学校每藉口部章，由发起诸君请求教育官厅，于学校课程，先行修正。

第四 凡得有世界语教习者，一律改为世界语。但视地方情形仍得授他种外国文。

第五 编订合宜之世界语教科书两种：（甲）师范用本；（乙）高小用本。

第六 另编汉译之世界语字典一种。

孙国璋主要是沿用晚清以降国语运动中的一些自上而下的纯熟做法，在一种操作模式之中，期待世界语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教育界——全面推行，这完全是在一种民族国家组织架构所能提供的空间下加以推行。

钱玄同回复孙国璋的意见为“条条都赞成”，还说道：“玄同以为吾侪学中国以外之别种文字，不外乎三种目的。（1）要学了这别种文字去研究中国以外的新学问。（2）要学了这别种文字到外国去。到外国去的有两种人：一为学生，这种人的目的，还是与第一种一样；二为外交官。（3）觉得汉文不甚使用，因此想研究别种文字来做汉文的代兴物。学Esperanto的目的，若讲到（1）与（2），则其现在之用处，恐尚不能及英、法、德文。玄同以为最切要之目的，实在（3）。”在此，钱玄同表明了世界语作为汉文的“代兴物”观点，即是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之中，再一次敞亮其由世界语全面取代汉语、汉字的立场。

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上，区声白致信陶履恭。区声白认为世界语是一种新的学问，倡导世界语的真正主体是“新思想之新青年”。然后，区声白将陶履恭视为对立面：“若再过五十年后，世界语必大大通行，可断言也。倘若人人皆如先生，不但五十年，即再过五百年，五千年，五万年，世界语亦必无通行之一日。”区声白这样的说法，对人不对事，上纲上线，就有点人身攻击的嫌疑了。

对此，陶履恭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回答为：“吾既以为世界语为已过讨论时代，自无复讨论之价值，敢请以此文为最末次之答辩。”他再次说明：“世界语中并无所谓‘新天地’。即世界语译者中之新天地，亦具在原文之著作中，更何有新天地之可言？今人用世界语著作者共若干人？即此诸人，亦莫不以其国语为主语，以世界语为副语；为小范围内之国际间私人交际之用。”其实，陶履恭赞成的是“五四”白话文，并以此返观世界语：“白话文字为吾人日常通用之语，其发表思想，形容事物，自胜于陈死古人所用之文字。其中之天地，视诸先贤所用之文字，境域自广。故白话文字犹今之活言语，而世界语始有若钱玄同先生所称‘谬种’之文字也。”

钱玄同在回复区声白时强调：“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提倡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况Esperanto是改良的欧洲文字，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制造这种精密完善的文字，我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赘的峨冠博带古代，而穿极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装也。”在今天看来，钱玄同的见解不知道该说是天真烂漫，还是轻率随意。在其中，所包含的鲜明中西褒贬色彩以及一厢情愿式的“现代”情怀，堪称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之中的一种“强音”吧，或言也可能是在文化虚脱之中的一种“幻觉”吧。

03

让我们再来看朱我农与胡适有关世界语的一次讨论。朱我农的加入为世界语讨论添加了新的内容，其反对世界语的观点也有一定的深度。

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的“通信”栏目之中，有朱我农直接题名为《反对Esperanto》的来信。朱我农从现实的情形，甚至从个人学习世界语的经验谈起：“我也上过这个当，凭着我的良心说，我是一点益处也没有得到的。不但如此，这几年来，学Esperanto的人愈少，现在除了钱先生所说的‘上海一班无聊人’外，实在没有多少人了。这不是‘已死’是什么？英国各商业学校已对Esperanto一科除去。美国虽尚未除去，学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所以我简直叫Esperanto做‘已死的私造文字’。”然后，他再以从言文关系切入来否定世界语：“文字也不配称，文字是由语言变成的，是能代表语言的，Esperanto既不是由语言变成的，也是不能代表语言的，（因为用世界语说话的人竟没有），所以不配称做文字。但是我一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大名来奉送他，只好姑且恭维他为文字，要不然就叫他做‘私造的符号’。”

朱我农断定人造文字的世界语其实是名不符其实的，只是人为赋予其一个宏大的名字而已，在现实中没有实际的效用。所以，朱我农认定Esperanto的世界语为“死文字”：“大凡一种文字，一定先有一种语言做他的根本；如果这种语言渐渐变了新面目了，那文字一定也要随着更变的；假使不更变，就可以认作没有语言做他的根本；就变成死文字了。……如此推想起来，造Esperanto的时候，既没有一种语言做他的根本；现在又没有人用他做语言，所以也不过是一种死文字。死文字是无用的，是不能随时进化的，所以这Esperanto也是无用的。”由此，朱我农甚至怀疑“人类之语言”的存在：“陈、钱两先生称为‘人类之语言’的语言，究竟是世界上能有的，还是不能有的么？这个问题，现在尚不能解决，因为这是将来的语言，不能据现在几个人的理想测度得准的。但是据现在的事实看起来，这语言是现在没有的。所以两先生所说得‘人类之语言学’，只能算作一个虚拟的名称，不是实有的事物。”

胡适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回复朱我农来信，在《新青年》世界语的讨论之中，正面表明其观点：“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虽然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讨论，但我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对于朱我农来信的观点，胡适也是赞同的，他的做法是摘抄了几条自认为精彩的朱我农的议论，并认为“老兄这几段议论不单是讨论Esperanto，竟可以推行到一切语言文字的问题，故特别把它们提出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样，胡适反对世界语的立场就非常清晰了。

不难发现，以胡适、朱我农为代表的欧美留学生群体，在《新青年》世界语讨论之中，持有的是一种稳健而持重的态度，并且多为反对意见。此中，当然包括已论及的陶履恭——这位英国伦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其学术思想深受英国“费边社”的“自觉的渐进主义”“反乌托邦”“渐进改革”等民主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深信研究社会问题对于改革社会的意义，也为中国社会学开拓者之一。陶履恭关于世界语的看法，也明显与这些欧美思潮相关联。于是，他们与陈独秀、钱玄同显现出较大分野。如同我们已作的分析，钱、陈认为中国既有的语言文字为“落后”而应予以废除，而陶履恭认为汉语、汉字是现代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构成。所以说，陈、钱的观点实际上呼应了“文学革命”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与民初时期的社会政治有着深深纠葛。例如，钱玄同曾多次说明其“五四”时期思想的转变是因为袁世凯称帝的巨大刺激。再如，胡适在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文学革命之中所发出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观点之时，认定“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这样，陈、钱更多是基于现实政治需求而企图改造社会文化，完全是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危机的产物，也显示出当时中国社会之中一种急于彻底变革与突围的社会文化心理，形成了一种凌厉的“启蒙”进攻姿态，在“五四”文学革命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急先锋角色，有着重整山河一般的气概。

毋庸讳言，钱、陈在学理的层面——如在世界语倡导方面——则是明显缺乏一个严谨而缜密的系统性论述。例如，亦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之中，一个颇有意思的情景出现了，即钱玄同发表《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一文，在“五四”时期的世界语讨论之中，干脆表明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愿对相异意见再作任何的辩驳了。他对胡适说道：“承示朱我农君两信，嘱我作答。我看了一遍，觉得‘反对Esperanto’的信，无可讨论。朱君是认Esperanto为‘已死的私造符号’，我是认它为将来人类公用的语言文字，所见统不相同，似可不必辩论。……若如陶孟和、朱我农及老兄之根本推翻Esperanto者，甚或不承认人类应有公用的语言文字者，则不复置辩。”至此，可以说世界语无数次往复讨论的大幕大概就基本落下了，谁也没有能说服谁，只能是各行其是罢了。我们也看到，“五四”时期世界语讨论在《新青年》之中，其文字篇幅远超同在《新青年》上的白话文倡导，无数回合让人觉得眼花缭乱，又无比杂糅、重复而且不乏情绪化，一轮接着一轮，仿佛线团般的无穷无尽。

04

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的“通信”栏目之中，鲁迅有《渡河与引路——Esperanto》一文。鲁迅对钱玄同说道：“两日前看见《新青年》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Esperanto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的赞成Esperanto的理由，十分简单，还不能开口讨论。”因为一方面，“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另一方面，“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鲁迅的态度看似暧昧，仿佛悬置了世界语的问题，在超然的态度中是异常的冷静，让人觉得之前《新青年》世界语讨论的正反方，那种试图要说服对方的做法，其实并无实质性意义。

鲁迅看待世界语的重点在于：“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销。”鲁迅关注的是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进步，重视的是“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而不在于若干的名目，不在于不能确定的飘渺之物，而且还要为之花上太多的功夫，因为这些能一时眩人的名目后面完全可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于骨子里仍是旧有的东西，即便它号称为“世界语”。这便是鲁迅式的冷峻与深刻，对于整个《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无疑都有着警醒的意义。

此后，在《新青年》第5卷、第6卷之中，“通信”栏目仍有世界语讨论的余波，来信之人都为世界语的赞同者与倡导者。从中，也可以看到此时《新青年》对于世界语的编辑意图与指向。来信之人具体为姚寄人、胡天月、区声白、周祜、凌霜，回复者皆为钱玄同，其赞同世界语理由都未超出之前的观点。于是，钱玄同在《新青年》的世界语讨论之中，全程参与而相伴始终，成为了一位中心性、且不断予以大力支持的人物，也在其中形成一个固定乃至固执的极为鲜明的个人形象，《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相应也烙上了钱玄同的个人色彩。

还有必要提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的“通信”栏目中，钱玄同在表述“一面应该赶紧提倡Esperanto，冀十年廿年之后可以废汉文而用Esperanto”一贯见解之后，再一次阐明其心中的长久忧惧：

国粹中有“生殖器崇拜”的道教，又有方相氏苗裔的“脸谱”戏，遂至一千九百年闹出拳匪的一种成绩品，国几不国。国粹中又有主张三纲五伦的孔教，到了共和时代，国会里选出的总统，会想由“国民公仆”晋封为“天下共主”。垂辫的匪徒，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闹大逆不道的什么“复辟”把戏，国又几乎不国。近来一班坐拥多妻主张节烈的“真正的拆白党”，又竭力的提倡“猗欤盛矣”的事业了。照这样做去，中国人总有一天被逐出于文明人之外，第三次国几不国的日子，恐怕要到快了。所以依我看来，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

如同是梦魇一般，钱玄同如此沉重地面对这个老大民族及其文化。他深深沉溺于一种“现代”话语情境之中，而这一梦魇仿佛会时时提醒着他、塑造着他，而不能片刻分离。这样，“文明人”一词再次被神话地高高祭起，带给钱玄同莫名而焦躁的绝对性“文化批判”，而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的诸种乱象更是促使他锥心刻骨般地反对“国粹国魂”，进而在沉迷的氛围之中弥散出淑世的“热忱”，充盈着试图推到一切的激愤。

我们“后见之明”地看到，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站在钱玄同等以世界语替代汉语、汉文的倡导者一边，可以说他们更多是在狭小的学术界之中，在一个刊物之中阐发自己的“启蒙”主张，并没有与中国历史与现实之中的语言文字实践形成任何的有效衔接。最终，只能发现一种在观念上的无畏“断裂”，以及一种与普遍本质“启蒙”观念相适应的抽象“观念人”的单纯接受指向。与此同时，《新青年》上的世界语倡导，也不具备1930年代左翼“大众语”倡导之中那样强力的意识形态内核，最终只能成为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之中的一种理念性想法。

05

就总体而言，“五四”时期《新青年》的世界语讨论，不失为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它极端地表现出这一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变革的欧化倾向，甚至说“欧化倾向”也不怎么确切，因为它准备完全废掉中国的汉语、汉字，已不用“化”什么了，其方案是直接移植西方体系的语言文字，且是人为设计的——尽管还叫做世界语。

应当说，“五四”时期《新青年》世界语讨论的参与者，多为“五四”新文化阵营或不同程度同情“五四”新文化之人，这是一个属于“五四”新文化阵营的话题，并在内部有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而且，我们也不认为世界语讨论就与“五四”白话文发展无关，它们几乎同时在《新青年》之中登场，而且世界语讨论更为旷日持久。在某种程度上，《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沿着“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变革的文化逻辑行进，并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某些深层而内在的文化逻辑与时代想象，在世界语这一更为激进的语言文字体系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着聚光灯一般的效果。当然，“五四”时期《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还有许多东西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无法容纳与消化的。

再以世界语在中国推广的实际效果来加以说明，可参考已有研究者分析《学生杂志》在1922年8月至1931年12月所设立“学生世界语栏”的情形。由于1920年代中等学校学生（中学生、师范生和实业学校的学生）面对诸多的社会困境，特别是缺少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可以想象，当他们看到《学生杂志》上宣传世界语是当今最进步的国际公用语时，内心的冲动如何被撩拨起来，但很快便会走向伤感，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总是因为现实将他们击退，但是世界语可以通过函授且便宜的价格便可以学得，这对于常常失望的中等生来说，是多么大的希望。因此在‘学生世界语栏’‘我为什么学习世界语’的征文当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表达了通过掌握世界语，可以使他们参与到世界主义的潮流中去，为人类的进化和幸福贡献力量。”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学习世界语并不比学习一门外语容易，真实的情形为：“在最初，他们想要全方位掌握世界语，救拔自己，全面地接近世界主义的希望，但是在接触世界语后，他们因着主客观原因逐渐放弃听、说、读、写。每一点放弃，世界语给他们所描绘的世界便随之变小，世界语带来的希望之光也一点点暗淡。最终，他们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速成的希望。”按照当时中国社会的知识水平而言，中等学校学生完全能够称作知识者了，他们的情况都只能是如此，如果让世界语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语言，如果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都用世界语来替代汉语、汉字，那么情况又会怎样？我们不能不说确实没有任何现实层面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

让我们将“五四”时期《新青年》世界语的话题作时间上的延伸。在“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对世界语的认识发生了若干改变与转移，那种世界语在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意义认定被淡化乃至抛弃，以求得某种“合理性”。在“五四”之后，世界语成为某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英性的知识构成，更多是基于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选择，乃至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味道。

胡愈之在1922年称：“国际语不过和邮政电报一般，是沟通各民族思想情感的工具，是文明人类的社会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凡人无论怎样蠢，总不会疑心到邮政电报有无设置的必要的，所以也决不会疑心到国际语有无设置的必要的。”这是一种“后五四”的世界语“祛魅”，在工具论的语言文字观念之下，将世界语等同于某一种具体的物质设施，以某一实用性为其合法性的全部内容。胡愈之还说道：“国际语决不想侵犯一切的国语和民族语，不但并不侵犯国语而且是补助国语的。人类的思想能够相互交通是全赖语言文字的，但是语言不同的人民相互交际时，还是和哑子一般，什么都不能了解，国际语的目的就只是弥补这一个缺点，除此以外国际语决不想干涉人民内部的生活。所以说国际语足以伤害民族的精神和特质，这譬如说邮政寄信足以伤害一般人谈话的能力，这是多么可笑啊！”应该说，这也是世界范围之中世界语者所持的基本态度，为此胡愈之还引用1905年在法国布洛涅举行的第一届“万国世界语大会”所通过的《世界语主义宣言》：“世界语主义是绝对中立的，绝不干涉人民的内部生活，也绝不想排斥现存的各种国语。世界语学者无论抱何种别的理想，信何种别的主义，都是私人的行动，与世界语主义无关。”如此看来，“五四”时期《新青年》之中世界语的倡导——试图以世界语来取代汉语、汉字的民族语文的做法——很有可能是世界范围的孤例，对于世界语发展的本身而言，也算是一段“歧路”吧。

巴金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一位著名的世界语者，毕生怀有对世界语的高度热情，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1980年，巴金参加了瑞典斯德哥尔摩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极大满足了自己的期待，“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同时，我们发现，巴金确认“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他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就与“五四”时期《新青年》世界语倡导者的立场迥异。此外，巴金还理想主义地憧憬着世界语在本体意义上的成熟——“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贫乏变为丰富、更丰富……而且积累起它的文化遗产。”

结语

1922年5月，周作人被推为北京世界语学会会长，他在同年9月却说道：“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的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我现在仍然看重世界语，但只希望用他作为第二国语，至于第一国语仍然只能用那运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遗的言语；我们对于他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修改或扩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张……”郜元宝赞同周作人这一观点：“这种解释毋宁是不解释，而不解释对于语言问题来说往往是最高的解释，因为人实在没有能力解释自己何以要操用这种语言，何以要托生这个语言的国度的奥秘。这种不解释的解释否定了现代人道主义哲学与知识谱系所提供的似是而非的一切解释，而此大胆否定并非倚仗蛮横之力，乃是一个中国人对本国言语自信而诚实的告白，避免了随时可以和主体脱离的工具论的语言把握，抵达朴素的将思想语言打成一片的生存论或本体论的认知。”我们也可以摹仿说来，郜元宝这一阐释毋宁是不阐释，并为此类的问题“绝对”而存在主义式地划上了一个“句号”，因为“命运”确是无法辨析的，而存在者存在着，存在无法被定义与言说。

时至今日，中国既有语言文字体系在其现代境遇之中，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汉语、汉字在不断发生着“凤凰涅槃”，其根本地位却是相当的稳固，它们并没有成为“现代中国”的外部障碍物，反倒是成为其有机而内在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汉语、汉字似也很难会再遭遇整体性的挑战——不少的“五四”新文化阵营中人实在是低估了汉语、汉字在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之中的适应力与生命力。对于“五四”时期《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我们并非是以成败论英雄，也承认钱玄同自谓“我的意思，以为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文字，无论习惯的，人造的，但看学了哪一种文字可以看得到‘做“人”的好书’，可以表示二十世纪人类的思想事物。看定了一种，我们便该学这一种，采用这一种。因为我们想做‘人’，我们也是二十世界人类的一部分”。在清末民初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巨大实验室之中，自有其心路历程与文化逻辑，也有着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性语言文字主体作为背景与依托。概括说来，钱玄同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及其语言载体的纯然的文化想象，构成了其语言文字探索在思想层面的全部内容，而它无疑也是钱玄同包括世界语在内对中国语言文字现代时期变革思考的内驱力。但是，毕竟再浓烈的情感与信仰也不能替代社会现实，对理想世界的乌托邦追求也不能成为一种绝对的强制理由。在1920年代，钱玄同大概也看清了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转而倡导起曾经反对的国语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了。或许，我们能够极端一点说，钱玄同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上，与其说是在倡导世界语，还不如说为了满足对于某种中国现代文化的想象，世界语只是依附于其上，并无独立的地位，在觉得没有必要之时，就可以置换与淘汰，而且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今之我辈，由于时代使然，不会再有“五四”先辈那般的“自信”，能够以绝对而清晰的价值观念来划分“现代”与“前现代”，并建构起一个与“现代”截然对立而且负面的“传统”形象，由此在一种对抗性关系之中赋予“新”——诸如世界语——以无远弗界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其在一种进化思维之中走向了“进步”，完成了“现代”的型构。此外，由“五四”时期《新青年》世界语的讨论，还能够反映出“五四”语言文字变革空间已经产生某种定型性的成果，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选项显然就水落石出了。这即是说，由“五四”时期《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也折射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现代白话文道路在“五四”时期已然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