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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读者来说，普希金的诗歌中，最熟悉的莫过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可是读了王蒙的新长篇《笑的风》（作家出版社）之后，才似乎对这首诗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什么样的生活欺骗了你？假如欺骗了你，能否一笑而过？“笑的风”既符合小说主人公傅大成的个性，也符合王蒙的性情，有气势昂扬的斗志，也有云淡风清的洒脱。小说既有横跨六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又有从鱼鳖村到小镇到世界各地的空间跨度。既有宏阔的格局和视野，又承载了历史和现实的厚度，读来却很轻松，正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笑的风》超越了《青春万岁》的激越，也超越了《活动变人形》的决绝，是对历史的抚摸和吟唱，更是清明和超越。评论家孟繁华认为，《笑的风》写的是时代之风，是作家心灵的自由之风。

《笑的风》王蒙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定价：48.00元（精装）

中华读书报：《笑的风》看得特别过瘾。虽然并没有经历过，可是读来却感觉写得那么真实！爱情那么纯洁，傅大成是“陈世美”，抛弃发妻白甜美，追求所谓精神的契合，可是他后来对于发妻的思念、忏悔也令人感动；他对白甜美和子女的伤害，是不可原谅的，可是他对于爱情的理想主义，对于感情生活的不将就，又让人心生敬意。看完觉得他是知识分子中很具典型的代表，他的又懦弱又勇敢的追求，又妥协又努力的挣扎，太丰富太真实了！虽然您也在小说中提到“小说家最反感的事情是阅读人的对号入座。”但看完还是忍不住要问：这个人物有原型吗？写作《笑的风》的缘由是什么？

王蒙：五四以来，有许多作品，讲封建包办的婚姻的不合理，追求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婚姻，我深深为之感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是激起中国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根据之一。但我也看到，反掉了封建包办，爱情与婚姻仍然多种多样，千变万化，有各种幸福甜蜜，也有各种苦恼变数。爱情怎样才算成功美满？怎样会有种种遗憾？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本来想进那间房子，结果进入了另一间另一间房子，命运、感恩、忏悔、糊涂、赞叹、微醺……这不可能不引起文学的关切。

自由的恋爱与婚姻，仍然有与生俱来的各种故事，各种酸甜苦辣，各种性格命运，各种道德困惑与智慧死角，更何况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飞速变化的地域呢？

中华读书报：故事并不复杂，却以随处可见的各种时代符号，折射社会变迁。作为故事中出现的“王蒙”和讲故事的人，这种亲历的角色，是否使您对小说主人公多了一份关切和同情？您如何看待傅大成和他的爱情？

王蒙：我的人生经历，年事，使我一写到什么人物、 情节，各种历史与时代的浪花、记忆、感慨、怀恋、蹉跎、像风雨雷电一样地迎面扑来。没有办法，傅大成被结婚是昨天的中国的痕迹，他太窝囊了，我也替他憋了一口永远为之痛惜的恶气。但以白甜美的特色，她完全有可能获得大成的相当一部分心。尤其在政治运动中，白氏带来的是当时可能的安稳的好日子。生一场病，傅大成的男女之情、共同儿女的双亲之情外又加上了感恩之情，叫做恩爱之情。然而，改革开放给了大成、甜美、阿龙、阿凤一家以新可能，新的机遇，新的要求，新的“得而后知未得，富而后憾贫瘠，学而后知不足，愈而后知有病”。这也是发展中的新挑战新问题新麻烦吧。而杜小鹃的“历史”也留下了后遗症。不多说了，请看小说。

中华读书报：作家是什么？小说中借白甜美的口，评价“作家神经，蒙人，作家折腾人、坑人，作家败家，作家靠不住，作家还得罪人。老是犯错误，找倒霉、受处分。有了什么来着，你们叫文学，就没有了好日子……”是否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您的观点？当了一辈子作家，您眼中的作家是什么？

王蒙：当然，那不是我的观点。甜美是聪明杰出但终究缺少教育背景的新农民。我借机调侃一下，其实正反含义都有。横看成岭，纵成峰啊。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白甜美吗？她是传统的包办婚姻中的受害者，可她本身是没错的，甚至是完美的女性。您对她饱含同情的关注，是否也有更多的隐喻？

王蒙：人，国人，农村中埋没了多少人才，谁说得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勇敢地去奋斗，去创业，去恋爱，去劳动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更珍惜、善待与己的生命，青春，机遇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充分地去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的平台呢？

中华读书报：作为知识女性，杜小鹃有才华、有文化，对爱情大胆追求。可是缺乏同情心。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王蒙：杜小鹃比白甜美自信多了，两个人没有办法比较。说到杜小鹃，也还算善良，她看到大成与白甜美离异的痛苦，她当真说了 "要不，你还是回去吧" 做了同名的诗。

中华读书报：写这部作品，在小说技术上是否已不存在任何难度？比《人民文学》杂志多出的五万字，多在什么地方？

王蒙：主要是傅大成与杜小鹃二人婚后的生活，改革开放后的种种，极感亲切，但绝非一帆风顺的一切。有什么办法呢？旧事难忘，新事难全，有得就有失，有亲就有疏，而生活又是大江东去，新潮荡漾，百态千姿，为它鼓一百次掌也不会觉得手痛，为它（为己）哭两场，也很自然。

此小说越写越改越感动我自己的首先是，记忆的亲切与刻骨，历史的生动与兴致，时代的汹涌与奔腾，时间与空间的延长阔大的前所未有，视野的前所未有，各种情节的熟悉感沧桑感与百感交集，万言难尽。

中华读书报：《笑的风》的知识性无处不在，音乐、文学、政治甚至交通工具，您如何看待这些庞杂的知识在小说中的价值？

王蒙：是构建这个特殊的改革开放、大大开眼、拓宽生命与精神空间的时代与文学世界的需要，是欢呼与温习我们的经验的需要，也是老头儿顺手一拨拉的结果。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中华读书报：小说的大格局和大视野，自然与您的经历、胸襟、学养和见识等多方面有关，也与您举重若轻的驾驭有关。小说主人公是您熟悉的作家，且小说中出现了诸多我们熟悉的作家名字，包括陆文夫、邵燕祥、贾平凹以及天津大个子作家（一望而知是冯骥才）等等。写《笑的风》于您来说，还是相当轻松愉快的吧？

王蒙：我们经历了中国的太多的变化发展，世界的变化发展，对一个耄耋小说人来说，世界越来越小，历史越来越短，时代的符号俯拾即是，我自己也有符号性，我熟悉的人与事，我熟悉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都有了极刻骨的文学性，既 可以极大胆地据实写出背景来，又可以勇敢虚构畅想，构建出一个大大地延伸了时间空间的新世界，新视野，新格局，新笔墨。对于一个小说人，他当然是其乐无穷啊！

中华读书报：《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诚，留洋后接受了新式教育，他的精神世界醒了，但面对封建旧传统不知所措，在现实生活中迷惘、挣扎、无力、失败；《笑的风》中的傅大成，参加五四青年节征文获奖，成为“青年农民秀才”，一路高中、大学、工作，成为知名作家，在包办婚姻之后，又经历了婚外恋、离婚、再婚与晚年的二度离婚。从倪吾诚到傅大成，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探求，您有什么变化？

王蒙：一个是中华民国的故事，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处，当然。但又不是绝对的黑白比对，人生，爱情，家庭，毕竟不是通过简单的制度颠覆更迭来获得与创造一切的。

中华读书报：特别喜欢小说中出现的诗词。《只不过是想念你》《无法投递》等诗歌，都细细看了，还有大量现代诗词，都是您本人创作的吧？这些诗词，既符合人物性格特征，又丰满了小说的诗性。能谈谈您的诗歌？您的诗歌在小说中也是按捺不住出现的吗？

王蒙：越来越受《红楼梦》的影响，那里头有多少诗词歌赋啊。陆文夫说过，王蒙首先是诗人，其次是小说人，哪怕他说这个话里也有对我的小说的不够纯然小说的遗憾，但我不反对以上的话。诗情，是我写作的依据与享受，动力与生命。

中华读书报：《笑的风》是一次充满激情的写作，“笑的风”喻意丰富，您说过可以理解为“风送来的笑声，也可以说风笑了，也可能说笑乘风来，也可以说风本身是笑的”，但总体上，也是青春和爱情的写作。《青春万岁》之后的六十六年，您书写爱情依然这么富有激情、充满浪漫主义。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诗人（或作家）？

王蒙：是还没有过世的作家，是还活着的作家，是活得写得有滋有味的小说人，是对一切趣味盎然的那个王蒙。

中华读书报：有人说获奖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可是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创作状态依然活力四射。您的创作出现过什么变化吗？或者说，您的创作变化一般与什么有关？

王蒙：得各种奖都是快乐的，都受到鼓励。包括国内外的奖，我还在俄罗斯、澳门、日本的大学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也不亦乐乎，但对创作影响是零。同一时期，写不同的题材体裁，笔墨也不一样。生活经验多了，见识多了，写起来更加来劲，要写的内容乘着笑的大风（至少是五级）干脆滚滚而压上来了。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谈到“西柏林报应”，也谈到了“我必报应”。杜小鹃与儿子立德的相聚有个细节：再什么大厨做出来的菜也赶不上白甜美顺手一拨拉的白菜粉条……一边待着去吧！——看到傅大成对白甜美的手艺的怀念，又幽默又伤感，不禁哑然失笑。不论吃谁做的饭，傅大成的结论只有“白甜美万岁”。大成最后和小鹃离婚告老还乡，是否也体现了一种传统的“回归”，或者说“报应”？

王蒙：我的《活动变人形》日语译本，题名是“报应”。报应，是我写到一些有时间跨度的，有生老病死，有起起落落的故事时常常想起的一个词，这个词有它的严肃性，有它的通俗性，有它的形而上与开而下性的结合。报应一词，对我来说，与命运、人生、苦难与念想一样，令我肃然、凄然、也赫然、决然……它不是指某人某事，是指历史与全局。不是违反一人一事一情节，而是全部。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有着重号、变体等符号的引用，竟然觉得不可缺少，的确在阅读中起到了警示、强化等等作用。您在之前的小说中也这么在乎标点符号及文体的变化吗？

王蒙：过去我也在乎，但从来得不到编辑的同意，一付印，你的设想全部玩完。这次得到了陈晓帆责任编辑的支持，做成了。谢谢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