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1月初，赵丽宏老师向我推荐了左琴科的作品，1月17号，我从“多抓鱼”买回左琴科《幸福的钥匙》，译者正是我早已熟悉的戴骢先生，于是找齐了自己手头戴先生翻译的所有作品放在案头，计有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巴别尔的《红色轻骑兵》，以及五大本的《蒲宁文集》。翻阅着这些作品，就像是与久违的老朋友交谈，时常为译本的精妙之处所打动，阅读不单促使我揣摩原作者的构思、表达，同时在脑海里重构译者斟酌再三的样貌。作为一个曾经的英翻中译者，我深知翻译之难，翻译需要对两种文化的了然于胸，需要实现对两种文字的驾驭，面对着多重的考验，可就在2月13日我获知，戴骢先生于2月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不禁愕然良久。翻看他的译著，怀想戴先生在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感慨良多。

戴先生身上有一种执着、耐劳的精神，他原名戴际安，戴骢是笔名，取自“青骢马”之意。他曾说过，“青骢马”是一种很普通、很平凡的马，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他敬佩，名字当中用了这个字，就是希望自己在能够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也能发扬勤奋、吃苦的精神。事实上，戴先生一辈子勤勤恳恳，将自己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追求和志向。

戴骢先生1933年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外祖父都曾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中学时代的戴骢便经常接触俄罗斯文学，并萌生热爱之情，他1950年从华东军区外语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来长期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从事了一辈子的文学翻译。戴先生翻译的《金蔷薇》《哈扎尔辞典》《骑兵军》《阿赫玛托娃诗选》《贵族之家》《罗亭》等，以及系统主译的《蒲宁文集》《布尔加科夫文集》等译著，总量达数百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1987年的时候他为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曾经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表彰，2005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戴先生投身翻译得益于广泛深入的阅读，“文革”时期，他偶然在出版社资料室里看到蒲宁的短篇小说《中暑》和《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叹服于其细腻入微地触及人性的写法，写作风格与当时能够接触到的许多作品迥异，遂萌生了翻译的念头。翻译出自热爱，改革开放后，随着越来越多地阅读世界名著和俄语名著，戴先生在比较中确立了自己的翻译思路。他曾说只翻译自己愿意翻译的作品，只翻译他引为同类作家的作品，越是那些被人家损害、忽视和蔑视过的作家，他越是要翻译和研究，并且尽力译好。他钟情于蒲宁、左琴科、布尔加科夫和阿赫玛托娃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从中看到了这些作家对人类情感的挖掘，看到了他们对人性的真正探讨，作品中人类博大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令他流连忘返。

俄罗斯作家蒲宁著有大量的诗歌、游记及中短篇小说,另有长篇一部，曾因“继承俄国散文文学古典的传统，表现出精巧的艺术方法”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戴先生钟情于蒲宁作品的翻译长达30年之久，他主编主译的5卷本《蒲宁文集》，囊括了蒲宁重要的作品和唯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青春年华》，2005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文集前有戴先生一篇全面评述蒲宁文学成就的数万字前言，每卷之后都有他亲自撰写的“译后琐谈”，这些评论文字纵论蒲宁在不同文学领域的创作成就、文学界评价，畅谈自己的翻译心得。他认为，蒲宁以音乐家对声音的敏锐为其作品找到旋律感、节奏感和音乐感，从浩如烟海的词汇中为每一篇小说选择最动人、最富魅力的词汇。在蒲宁笔下，人物也好，自然界的景物也好，都富于色彩感和光感，而戴先生的翻译则在契合作品的风格方面作出了努力。他认为《阿尔谢尼耶夫的青春年华》这部长篇由艺术性的自传、回忆录、哲理性散文、抒情散文和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交融而成，内容充满人性的丰富性与情感的复杂性，是风格独树一帜的作品，戴先生同样通过翻译力图完美呈现其美学价值与认识价值。

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左琴科率真而充满挫折的一生使戴先生深深感动，他翻译左琴科就是为了向作家“那份自己保存完整的人格”的一种独特致敬。在翻译过程中，戴先生时常为左琴科跌宕起伏的遭遇而热泪盈眶。左琴科年轻时患有很严重的忧郁症，一度到了身心将近崩溃的边缘，后受巴甫洛夫神经反射学说的启发，对自己30岁前的生活经历逐段进行分析，最后终于找出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恐惧载体，《日出之前》记录的就是他这段心路历程。戴先生认为左琴科率先把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进文学创作，创立了 “科学文艺小说”。这部作品在前苏联很轰动，在国际上也得到公认，左琴科却因这部作品在国内遭到不公正迫害，当局宣布他与阿赫玛托娃为反动作家，进行全面批判，并开除作家协会会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琴科只得靠侄子一个人的“定量”生活。命运出现转机的时候他拒不“认错”，在人生暮年甚至靠做皮匠过日子。左琴科在坎坷命运面前表现的完整人格和独特性格令戴先生深深敬佩，他翻译的时候精益求精，倾注热情，力求完美，受到业界认可和称赞。戴先生翻译的巴别尔也受到大家好评，翻译家杨向荣说，戴先生的译文“硬朗活跳，铿铿锵锵，字字金贵，语感和生活互交相融，无情和有情兼备，真不可方物”，就是很好的例证。

戴先生工作起来很投入，很忘我，从来在写作和生活的条件方面不讲究。有段时间家里住房紧张，他就在厨房里翻译，他说战斗过无数次的地方——厨房间很亲切，因为厨房间很温暖，有热水器、有煤气灶。“灶头是很重要的。在俄文里面，灶头代表着家庭、代表着生活、代表着生产、代表着生命。要洗手很方便，喝茶，斜对面就是饮水机。一平米见方，这逼得我尽可能少地去找参考资料，也是发挥我潜力的办法。我真担心，别哪天把我从厨房间拉出去，我一本书也翻不出来。”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早已经传为翻译界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