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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抄录于《失明症漫记》（1995）扉页，出自于《箴言书》里的这句话，可谓他一生写作的自况。这本与加缪的《鼠疫》、笛福的《瘟疫年纪事》等一起，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屡屡谈论和阅读的小说，诚如萨拉马戈部分作品中文译者王渊所言，白色盲症明显是个隐喻，第一个失明者向医生描述症状时说更像是灯亮了，意味着其实这次失明给了原先在社会意义上看不见的人们，认清自我从而“看见”事实真相的机会。

某种意义上，萨拉马戈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教人重新学会“看见”，并在有所“看见”后让世界变得尽可能好一些。在谈到为何创作这部小说时，萨拉马戈坦言：“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毫不退缩地写出了一部如此冷酷无情的作品。我的回答如下：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却不是很好。我的小说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罢了。作为一个人和一名作家，我不愿不留下这个印记而离开人世。”

如其所愿，萨马拉戈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早在1992年，因不满当时葡萄牙政府禁止他的《致耶稣基督的福音》（1991）去竞争欧盟文学赛事阿里奥斯托奖的提名，萨拉马戈“主动”流放，和妻子皮拉尔·德尔里奥搬去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定居。2010年6月18日，萨拉马戈在此与世长辞。时任葡萄牙文化部长卡纳维利亚斯即刻搭乘航班前往，萨拉马戈的遗体于次日早晨运回葡萄牙。时任葡萄牙总统席尔瓦不吝赞词：“萨拉马戈将是我们的文学瑰宝，一代代人将记住和阅读他。”

萨拉马戈生前寄言，希望死后的墓志铭是“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而在他去世时，他的一份长篇讣闻写满了各种“反对”之词，像是对自己争议不断的后半生做结。但无论是葡萄牙政府，还是世界各国读者，都能领会到他“愤怒”和“反对”的良苦用心。萨拉马戈也选择了与祖国和解，最终魂归故乡。今年是萨拉马戈逝世十周年，我们依然在寻求着他深邃而又充满深情的审视与“看见”。

失明与看见，隐喻人类文明的真实境况

事实上，早在奠定其在葡萄牙文坛“大师”地位的成名作 《修道院纪事》（1982）里，萨拉马戈就演绎了“看见”的主题。女主人公“七个月亮”布里蒙达拥有看透事物表面的能力，她和独手士兵巴尔塔萨尔在一起后，为了不透视他的身体，每天早上醒来先闭眼吃面包以暂时失去这一特异功能。以王渊的理解，萨拉马戈赋予面包这一特性，是因为作为西方饮食文化中的主食，面包的普遍性可以暗示“看见”的能力只属于少数，绝大多数人虽然眼睛功能完好，实则与盲人无异。

当然，这部具有魔幻风格的作品，也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揭示出自由意志的可贵。小说以三重奏形式讲了三个故事：一是，国王若奥五世劳民伤财，以举国之力建造大修道院；二是，洛伦索神父为逃避宗教裁判所迫害，谋造飞行器“大鸟”上天；三是，巴尔塔萨尔与布里蒙达相爱，并助神父研制飞行器。布里蒙达认为，她通过收集人类的意志帮助神父完成飞天梦想。飞行器终于上了天，后来却出了误飞事故，致使爱侣分离，在遍历人间恶行之后，肉身成灰，而灵魂永聚。

如果说萨拉马戈写《修道院纪事》，是以18世纪葡萄牙国王为得子嗣还愿而大兴土木修建马芙拉修道院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写《失明症漫记》则虽然可以看成是他经历过的某种困境的一种反响，他右眼的视网膜曾经脱落过，后来左眼又患过白内障，但主要还是源于突然闪入他脑海里的一个想法。萨拉马戈也确乎如有论者所言，擅长揪住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某个念头，再将那些宏大的主题注入其中，微缩成寓言般的故事，以精湛的手法将之描写出来。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萨拉马戈回忆说，我当时在一家餐馆里，等着我的午餐，突然地、没有任何预兆地，我想到，如果我们都是盲人的话，那一切会变得怎么样呢？

在小说里，一位司机发现自己瞎了以后，一位路人送他回家，却被传染上失明的怪疾。眼科医生成了第三个牺牲品。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而在故事最后，人们纷纷复明时，医生对唯一没有在这场灾难中失明的妻子说，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随后，医生的妻子却陷入恐慌，害怕现在轮到自己失明了。而她的恐惧，在小说续篇《复明症漫记》（2004）里得了印证。首都居民因对现状不满，在选举中大量投下空白选票，引起当局恐慌，政府撤离后将首都封锁。由于四年前第一个失明者的告密，当局得知医生妻子是惟一未曾失明的人，因此派三名警察潜回首都进行调查。当妻子被警察带走时，医生质问：“还能有什么比你现在做的更加令人反感的呢？”警察回答说：“啊，有，有，你想不到，马上就有。”这大概能反映出萨拉马戈的洞见：在群盲的社会中个人的复明是多渺小。

诚如瑞典学院在诺贝尔奖授奖辞对萨拉马戈的精粹评价：“他那为想象、同情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触动着我们，使我们能再次体悟难以捉摸的现实。”萨拉马戈以人类的盲目、理智的盲目、狂妄的盲目、蒙昧的盲目、自以为掌握一切的盲目，深刻隐喻了人类文明的真实境况。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失明症漫记》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

想象与命名，造一个充满新意的天地

萨拉马戈的这一说辞，我们更可以在隐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虽然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很少能读到“假如”或“假设”这样的字眼，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围绕从理论上看合乎情理，现实生活中却不太可能发生的“假设”展开的。

从逻辑上显得无可争辩的《石筏》（1986），就源于萨拉马戈对未来的假设：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沿比利牛斯山脉与大陆断裂，脱离了欧洲，滑入大西洋，径直向语言同宗的南美大陆漂移而去，结果漂到中途，便撞上了亚速尔群岛。而迁徙的人群中一名妇女遇到了一条石船，便是小说充满象征寓意的书名的由来。《里斯本围城史》（1989），则是基于另一种假设：作品中的校对员，将一本反对摩尔人的解放战争的书里所有的“是”改成了“不”，里斯本围城事件的历史就被彻底改变了。在《死亡间歇》（2005）中，萨拉马戈异想天开“假设”死神决定罢工，结果世界大乱。医院人满为患，人们老得不能再老，但就是死不了，整个养老金系统也因此濒于崩溃，政府面临破产，于是教会出马，请求死神重新上岗。“最后，我们发现，生的唯一条件，就是死。”萨拉马戈写道。

如此“假设”，虽然已经够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了，但这在一些异想天开之人那里或许还不觉得那么意外。萨拉马戈也确实从来都把写作看成是寻常之事。他承认自己有写作方面的才能，却反对将这种才能神秘化。于他而言，写作、讲故事就如同做椅子。他只是想把椅子做得更结实更漂亮更艺术。在《大象旅行记》（2008）里，萨拉马戈讲述了16世纪一头名叫萨洛芒的印度大象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到奥地利旅行的故事。小说的灵感则来自他去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一次旅行，当时他到一家名叫“大象”的餐馆吃饭，在那里听说16世纪葡萄牙国王曾将一头大象作为礼物送给奥地利。而类似的故事，我们寻常之人或许也会听说，并且也会在一闪念间设想，如果把这些道听途说写成小说或许挺有意思。

以此看，萨拉马戈最让读者惊异的，还是他异乎寻常的叙述能力。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有着众多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的长句子。他抹除叙述与对话的界限，甚至尽可能地剔除了标点，文中只有逗号和句号，叙述当中对话仅用逗号隔开，其他常用标点符号一律没有。而人物对话与小说叙事似乎无缝相连，宛如内心独白。以作家徐则臣的理解，萨拉马戈模糊了叙述和对话的界限，反倒扩大了句词的功能。“当一句话既可以被理解为常规叙述，又可以被当成对话之一时，它的含混和复杂油然而生。很可能也是在节省标点的启发下，萨拉马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推进故事的方式：虚拟的将来时及对话。”而更重要的是，在萨拉马戈的小说里，荒诞和神奇被细致地描写得合情合理，而一切难以置信的现象亦如有论者所说，均被奇妙地融于日常生活里最普通不过的事物之中。

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对小说世界的“认证”：就小说而言，它的真实完全取决于该书自成一体的那个天地。一个善于创新的作者总是创造一个充满新意的天地。纳博科夫还说：“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体现在《双生》（2002）里，主人公阿丰索在电影中看到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演员克拉罗，他最后找到了这个人，并和对方完成了身份互换。在创造了这样一个“真实”后，萨拉马戈又继续创造它的“必然后果”：在小说最后，有个人打通了阿丰索的电话，宣称自己和他长得一样，故事由此进入循环，生活再一次被瓦解。如果说在《里斯本围城史》里，萨拉马戈质疑了历史的真实性，甚而至于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的虚构，他在这里则质疑了生命的真实性，生命是如此虚无缥缈。

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对萨拉马戈的评价是：“他那极具说服力的想象震撼人心，让读者深刻意识到，人类社会竟是如此脆弱、荒诞。”而萨拉马戈的想象极具说服力，却不在于我们常说的，人物一旦活动起来，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在于他确保每本书按他所想的方式写出来。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他说，他并不相信那种每个角色都独立存在着而作家只是跟随着他们这样的观点。那些角色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以不知道自己被控制了的方式，被控制在作家的手里。“他们享受着自由和独立的幻象，却无法前往那些我不希望他们去的地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我必须拉紧线并告诉他们,我才是掌控着一切的人。”

或许，这能部分解释何以萨拉马戈笔下的人物，很少拥有自己的名字。在《失明症漫记》里，我们找不到一个人名。而在《所有的名字》（1997）这部旨在为众生、为“所有的名字”的小说里，也只有主人公若泽先生一人有幸享有名字，但却没有姓氏。其余人物如果说有命名，也只有能代表他们的身份：助理书记员、注册官、陌生女子、医生、药剂师、校长、公墓雇员等等。以徐则臣的猜想，或许在萨马拉戈看来，有了确切的名姓你只是你自己，取消了命名你则可能是所有人。“当萨拉马戈克制住对人物命名的欲望时，他更像若泽先生与之展开过多次深刻对话的天花板，不管我们看没看见它，它都在，它悲悯地把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所有人——男人女人，活人死人，都看在眼里。”

针砭与思考，对人世充满怜悯之情

倘是以萨拉马戈式反讽观之，人物都没有名字才会是“所有的名字”。而萨马拉戈这个流传于世的名字，本是出于一种误读，他原名若泽·德·索萨，1922年11月16日生于一个赤贫农民家中，“萨拉马戈”意为野萝卜，是村民们拿来取笑他们家的绰号，却被村执事误写入他的出生证明，也就从此将错就错了。

萨拉马戈年少时读不起普通中学，12岁就进技校半工半读，毕业后他替人修车，开锁，后全凭自学成才，以翻译和写专栏起家，跻身报界。萨拉马戈写的专栏，曾先后结集成《这个世界和另外的世界》《旅行者的行李》《曾这样认为》和《札记》出版。他曾不无感慨地表示：“这些专栏文章可能比我后来的作品更能说明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情感、我对事物的感受和我对世界的理解。”这些专栏文字，也在某种意义上为他后来写小说做了准备。在这些文字里，萨拉马戈将触觉伸向社会各个层面，观点犀利又具有人道主义关怀。而追本溯源，他的关注与关怀，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他外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虽然不识字，却懂得许多人世间的道理，并给他讲很多故事。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词中，他提到了外公、外婆在辞世前的场景：外公走遍自家的园地，哭着拥抱每一棵树；而外婆则独自坐在简陋的房屋前，望着星空说：“这个世界多么美丽啊，遗憾的是我就要死了。”

显而易见，在萨拉马戈外公的意识里，那些树木都是有生命的，哪怕它们无名无姓，毕竟也像亲人朋友般伴他走过了一生。以书评人侯健的推测，萨拉马戈从劳碌一生的外公身上又一次看到了故事的力量，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和那些树木一样没有名字，也大概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是群体性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所有人。 （下转第5版）

（上接第2版）而外婆临终前的那句“遗憾”也深深震撼了萨马拉戈，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自然美好，但人的表现却有违人意，他曾不无痛心地指出，动物也会杀死同类，但唯一会用尽手段折磨同类的则只有人类。侯健以他的《洞穴》（2000）一书为例表示，在这本小说中，和女儿、女婿一同生活的老陶工因为城市中被称作“中心”的建筑接连发布的消息而失去了谋生的可能，“中心”象征着权力，而权力可以在眨眼间掠走普通人的财富，不会有丝毫的怜悯。

但萨拉马戈在观察人类弊病时抱有一份冷静和愤怒的同时，却对人世充满怜悯之情。这使得他日后成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介入型作家，他后来加入葡萄牙共产党，包括专注于写作，也未尝不是包含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用意，虽然生活并不总是那么善待他。1975年4月25日，年过五旬的萨拉马戈，因为时局的原因，被清除出了报业，转而发愤从文。1980年，他完成第二本小说《从地上站起来》，以新秀的姿态登上文坛，此时距他处女作《罪恶的大地》出版，已过了33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萨拉马戈除写专栏之外，他只是于1966年动笔写了一本诗集《可能的诗歌》，并在四年后出版第二部诗集《或许是欢乐》。

萨拉马戈晚年因《修道院纪事》一书成名，很多时候被当成大器晚成的典范。虽然被问到“怎么看你的生活中一切都姗姗来迟”时，萨拉马戈回答说，人生实在太短暂，我们应该一直学习到50岁，然后才开始工作。然后再写上十几年，当然这需要头脑依然清醒。但实际上，萨拉马戈直到晚年才重拾文学梦，也是因为早年遭受了不小的挫折。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以里斯本一座公寓楼为故事背景，写过一部小说《天窗》。他怀着对文学的“所有梦想”写完了此书，然后托朋友，找关系，将手稿送入一家葡萄牙出版社，未获出版，手稿也不知所终。一直到1989年，他已经成为了葡萄牙最知名和最畅销的当代作家，出版社突然打来电话，说刚搬完家，期间喜获《天窗》的手稿，问他是否同意小说还由他们来出版。萨拉马戈断然拒绝，要回手稿，并宣布有生之年不出此书。小说最终于萨拉马戈去世两年后，即2012年由阿尔法瓜拉出版社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全面推出。若泽·萨拉马戈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萨拉马戈当初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根源在于作者没有得到尊敬。”

而萨拉马戈晚年的写作，把葡萄牙语的文学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并且如诗人胡续冬所说，他在写作中吸纳和化用历代葡语文学经典的能力，也激活了读者们对葡语文学光荣传统的体认。萨拉马戈常常有意让自己的写作与路易斯·德·卡蒙斯等葡语文学前辈发生互文性关联，其中以他出版于1984年的小说《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辞世不久，他的异名者之一，医生兼诗人里卡尔多·雷耶斯远涉重洋，从里约热内卢回到里斯本，却不事医务本行，而是天天住在小旅馆里，看看报纸散散步，坐着有轨电车到处溜达，像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一样在里斯本闲逛。他去拜访佩索阿的坟墓，佩索阿也时不时从坟墓里跑出来找雷耶斯闲聊。后来，和佩索阿聊着聊着，雷耶斯突然站起来，穿上外套，平静地跟着幽灵态的佩索阿一起走进了坟墓。如胡续冬所言，这部小说体现了萨拉马戈高超的“史料魔法”，它又被视为二十世纪“元文学”，展现了萨拉马戈把写作变为“虚构的二次方”的能力，通过对作家及其创造物的再创造，萨拉马戈拓宽了文学的迷宫。

与此同时，在小说里，萨拉马戈让雷耶斯在闲逛中见证了佩索阿生前没有看到的剧变：即将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德国对中欧的觊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借助于雷耶斯的“看见”，萨拉马戈恰如侯健所说，思考了结束独裁统治后的葡萄牙前行的道路。这种介入态度亦可以从他本人的话中得到印证。他说：“我认为只当见证者而不去记住什么的话是无意义的，只有参与才会让记忆驻足，因为只有你见证了、参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同时那件事又是重要且有价值的话，你才会永远无法忘记它。”

2006年，萨拉马戈出版了童年回忆录《小记忆》。他说：“成年人写关于自己成年时光的回忆录时似乎总是想要表达这样一种想法：‘快来瞧瞧我有多么重要’。而我的回忆录却只写童年，而且我在写它时仍然感觉自己还是那个男孩；我希望读者能了解如今的我从何而来。”但他同时也预感到了大限将至，尽管在这本回忆录之后，他还出版了《大象旅行记》和对《旧约》进行颠覆式解读的《该隐》（2009）。他说：“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了有限性，这很不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小的、无意义的……得了诺贝尔奖又如何？”

在萨拉马戈的最后岁月里，他一直在更新个人博客“萨拉马戈的笔记本”，他亲自更新的最后一篇日志写于2010年2月，探讨了法律与正义的问题；而由他授权萨拉马戈基金会每日更新的博客“萨拉马戈另外的笔记本”，更新则停留在他去世前半个小时，这篇最后的博客里，萨拉马戈仍在呼吁：“我们缺的是反省、思考，我们缺乏思想的劳作，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理念，我们就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