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黑人作家协会

因美国非裔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使得相关图书销量大涨。但在批判别人的同时，出版业内部是否同样存在对待黑人作家不公平的现象？

英国黑人作家坎迪丝·卡蒂-威廉斯在出版行业工作了七年，她现在决定站出来发声。在她看来，这个行业本身就有一定的“封闭性”，对于没有出版经验的新手作家来说，甚至都不知道“出版申请”由哪些部分构成，或是应该寄送到何处。整个环节中至关重要的出版经纪人在进行选择时，往往带着自己的偏好，有时甚至是局限，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在这个圈子里的作者。虽然过去也有黑人作家的作品出版，但毕竟只占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且根本不可能一次性推出很多黑人作家。

同时，黑人作家还会被要求在作品中增加白人或种族主义者的角色。

近日，100多位黑人作家在英国成立“黑人作家协会”（Black Writers’ Guild [BWG]），其中包括布克奖的获得者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本杰明·泽凡尼亚（Benjamin Zephaniah）和玛洛丽·布莱克曼（Malorie Blackman）。他们向包括企鹅兰登书屋和麦克米伦在内的五家大型出版公司发表了公开信。

伯纳德·埃瓦里斯托、本杰明·泽凡尼亚和玛洛丽·布莱克曼

在这封公开信中，他们要求出版商公布关于黑人作家的相关数据，比如有多少黑人作家进行申请，而最终获得出版的又有多少。他们还建议出版商雇佣更多的黑人员工，包括编委会、市场营销、发行等部门，以便能够发现更多非裔新人作家。同时这还因为黑人作家的作品往往会被编辑和营销部门误读。

“小说的衰落”时代

约翰·沃特斯在今年3月份发表了对于约瑟夫·博图姆的《小说的衰落》的书评。小说的兴起被认为是新教灵魂救赎的文本形式，在很多意义上看，新教和小说的叙述都共享着相似的东西，比如主体，又比如追寻。但是在越来越相信理性和自我的时代，灵魂的救赎反倒成了一个并不主流的形式。但小说的不同在于，它并没有像宗教那样完全地被压制或者被取代。小说的叙事形式分散在诸多的形态中：传记、剧本、类型小说等，它们至今也只能作为小说的子集而存在。或许改变的还有更多，我们的“福克纳们”和“村上春树们”似乎再也无法与“狄更斯们”一较高下，前者和后者代表了不同的东西。曾经和文学结合的很好的教育已经和文学决裂了，没有人在饭桌上谈论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作品，文学的根须已经从公共生活中拔起。在今天，文学已经变成一个一旦完成就已作古的东西了。正如博图姆所说，当前文化缺少一种对自身的必要的确信，时间的存在被瞬间的存在替代了，沉思被肤浅替代了。虽然小说没有死亡，但是没有人知道结局究竟是什么？或许作家们早已经有属于自己的答案。乔纳森·弗兰岑在答复唐·德里罗的信中提到，“作家领路，而非屈从……背景缩小了，但强度反而提升了……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成为某种次文化的亡命英雄，而主要是为了拯救自己，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存活下去。”

在疫情之后，旅居伦敦的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封锁期间，完成了《我的奋斗》之后的首部小说《晨星》（Morgen⁃stjernen）的收尾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卑尔根，教授阿尔内、艺术家托弗、司机埃伊尔、祭司卡特琳、记者约斯泰因和助理护士蒂丽德同时发现了天上的一颗巨星，而他们又各自面对彼此间错综的关系和自己的生活困境。“慢慢地，对新闻的兴趣平息了，生活重又继续，但毕竟不同以往，因为不寻常的现象，开始在人类生存的边缘发生。”克瑙斯高告诉《世界之路报》，“在疫情期间，我的工作时间已大大缩短，可是专注的程度反而增强了，所以进展顺利……伦敦疫情的死亡数字、空寂的街道、商店里的口罩和手套，创造出了一种奇异的气氛，也许已经以某种方式渗入了我的小说。”

另一本新作《耶稣之死》来自定居澳洲的作家库切。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耶稣三部曲的完结，前两部为《耶稣的童年》(2013)、《耶稣的学生时代》(2016)。在一个贫瘠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西班牙语乌托邦，来历不明的大卫带着一封信抵达了这里，同为难民的西蒙领养了他，他们都是没有名字的，“我们用的名字都是那儿的人给我们取的，但是我们就算叫数字也没关系。数字，名字——这些都是任意的，随便取，一样无足轻重。”他们来到“诺维亚”，一个提供优越的社会主义福利和良好生活的地方，后来因为大卫被学校拒收，他们偷偷溜了出去。就像欧茨所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提供意义和寻找意义的寓言，但它真的并不卡夫卡，它是通往胜利的。伴随着耶稣三部曲，库切走向了他自己的晚期风格，在各个方面都极尽简约，这或许也是因为他曾经做过程序员。在《耶稣之死》的一段对话中，库切为我们展现了何谓希望。“西蒙说：‘……阅读……意味着要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你希望的样子。’……‘为什么？’大卫说……‘事情不一定是真实的，’大卫后来说，‘这就是你不喜欢唐吉诃德的原因。你认为他不是真的。’”

诗歌的两种形态：Ins诗歌、非裔音乐诗学

在当下的诗歌形态中，Ins诗歌是最引人注目的，尽管它似乎已经逾越了诗歌的范畴。Ins诗歌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Ins诗歌几乎是非诗歌的，但它又为当下的日常提供了一种颇有活力的叙述。《伦敦书评》 Vol.42 No.10刊发有克莱尔·巴克内尔的《Ins诗歌》（Instapoetry）一文。Ins诗歌是极简主义世界的一员，它的诗行没有大写，几乎没有标点，几乎没有韵律，很难说这种形式继承了e.e.卡明斯的某些智性诗歌。Ins诗歌是全媒体时代的产物，露比·考尔、伊莎·戴利-沃德、克里奥·韦德、朗·利维、阿曼达·洛夫莱斯、查理·考克斯、阿提库斯赚取了大量的粉丝，但读者主要的态度并非褒扬，而是隔着屏幕的窥私式的把玩。最著名的是露比·考尔，她的《牛奶与蜂蜜》和《太阳和她的花朵》都是畅销榜的宠儿，她最著名的诗歌是“如果你于自己并不完满/你将永远不完满/于他人”。Ins诗歌是即时的、一次性的、对撞性质的，它充满星星和女性身体，它被特朗普、MeToo运动的幽灵笼罩着。归根结底，Ins诗歌是不自由的，它是破碎的时代之瓮，离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文学相去甚远。

另一个主要的诗歌形态很难被定义，它是富有音乐性的，具有生命感的，其中大部分诗人都是非裔。这次选择杰里科·布朗、纳撒尼尔·麦克基先做介绍。今年普利策诗歌奖颁给了杰里科·布朗的《传统》（The Tradition），这是一份黑人和死亡的目录。在这本诗集中，他写道“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说，黑暗。我还活着。”布朗在21岁快上研究生的时候，爱上了诗歌，成为诗人，他的处女作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卡明斯基称他的诗歌不是书生气的，而是鲜活的，气势磅礴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关于这一点，兰金表示了认同，她称其有着“毁灭性的天才”。他创造了被他称作对体（duplex）的诗歌形式，这是十四行诗、加扎勒和布鲁斯的结合。目前他在一所大学负责创意写作项目。

《巴黎书评》“诗歌的艺术”系列第107期刊发了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纳撒尼尔·麦克基的访谈。麦克基将自己看作是爵士诗人，或许也是迄今为止最接近爵士乐的诗人，“语言的音乐，而非声音的，它是意味与暗示，是微妙的，颤动的”。当他说“爵士乐有着巨大的耳朵”的时候，他说的是他可以写出爵士乐。在大学毕业后，麦克基做了很多年的DJ，做了Tanganyika Strut节目，该节目传播爵士乐和世界音乐。在诗作“Mu”系列中，麦克基吹奏了一种被取消的黑人的呼吸，以更具体而深入的方式，坚持了黑色的呼吸，“虽然我们无法呼吸，但是我们吹奏了”。在这里，他延续了奥尔森、克里利、巴拉卡、金斯伯格以及黑人音乐的诗学，并抵达了当代的黑人境况和不确定的生活处境。这就是麦克基的诗歌，它总是音乐的，总是无目的地的。在这篇访谈中，他提到现代主义尤其是先锋派是一种小圈子的行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这个事实。

八十天，八十本书环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80 Books）

2020年美国疫情爆发后，哈佛大学在学期中停了课，这是其建校后第一次在学期中停课。大卫·丹穆若什 （David Damrosch）从马斯喀特返回纽约布鲁克林，随即取消了飞往东京、芝加哥、贝尔格莱德、哥本哈根、海德堡的行程。他萌生了环球旅行的想法，做一个儒勒·凡尔纳、泽维亚·德·梅斯的想象中的旅行的阅读版，只不过没有热气球、也没有情欲故事。丹穆若什是哈佛比较文学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世界文学，他的研究方法无疑是远观而非细察的。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他将世界文学想象成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1968年他在接触《项狄传》之后，进入世界文学的世界——在通俗层面，它有哈利波特和埃莱娜·费兰特 ；在经典层面，它有福克纳和但丁；在超经典层面，它有《诗经》《波波儿乌》——它几乎是当下唯一一个超出当下人文研究范式的学科领域，尽管它从未真正释放自己的美与能量。

“八十天，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从5月10日开始，到8月31日为止，以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5月11日）开篇，以托尔金的《指环王》（8月28日）终篇，每周五篇为一个城市/主题。丹穆若什预定的路线是：伦敦、巴黎、克拉科夫、威尼斯—佛罗伦萨、开罗、刚果、耶路撒冷、设拉子、加尔各答、东京—京都、上海—北京、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危地马拉、瓜德罗普岛、纽约、巴尔港。这份世界文学研究项目有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德语、中文同步翻译。

然而，这个项目很难令读者产生“倾心吧，读者，你将心生喜悦”的感觉。总体说来，它更像是一个个人实验作品，它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世界文学的简易方程：任何文学都必然是世界文学，文学也必然在世界文学之上生长。我从中选择几个主题作为补叙之用。在“开罗：无尽的故事”的主题下有《新王国的恋曲》《一千零一夜》、马哈福兹、帕慕克、约哈·阿尔哈西；在“耶路撒冷：陌生之地的陌生者”的主题下有《摩西五经》、大卫·格罗斯曼、D. A. 米夏尼、埃米尔·哈比比、阿多尼斯；在“设拉子：沙漠里的玫瑰”的主题下有哈菲兹、迦利布、玛嘉·莎塔碧、沙哈里亚尔·曼达尼布尔、阿哈·沙希德·阿里；在“东京—京都：东方里的西方”的主题下有樋口一叶、紫式部、松尾芭蕉、詹姆士·梅利尔、村上春树；在“上海—北京：通向西方”的主题下有吴承恩、杜甫、鲁迅、张爱玲、莫言；在“里约热内卢：乌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的主题下有莫尔、伏尔泰、博尔赫斯、李斯佩克朵、皮扎尼克；在“瓜德罗普：岛屿诗歌”的主题下有沃尔科特、乔伊斯、荷马、阿特伍德、尤迪特·沙朗斯基。这些写作方案和研究主题并没有突破现有的世界文学研究框架。它穿过时间，但没有捕获时间，这或许是所有文字所需要面对的问题。美妙之处在于丹穆若什总是能找到一种互文的、光谱式的方式来解读或者曲解一位作家，而这是我们理解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一个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