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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三周 第二天

布拉格 弗朗茨·卡夫卡《变形记及其他故事》

弗朗茨·卡夫卡

我们前面聊到好几位作家，如玛格丽特·杜拉斯、乔治·佩雷克和普里莫·莱维等等，他们早年生活经历在其作品里一再重写。今天我们聊一聊弗朗茨·卡夫卡——一位常常在作品中想象自己死亡的作家。

在卡夫卡所有作品里，以他为原型的人物无一例外都在故事结局时死去：《判决》（The Judgment）中的格奥尔格·贝登曼（Georg Bendemann）被他父亲判了死刑；《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的结局是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死去了，终于让他的家人得以解脱；约瑟夫·K（Joseph K）在小说《审判》（The Trials）的最后像狗一样被杀；卡夫卡于1924年6月去世，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创作的小说《女歌手约瑟芬》（Josephine the Singer）里，以他为原型的人物还是难逃厄运。如果把卡夫卡的全部创作视为谋杀悬疑系列作品，我们唯一的疑惑大概只有：谁，还不是凶手？！

这些人物的死和德国纳粹并无干系。1924年卡夫卡辞世，那时候的希特勒正值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精心策划的躁动一时的啤酒馆政变以失败告终，以致身陷囹圄，正在狱中写他的《我的奋斗》，对自己何时能执掌大权并无把握。毕其一生，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一直都受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的影响，同时交织着他的家人和他自己心智状态的诸多关联。“我和犹太人能有什么共通之处？我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我甚至在自己身上看不到什么恒常不变的东西”，这是卡夫卡在日记里的告白，言辞相当激烈。

有了后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寰惨剧，我们回过头来读卡夫卡的作品，就能强烈感受到他作品中所预示的欧洲文化与政治之风向，甚至从卡夫卡家人的遭遇就能领略一二：他的三个姐妹（见下图）都被纳粹德军杀害：两个姐姐艾丽（Elli）和瓦丽（Valli）被德军驱逐至罗兹（Lodz）的贫民窟，并在那里遇害；他最喜欢的妹妹奥迪丽（Ottilie）被德军送到特雷津集中营（Theresienstadt），1943年10月德军要将一批儿童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奥迪丽自愿护送儿童，在她和儿童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三天，他们全部被纳粹屠杀。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论文《讲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中说：“是死亡给了讲故事的人讲述世间万物的可能……只有死亡才能凸显小说人物生命之意义，这也是如何能最好呈现小说人物本质之关键。”本雅明认为，让读者在阅读中遭遇小说人物是件好事：“吸引读者去读一本小说的，正是读者内在的对阅读死亡的诉求——小说人物之死可以抚慰读者生活中的不幸”，然而，卡夫卡死后，他最心爱的妹妹奥迪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光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百三十万和奥迪丽一样无辜的人们惨遭屠杀！我们再读卡夫卡，他小说中那么多人物的死去（或者说他一再虚构的自己的死境）又到底能给我们多少抚慰呢？！

和普利莫·莱维的创作类似，卡夫卡的作品也有对那些足以撕裂一个家庭、国家，甚至一种文明的破坏力的多重和多面的描述，但他的作品中还有与这种破坏力迥异的因素——卡夫卡的作品里有清晰的理想，充满人性，且不乏讽刺幽默——这些因素让人即使在最暗黑的时候也能变得坚韧，直面苦难。1910年卡夫卡完成小说《判决》，小说里的父亲是一个压迫者，卡夫卡对其刻画是平面的，缺乏深度；但他很快就能深度地刻画小说人物，对人物的理解也多元了。在创作于1915年的《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萨姆沙需要苦苦支撑，负起养家的重担，但他也同时掌控了全家人。格里高尔心底里是不愿意揽上替父还债的义务——小说中，“债务”用的是一个德语词Schuld，兼有“罪过”的意思——因而格里高尔突然变为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既是他内心想逃避家庭责任的心理的外化，同时也是他加强对家人掌控的一种方式：家人都不敢和他正面遭遇，每个人都得小心翼翼地避让他。

诚然，人变甲虫反映了格里高尔精神的崩溃，但是，只要我们留意这个形变过程中做梦般扭曲的时间，它何尝不会是一个夙愿的圆满呢？格里高尔言之凿凿地说“这不是一个梦”，卡夫卡以他特有的讽刺笔调记下这句话，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是格里高尔梦想的实现：格里高尔与其说是无辜的牺牲品，不如说是一位沮丧的暴君。早在变成甲虫前，他已然是不可一世的“救世主”——明知妹妹绝无演奏小提琴的天分，他仍不容置辩，把妹妹送去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现在我们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暴，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当卡夫卡把他的故事大声念给他的朋友们听的时候，中间有好几次，因为他忍不住发笑，不得不停了下来。狄更斯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王尔德对狄更斯的那句有名的评论也可以套用在卡夫卡身上：也许得有铁石心肠，一个人才可能在读到可怜的格里高尔死去时而不大笑。

在象征意味极强的小说《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作于1914年）里，卡夫卡将视野扩大到家庭之外。在流放地，负责的军官非常骄傲地给一位到访的游客（也是故事的叙述者）讲解：犯人是由机器来处决的。机器会先用纹身的手法在犯人的背上精心刻下他的罪名，犯人也在处死前得以大觉大悟。最后机器处死犯人，把他的尸首扔进近旁早已挖好的坑里。

不少评论家把卡夫卡的这架可怖的杀人机器视为后来普里莫·莱维小说中的“屠杀集中营”得以运行的“复杂机制”之先声，这不无道理。但《在流放地》并非一个简单的杀人者和被杀者的故事：在不公和暴政的淫威下，倒霉的死囚正是卡夫卡半自传小说里的人物，是格奥尔格、格里高尔等人物形象的翻版；而故事的叙述者也犹如小说的作者，凭借外来者的身份，可以不被指责地讲述一切，也可置身事外，他所有的无动于衷皆能被原谅；还有那位流放地的军官——杀人机器骄傲的设计者和操作者——他全然痴迷于自己设计出来的完美复杂（可以刻出美丽纹身）的杀人机器，虽然故事的结局正如很多现代派的叙述让普通读者难以理解，这位军官的确是一位真正的杀人艺术家：最终他扮演了犯人的角色，让自己设计的机器杀死了自己。这样的结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杀人者、犯人和游客的角色边界，营造了更加深远、也更能共鸣的反讽效果。作为小说的读者，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反讽吗？我们身上是否也有故事中人物的影子？我们会是选择做受害者？共犯？还是逃避者……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Josephine the Singer, or the Mouse Folk）是卡夫卡绝笔之作，那时他的肺结核已经非常严重，他也离死期不远了。这篇小说体现了卡夫卡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难的时刻对艺术的最深的思考。约瑟芬把国人召集在身边，用歌声激励他们，但是聚在一起的耗子（盲众）也更容易成为被捕猎（攻击）的目标。她以为她在用她美妙的歌喉来抚慰她的民众，但实际情况可能是民众对她可怜的高音心生烦躁，而故事的叙述者——是约瑟芬的崇拜者，但也可能是她的反对者——把故事弄得愈加复杂：约瑟芬最后无影无踪了！是死了吗，还是她抛弃了她的民众？这让我们想到哈姆雷特死前的那句名言“世界终于静默了”，但约瑟芬会不会又弄出什么声音来，我们却不得而知。故事的叙述者——不知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是这样结束了故事：

毕竟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损失，至于约瑟芬，她终于也超离了所有她认为只有出类拔萃的担大任者才会有的尘世痛苦，快乐地泯没于我们民族的众多英雄群像之中；我们不是历史学家，用不了多久，约瑟芬会和她一样的许许多多担大任者一起被遗忘，更彻底地从尘世解脱。

在1920年代，卡夫卡的这些看似巴洛克式的文艺寓言在接下来的战争年代获得了新的文本意义，再之后，更是引发了全球关注。在卡夫卡及其身后越来越多步武其文学风格的作家的作品里，有着记忆和遗忘的交织，也有言说与静默的共振，这种文学的传承，我明天还会讲到，譬如普里莫·莱维对但丁的模仿，还有保罗·策兰对卡夫卡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