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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乃中国古典文学精粹。作者蒲松龄生时，全书既已刊行“天下”（中国）。1784年，该书由海船运至日本；19世纪中叶又流传到了西方。至今，全球共有20多个语种、百余版本的翻译本，居中国古典名著首位。蒲松龄也因此与法国莫泊桑、俄国契科夫并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这样巨大的国际影响，对300多年前生活在山东某小村庄、教书为生的作者而言，恐梦寐未期。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自称异史氏，世谓聊斋先生。济南府淄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如今蒲先生乃国宝级名人，网上随手一搜，各种介绍难以胜数。但在生前，他只是一位热衷科举、屡试不第的“倒霉秀才”。说他倒霉是因为与其才情（《聊斋志异》外，尚留近200万言的诗文、戏剧、俚曲、农业、医药等方面著述存世）相比，此人的运气实在太差！蒲氏少年早慧，19岁，既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但之后却屡试落第，一直到72岁时才考上一个岁贡。（通过考试及地方政府推荐获得，属“正途”出身。非捐买）原则上说，士人选为岁贡生后，便有了当官资格，但此时的蒲松龄已是耄耋皓首之龄，“资格”对他失去了实际价值，最终，他获得了一个“儒学训导”的虚衔，相当于县公学副校长。

蒲松龄一生养育4儿1女五个孩子，家庭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但那个年代的穷秀才们，只有一条谋生之路——坐馆，到富户家里教他们的子弟读书。蒲松龄26岁开始设馆，71岁撤帐归家，统共教了45年书。有人因此认定他一生贫困潦倒过得很糟，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蒲松龄40岁时，被淄川县乡绅毕际有聘为西宾。毕家是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资财雄厚、居第宏大、家中藏书丰富；宅邸后面还有一处占地十亩的石隐园，园中亭台廊榭、假山花树，十分幽雅。更兼毕府簪缨之家与当地官吏、望族等多有深交乃至联姻，可谓往来无白丁。蒲松龄在那里一坐30年，初为毕家教授8名子弟，兼撰大量应酬文书，迎来送往、参陪雅集，深受毕氏全家的尊敬。毕际有去世时，蒲松龄做悼诗8首，情悲义重，可知其与毕氏感情深厚，并非普通雇佣关系。蒲松龄在毕家工作这30年，过的是愉快而宽裕的日子，这从他初来乍到便在毕际有鼓励下，将历年所撰小说汇编成《聊斋志异》这件事，即可窥见一斑。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聊斋志异》是我阅读最晚的一部。尽管接触原文时，大部分故事均已从连环画中熟知，却仍然为那些既华美细腻又简洁生动的文字、既严谨巧妙又曲折空灵的情节震撼！那些善良美丽、栩栩如在眼前的狐鬼花妖形象，让我感知着作者身为一位男性对世间女子的善意与尊重。而这样的理念，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多么弥足珍贵！无疑，除却悲天悯人的情怀、善良干净的灵魂，作家个体的经历应该也是影响创作的重要因素。那么，蒲松龄一生中究竟是遇见了多少美丽、良善的优秀女性？

然查蒲氏“情史”，他终身无妾，只娶一妻刘氏。刘氏孺人，秀才之女，比蒲松龄小3岁。其父刘季调为人本分厚道，顺治十二年，因坊间谣传清廷要选民女入宫，刘秀才提前将13岁的女儿送往蒲家，两年后夫妻成礼。婚后，因蒲松龄始终无法晋身仕途，家境日贫，不得不常年外出坐馆，所有家务负担，落在刘氏一人身上。她独自抚养儿女，安贫守寂，勤俭持家，从无怨言。蒲松龄74岁那年，刘氏去世，他写下感人至深的《悼内》：

自嫁黔娄艰倍遭，家贫儿女任啼号。

浣衣更惜来生福，丰岁时将野菜挑。

怜我衰髦留脆饵，哀君多病苦勤劳。

幸逢诸妇能相继，井臼无须手自操。

于是有人说，蒲松龄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忽略了这位天才文学家，除满腹才华（通晓五经六律、医卜星相、琴棋书画，尤喜登高、聚饮、莳竹养花）外，尚有一个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虽贤惠知礼，但目不识丁且性情沉默的刘氏贤妻所无法温暖的。尽管发妻死后，蒲松龄写下“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分离”的伤感诗句，但那其实只是几十年相濡以沫的亲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琴瑟和谐”。因为否则，蒲氏就不会在《聊斋志异.自志》中发出：“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 的凄凉感叹......

“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蒲松龄的爱情原是如此香艳风流的！初见那年，她年可十五、六，“眉如新月鬓如云”，既擅器乐歌舞且能吟诗作对；他正当而立，身材修长、眉眼清秀（据蒲氏谦恭自描：尔貌则寝，尔躯则修），才情横溢。

康熙九年（1670年）的秋天，蒲松龄应同乡好友、宝应知县孙蕙之邀前往入幕。那是蒲松龄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走出山东。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地处淮河下游紧邻京杭运河，为南北水路交通之要衝，迎送官员、供应驿站、防治水患......公务十分繁重。蒲松龄在幕一年多，代孙氏案牍，共拟写书启、文告等90余篇，助其赢得了政声，次年春天，孙既调任监理高邮州署。

比蒲松龄年长八岁的孙蕙，虽然官声很好，但却耽于声色，公务之余，不免带上既为同乡又是师爷的蒲小弟前往青楼快活。在那里，蒲松龄遇见了才貌双绝的头牌妓女顾青霞，并且深深爱上她。那年，他为顾青霞写下大量诗词歌赋， 前面那首《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便是其中之一，从中，我们能读出蒲松龄“情窦初开”的惊喜与真纯。或许，天性多情的诗人早在年少时就曾无数次幻想过梦中情人的模样，此刻，终是梦境成真！

但无论以财力、身份而言，蒲松龄都不可能真正拥有这样一个女人。不久后，孙蕙为顾青霞赎身，她成了他的侍妾。而蒲松龄只能把这样的一份情爱永寄心底。有人指蒲氏对顾青霞的爱恋或者只是一场单相思；笔者以为未必。顾氏嫁给孙蕙后，始知其家中妾媵成群，自己只不过是他的若干分之一。而“笙歌一派拥红妆”，“雏姬扶上象牙床”的“性福”生活，却仍然挡不住孙蕙向外寻花问柳，更多时候，顾青霞只能独守空房对影成双。对此，蒲松龄曾写如下诗句报其不平：“漏板依稀夜二更，檀郎何处醉瑶笙？凌波露湿慵无力，斜倚危栏看月明。” 由此可知，嫁为孙妾的顾青霞，与蒲松龄间不唯仍有接触，甚至常常深谈。笔者推断，应该是孙蕙安排顾青霞拜蒲氏为师学习诗词歌赋消遣时光。于是，寂寞孙府中，蒲松龄成为顾青霞亦师亦友的知音。他的学问、他的善解人意、以及发乎于心对顾氏女的欣赏与尊重，让她对他生出了介乎友情与好感之间的信任和依恋。

《聊斋志异》中有《娇娜》篇，即写一对相互暗恋的男女孔生与娇娜，在一种类似的情感关系中苦苦挣扎，思念着对方，但自始至终也没有结合。蒲松龄在文尾特加评论：“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将男女情欲写得如此清泠、干净；将人类复杂的精神之爱写入小说的，蒲公实乃中国第一人。这是蒲松龄心灵的伟大之处，也是《聊斋志异》流传于世，数百年不衰的根本源流。

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爱的能力，就如同样诗书满腹且被誉一代循吏的孙蕙，虽姬妾成群，却不过都是滥淫。在他心里，女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抑或取乐尤物，他不可能尊重、爱护她们，更遑论男女之间同生共死的旷世爱情？或许，正是这种价值观的相异，使蒲松龄选择了离开高邮。后孙蕙进京做了言官，其家奴倚仗势力横行乡里，众皆不敢言，唯蒲氏拍案而起，写了《上孙给谏书》。1687年，55岁的孙蕙病亡，蒲松龄竟未撰悼文；想当年，他可是以“才人吏治压江城，深夜穷愁华发生”的诗句赞美过这位友人的啊！

1675年，孙蕙赴京城上任时，将二十出头的顾青霞留在了淄川老家。孙去逝两年后，顾青霞亦病故，年34岁。蒲松龄写下悼亡诗《伤顾青霞》：“吟音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今世无缘做连理，愿来生再遇结同心！

蒲松龄对顾青霞的爱情，数十年间深刻影响着他的创作，在《聊斋志异》之《连城》《宦娘》《绿衣女》《葛巾》《红玉》等故事里均可见那个蒲松龄心中日夜思念的倩影。春意正浓的日子，她在牡丹花丛翩翩踱步，照人的光艳，惊落一天风雨；虫儿呢喃的黄昏，她幻化成妩媚仙狐，悄来燕泥蛛丝的北窗，向落难秀才轻吟浅笑；即使是寒星闪烁的寂静清秋、北风呼号的深冬午夜，只要是他念起可儿，她便会幻作当年的模样走来，淡漠掉时空的阻隔；省略去世俗的白眼......

就这样，蒲松龄用一场凄美的爱情，颠覆了中国人两千年来视狐狸精为红颜祸水的心理定义。假如没有顾青霞，可能仍然会有《聊斋志异》；但假如没有顾青霞，《聊斋志异》将失去血肉与魂魄，将不会有对人物栩栩生动的塑造、对人心富丽明澈的升华；或者，它也将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志怪小说一样，失于传奇、囿于掌故。也就不会以中国伟大巨著的身份，站立于世界文学之巅。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曾写诗评价《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王乃当时的文坛领袖、刑部尚书，他大笔一挥为《聊斋志异》特书“王阮亭鉴定”，便有各路书坊争相索稿，刊印发行，此书遂大行“天下”。只这位王老夫子不知，蒲松龄写作，非为“豆棚瓜架雨如丝”的闲情逸致；实乃“斜倚西风无限恨”的亘古情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