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冯至以诗人和学者闻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他醒目的位置。

这位“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在20世纪至少有过三次辉煌：20年代以《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部诗集,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甚至被鲁迅誉为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50年代随着第一部论著《杜甫传》的出版和北大西语系主任资格的获得,步入学术殿堂，而且跻身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学部委员之列；80年代由于又一部学术力作《论歌德》的问世，成为我国德语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泰斗。

一个人值不值得人们怀念，除了他在事业上的“硬件”以外，还要看他在精神人格和学者人格方面的“软件”有没有留下一些闪光的东西。我颇荣幸，当初出于仰慕，选择了德语专业,有幸直接接受他的教授；后来又一起来到外国文学所，始终直接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直到他逝世。可以说，在他的所有学生中，我是与他接触时间最长，也是受益最多的一个。

作为学者和老师，冯至先生生前在我心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发生在1958年。当时北大西语系掀起了“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热潮。各个专业都忙着拟定自己的“重点批判对象”。德语专业的5个年级的100多位师生集中在民主楼楼上的一间大教室里，大家几乎一致提出要以歌德为重点，因为歌德年轻时就欣然去朝廷做大官，不惜与王公贵族为伍，而且恩格斯也说他有“渺小”的一面。这时站在讲台上主持会议的冯至先生表现出一种难言的苦衷，但大家都在等待着他回答。最后冯先生不得不以深沉而诚恳的语调说：“同学们,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歌德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如果我们批了歌德，会伤害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伤害民族感情”6个字掷地有声，大家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动，会场上久久鸦雀无声！冯先生鼓励大家提别的作家，但个个目瞪口呆。这个由冯先生主持的“大批判动员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我一直想，冯先生作为全系的主要负责人，给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泼了这么大的一瓢冷水，这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在大会上的这一勇敢行为，不仅维护了德国古典文学的尊严，保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也维护了北京大学在德国人民面前的固有形象，尤其重要的是给我们这些根基还很浅的青年学子上了一堂“什么是科学态度”的深刻一课。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学风问题上，冯至先生还给我的记忆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编一部论文集，邀请多人分别撰写十几位现代主义作家，每篇三四万字。其中里尔克这一篇,我想冯先生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开始他不大肯答应。于是我动员他，我说：“您是以‘学贯中西’著称的学者，国外的，您抓了顶尖儿的诗人歌德，国内的，您抓了顶尖儿的诗人杜甫，这是您学术战略上的横向平衡。而在德语文学领域，古代的，您抓了最大的，现代的您抓的里尔克在德语诗人中也是最大的，这是纵向的协调。只是

您关于里尔克写得还不够多，如能通过这篇长文充实一下，这对后辈也是种欣慰。”结果他答应了。但截稿时冯先生未能交稿。于是我给他宽限3个月，结果他还是不能交稿。我又往后推3个月。最后我去要稿时，他却抱歉地说：“叶廷芳，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我听了十分震惊，觉得这位老先生真了不起，居然在后辈面前“摧毁”自己的权威形象。便宽慰他说：“现代派的作品看不懂是常事，但资料那么多，您参考一下别人的就是了。”他马上反驳说：“诗这东西主要靠理解，别人写的是别人的看法。不知为不知，人云亦云那是问心有愧的！”先生这样执着于严格要求自己，这使我内心深为感动。这是前辈学者对后辈的最有力的言传身教。在而后的学术生涯中，他的这段话时时都在警策着我。

冯至先生这种可贵的学风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处处表现出来。不求多，不求快，但求精。例如《杜甫传》和《论歌德》这两部力作，写的是两位世界级大家，但就是薄薄的每本十几万字。他送我《论歌德》的时候，我在表示高兴和感谢之余，建议他能够再写一本。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写那么多干嘛，这些就够了！”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达60年，写出了他对生命全过程的体验。冯至写歌德前后也花了40年，也融入了他一生的体验。正如歌德关于他所写的《塔索》所说的：这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也可以说，冯至的《论歌德》是他的骨肉锻造出来的，是他毕生的精血凝成的。

作为教师，冯至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位诲人不倦的师长。这方面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冯先生遵照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指示，从我们这个年级挑选了部分文学爱好者成立“文学专门化班”。他给我们开课,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期间最使我难忘的是他指导我们翻译的情景。当时的《世界文学》为了让我们练练译笔，约我们文学班翻译两篇难度不太大的文章。我们抽了三四个人承担，译好后送给冯先生过目。我们以为经过自己互译互校，问题总不会很大吧。但发下来一看，我们傻了：满篇都是密密麻麻修改过的红字！不仅如此，他还用了整整两个晚上，到民主楼的教室里来，非常耐心和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这句话这样译不行，那个字那样译才对，等等。他的恪尽职守、诲人不倦，使我们深受感动。从我的经历来看，这一生中没有见过第二位老师课外辅导下过这样的功夫。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有问必答，从不拒绝的。有的问题一时没有查到，过后查到了，他也要用纸写下来，然后设法交给你。

冯先生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在时代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他总是想竭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像上山下乡这样的事情，对一般青年学生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像冯先生这样一向生活比较优裕的老教授来说，就要艰苦得多。但是他总是以身作则，几乎每次都争取参加了！尤其是1960年的冬天，他随我们那个班的五年级毕业班，去十三陵附近的农村待了半年之久！那是3年困难时期，而且那个冬天特别寒冷，温度最低达到零下20摄氏度。回来后他却风趣地对我们说：“这次下去比‘减肥运动’，我的裤腰带松了3个扣眼，我的体重减轻20斤。”

仅就上述点滴回忆，冯至先生作为诗人、学者和教育家这3种身份都是非常合格的。在浮躁风普遍弥漫的今天，我们缅怀冯至先生这种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和一丝不苟的诲人不倦精神是格外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