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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前往日本

1977年，萧军整理旧物时，从一包快要破烂腐朽的故纸堆中，发现了萧红已模糊不清的字迹。这是萧红在1936至1937年间写给他的一批书信，大部分从东京寄来。当时他们还没有分手，但都经历了一些感情危机。

1936年，鲁迅为去日本的萧红践行。宴会后萧红、萧军（中）黄源在上海万氏照相馆合影

1936年对萧红而言意义重大。鲁迅在这一年的秋天去世，她自己则于夏天踏上了前往日本东京的轮渡。比起两年前和萧军刚来上海时，他们的处境明显好了很多，各自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的一种得以发表，版税的收入伴随着名声而来，将他们从哈尔滨时期的窘迫中拯救了出来。然而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萧红却作了前往日本的选择，这是为什么？

许广平，萧红，萧军在鲁迅墓前

根据日本学者冈田英的分析，二萧存在着爱情上的问题，这是萧红去东京的原因之一，她在去日之前写下的诗歌《苦杯》及许广平在《忆萧红》等回忆文章中的相关表述或许可以成为证据。许广平写道“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富于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于理智。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萧军后来也在书简的注释中承认了当时萧红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这使得她不顾自己正风生水起的写作事业而执意选择逃避。

而之所以选择日本，除了经济上的考量之外，他们当时的朋友、鲁迅信赖的翻译家黄源，其夫人许粤华正在东京学习日语，而萧红弟弟秀珂作为伪满洲国留学生也正在日留学。然而萧红到东京不久，华女士就因家中变故匆匆回国，秀珂也回到上海，他在日本期间都没来得及与姐姐见上一面，所以萧红在东京的这段时间里，可以说非常寂寞，但依旧未动归国之念，这种程度的决心如果只用“逃避”或“散心”来解释，似乎也是不够充分的。

孤独背后的徒然努力

从这批书信的具体内容来看，孤独自然是首要主题。为人熟知的那个“黄金时代”的典故，就出现在1936年11月19日的信中。“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此外，表达寂寞之情的语句在其他信中也屡屡出现，比如萧红曾感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她不能习惯的，因为太安静了，一到了晚上竟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死寂得可怕，她甚而由此认定日本人过的是反人性的生活。

《黄金时代》剧照 汤唯饰萧红

不难发现在这种孤独感的背后，萧红更复杂的心绪。比如在对“黄金时代”的表述中，她提到了“笼子”。日本时期的萧红恰恰是非常自由的。这“牢笼”，似乎更应该理解为“心牢”，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捆绑，自我束缚。事实上在写完这段话之后，萧红马上补了一句“均（对萧军的昵称）：上面又写了一些又引起你误解的一些话，因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这看似轻巧的表达透露出了萧红的恐惧，她害怕萧军嫌弃她弱。

萧红和萧军在1937年上海的最后一张合影

其实在之前的11月6日，萧红刚给萧军去了一封信，谈到了自己对萧军寄来的一篇新作《为了爱的缘故》的读后感。这篇小说是以二萧的恋爱经历为基础而写成的，在信中，萧红说“芹（以萧红为原型的女主人公）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她甚至读到了萧军这样刻画的深层用意，乃是嫌弃芹那幽灵似的性格“妨害”了他的自由。这对萧红而言，在精神上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重要的是，真实的萧红非但不可能是一个“幽灵”式的女人，而是一个有着极强的自我认同、有着丰富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女性。但在萧军眼中，她一直是一个在最落魄的时候被他拯救，经他引导才走上写作道路，并时时需要他来帮助和肯定的弱女子。

但对萧军的爱与依赖，又确实是占据了萧红情感生活的绝大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萧军也的确在某一个时刻担当起了萧红“救世主”的角色。但当二人的作品陆续发表，萧红的创作力得到普遍的肯定与激赏，而萧军仍然停留在他们最初相识的那个关系结构里，并试图从中一再强化自己的绝对优势。对此，萧红研究专家平石淑子的判断就显得更全面了，她认为，“不能将萧红渡日的动机全都归于与萧军的爱情问题，他们经由贫困和流浪最终获得的安定时期（上海阶段）反而加大和加深了两人性格的差异，由此所带来的裂痕才是最大的原因”。

萧红事实上一直在主动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去日本待一段时间，也属于其中一种。然而萧红意识到，现实中他俩的关系可能是难以弥合的了，只是自己仍然被爱情的牢笼所囚禁，徒然地做着努力罢了。

寻求未来人生的方向

然而，这是否等同于萧红在这半年时间内就毫无收获？她频繁地向萧军汇报自己的写作状态和进度，在某封信中甚至提到有天一口气完成了近5000字，这对病弱的萧红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工作量。

1937年1月10日，上海《报告》第1卷第1期刊出萧红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这篇仅500多字的自叙性随笔，完全可以视为萧红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以及后半生的规划。

首先她含蓄地回答了自己离家出走的初衷，即一种“渴望长大”的冲动。她提到每当父亲打了她，祖父便安慰她说“快快长吧！长大了就好了”。离家之后的她虽然于患难中遇到萧军，看似获得了拯救，但也因此父亲的权威角色被转移到了萧军身上，从父权到夫权，她的总结是“‘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萧红童年

她在经历了五年的流浪生活，从哈尔滨，辗转青岛、上海及东京之后，最终认识到自己情感的源头及创作的源头，必须从童年，从祖父，从无功利性和不含权力渗透的“爱”中去寻找。

她将这“爱”定位成一种“永恒的憧憬与追求”，并将它区别于之前她所经历的大部分带给她痛苦的人际关系。也几乎是在同时，萧红开始创作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二伯日后成了《呼兰河传》第六章的主人公。

由此，二萧的分手成了必然，而萧红自己日后成长为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也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