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作人在《〈现代作家笔名录〉序》曾将现代作家使用笔名的原因归纳为四点——“怕招怨”“求变化”“不求闻达”“化装”。可以说，几乎所有现代作家都使用过笔名，苏雪林也不例外。除了学名苏小梅（安庆第一女师期间）、苏梅（北京女高师期间）以外，目前已知的苏氏笔名包括苏筱梅、绿漪、杜芳、杜若、天婴、灵芬、灵芬女士、雪陵、雪林、雪林女士、春雷、春雷女士、野隼等。2008年，王翠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五四”女作家苏雪林笔名考辨》，披露并考证了苏雪林早期主编天津《益世报·女子周刊》副刊时还署用过病鹤、旁观、不平等。笔者新近发现苏雪林还使用过两个未见前人著录的笔名。

在苏雪林的劝化与影响下，从妹苏爱兰（后改名苏兰）1935年冬亦决定皈依天主教。1936年1月至2月，为参加苏爱兰与侄子的领洗典礼，苏雪林利用寒假机会专程从上海前往杭州。她曾将在杭期间的日记以《旅杭日记》为题发表于当时上海的一份天主教期刊《圣教杂志》上，并特意为杭州《我存杂志》撰写《从妹爱兰受洗经过》一文。沈晖先生《苏雪林年谱长编》1936年2月3日谱条对此有所记载，并注释：“《旅杭日记》刊1936年第3期《圣教杂志》。”但翻阅原刊后可知，实际上该文载于1936年4月上海《圣教杂志》第25卷第4期，署名“雪”。这个稀松平常的笔名显然是“雪林”的简化，只是辨识度不高。民国报刊上还有大量署此笔名的文章，其中是否还有苏雪林的手笔，考证起来恐怕要颇费一些功夫，也不排除苏氏再未用过这一笔名的可能性。

1934年1月1日，署名“苏雪林”的《南宋时陷金的几个民族诗人》刊于《文艺月刊》第5卷第1期。作者自述在研究金代文学的时候发现了几个悲壮激昂、可歌可泣的民族诗人，值此国家多难、民主主义不大发扬的时候，觉得有必要向国人介绍他们。1948年6月15日，此文再刊昆明《云南论坛》第1卷第6期，仍署“苏雪林”。然而笔者发现，1941年10月16日《宇宙风：乙刊》第54期曾登载署“愚公”的《南宋时陷金的民族诗人》一文，11月7日被上海《中国商报》第4版全文转载。细观《南宋时陷金的民族诗人》一文内容，与《南宋时陷金的几个民族诗人》完全一致，仅标题不同而已，属于“异题同文”。那么，有没有可能《宇宙风：乙刊》上的文章是有人抄袭了苏雪林后，不敢以真名露面，而特意冠上笔名呢？

考虑到本刊编辑林语堂、陶亢德与苏雪林是多年熟稔的朋友，故这一可能性极小。早在1929年，作为文学青年的陶亢德与苏州东吴大学学生王坟（朱雯）等成立白华文艺社，共同创办社刊《白华》旬刊时，就曾得到时任东吴大学教员的苏雪林的热心帮助与大力指导。1934年，苏雪林的《林琴南先生》《我做旧诗的经验》《〈扬鞭集〉读后感》先后刊于林语堂主编，陶亢德、徐訏协助编辑的《人间世》杂志。这表明，苏雪林与林语堂最迟至1934年已建立联系，且极有可能是通过陶亢德的介绍。1935年9月，陶亢德与林语堂共同出资创办《宇宙风》。据苏雪林1936年2月的日记，作为《宇宙风》主编的林语堂曾频繁来函，约请苏雪林提供稿件。嗣后，苏氏为此刊撰写了《母亲》《不信任自己》《说妒》《记袁昌英女士》等文，可谓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39年陶亢德另办《宇宙风：乙刊》后，苏雪林仍是刊物撰稿人之一。1940年11月1日，她撰写的《当我老了的时候》《新诗话》同时发表于该刊第32期，分别署“苏雪林”、“天婴”。可见，此时苏雪林与林语堂、陶亢德仍互通书函，颇多联络。假如“愚公”剽窃了苏雪林的旧文，还公开发表在她十分熟悉的《宇宙风：乙刊》上，以苏氏的性格，是不可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依据以上理由，这位“愚公”应当就是苏雪林本人。或许因编者催稿，她只好将一篇旧作改头换面来应付文债，并且署上了一个新的笔名。

最后需要说一说苏雪林的笔名“老梅”。不少研究资料如孙瑞珍的《苏雪林》（收入阎纯德主编《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中提到苏雪林在20世纪20年代曾公开发表《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民众艺术论》《男盗女娼的世界》《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交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文章。左志英的《一个真实的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陶雅慧的《细品民国十大才女》（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等书均沿袭此说。经查，上述这些文章发表于北京《国风日报·学汇》副刊，署“老梅”，思想主旨上明显流露出无政府主义倾向。虽然苏雪林确实用过“老梅”这个笔名，但目前资料显示，主要是用于中年以后。据《苏雪林年谱长编》，1967年6月14日苏氏撰写《我们能任凭黄色文艺永远猖獗吗？》，以“老梅”为署名发表于7月23日台北《中华日报》“文教论衡”版。其实《国风日报·学汇》上的“老梅”身份学界已有定论，即该报的创办人之一、主笔景梅九先生，而非苏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