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振江主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第一辑）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一经提出，便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如今，它已经成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最具活力的词汇。“一带一路”早已不是单纯的地理和经贸概念，而是沿线各国人民继往开来、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幸福路、光明路。正如一首题为《路的呼唤》的歌中所唱的：

有一条路在呼唤

带着心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一脉相传

注定了你我相见的今天

这一条路在呼唤

每颗心都是远洋的船

梦早已把船舱装满

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类“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主张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联合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大会决议，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贵宾出席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国与国之间，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基础在民心，而民心相通的前提是相互了解和信任。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决定编选、翻译和出版这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因为诗歌是“言志”和“抒情”最直接、最生动、最具活力的文学形式，诗歌最能反映大众心理、时代气息和社会风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是加强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桥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的创意最初是由作家出版社前总编辑张陵和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骆英在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院会上提出的。他们的创意立即得到了谢冕院长和该院研究员们的一致赞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本校的研究员中只有在下一人是外语系（西班牙语）出身，因此，他们就不约而同地把这套书的主编安在了我的头上。殊不知，在传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没有一个是讲西班牙语的。可人家说：“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到了菲律宾，大帆船贸易不就是通过马尼拉到了墨西哥吗？再说，巴西、智利、阿根廷三国的总统不是都来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了吗？怎么能说“一带一路”和西班牙语国家没关系呢？我无言以对。

古丝绸之路是指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东起长安，经中亚、西亚诸国，西到罗马的通商之路。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赋予了这条通衢古道以全新的含义，使欧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从而造福沿途各国人民。至于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习近平主席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使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了更加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包括西亚十八国（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 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黎巴嫩），中亚六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南亚八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阿富汗），东南亚十一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东帝汶），中东欧十六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独联体四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再加上蒙古和埃及等。

从上述名单中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文明古国，在历史上创造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灿烂文化，是人类文明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是文学的桂冠，是文学之魂。文明古国大都有其丰厚的诗歌资源，尤其是经典诗歌，凝聚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理想。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既相互交融又相互促进，可以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使优秀文化共享成为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有力支撑，从而为实现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对欧美发达国家诗歌的译介，在“经济一体、文化多元”的今天，正好利用这难得的契机，将这些“被边缘化”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纳入“一带一路”的建设，充分发掘它们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它们的古老文明在当代世界发挥积极作用，使“文库”成为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的文化桥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又多是中小国家。它们的语言多是非通用的“小语种”，我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相对稀缺，学科建设相对薄弱；长期以来，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缺乏系统性的译介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库”的出版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不仅能使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诗歌，也使相关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了新的生长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很清楚了，但同样清楚的是其编选和翻译的难度。其难点有三：一是规模庞大，每个国家一卷，也要60多卷，有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还不止一卷；二是情况不明，对其中某些国家的诗歌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国内几乎从未译介过，如尼泊尔、文莱、斯里兰卡等国；三是语言繁多，有些只能借助英语或其他通用语言。然而困难再多，编委会也不能降低标准：一是尽可能从原文直接翻译，二是力争完整地呈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的诗歌面貌。

总之，“文库”的规模是宏大的，任务是艰巨的，标准是严格的。如何完成？有信心吗？答案是肯定的。信心从何而来呢？我们有译者队伍和编辑力量做保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的编译出版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作家出版社联袂承担，可谓珠联璧合，阵容强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国内外国语言文学界人才荟萃之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传统源远流长。北大外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京师同文馆（1862年）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在13个系中，外国文学系有3个，即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1920年，俄国文学系成立。1924年，北京大学又设东方文学系（其实只有日文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东语系发展迅速，教师和学生人数都有大幅度增长。1949年6月，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教师并入东语系。到1952年京津高校院系调整前，东语系已有12个招生语种、50名教师、大约500名在校学生，成为北大最大的系。

1952年院系调整时，重新组建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和东方语言文学系。其中西方语言文学系包括英、德、法三个语种，共有教师95人，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大、辅仁、师大等高校（1960年又增设西班牙语专业）；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共有教师22人，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大等高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则将原有的西藏语、维吾尔语、西南少数民族语文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保留蒙、朝、日、越、暹罗、印尼、缅甸、印地、阿拉伯等语言，共有教师42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于1999年6月由英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和东语系组建而成，下设15个系所，包括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朝鲜语、越南语、泰国语、缅甸语、印尼语、菲律宾语、印地语、梵巴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20个招生语种。除招生语种外，学院还拥有近40种用于教学和研究的语言资源，如意大利语、马来语、孟加拉语、土耳其语、豪萨语、斯瓦西里语、伊博语、阿姆哈拉语、乌克兰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等现代语言，拉丁语、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古冰岛语、古叙利亚语、圣经希伯来语、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苏美尔语、赫梯语、吐火罗语、于阗语、古俄语等古代语言，藏语、蒙语、满语等少数民族及跨境语言。学院设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1个博士后流动站，为北京市唯一外国语言文学重点一级学科。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全院共有教师212名，其中教授60名、副教授89名、助理教授16名、讲师47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63人，占教师总数的77%。

从以上的介绍不难看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语言教学和科研涵盖了“一带一路”的大部分国家，拥有一批卓有成就的资深翻译家和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能胜任“文库”的大部分翻译工作。至于一些北大没有的“小语种”国家，如某些中东欧国家，我们邀请了高兴（罗马尼亚语）、陈九瑛（保加利亚语）、林洪亮（波兰语）、冯植生（匈牙利语）、郑恩波（阿尔巴尼亚语）等多名社科院外文所和兄弟院校的专家承担了相应的翻译工作，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有好的翻译，还要有好的编辑。承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编辑出版任务的作家出版社是国家级大型文学出版社，建社60多年来出版了大量高品质的文学作品，积累了宝贵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尤其要指出的是，社领导对“文库”高度重视，和资深编辑自始至终亲自参与了所有关于“文库”的工作会议，和北大诗歌研究院、北大外国语学院的领导一起，精心策划，全力以赴，保证了“文库”顺利面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第一批诗作的出版，只是第一步，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头；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的外延会进一步扩展，“文库”的工作量和难度也会越来越大。但无论如何，有了这样的积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会做得越来越好。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期待着业内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