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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事件。从修辞学角度观察：评论文本基本采用与主流话语兼容的修辞策略，主要源于话语表达者和接受者具有共同的认知语境、先验框架、理论参照和论证逻辑；作为修辞元素的鲁迅身份符号，进入散文叙述，开拓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奠定文本情感基调，激活主体的潜在意义；传主、传记作者和读者构成传记文本修辞主体“金三角”，作者与读者的灵魂搏斗的强弱映照出营造传主精神空间的大小。《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文本的修辞阐释，为文学期刊视野中的鲁迅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和研究面貌。

关键词：纪念鲁迅 《人民文学》 修辞策略 修辞元素 修辞主体 广义修辞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中，“作为新中国成立当月创刊的第一本国家级文学杂志，70年来，《人民文学》的指纹、年轮、河流和路程，与国家、民族、时代一直同生同向，与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始终相印相通”①。70年来，它共刊载过鲁迅相关资料一百多处，包括：评论、散文、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谈和读书笔记等。在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索：篇名/关键词”中输入“《人民文学》鲁迅”，检索结果均为零（检索时间：2020年3月10日）。《人民文学》是鲁迅形象接受与传播的公共场域，系统考察这些纪念文本的修辞话语是一项重要课题。笔者选取代表性的三类文本即数量较多的评论（23篇）、散文（17篇）和社会影响较大的传记（2部），聚焦语词-语句-语篇，遵循“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②研究路径，分析文本修辞建构，尝试为文学期刊话语视野中的鲁迅研究开拓新的思路。

一、评论文本：修辞范式与认知语境

发表文学评论是《人民文学》纪念鲁迅的基本形式。其中发表陈涌的鲁迅评论最多，冯雪峰的鲁迅评论影响较大，另外还有郑振铎、周扬和李长之等人的文章。

（一）陈涌的鲁迅评论的修辞范式

陈涌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鲁迅评论共五篇，分别是：

1.《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1950年第11期）

2.《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1951年第10期）

3.《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彷徨〉研究之一》（1954年第11期）

4.《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1956年第10期）

5.《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1981年第10期）

20世纪50-80年代可称为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第三篇被誉为“新中国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阐释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论文”③。第四篇以“理论的概括性、研究的整合性与论述的深广、细微、透辟称绝”④。在陈涌笔下，鲁迅是谁？鲁迅是“现代中国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真正奠基者”。这五篇评论开启了鲁迅研究“这一个”范式。它们注重史料真实，鸿篇巨制，气势磅礴。从该范式的修辞特色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语言层面（语词、语句、语篇）和论证层面（立场、结构、目的）：

表述用词：惯用“第一个”“最”“彻底”（近代中国第一个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完全”“全部”（作家的思想感情要和革命实际斗争完全融合/真正从“下面”、从被压迫人民的角度提出反封建问题，决定鲁迅小说《呐喊》《彷徨》的全部面貌），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赋予鲁迅及作品较高的历史地位。

常用句式：A（鲁迅/鲁迅思想/鲁迅作品）“反映了”“表现了”“决定了”“解决了”“提出了”B（现实重要问题/重大问题）。如《阿Q正传》“表现了阶级和民族压迫对于农民严重的精神戕害”“表现了黑暗的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失望与创痛”。

语篇逻辑：评论中不乏“等式思维”（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鲁迅思想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因果联系”（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所以：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关于农民问题的作品在鲁迅的小说里占着特殊显著的地位）的运用。

论证立场：以“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线，统摄“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中国发展”的意义系统，呈现鲁迅“不断地探求中国向前发展的道路、寻找真理的努力”，证实“鲁迅改造中国”“中国需要鲁迅”的辩证关系。

论证结构：善于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证一个中心论点，形成“总-分-总”“理论分析-历史分析-艺术分析”大型循环系统。

论述目的：旨在传播文艺反映论（文学自觉服从政治、服从中国革命斗争），更注重在当下语境中鲁迅文艺思想的实用价值和教育意义。

这种范式是鲁迅研究无法绕开的历史节点。陈涌后来反思道：“我的论文里不少‘为革命政治服务’‘服从革命政治斗争的要求’一类的字样，和今天的提法并不一致，但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现象”，“如何评价这种历史现象，也还值得研究”。⑤无论他采用怎样的认知逻辑，都呈现了评论者在鲁迅思想发掘上用力之苦、之深、之勤。张梦阳说：“陈涌是用自己的骨头，蘸着血，写作鲁迅研究论文的！”⑥如何评判这一代鲁迅研究价值，“研究出什么”关乎研究者的学识能力，“怎样研究”“怀着怎样态度和热情”闪耀着研究者的精神光辉。

（二）冯雪峰的鲁迅评论的认知语境

冯雪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鲁迅评论：《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1949年第1期）和《论〈阿Q正传〉》（1951年第10期）。他承继“鲁迅主义”脉络，第一篇从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考察鲁迅创作的域外渊源及独立特色，并阐述鲁迅文学精神与个人的气质天赋之间的深层关联。另一篇则认为，《阿Q正传》“简直是一篇深广而很现实的政论”。它们“充满深层思考和理性高度”，做出了“深邃到位而又富有理论分量和历史性质的概括”⑦。由于历史局限，这两篇评论充满“毫无疑问”“完全正确”“无论如何”等斩钉截铁的修辞话语。

语言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语言的表达与理解，需要参照特定的语境。对冯雪峰评论文本价值的探究，文外认知语境更值得关注。至少可从以下四个要点观察它们的修辞建构：

1.从作者身份符号看，冯雪峰是鲁迅的亲近者兼研究者，自己还是诗人、杂文家兼理论家，其评论文本在理论建构和理性阐释方面颇有深度，尤其实现了鲁迅“民族魂”精神内核与意识形态表达的有机融合。

2.从上下文语篇关联看，第一篇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2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24天。该篇是《人民文学》创刊号“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专题”的第一篇⑧。第二篇为该刊“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专题”第一篇⑨。

3．从生产与传播过程看，第一篇是当时《人民文学》主编茅盾的约稿⑩。第二篇发表之后，引起文艺界的强烈反响，如耿庸《〈阿Q正传〉研究》对之进行批评。冯雪峰自己也“觉得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论点在解释上是有错误的”，又写了《阿Q正传》⑪。两篇堪称姊妹篇，具有文本互文性。

4.从表达与接受看，冯雪峰以个人知识能量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集体道德观和价值观。读者接受“民族战斗者之魂”的鲁迅价值系统的同时反过来影响并参与文本的意义表达。共享价值观是社会整合的粘合剂。这种同质性构成了集体意识的基础，规范了新中国的文化秩序，也为民族团结提供了“历史现场”式的可靠依据。

此外，《人民文学》还发表了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1949年第1期）、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1954年第5期）、李长之《文学史家的鲁迅》（1956年第11期）、邵荃麟《关于“五四”文学的历史评价问题》（1959年第5期）和周建人《锲而不舍战斗不息——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1976年第6期）等评论。这些文本采用与主流话语兼容的修辞策略。它们赋予鲁迅以“文学史家”“革命志士”等身份符号；阐释鲁迅思想接受苏俄文学、现实主义影响的思想渊源；立足宏观俯瞰视角，将鲁迅小说意识形态功能置于“前排”，其作品审美价值被置于“背景”；论及鲁迅个体，均以“坚决”“忠诚”等正面语词进行修饰。这种话语修辞主要源于共同修辞语境、先验框架、论证逻辑和理论参照。

二、散文文本：公共话题与个人话语

“纪念鲁迅”是《人民文学》发表鲁迅散文的公共话题。把公共话题转换为文本话语，有两种可能性选择：公共话语/个人话语。这些文本建构了怎样的鲁迅形象？他们将鲁迅置于怎样的文本空间？主体在鲁迅追忆中呈现怎样的心理情绪？这些涉及到文本的修辞建构。

（一）鲁迅的公共形象与个人形象

鲁迅在文本中呈现不同的角色身份，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进入文本叙述，奠定话语基调，激活主体的在场意义。鲁迅作为“巨人”“神圣的存在”的公共形象，在巴金《忆鲁迅先生》和胡风《鲁迅还在活着》等散文话语中凸显。当然，文本中也不乏“瘦小的老人”“严师诤友”等弱公共性身份符号。同样在“十七年”语境中川岛散文则聚焦生活化的鲁迅。

若以鲁迅形象建构为观察点，这些散文文本的修辞要点有：

1.修辞语境并非影响鲁迅形象建构的充要条件。特定语境制约鲁迅形象的走向，如“十七年”鲁迅呈现“巨人”“斗士”等公共形象，新时期鲁迅形象更加多元化。但，鲁迅个人形象并非在“十七年”文本中绝迹，新时期的鲁迅回忆中也并非完全排斥其公共形象的叙述，只是公共性含量弱化。

2.鲁迅形象的修辞路线与话语主体的身份地位及与鲁迅的亲密程度有关。在某些只能展现公共形象的语用场合，主体往往考虑选择“说什么”“怎么说”。现实中与鲁迅交往密切的人，较有可能表达作为个人形象的鲁迅，但也存在例外；反之，现实中与鲁迅交集较少或无交集的人，并不是只会表达作为公共形象的鲁迅。

3.身份符号的相对固化是鲁迅形象建构中的修辞弱项。激发读者的情绪流动，是文学创作的看点之一。同一文本中的鲁迅形象极少变化：关键词“农民”“困兽”被一以贯之；叙述话语以关键词为中心进行强辐射，形散神聚；风格或激昂，或私吟，鸣奏出单一曲目。

（二）叙述的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

作为修辞的散文叙述，不仅意味着叙述使用修辞，而且意味着叙述是“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⑫。面对公共传播《人民文学》和公共话题“回忆鲁迅”，话语主体在文本故事中呈现着两种空间类型：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一个个文本在空间与语言的张力中表现出不同的修辞面貌。

许钦文，自称鲁迅的“私淑弟子”。这种师徒情谊让他在“回忆鲁迅”话题中拥有近水楼台的便利。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两篇散文：《鲁迅先生和陶元庆》（1961年7/8合刊）、《鲁迅在“五四”时期》（1979年第5期）。文中记述鲁迅活动后，做出如下论断：“由此种种，可见鲁迅先生，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之一，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许钦文着意于公共空间凸显鲁迅高大形象，公共话语可复制性较高。

王蒙，与鲁迅并无生活交集，却在公共空间中选择可复制性极低且未知信息较多的个人话语。在《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1981年第9期）中，王蒙向读者透漏创作《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均受到鲁迅《好的故事》《在酒楼上》的启发：“现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不论‘朔方’的还是‘南方’的冰雪，都已化成温暖的河流；人们在酒楼上将可以畅谈农村形势的变化；少年儿童不但有风筝，而且有航空和航海模型；而秋天的夜里呢，天空也不再是奇怪而高，而是皎洁而又爽朗的了。”

曹靖华，作为鲁迅的挚友，在《望断南来雁——纪念鲁迅逝世二十七周年》（1963年第10期）中回忆了1936年10月19日晚（鲁迅逝世当天）在家中接到鲁迅去世消息和第二天接到鲁迅来信的极为私密的空间事件。然而，将私人空间转换为文本话语时，曹靖华稀释了“我”眼中的鲁迅，强化了可复制性极高而未知信息极少的公共话语中的鲁迅：“他，这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正猛士’……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川岛，鲁迅的小老乡、忘年交。他在《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1956年第9期）中，详细回忆鲁迅与许广平在杭州期间，听到“先生爽朗的笑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俩像这次在杭州这样的畅游，也是唯一的一次，确也像一个小型蜜月旅行”。这些私密性信息只有亲自参与的人才有发言权。川岛从自身经历追忆鲁迅，话语几乎不可能被复制。

在《人民文学》公共传播之外，有一篇回忆鲁迅的散文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它不仅是鲁迅回忆录中的珍品，而且可谓是中国现代怀人散文的楷范，是敬献于鲁迅灵前的一个永不凋谢的花圈”。⑬它的不可复制性源自话语主体萧红以自传体式和女性视角，回忆与鲁迅的直接交往，叙述空间设定在鲁迅饮食起居和病中生活的私人场所，它所呈现的鲁迅不是“猛士”“闯将”，而是情谊深厚的“这个人”。

主体选择公共空间还是个人空间靠近叙述对象，客观上受现实制约，主观上是自由选择。在极力营造公共话语形象的语境中，个人话语缺乏一定的表达自由度；在可以体现个人话语形象的时机，“是选择容易‘被套牢’的公共话语，还是选择相对自由的个人话语，不是纯技术问题，而是话语主体智商、情商、语商的综合显现”⑮。哪些文本永远在鲁迅研究史上流芳，哪些文本在大浪淘沙中被遗忘，除了学术环境的松紧、人文氛围的浓淡等影响因子之外，还与主体是否具有慧眼、胆识与出色的修辞表达有关。

（三）主体的公共情感与个人情感

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审美情感的创造。话语编织的文本，映射着创作主体的情感结构。围绕同一公共话题，文本写作的情感指向可分为公共情感和个人情感。话语主体在叙述鲁迅精神的同时，完成着自我精神“被建构”过程。

《人民文学》发表的回忆鲁迅散文的情感所指，界定为公共还是个人，没有绝对区别，只是含量程度不同。公共性程度高的文本，公共话语爆棚，个人话语相对衰竭，鲁迅作为“符号”来叙述；反之，个体性含量高的文本，个人话语彰显，公共话语暂停，鲁迅作为“人”来追忆。在巴金《忆鲁迅先生》（1949年第1期）、茅盾《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1976年第6期）、许钦文《鲁迅在“五四”时期》（1979年第5期）等诸多文本中，鲁迅被誉为“太阳”“主将”。由“伟大”“人民”等组成的所指宽泛的语义场，营造了无限扩散的情感空间。鲁迅的精神内核被外力所挟裹，自我价值的多种可能性被消解，稀释了文本的情感浓度。

有些文本中，主体在“我—鲁迅”双向映照中，深情发掘鲁迅是“常人”而非“神明”。如金帆《鲁迅先生的一封即复信》（1985年第1期）、李书磊《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鲁迅》（2001年第1期）等文本中，鲁迅是一位勤劳简朴、关爱青年同时也是充满烦恼悲愤的人。在萧军《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1979年第5期）中，“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了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阎晶明考察鲁迅吸烟史、饮酒史和疾病史，在饱含深情的语言中叙写人间鲁迅的深沉与博大。⑯

在《人民文学》之外，我们读到了许广平的鲁迅回忆。程振兴认为，许广平“最有可能遵从鲁迅不做‘公物’、拒绝‘纪念’的遗嘱，书写鲁迅‘私密的个人史’的许广平，却反其道而行之，自觉以公共话语稀释其演说的个体性与私密性，甚至不惜改写‘我的记忆’，汇入时代精神的大合唱。……景云深处已无家。”⑰当读者体会“无家”的悲哀时，也体会到许广平在特殊条件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是一种“修辞想象”和“诗性建构”⑱。不同讲述方式所变换的并非“我性”事实，而是文学本身的“他性”世界。散文中鲁迅公共形象和个人形象是语言编制的图像，形象的暧昧性与全息性远大于鲁迅思想本身；文本叙述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是有意创设的语义空间，空间的权力与含混性远大于鲁迅生活本身；主体的公共情感与个人情感，关涉到“谁的回忆”“对谁讲述”“如何讲述”，不可否认的是，语境的制约束缚了情感的表达内容和诉说方式。

三、传记文本：语词-语句-语篇修辞

《人民文学》发表两部鲁迅传记：一部是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以下简称电影剧本《鲁迅传》），刊于1961年第1/2合期，由陈白尘（《人民文学》副主编）执笔，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陈鲤庭集体创作，共4章44节；另一部是唐弢个人遗作《在激荡的风云中——〈鲁迅传〉一、二章》（以下简称唐弢《鲁迅传》），刊于1992年第11期，只有两章内容。它们为鲁迅传记中的“断臂维纳斯”，按照中国传统编年体记人记事，从外部视角切入叙述作为“中国革命战士”的鲁迅符号，逻辑路径均遵循从鲁迅“这一个”反映“这个时代”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说，前一部为鲁迅传记的政治文本，后一部为学术文本。下面从传记的语词-语句-语篇等修辞层面做进一步论证。

（一）鲁迅传记文本的语词修辞

关键语词是透视文本意指的便捷工具，它推动文本叙述，开拓阐释空间。

“革命”可作为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关键语词。该词在文中出现50余次。“X革命”或“革命X”成为文本流动的明线。在文本结构内部，“革命”与“民主”“胜利”“中国”等语词构成语义网络，共同构筑鲁迅的革命传奇大半生（剧本上集只写到1927年10月）。整个建构过程有着鲜明修辞指向：“革命”是鲁迅形象的标志，是鲁迅传记的底色；鲁迅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他不仅把革命投射在文学创作中，而且出现在各个革命活动现场；革命的成败与鲁迅文学成败互相映射：革命成功激发鲁迅的战斗热情；革命失败加剧鲁迅的苦闷；鲁迅的文学创作加速中国革命进程。

“激荡”是唐弢《鲁迅传》的关键语词。“激荡”是文本标题的关键词，同时它作为这篇传记的叙述杠杆，全方位调度叙述话语的情感浓度。传记以“激荡”为轴心，以时代变迁与家庭变故为半径，启动对鲁迅童年生活的话语重述。“激荡”是鲁迅孩提生活的底色，它贯穿于传记始末，甚至在鲁迅未出生时就预设了伟大人物的诞生，鲁迅出生后更是时代造就了他。文本选择“外部”而非“内部”视角完成鲁迅形象建构。“激荡”是能指符号，它的所指从自然景观和国情家情等语义空间中流溢出来。主体“在场”还是“缺席”，这里经受着创作意图与修辞接受的双重度量。“激荡”是主体和客体交互的中间物：主体在动荡客体世界生存，客体因主体存在成为历史见证。

（二）鲁迅传记文本的语句修辞

电影剧本《鲁迅传》的政治色彩不言而喻。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它多大程度上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而在于它的话语蕴涵是如何呈现出来的。也许修辞方式比修辞话语本身更具隐喻意味。语句层面的修辞方式有：以文学笔法界定鲁迅的政治身份；大段的语言能指，被宏深的理论所填充，甚至“鲁迅的台词=《鲁迅全集》中的话”“鲁迅小说中的人=鲁迅生活中的人”“鲁迅的语言=演讲式长篇大论”，扫除文学与政治的屏障；非语言形式以人物动作、神态和心理等方式营造剧本的意识形态氛围，为文本的革命语义注入了叙述能量；内容上省却了鲁迅与许广平、周作人家庭关系，很显然鲁迅形象被纯粹化、平面化、单一化。

剧本的政治含量突出表现在对鲁迅和李大钊五次直接交往的叙述上。抽掉两人初次见面的谈话内容，两人的非语言叙述呈现如下线性排列：

鲁迅靠窗而坐，专注地阅读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兴奋地走上前——鲁迅脸上现出无比的喜悦，迎上前说——鲁迅和李大钊谈得正欢畅——鲁迅弹去烟卷上的灰，说——李大钊点头说——鲁迅愤然继续着说——李大钊欣然说——鲁迅苦恼地说——李大钊点头说——李大钊读着《狂人日记》的原稿，兴奋地站起来，对郭小朋说

从剧本字里行间可感受到两人默契，李大钊主动拜访，鲁迅积极回应：一个“兴奋地走上前”，一个“喜悦地迎上前”；一个“说”，另一个“点头”；一个“欣然”，一个“兴奋地站起来”。电影剧本《鲁迅传》之所以是政治文本，还有其他因素：如创作的政治缘起（建党40周年献礼片）、强大阵容（顾问团+创作组+拍摄组）、政治基调（中央亲自抓、以官方评价为纲）、文艺界领导直接介入（夏衍周扬等提出修改意见、举办座谈会）等。葛涛对此进行过开拓性且较为全面的考察⑲，此处不赘述。

时隔三十年，唐弢《鲁迅传》启动了学术性鲁迅传记写作。前两章共约1.5万字，有60处注释。作为副文本的注释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它和正文本共同构筑特定的文学世界。这篇传记的注释对文本真实性生产有着重要的修辞意味。它的来源和类别主要有四类：《鲁迅全集》；许广平、周启明、萧红等人回忆鲁迅的论著；《清稗类钞》《清名家词》等古籍和博物馆藏件——它们验证了传记的真实性。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治学风格和苏俄文艺理论影响的唐弢，他的认知模式、论述逻辑和行文思路上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正如孙郁所说：“唐弢在《鲁迅传》中，竭力想使自己的思路摆脱俄苏的模式，看他对罗素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我感到是下了大力气的，有的地方确有灼识。但由于在根本的层次上，他的思路尚未跳出旧的模式，使传记未能达到新的高度，这是十分可惜的。在局部上、细节上，在对鲁迅史料的整理上，《鲁迅传》几乎无可挑剔，可在结构上，在宏观的视界里，他少了一种穿透力，少了一种大手笔的气魄。”⑳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三）鲁迅传记文本的语篇修辞

鲁迅传记如厚重的感情库存，里面凝结着传记作者的生命感悟。主体创造了修辞文本，修辞语篇影响了主体“说法”和“活法”。在传记写作的主客体系统中，文本是客体，起中介作用，传主、传记作者和读者构成主体“金三角”。三个主体按产生顺序对应三种关系，其互动方式可描述为：

1.传记作者与传主：灵魂搏斗

钱理群认为，传记写作过程是一种“灵魂的搏斗”，是“传记写作者与传主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㉑它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写作。排除外在条件（与传主是否有过亲密关系、客观因素的制约），主观搏斗程度越强，越能产出高质量的传记文本。如何进行灵魂搏斗，可从创作动机、觉察意识、传记材料和叙述方式等方面加以考察。

电影剧本《鲁迅传》集体创作方式本身削弱了创作的主观搏斗强度。剧本对历史细枝末节的选择，采用有意回避、着意突出或公然改造等策略，像小说一样自由，但过了火。叙述话语上过于依赖政治与道德，导致叙述偏离。执笔人陈白尘也表示“没有机会见到鲁迅”“怎么能画出他的眼神来”。㉒

唐弢《鲁迅传》则希望通过鲁迅这个人，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面貌，写人动机较纯正。在传记的主料选择上，唐弢注重原始资料，对鲁迅日常琐事进行适度展示。以事实而非虚构作为叙述结构，呈现出相对客观的叙述风格。作为鲁迅研究者唐弢，近80岁高龄，坚持与鲁迅灵魂搏斗到最后一刻，此番精神令人感佩。

2.传记读者与传主：认知期待

读者以隐身的方式在场，往往成为传记文学研究被遗忘的主体。读者与传主之间的精神交流可描述为：传主的天才和美德，是被展览的博物馆，引发读者认知欲望；读者通过阅读传记文本，欲望得以满足，接受考古发现式的心灵刺激。“十七年”时期工农兵读者意见的大规模涌现和读者权威的确立，对文本创作、传播与改编产生重要影响。

电影剧本《鲁迅传》在《人民文学》一发表，“人们以无比感奋的心情读了这个剧本，热烈地称赞它所取得的可喜的成就，并且期望着根据它拍摄的影片达到更大的成功。”㉓传主被赋予符号化象征，真正的读者以在场的方式隐身，文本传播中的认知差消除。读者从唐弢《鲁迅传》中读出了鲁迅的某种气质和精神世界。可惜的是，这部传记对读者认知欲望的满足是有限的，传主的私人寓所和生活细节被遮蔽，传主灵魂深处的密码尚未完全解开。

新近出版的鲁迅传记，如陈漱渝《搏击暗夜 鲁迅传》（作家出版社2016）、张梦阳《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之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华文出版社2016）、吴中杰《荒野中的呼喊者鲁迅图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暴露了鲁迅在“暗夜”中“搏击”、在“荒野”中“呼喊”的“苦魂”，传记作者从不同角度逼近天才鲁迅的本真状态，不同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某些认知期待。

3.传记作者与读者：娱乐/教育

文本意义的诞生是作者（表达者）和读者（接受者）共谋的结果。作者提供“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读者很想窥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读者是“勇于追求真理先生”（MrValiant-for-Truth）还是“下流的偷看者”（Peeping Tom）㉔，很难区分。但读者若能在传记文本中窥探传主私生活的细节，品味传主的德行人品，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这体现为传记的娱乐功能。作者在传记中撇开读者的成见、偏见和定见，呈现关于传主的新见、创见和独见，给读者以启迪和引导。这体现为传记的教育功能。

电影剧本《鲁迅传》（上集）在满足读者好奇心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政治教育功能可见一斑。读者孙郁从唐弢《鲁迅传》“精约严谨的结构和某些略带思辨性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传记的“学究味”甚至带有“匠气”，感受到了唐弢的精神世界——“惬意”“灼识”“焦躁”“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一段精神跋涉”，“这与其说是为鲁迅写传，不如说是为自己乃至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写传”㉕。唐弢创造了《鲁迅传》的学术价值，《鲁迅传》的语义空间映照着唐弢晚年书写鲁迅的满满的底气与些许的缺憾。

四、结语

《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修辞事件。它不是一张历史存单，而是一场流动盛宴。颇具修辞意味的文本还有创作谈、阅读笔记、歌词等；副文本如画像、照片、手迹和书讯等，这些史料共同见证鲁迅研究的在场。纪念鲁迅的报刊除了《人民文学》，还有《人民日报》《台湾民报》和日本《改造》等。它们从不同视角显示了鲁迅的接受、传播与研究。这也是非常有价值却尚待开发的学术空间。

文学叙述中的“鲁迅们”堪称符号大集会。无论是政治符号、学术符号、文化符号还是心理符号、传播符号，都是研究主体在特定修辞语境中制造的审美图像。世界以图像方式存在，主体以经验和生命价值出场。减少重复性风景，跳出认知藩篱，进入学科总动员，可能成为中国鲁迅研究可持续推进的“直驱马达”。希望本文为期刊视野中的鲁迅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空间。

注释：

①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9年第10期。

②这三个术语出自广义修辞学理论“修辞功能三层面”，指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和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具体分析参见《广义修辞学》（谭学纯、朱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本）、《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谭学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系列论著。

③郝庆军：《试论陈涌对鲁迅研究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启示》，《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2期。

④张梦阳：《作为鲁迅研究家的陈涌》，《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⑤陈涌：《论鲁迅·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⑥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与理性反思》，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

⑦孙玉石：《鲁迅文学创作与精神气质之诗性特征：冯雪峰对鲁迅理解阐释的一个侧面之浅议》，《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第3期。

⑧《人民文学》创刊号刊发“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专题”，发表了冯雪峰《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和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的研究论文，还有巴金《忆鲁迅先生》和胡风《鲁迅还在活着》两篇散文，刊发鲁迅故居照片两帧“庭院一角”“工作室”，另有鲁迅遗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

⑨《人民文学》1951年第10期特设“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专题”，发表冯雪峰《论〈阿Q正传〉》和陈涌《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两篇评论、钦文《读〈药〉新感》和郑谦《两个时代的农村婚姻——读鲁迅的〈离婚〉和康濯〈我的两家房东〉》两篇读书笔记，以及孙伏园《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入门书十二部》，封二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售的鲁迅著作书讯，插页中有《自题小像》遗墨。

⑩冯雪峰在这篇论文“附记”中记载当时的具体情形：“今年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本刊出特辑，茅盾先生要我也写一点，我在仓卒之间写不出来；恰在这时候，我收到上海出版的《小说》第三卷第一期，内有一篇我写的研究鲁迅和俄罗斯文学关系的论文，我自己重读了一遍，发觉有几个印错了的字，是颇有关系的，因此就摘出几段来，改正错字，在这里重登一下。”

⑪冯雪峰：《阿Q正传·作者附记》，《文艺学习》1955年第5期。

⑫[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⑬[日]林敏洁：《鲁迅与萧红交往考察——兼论〈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

⑭谭学纯：《公共话题转换为个人话语：修辞化及其限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⑮[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⑯参见阎晶明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系列散文，《鲁迅：“起然烟卷觉新凉”》（2009年第1期）、《“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鲁迅与酒》（2016年第3期）、《一次“闪访”引发的舆论风暴——鲁迅与萧伯纳》（2016年第9期）、《“病还不肯离开我”——鲁迅的疾病史》（2017年第3期）等。另，作者已出版包括这四篇在内的随笔集《鲁迅还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⑰程振兴：《假“私”济“公”的回忆——论许广平的鲁迅纪念》，《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8期。

⑱[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⑲参见葛涛系列论文，如《许广平与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兼谈许广平的三则佚文》（《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利政治——以〈鲁迅传〉座谈会记录为中心》（《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巴金谈电影剧本〈鲁迅传〉佚文考释》（《博览群书》2010年第7期）、《1961年3月6日北京〈鲁迅传〉座谈会记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茅盾谈电影剧本〈鲁迅传〉的两则佚文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东岳论丛》2012年第12期）等。

⑳孙郁：《未完成的雕像——评唐弢的〈鲁迅传〉》，《读书》1993年第4期。

㉑钱理群：《不敢写传记》，《中华读书报》2005年3月30日。

㉒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90-791页。

㉓贾霁：《鲁迅传（上集）读后》，《电影艺术》1961年第2期。

㉔[美]艾伦·谢尔斯顿：《传记》，李永辉，尚伟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㉕孙郁：《未完成的雕像——评唐弢的〈鲁迅传〉》，《读书》1993年第4期。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1949-1999)话语研究》”（编号：15CZW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