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正如一首歌低回婉转“时间都到哪儿去了”一样，笔者年逾“从心所欲”仿佛就是转瞬间发生的。不必玩世不恭地侈谈人生如戏，“副末开场”就免了，但首先要“自报家门”还是必须的。

一

1964年，笔者16岁初中毕业，因家庭原因，无力继续深造，只得到一家建筑公司做学徒工。开混凝土搅拌机，整天与水泥打交道，绝非如车、钳、刨、铣、磨五大工种那般有“锱铢必较”的精细，也不像铆、锻、焊、铸工种那样有“花样翻新”的技巧，熟练工种何以也非要经历三年零一节出徒的磨练，笔者就不得而知了。那时的最大理想就是当卡车司机，但粥少僧多，谈何容易！退而求其次，当推土机手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慢，但毕竟能动，暗合“生命在于运动”的哲理。有一位当过坦克兵的师傅曾郑重其事地对笔者说：“推土机的左右离合器操纵杆与驾驶坦克如出一辙，非一般人所可染指！”这终于将笔者的第二理想也扼杀于摇篮之中了。

随着城市土建的需求增大，建筑业工程机械逐渐增多，施工现场的机械修理也应运而生。笔者在建筑业前后干了14年之久，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地机修车间度过的，这无疑令笔者的人生理想又增加了一种选择，所谓“技不压身”，多掌握一门技术终非坏事。电工学、机械制图、金属热处理、液压技术、汽车修理乃至20世纪70年代中昙花一现的射流技术，都曾仔细钻研过。除此之外，当时还不算难以寻觅的王力主编的四卷本《古代汉语》、言文对照《古文观止》、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算是工余读物；至于当时列为禁书的中外小说，在秘密传阅中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样部头的小说，往往一昼夜间就要及时传给下一位排队等候者，囫囵吞枣之下，就连人名也记不完全，遑论文学审美？记得撰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曾说，他青年时期嗜读如命，地上捡到一张纸，也要看个究竟。在书荒的时代，我没有捡纸的经历，却养成了通读能够到手的所有书的习惯，什么《砖木结构》《演员自我修养》《自然辩证法》《和声对位》《摄影原理与实用》《电工学》《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等等，杂七杂八，都要从头到尾认真阅读，甚至魏格纳有关大陆漂移学说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至于读懂与否，则完全没有功利性的计较，打发时间而已。同工棚的师傅有一本家传的《辞海》，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厚厚的像一块城砖。平时放在通铺上，大家都可以随时翻阅，而笔者是主要的“看客”，学到各类知识的同时，也算解闷儿一法。有一次工地支书到群众中来嘘寒问暖，发现了这部硬壳封面已经泛黄的辞书，他似乎很内行地让我查阅“李自成”的条目，随即手指上面“米脂贼”三字大发议论，仿佛发现了日常生活中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笔者唯唯受教，连声不迭答应他马上处理掉这部“黄书”，总算了结了这场公案。事后琢磨，没有立即就地执行，可能得益于机械工在建筑业工地属于双重领导的缘故。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似乎与笔者无关。半年以后，周围人起哄，怂恿笔者以同等学力报考，居然考了400多分（五门课满分500）。此后又经一番周折，总算踏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大门，属于78级文学专业。俗话说“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回忆当建筑工人的一段经历，无非想证明自己能够“咸鱼翻身”并非天上凭空掉下了大馅饼，而是与十四年迫不得已地泛滥杂书大有关联，这一关联也影响了笔者后半生三十一载的编辑生涯，同时可印证“编辑须是杂家”的正确性。

二

现在言归正传。大学同窗中与笔者年纪相仿佛者总有十来位，不论有无证书，大都有高中的经历。相形之下，笔者四年的学习就较为吃力，年逾“而立”，专业方向尚未确定。后半生致力于明清文学是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华书局文学室当编辑，是由当时的工作需要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百废待兴，书局内部各编辑室也纷纷拟定出版规划，大多数编辑也都有各自的科研追求，学术气氛异常浓厚。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下，这种现象极为正常，学者型编辑在各大出版社中并不罕见。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傅璇琮等先生，无疑成为我们这些新编辑人员的学习榜样。然而如何将编辑出版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绝非轻而易举或一蹴而就。《礼记·学记》有云：“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既然“教”与“学”能够相互促进，那么“编”与“学”能够相互补益也就顺理成章。其实“编学相济”，从编辑的老祖宗孔夫子那里就已经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春秋》的编纂即是一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作者的文稿百密一疏，在所难免。作为一名合格的编辑，对于作者的文稿没有越俎代庖的权利或义务，但补苴罅漏，精益求精还是必要的。笔者曾经拜读过一本有关明人小品文的选注本，作序者还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名教授，但其质量却颇多可议之处。如冯梦龙《古今谭概》中有一篇讽刺北齐文宣帝高洋草菅人命的小品，中有云：“北齐文宣淫暴。杨愔虽宰辅，每使进厕筹。”何谓“进厕筹”？先看选注者的释义：“进高（洋）的厕所筹划公事。”这显然是望文生义且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只要花费几分钟的工夫查阅一下诸如《辞源》一类的辞书，即可检得：“厕筹：大便后用以拭秽之木竹小片。”皇帝高洋让宰相级别的大臣陪侍其如厕，且手持“卫生纸”恭候，这一荒唐事见于《北史·齐纪中》，并非明朝人所杜撰。选注者水平如何，这里不论，但编辑把关不严（包括遴选作者过程）或其学识尚不足以胜任此书编辑则是事实。

要当好一名合格的编辑，就不能迷信作者，尽管作者头上可能罩有诸多耀人眼目的光环。曾经参阅一本由当代著名的古代散文研究大家选注的明文，智者偶疏处亦复不少。明弘治十二年（1499），一代才子唐寅无意间卷入科场案中，耽误了一生功名，其《与文徵明书》有意效法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行文悲愤难抑。其中有句云：“荆轲议于朝，而壮士为之徵剑。”选注者诠释这两句说：“荆轲议于朝：指荆轲决定赴秦行刺事。征剑：指燕太子丹求天下之利匕首。见《史记·刺客列传》。”唐寅构思这两句话的意图何在，只平白无故地复述一段1700多年前的史实吗？这首先要搞清楚句中“徵”的释义，这个字在此不宜简化处理，因为它非“征求”之意，而是用其“取信”之义项。检《刺客列传》可知，战国时燕国的太子丹欲行刺秦王政，就与处士田光先生秘密商议办法，田光以自己年老为辞，推荐了荆轲。太子丹送田光出门说：“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找到荆轲，在对方应允拜见太子丹后，就当其面用剑自刎而死，以自家生命为代价用以消除太子丹的不信任心理。唐寅所云“壮士”即指田光无疑，并为下文“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顾也”两句张本。

王阳明《何陋轩记》属于明代散文名篇，其中“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三句，上举选注本未注“龙场”何在，对第二句注云：“未详。”注“要绥”则云：“此指抚绥之地区。”皆语焉不详，令读者难以索解。对于王阳明而言，龙场是其一生的重要关节点，所谓“龙场悟道”就发生在龙场驿附近的一处山洞中。其故址位于今贵州中部的修文县，是汉族与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所谓“夷蔡（sà卅）之外”，语出《尚书·禹贡》：“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古代王畿外围，以500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划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区域，合称“五服”。服，即服事天子之意。距离京师1500里至2000里即为“要服”。“夷”即夷人（古人称少数民族）所居之地，“蔡”则为流放罪人所居之地。夷与蔡同处于“要服”之内，“夷蔡之外”则属于“荒服”之地了，即距离京师2000里到2500里的边远地带，属于替天子守卫的国土边疆。“于今为要绥”则体现了明中央政权开发边疆的努力，将“荒服”提升到“要服”乃至“绥服”的地位，“绥服”即替天子做安抚的事。总之，这三句文字，即使选注者是无意漏注，作为图书编辑也应当联系选注者加以补充。只要下一番辗转查考的功夫，就不难通晓文章之意旨，否则这篇《何陋轩记》的写作用心就隐晦不清了，我们今天选注之何用？

注释散文如此，注释诗歌更有一个文本细读并加以品味的过程。明“后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攀龙曾写有《登邢台》七律一首，其颔联：“春树万家漳水上，白云千载太行来。”有一家著名出版社选注李攀龙此诗，注者注释这两句云：“漳水：即漳河，发源于今山西西南部，上游有清漳、浊漳之分，在河北南部汇合后称漳河，在今河北、山东交界处流入卫河。太行：太行山。详前注。”其实作者此联并非纯粹写景，而是触景生情，别有感怀。今人注释明其语词之地理位置十分必要，但若不能发微抉隐，就等于没有看懂这联诗句。出句“春树”化用唐杜甫《春日忆李白》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两句，流露出怀友之意；对句“白云”“太行”云云，则借用唐人狄仁杰的故事，暗寓思亲之情。《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亲在河阳，（狄）仁杰登太行山，反顾，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得去。”《文心雕龙》有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之论，编辑绝非万能，但见多识广，总能发现文稿中的一些疏漏，尽其所能帮助作者解决文稿中的一些问题，为人作嫁就责无旁贷。这并非要求编辑的学术水平须高于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也不可能，但取长补短、编学相济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些老编辑，在编学相济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们职司编辑却学有专长，甚至可与大多数著名学者一争高下。中华书局已故编审周振甫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在编辑出版《谈艺录》《管锥编》的过程中，结下深厚的友谊，早已誉满学林，成为一时佳话。周先生自己也著述等身，以名山事业，享誉后世。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故编审金性尧先生，是著名资深出版人，更是一代文史大家。他选注的唐、宋、明诗三百首系列，精耕细作，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并时出新意，嘉惠学林。如选注明“前七子”领袖人物李梦阳的《经行塞上》七绝，此诗于气势雄壮中暗含讽喻，含蓄之中耐人寻味。诗题“经行”二字，一般注家多不会留意，行进经过而已，自不必出注。但金性尧慧眼独具，注“经行”云：“原指佛教徒因养身散除郁闷，旋回往返于特定地区，这里借喻明武宗常往宣府一带巡游作乐。”经行，作为佛教术语，意即在一定的地方兜圈子，目的在于避免坐禅时发生昏沉或睡眠的现象，为佛教徒一种调剂身心之安静散步。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有二三十处用到“经行”一词，如卷五：“其侧窣堵波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明代文人每喜用宗门或教门之语点缀于诗文中，即如“好事不如无”，看似寻常俗语，实则出于内典，整理古籍，若能一一注出，当会极大提升出版物质量。金性尧先生的实践对于从事古籍整理的编辑具有示范作用。

文学典籍的注释如此，史学典籍的注释也存在一个寻根溯源的问题。《三国志·武帝纪》记述这样一段故事。魏种是曹操提拔的官员，后者对其非常信任，认为不会背离自己。然而恰恰是他的这位“铁杆”在一次军事失利下投降了袁绍，于是曹操就发誓说：“只要你魏种不南逃至越，北逃到胡，我就不会放过你！”在建安四年（199）的一次战役中，曹操生擒了魏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魏种没有被杀，反而当上河内太守，曹操将黄河以北的管理全权托付与他。注家对于“唯其才也”一概无注，实则四字确有出典，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何长之有？唯其才也。”这是鲁国臣子关于家世继承问题的一段争论语，曹操套用此语，有对自己先前所发誓言自我解嘲的用意，同时也反映出他当时亟须用人的无奈心理。历史上的曹操是否真说过类似的话，已无从知晓，但陈寿用此四字刻画曹操的复杂心态，确属神来之笔，凸显了撰写者的良史之才。如此看来，是否注出这四字的来历，于读者并非无关紧要。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初十，汉献帝被迫晋封曹操为魏公，《三国志》所录《册魏公九锡文》是尚书左丞潘勖的手笔（见《文选》卷三五，文字略有不同），并非出于陈寿。其中有“率土之民，朕无获焉”两句，何谓“无获”？意谓不能获得民心。获，即“获民”，谓获得民心。语出《左传·昭公三年》：“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汉焦赣《易林·萃之姤》：“种一得十，日益有息，仁政获民，四国亲睦。”但如果不明“无获”两字的出处，望文生义，就有可能产生误解。以笔者所见《三国志》两种全注全译本及《三国志》两三种选注或全译本，似都没有瞩目“无获”两字的确切诠释。如一种全注全译本译为：“整个国土上的人民，朕无权管理。”另一种全注全译本译为：“各个地方的民众，我也无权统治。”一种出版较早的全译本译为：“整个国土上的人民，我都无权管理。”一种新近出版的选译本译为：“国内百姓，朕无法管理。”几个本子的今译大同小异，递相因袭的成分很大，都没有把握住“无获”的正确释义，有以讹传讹之嫌。上述八字，若译为“我不能获得境域之内百姓的民心”，是否更符合文本原意呢？

三

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云：“稷下有谚曰：学识何如观点书。”在古籍整理中，注译似乎难于校点，但若从编辑的角度比较两者的难易，校点古籍反而更容易出现显而易见的“硬伤”，且被读者诟病的概率大增，编辑稍有疏忽，出版物的错误率就会超标。

《娇娜》属于《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其中“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十二字，自这部小说新式标点本问世以后，几乎千篇一律皆如下标点：“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然而若仔细校读，就可发现“几榻裙衣”作为四种并列的事物，完全不合逻辑，几与榻属于古代木制器具，皆有一定规制，如何“不知何名”？“光彩射目”就更谈不上了。如果这样标点就清楚了：“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几”“榻”是作为“裙衣”的定语设置的，中心词则是“裙衣”，且不当点断。何谓“裙衣”？即围在靠几与卧榻等器具下方，像裙子一样的绣幕。绣幕当系用某种织物制成者，小说主人公不知其为何种材质所织就，当属正常。至于“光彩射目”的描写，就更凸显了这种织物的瑰丽奇特，不同寻常，且与上文“处处悉悬锦幕”相照应。类似这种积非成是、习焉不察的标点问题，在古籍整理中并不罕见，作为编辑就应当善于发现其间的错讹，并努力加以改正。

《鸽异》在《聊斋志异》中算不上名篇，但小说开首就存在后人标点的普遍错误。“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三句，第一句列举鸽子的诸多名目，三年之前坊间售卖的《聊斋》全注本或选注本，大都标点为“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几乎无一例外。就如同《聊斋志异·促织》一篇的写作有意借鉴明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有关蟋蟀的内容一样，蒲松龄写作《鸽异》也着意参考了明末山东张万钟《鸽经》的相关内容。张万钟即清初著名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岳父。《鸽经》是我国目前为止已知的最早的一部研讨家鸽的专著，恐怕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传世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氏霞举堂刻《檀几丛书》二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出版《续修四库全书》，其第1119册收录明张万钟撰《鸽经》一卷，为研究者提供了访书之便。全书共分为六大部分，即论鸽、花色、飞放、翻跳、典故、赋诗，共计7000余字。靴头、点子、大白三类，属于以“花色”划分鸽之名目，《鸽经·花色》皆有品评，此不赘言。至于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三类，亦皆见于《鸽经·花色》，不过因蒲松龄写作时一时疏忽，将“黑”误置于“石夫妇”之前，竟生歧义，也难怪此处断句不易。所谓“黑石夫妇”，《鸽经》作“石夫石妇”。《鸽经·花色》：“石夫石妇，种出维扬。土人云，石夫无雌，石妇无雄。石夫，黑花白地，色如洒墨玉；石妇纯白，质若雪里梅。短嘴、圆头、豆眼，鸽之小者，此其一种。”可见石夫石妇之羽色系因雌雄而不同，雄者“黑花白地”，雌者“纯白”，“黑石夫妇”当属于蒲松龄百密一疏中的错误转写。雀花，当即“鹊花”，亦属蒲松龄引述时之笔误。《鸽经·花色》：“鹊花，银嘴金眼，长身短脚，文理与喜鹊无别，故名。”狗眼，《鸽经·花色》：“狗眼，雀喙鹰拳，宽肩狭尾，头圆眼大。眼外突肉如丹、高于头者方佳，止宜豆眼、碧眼。外肉白者，用手频拭，则红；有黑，纯黑如墨。又一种烂柑眼，如蜜罗柑皮，皂黑如百草霜。紫有深紫、淡紫二种。白忌小头，蓝忌尾有灰色。五花毛，五色羽相间如锦。莲花白，自头至项，紫白相间。黑花白地，此种最佳。眼大者，品同射宫。鹰背，色最润，背有鳞文者佳。银灰翅，末无皂稜者佳。十色。按狗眼，乃象物命名之义，以狗之眼多红，故名。实为西熬睛，俗多不知，故仍旧呼可耳。”

校点古籍，无论诗文还是小说，有关工具书须臾不离座右是必须的。记得当机修钳工时，剔槽卧键，打孔划线，师傅常嘱咐徒工“问问”，即用游标卡尺或千分尺对加工的工件勤加测量，以免误差叠加，产生废品。如此工匠精神，在古籍出版的编辑工作中也完全适用，工具书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要千方百计寻觅线索，找到可供参考的典籍，否则就难免忙中出错。往往你自认为读懂了的文字，不假思索，却最易出现断句硬伤；你感觉费解的文句，经过一番“寻寻觅觅”，也许最终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晚清鲁一同有《安东岁灾记叙》一文，某出版社的整理本对文章开首几句如下标点：“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笔者才疏学浅，反复阅读，绞尽脑汁，竟不知其所云为何。查考工具书，也无从下手，只得借助有关古代典籍的逐字检索电子软件，因“计然”在古籍中出现频率较低，即以此两字为关键词搜索，检得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五《明雩篇》：“《范蠡计然》曰：‘太岁在于水，毁；金，穰；木，饥；火，旱。’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再经一番辗转查考，“范蠡计然”，并非人名并列，而是《范子计然》一书的异称，故加书名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此书今已不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三《经籍考四十》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云：“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用太岁（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岁星）之运行，结合阴阳五行之说解释每年的“水旱饥穰”，合理与否，这里不作辨析，但有了《论衡》的书证，再标点上揭一段文字，即是：“《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如此标点，文义就非常清晰了。

标点古籍须异常谨慎，校勘其文字也不能掉以轻心。“为之地”三字，在古汉语中成词，即给人提供事理的根据。语出《韩非子·说难》：“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一部由某地方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别集，却对文本中出现的“为之地”这三字出校曰“疑衍”。如此校勘古籍，真令人大跌眼镜，无话可说！记得刚入中华书局，领导让笔者点校清人张问陶的《船山诗草》，作为编辑初涉古籍整理工作的一次实践。《船山诗草》的校本无多，底本所用即嘉庆二十年（1815）乙亥刊本。卷二《琉球刀歌为周补之作》七古有句云：“枉将切玉炫西湖，不用揽环夸大食。”诗中“西湖”何谓？笔者三十七年以前草草点过，竟未细思。实则“西湖”乃“西戎”之音讹，典出《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至于“夸大食”三字亦有所本，典出唐杜甫《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揽环结佩相终始，万岁持之护天子……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同书卷一〇《题愚亭智莹受之问彤两弟洛阳倡和诗后》七律尾联：“凭君为吊长沙傅，绛灌无交计本疏。”“长沙傅”即贾谊，《汉书·贾谊传》：“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又云：“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所谓“绛灌”，即汉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的并称，两人均佐汉高祖定天下，建功封侯。可惜因起自布衣，鄙朴无文，又曾谗嫉陈平、贾谊等，在历史上留下骂名。那么“绛灌无交”何义？似是说贾谊不与二人交往，因而受到他们的诋毁。其实四字乃“绛灌无文”的形近而讹，语本《晋书·刘元海载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随何）陆（陆贾）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人所耻也。”张问陶借用刘元海之语道出对周勃与灌婴等武人嫉贤妒能的鄙夷，并非责难贾谊不与两人结交而招祸。一字之讹，谬以千里！校勘一事，真当慎之又慎。巴蜀书社2010年出版《船山诗草全注》，即以中华书局1986年版《船山诗草》为底本，一些错讹即因袭了底本的失误，令笔者抱憾终身。张问陶论诗标举性灵，但其诗创作绝非全凭兴致，任意挥洒，往往巧用典故，得雅驯之趣，意在言外，读之令人回味无穷。点校《船山诗草》一类的古籍，丝毫不能大意。陈垣先生首次提出校勘学的“四校”之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以理校最为危险，不宜滥用。上揭二例，即运用他校之法，因有确凿书证，并非妄下雌黄。此外，从事编辑工作，也有一个“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循序渐进过程，一切贵在坚持，终究会有“蓦然回首”的惊喜；如若半途而废，一切就无从谈起了。

四

笔者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六年，解决了专业方向问题，对于文献整理总算有了一定认识，并为以后的编辑工作打下基础。1988年杪，调入文化艺术出版社，原本想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一显身手，却因胆识、能力皆有欠缺，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仅以出版界而言，中国不缺少学者型的编辑，所缺者，真正的出版家！现在看来，能够当得起这三个字的编辑无多，湖南的钟叔河先生属于老一辈的出版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策划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至今脍炙人口。笔者的编辑同辈之中，上海已故学者赵昌平先生，曾领导上海古籍出版社干得风生水起，受到多方赞誉，出版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故副总编辑高贤均先生，系笔者同窗，他策划出版的《白鹿原》《尘埃落定》等小说皆为获奖出版物，堪称高瞻远瞩，目光如炬；他为引进《哈利·波特》费尽心血，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赢得声誉的同时，也使该社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共和国出版家名录中，他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笔者没有他们那样的选题意识与出版魄力，能勉强做好案头编辑工作，已经算是“将就材料”了。1998年，笔者毅然转型为学术杂志编辑，调入《文艺研究》编辑部。

当时的《文艺研究》主编柏柳先生作风严谨，脚踏实地，策划选题，不务虚名，讲求“五湖四海”，团结众多学者。他从该杂志1979年创刊即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十年如一日，与诸同人一起为《文艺研究》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也为以后权威核心期刊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多年后的继任者方宁先生更上层楼，在选题开拓、作者培养方面继往开来，令刊物面貌有了新的气象。特别是他坚持亲自通读文稿与三校样，并通过奖惩制度力争减少文字错讹方面的努力，令《文艺研究》的差错率减至历史最低，获得学界的一致好评。

以小环境而论，《文艺研究》人员构成简单，但不乏能人。如金宁先生对摄影、电脑硬件等，道行颇深，这些业余爱好对于杂志建设不可或缺。编辑部集体出行或开会，他总爱拿着专业相机，游走在各个角落，为大家留下珍贵的历史镜头。随着电脑写作的逐渐普及，编辑部与作者的书信往来及作者投送文稿，也逐步由纸质文本转变为电子邮箱的往还，处理文稿的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全编辑室电脑联网及提调统筹方面，金宁先生皆功不可没。笔者本人的“换笔”过程，也得到他的许多具体指导，尽管艰辛，却不乏有问有答的即时乐趣。在如此氛围下工作，心情自然舒畅。2008年，笔者到点退休，返聘五年，直到2013年初彻底告别编辑工作。六年之后，《文艺研究》年届“不惑”，金宁先生继掌主编，编辑部人员也陆续更新，逐步年轻化，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值此欢欣鼓舞之际，金宁先生命笔者撰稿抒发感想。盛情难却，于是拉杂写了上述文字，仍觉意犹未尽，再就学术刊物编辑经常遇到或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写如下感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曾有名言：“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编辑属于文字工作者，修改作者文稿自属分内之事，然而，编辑自己为文能否做到文通字顺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记得初入中华书局任职编辑，笔者一封致作者公函，被领导修改得几乎面目全非，难为情中也认识到文字要做到逻辑清晰、要言不烦并非易事，于是有意在锤炼文字上苦下功夫，历时三四年才勉强过关。《文艺研究》作者的文字功力参差不齐，有的作者文章立意不错，文字表达却磕磕绊绊，要达到发表水平，就需要编辑一句一句加以推敲修订，方能杀青。有的作者行文半文不白，语法纠缠不清，甚至不知所云，编辑修改也要花大气力。因有互联网的便利，笔者修订后的文稿都要寄还作者过目，有些作者很不以为然，认为编辑是枉抛心力，点金成铁。遇到如此情况，笔者常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讲述文章修改的必要，一时难得作者谅解。时间或可成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久而久之，许多人最终都能够体谅编辑的良苦用心，清醒认识到自己文章的不足之处，还与笔者结为好友。文字的通畅问题本在初中、高中阶段就当解决，然而许多读完博士乃至“博士后”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文字竟难以过关，岂非咄咄怪事！由于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评估体系与奖惩制度等问题，往往擅长文献整理与辨章考据者，不喜作义理阐发的文章；而义理优长又善于发挥者，文献功底又常常不尽如人意。《文艺研究》的作者主要以后者为主力，引文不规范，郢书燕说甚至张冠李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罕见。如明清科举制度中的“进学”或“入学”，一般称为“生员”，笼统称之为“诸生”亦可，典雅一些可称“博士弟子员”，大众化一些则可称“秀才”。但无论如何，“进学”不能称之为“考中秀才”。“中”即“中式”，谓科举考试合格，只用于乡试举人、殿试进士。“考中秀才”若出自《儒林外史》中的胡屠夫之口不足为奇，若出现于大学教授的论文中，就算是“硬伤”了，改为“考取秀才”，勉强可以。又如唐玄宗天宝三载至十五载（744—756），唐肃宗至德元载至三载（756—758），只能称“载”，不可称“年”。杜甫《北征》诗：“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首句所云即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今人论文若出现“天宝六年”“至德二年”一类的称谓，就有违史实了。

编辑审稿、编稿要有吹毛求疵的精神，这是对作者负责，也是对学术发展负责。北京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在这方面是我们的表率，他往往能在大多学人的熟视无睹中发现问题。东汉女史学家班昭，又称“曹大家”，这里，“家”当读如“姑”，系古人对女子的尊称。搞文史的人一般不会读错，然而却只对了一半，吴先生认为三字当读为“曹太姑”。唐代宗在历史上名声不彰，却因以俗谚“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八字劝慰郭子仪，巧妙化解其女儿升平公主与女婿郭暧小两口的矛盾而著称于世（见《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晋剧《打金枝》即演此事。“家翁”在这里亦当读“姑翁”，是婆婆与公公的合称，并非单指一家之主的男性家长。这些常用字的异读问题或许不直接出现在论文中，但如何释义却往往能间接反映作者论证某些论题之严密与否。这些细微末节，编辑不可不知。诸如此类的异读字，如地理名词“大宛”“宛城”的“宛”，古人皆读“冤”，然而京剧《战宛城》却无人异读，反映了古今音的不同。此外如人名“冒顿”“金日磾”“吐谷浑”“万俟卨”等皆有异读字，地名“斜谷”“褒斜”之“斜”，皆读“爷”音，匈奴单于“伊稚斜”中的“斜”，只能读“察”音。编辑者遇此类地名、人名，也不可不察。

一些古代文化常识，如马镫大约出现于西晋时代，有出土文物为证，东汉传世的有关画像石就没有表现马镫的画面。这涉及如何评价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西汉飞将军李广的骑术，以及三国时期骑兵作战的方式等。《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动辄大战五十合、百合甚至三百合，属于文学作品的极度夸张；在“无立足处”的马鞍上，关云长如何挥动重达82斤的青龙偃月刀更令人匪夷所思。著名画家徐悲鸿的著名油画《田横五百士》，其右侧白马的鞍下赫然点缀着汉初尚未出现的金属马镫，大约也属于一时失考吧。

《文艺研究》所刊论文，内容涵盖古今中外文学与艺术的多种门类，相关编辑对于古代乐律“三分损益法”的实践过程、对于明代朱载堉通过计算而来的十二平均律，都要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半音阶六相二十四品的琵琶，是近现代出现的。昭君出塞时马上所弹者，绝非如现代的半梨形琵琶，且横持而非竖抱；用拨子，不用义甲。对于天文历法如阴历、阳历、公历与我国传统阴阳合历的农历（或称夏历），它们之间或有一定联系，但概念皆有不同，不得混称。墓志铭是埋于地下棺椁之前的，绝非如神道碑或墓碑竖于地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有一首名诗，其诗题，国内多翻译为“我的墓志铭”，不知误导过多少人。至于“丰碑”，原指古代殡葬天子或诸侯，如井上辘轳般用以下棺的工具，称为纪功颂德的高大石碑，当系后起义。要当好编辑，诸如此类的文化常识，不必精通，却一定要概念清楚，明其荦荦大者，如此方能及时并游刃有余地加工处理好来稿。《红楼梦》第五回描写秦可卿闺房中悬挂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立即遭到“宝哥哥”的白眼，然而对于今天的编辑而言，对句不论，至少出句是当奉以为圭臬的。

随着文献典籍数字化的进程，电脑逐字检索软件的广泛应用，PDF版、DJVU版乃至UV版电子书的迅速普及，对于作者与编辑都是莫大的福音。前者在准确性方面或有疵议，但以之为线索及时核对可靠文本，即可万无一失。获取准确资讯的快捷性，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可满足编辑的成就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所谓“编辑无学”之说，可以休矣！

在《文艺研究》工作十五年，约占笔者编辑生涯的二分之一，笔者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泰半问世于这一时期，如《明文选》《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七史选举志校注》《新译明诗三百首》《义理与考据》《聊斋志异详注新评》《聊斋志异新证》《徐霞客游记》，等等。回顾自己后半生的编辑生涯，只有四个字最令笔者刻骨铭心：编学相济！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金宁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