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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我与《文艺研究》的文字因缘

来源:“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 | 左东岭  2020年05月26日08:06

原标题:左东岭:君子相交淡如水——我与《文艺研究》的文字因缘

我与《文艺研究》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文笔交往,但仔细想来,能想起的事情并不太多,可谓平淡如水,但又觉得轻松愉快,情深意长,所以用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君子相交淡如水”。这既能说明我们之间的交往性质,更是对这份重量级刊物的厚爱与敬意。

我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郑州大学中文系教书,当时系里安排我讲授元明清文学。由于备课的关系,我迷上了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几乎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中国古代戏曲的剧本作品、相关资料与研究成果。诸如《元人杂剧三十种》《元曲选》《孤本元明杂剧》《六十种曲》《古本戏曲丛刊》等,还有王国维、赵景深、吴梅、叶德均、周贻白等人的研究论著。为了做中西戏剧比较,我还阅读了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西方戏剧作品,以及布莱希特、焦菊隐等人的戏剧理论著作。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的一些学术体会,尤其是对于关汉卿的杂剧,有了一些与前人不一样的学术认知。我试着把自己的这些体会写成一篇有新意的论文,最终定稿为《关汉卿杂剧的文化考察》。当时很有自信,认为文章立意新、论证严密,而且经过多遍修改,觉得是一篇立得住的学术文章。写成后就想找一家好一点的刊物来发表,因为是有关元杂剧的,就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朋友毛小雨交给了《文艺研究》当时的编辑廉静先生。等了两个月以后,毛小雨先生来电话说,《文艺研究》认为我的文章不太适合在他们刊物上发表,准备将其推荐给《戏曲研究》,问我是否同意。其实,《戏曲研究》也是一份声誉很好的学术研究集刊,尽管没有《文艺研究》名气大,但是要在那上面发表论文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所以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文章最终被发表在《戏曲研究》第36辑,这是我与《文艺研究》的第一次接触,也可以说是一次不太成功的接触。

然而通过这件事,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也为以后我和《文艺研究》的交往定下了基调。尽管我的论文最终没有能够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但是他们对我的稿子的处理是既严肃又认真负责的。作为一个素未谋面的普通作者,刊物编辑不仅认真审阅稿件,同时还积极推荐给相关的学术刊物,这让我始终对这家刊物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从此也打消了对大刊物的恐惧、隔膜之感。同时给我更深刻的感受是,自己的文章肯定是尚未达到刊物能够发表的学术水平。我后来反思,我的文章尽管在对关汉卿杂剧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认定上具有自己的看法与新意,但在元杂剧的艺术特征与戏曲结构的作用方面却很少落笔,换句话说,其文化的内涵未能与艺术的要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体会让我认识到,如果要在这种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要立意新,还要结论稳妥,并符合刊物的性质。

1995年,我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专业也从元明清文学研究转到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与《文艺研究》的文笔交往也更加频繁。但初次投稿的经历依然深深地根植于头脑之中,使我每次给《文艺研究》投稿,都力求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文章要有创新性,不仅观点新颖,而且最好是结论具有原创性,是前人未曾留意但又是很重要的学术发现;二是文章一定要有足够的分量,文献扎实,理论内涵丰富,争取发表后能够得到学界较多同人的关注;三是一定要认真打磨,反复修改,从论文结构到学术结论再到语言表述,务必反复斟酌,不留遗憾。在文献使用与语言表述上,凡是自己能够解决的,一定不要留给主编与编辑。比如我自2006年开始先后在《文艺研究》所发表的《元明之际的“气”论与方孝孺的文学思想》《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影响中国近古文学观念的三大要素——兼论地域文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以及将要发表的《闲逸与沉郁:元明之际两种诗学形态的生成及原因》等文章,都是自己深思熟虑且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以《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为例,该文既与戏曲艺术有关,同时又是一个研究文学思想的跨学科论题。文章完全纠正了以前学界关于《牡丹亭》反理学、反封建的学术定位,认为作为朝廷官员的汤显祖,乃是受到罗汝芳等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汲取了他们生生之仁的心学观念,从而用情的生命力去弥补程朱理学的僵化与生硬,使人重获生命活力。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与同时冯梦龙的情教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篇文章是我比较满意的学术论文,也是至今为止我的学术论文中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

正是抱着上述这种态度,使得我以后与《文艺研究》的关系处理得既简单又融洽。我虽然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不能算多,但每一篇都很顺利。凡是我投给《文艺研究》的稿子,百分之百地都被采用了,甚至修改的地方都比较少。这一方面说明自己的学术水平经过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与多年的磨砺已经有所提升,但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态度一直比较严谨、认真,绝不轻易落笔,绝不轻易投稿。这不仅是对刊物与学界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学术声誉负责。

从《文艺研究》本身说,它也给了我一种来往轻松的人生体验。无论是其前任主编柏柳、方宁,还是先后的编辑廉静、赵伯陶、陈斐,我们都既是学术上相互切磋的朋友,又是关系密切的合作者。

在这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们给我的印象,其一是对于学术选题、学术观点甚至学术风气都切实负责而严格把关,在学界树立了一种学术正气。赵伯陶先生在各种场合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文从字顺本来是学术论文的起码要求,但是现在却成了发表文章的高标准。不仅就研究生的文章而言,很多是这样,连不少教授的文章也是如此。”纵观当今学界,情况的确如此,而要纠正这种不良风气,我认为像《文艺研究》这样级别的刊物,是可以起到较大作用的。

其二是《文艺研究》严格的审稿制度与高标准要求。由于市场化的影响,目前编辑们的审稿工作量越来越大,因而许多刊物就把核对引文、审查出处的工作交给文章作者予以处理。而最终的学术质量也就取决于作者是否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文章了。但是我在《文艺研究》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够体会到编辑们的认真细致与高度负责。从观点正确与否到结构是否存有漏洞,再到文献使用是否有误,甚至引文的核对与字句的斟酌,都全面把关,一丝不苟。这种态度不仅保证了刊物的学术质量,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作者文章中的不少漏洞,无形中也能使其作者逐渐养成严谨的学风。当然,严格不是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而是认真合作的学术友情,从而让人觉得有朋友般的温暖。比如,在我将要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倪瓒《秋水轩诗序》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一句“人心惶惶,日益困粹”的话,我使用的是江兴祐点校的《清閟阁集》。编辑陈斐先生认为“困粹”的“粹”于理不通,可能有误,来函让我进一步核对。我再次比对原书,的确是“粹”。但陈斐说刊物的原则是“底本有误也要校改”,这当然是对的,因为文献学上本来就有“理校”之说。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不放心,就又把手头现有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閟阁全书》找出来再次对校,发现乃是“困悴”,而“困粹”显然是整理者在点校过程中出现的转录错误。然后我将此结果告诉了陈斐先生,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由此也足见《文艺研究》编辑的专业水平与编校态度的严肃、认真。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文艺研究》的主编与编辑们学风的纯正、端方,他们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一律以学术的标准来处理文稿与作者的关系。我可以负责地说,在三十多年的学术交往中,我本人能够做的,或者说刊物要求我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文章尽量写好,将寄回的校稿尽量改好,用严格的态度与高质量的文章去回报刊物的厚爱,而从未夹杂有一丝一毫的非学术因素。我想,在当今鱼龙混杂的学界里,在世风日下的环境中,能够坚守这样的底线是应该得到高度尊敬的。

正是有了与《文艺研究》打交道的这些经历,才使我对于当今的学风还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而不至于彻底失望。我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和学界的年轻朋友:当今激烈的学术竞争与严酷的考核制度,的确使年轻学者在高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越来越困难,大多数人每每为此受尽煎熬甚至屈辱。但是我始终认为,无论是要完成科研任务还是要争取名誉符号,都千万不要由此而走入歧途,去干什么拉关系、攀名人的厚黑勾当。求人不如求己,只要认真读书,坚持不懈,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而厚积学养;只要认真思考,深入研究,写出有创获、有价值的高水平成果,像《文艺研究》这样的刊物是一定会接纳你的文章的。因为人生不仅需要发表文章,也需要有尊严地活着,我认为,“君子相交淡如水”般的来往,就是有尊严地活着的重要方式之一。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金宁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