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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本指遁迹山林的隐逸之士，晚明山人则是一群科考不畅，不能出仕谋生，也无耕种之力，只能以诗文书画干谒权贵，游走四方的知识流民。有明一代，人口不断增长，读书人日渐增多，但科举名额却未随人口增长而增加，大量士子或科考失利，或不满科举制度，于是弃举学诗，形成山人队伍。

晚明山人或为布衣，或为出身贫寒的生员，他们道德品质、谋生手段、文化造诣千差万别，人生境遇亦不尽相同。山人品行不一，心态也颇为复杂，既有积极的济世经国，也有传统的隐逸避世，有纵欲享乐的玩世不恭，也有仗义相助的侠义风骨。

松江人陈继儒被后世看作晚明山人领袖，号称“山中宰相”。他自幼颖异，文采飞扬，受到同郡徐阶的器重，江南文士纷纷与他结交。但他在29岁时，却将儒生衣冠付之一炬，放弃科举，遂隐居昆山，后迁东余山，杜门著述，吟诗作画，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他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 不为官却交际广泛。归隐次年，松江大水，陈即上书政府请蠲赈。后来松郡大灾，陈又倡议煮粥赈济灾民，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 屡屡为民请愿，使赋税得减，灾情得赈，饥民得救。

即便如此，由于陈继儒得隐士之名，却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遂为人诟病。讽刺的是，后人都将他视作明代山人群体的著名代表，而陈继儒却不喜、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山人。

山人不居山而遨游缙绅，不出仕而指点朝政饱受非议，从民间到庙堂，山人都不受欢迎。士大夫多以山人有辱文士高洁之风，讳与之相交，但亦有同情提携山人者，李维桢和冯梦桢就是代表。

晚明士林中，李维桢（湖北京乡人）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才华卓越，弱冠登科，出身翰林而又出为封疆之臣，历经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是王世贞之后晚明文苑盟主，负重名垂四十年。

李维桢为人乐易阔达，重义轻财，他不囿于门户之见，与人交往不论身份地位，交游对象中一大部分便是山人群体。李维桢也自号为“大泌山人”，取自家乡京山天门交界处的大泌山。

李维桢并非不知山人当中有欺世盗名之徒，但没有据此否定所有山人。正如其所言，山人群体“上可以交公卿,下可以群牛医马卒，浊可以游卖浆狗屠，而清可以对高僧羽客，诚难以一节名先生。”

历经宦海沉浮的李维桢对山人颇为包容理解，极为善待这个被排斥在仕途以外的下层文人群体，对其不惜嘉奖之词，希望他们能以文墨糊口。

李氏不仅与陈继儒、王稚登、张凤翼等名流交好，更多与平凡小辈结交。他宦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广交天下士，至新安拜访汪道昆时交潘之恒，游吴越时交丁云鹏，宦大梁时交程可中，晚年客居金陵、广陵间交陆弼等。李维桢的真诚热忱打动了山人，有些山人长期跟随李“入秦入晋，历燕赵齐鲁江淮南北，尽览山川要害”。在他遭谤辞官，以“大泌山人”自居，杜门在家专心著述，连亲戚都难得一见，但山人以诗求见，他无一不见，互相酬唱，还与乡中隐士畅游山水，远离尘世喧嚣，忘却世俗纷争，寄情山水之间。

和四海名士交流，已成为一种心灵慰藉，与李维桢亲密交往的布衣山人有陆无从、何无咎、俞羡长、屠隆、王承父等，李维桢支持他们钻研学问，著书立说，并为其诗文集作序推荐。他称赞汪明生“不殉名亦不逃名，不避俗亦不忤俗，不谄上交亦不读下交”，由此为山人辩护，真正的山人生活雅致，精神自由，人格独立。

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家国情怀在山人身上依然存在，怀才未展的李维桢似乎在山人身上看到自己影子，同时也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他曾称许湖广乡人王承父“身处布衣之位而慷慨抵掌谈当世事”，而与其交好的程可中敢于直言，曾直接批评李维桢的文学风格，这位当世文豪不仅不以为忤，甚至拱手叹服，虚心接受晚生意见。程可中去世后，其子因家贫向李维桢求助，李维桢毫不犹豫拿出润笔费资助程家。

李维桢欣赏山人的才华，同情山人的困境，尽其所能提携帮助山人，但这些未能获得当世士人的谅解，他被批为“负才而轻佻者”，尽管在平抚浙妖叛乱时功劳甚著，却以“浮躁”的罪名被降官一级，但他“终不以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