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红楼梦》是新文化运动中谈论最多的古典名著之一。贾宝玉的人生道路有两种分析方法，一个是社会历史分析，一个是审美分析。而审美分析既不能脱离社会历史分析又要超越社会历史分析。只有还原贾宝玉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曹雪芹创造这个人物的艺术语境才能深刻理解贾宝玉的人生之路。

分析“多余人”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并与《呐喊》《彷徨》中的孤独者相比，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与危机中突围的可能。同时也会认识到贾宝玉的问题是永恒的。

一、“多余人”贾宝玉——曹雪芹与贾宝玉的同构

贾宝玉这个人物的产生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他的结局与社会历史环境又有密切关系，像他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找不到出路的。贾宝玉的生活环境与曹雪芹的生活经历相关联，有其社会背景。贾宝玉产生于那个社会，却不容于那个社会。这是奇怪的矛盾。贾宝玉也就成了一个“多余人”。在这个特点上，曹雪芹和贾宝玉是完全重合的。

再进一步分析，出世—入世的矛盾是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政治以外没有立足的社会基础，没有宗教和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的对立面给他们提供保护。所以他们很难在政治之外找到立足点。贾宝玉一样的人一定不少，但是他们自己又不能形成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群畸灵人。他们的现实追求总是离不开现实社会。另一方面，社会本身必然存在许多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非理想化的状态，于是他们又试图逃避这个社会（他们的方式总是逃避）。于是，曹雪芹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试图从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贾宝玉也试图从大观园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但是这个最理想的地点却是建立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之上的。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很清醒的。

贾宝玉这样的人不会少，我们从贾雨村对正邪两赋的讲述中就能发现这一点，但是曹雪芹将其归结于气质等先验原因，与无常和命运联系起来，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同时又有迷信味道。所以，曹雪芹当然找不到贾宝玉人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因为他不可能如我们一样明白中国文化的困境在哪里。

二、 “悬崖撒手”——贾宝玉作为曹雪芹的审美理想

但是，曹雪芹给了贾宝玉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人生结局。贾宝玉选择的出世道路正是由于曹雪芹对社会问题朦胧直觉的基础上做出的艺术的、理想的决断。这一点是他最高明的地方。

曹雪芹本人没有出家，他过着传统所谓“落魄”文人的生活。从这一点上来看，曹雪芹“不如”他自己创造的人物——贾宝玉。贾宝玉不可能去思考这个“社会问题”的根源，曹雪芹作为他的创造者却本能地感觉到贾宝玉如何立足的问题，因此他给了贾宝玉一个没有路的路。

我们试想，如果他把贾宝玉的结局写成与自己真实的结局相同的，那么《红楼梦》的伟大就会大打折扣。贾宝玉的人生并不是曹雪芹经历的。自然也就不可能写成作者自己的模样。在艺术化的极端对立中（让贾宝玉生活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世界里又毁灭这个世界），反应了曹雪芹自己一些朦胧的思考，也就给了贾宝玉最自然不过的结局——出家。这种审美理想也就是社会理想的一种代替形式。

贾宝玉如果回头，由于他的境遇会跟贾雨村很像，他可以走贾雨村的路。贾雨村在第二回，是他的第一个知己，又从宝玉挨打一节的开头知道，他也曾和贾雨村潇洒谈吐。他有这个能力。但是真正想去做和能做之间是矛盾的。他没有走贾雨村的路。如果走了贾雨村的路，《红楼梦》就一点也不伟大了。

如果他重振家风，站回当初他父亲的立场，他可以走贾政的路。但是贾政的路又如何呢？

贾政是“潇洒”的：

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则现在房长乃是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则公私冗杂，且素性潇洒，不以俗事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

可见贾政在不愿意理世务这一点上，和儿子贾宝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潇洒是独善其身的一种体现。无论贾宝玉依靠正当或者不正当手段，重振家风，成为他父亲一样的，潇洒的人，那这个结局是比不上让贾宝玉出家的。贾宝玉跟这个世界是共情的，他还是潇洒不起来，但是（从现实逻辑看）他又没有能力处理“俗务”。包括人情的，事务的他都不会。

贾宝玉出家首先由于性格逻辑。曹雪芹没有改变他的性格，这是最宝贵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曹雪芹的审美理想：

贾宝玉后来科举考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情节合理吗？我们从现实逻辑（清代中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推断贾宝玉对于八股时文的写作到底擅长与否一样是有意义的。依照贾宝玉的才学，他的科举成绩首先肯定超过侄子贾兰。第二，贾宝玉的学习兴趣在“杂学”（第八回）上，并不在仕途经济学问上。他在时文方面的基础肯定不好，但是从学习能力来看，他学习时文并不是难事。他只是在情感上不认同为官做宰的路。

史湘云曾经劝过贾宝玉：

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经济学问的。”……

仕途、经济、学问并非三个相同的层次。贾宝玉否定仕途也好，否定经济也好，否定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但是不能否定学问。否定学问就否定了文化。贾宝玉是不能否定文化的，所以他否定不了传统文化。有观点认为，贾宝玉不反儒，他反对的是异化的儒。但是宋明儒家和先秦儒家之间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先秦儒家能解决他的道路问题吗？他对先秦儒家说不定也有反思，但是书中看不到。

宝玉对于经济天下是如何看待的书中也没有提到。经济天下本身有其积极因素，但在那个时代又不可避免地与仕途联系在一起。当手段成为目的，那么贾宝玉一定是不会去选这条路的。这条道路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在《儒林外史》里表现的淋漓尽致。

我们再来仔细分析史湘云的话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为官做宰、第二是仕途经济学问、第三个是朋友。第一个层次是官场、第二层次是学问、第三个层次是人际关系，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通过经济学问结交官场的人脉。但是史湘云没有说目的是什么。这很符合史湘云的直觉，男人不应该在女儿堆里混。这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贾宝玉却本能反感为官做宰，他没有意识到史湘云并不是仅仅要劝他交接为官做宰的人物，也是在劝他交接“朋友”，这一点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贾宝玉是截然把男性世界等同于官场世界吗，也不尽然。从贾宝玉对待秦钟、柳湘莲、冯紫英等人的态度可以看出，贾宝玉非常在意朋友。朋友和人脉之间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是贾宝玉理想中的人际关系是纯真的。培植人脉是失真的，但是不计后果的人情一样同样解决不了问题。

因此，贾宝玉能不能写好八股时文不仅是一个技巧和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贾宝玉参加科举考试是为了完成人世的使命，伦理的要求后再寻求解脱。这就是理想的境界了。贾宝玉有没有能力写好八股并不妨碍理解他最后的选择。

首先，他一定会参加科举考试，至于科举考试的成绩无非好、坏、一般。好的话可以做官，那么就和狂人的结局一样（只不过贾宝玉只是叛逆者，而狂人是觉醒者）。坏的话，也有很多可能，现实逻辑和艺术逻辑会共同左右他的的命运。但曹雪芹阻挡了他这条路。因为他知道那条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走过了很多遍。

因为人情，他一定会参加科举考试。他肯定厌恶贾府的肮脏的一面，但他绝不可能对自己的亲人没有感情。如果他不参加科举考试，就会显得更加决绝，对仕途经济是反对的彻底了，但却失去了人情味。

三、多余人—狂人—孤独者——贾宝玉们的永恒困境

贾宝玉考中了科举，狂人也赴某地候补。但鲁迅的“狂人”的回归官场，未必是因为看客（愚众）杀死了他的“清醒”，而可能是更高层次的清醒——他意识到自己也是吃人者，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站不到更高的审判者的地位上去。他从启蒙者回归民间的立场，完成出而入的历程就容易理解了。

狂人的这个人生转变与庄子的“游世”之间产生了同构。虽然社会历史阶段是不一样的。贾宝玉的结局也是这样，如果他完成了科举考试，就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完成了一个俗世之人的任务，完成了亲情的期待。

他的这种回归后的决绝，至少是超过了惜春的独善。也就超越了传统的隐居的独善。他既不能走积极入世的狂热路线，又不能走贾政身在朝而又心在野的路（贾政在观览大观园时提起归农之意），也不会愿意在大祸临头后独善其身抛弃家族，但是他又知道来路已经没有林黛玉，所以他出走了，这就是无路的路。

他的出走是小乘佛法。但他并不是在向下走。所以有人说，贾宝玉很像菩萨，但我们知道他做不了菩萨。他逃脱了。他不可能想到解决“社会问题”，但他本能地同情每个人物的命运。他之所以逃脱，因为他是一个多余的人。

到了鲁迅的时代，他创造的狂人更像基督，他必须作为人死去，才可能拯救众人。这个可能性在《狂人日记》里没有，在《药》里面延续。只不过药的结局是“人子”虽然死了，众人依然沉默。从现实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未必看不到希望，从谭嗣同到宋教仁，再到鲁迅写作药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中国毕竟是在进步的。

但是鲁迅总是悲观的，这与他的个性有关。这一点跟贾宝玉的出走是很像的，贾宝玉也很悲观。几百年过去了，虽然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个人，“渺沧海之一粟”的感觉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贾宝玉和狂人的困境是一样的。因为渺小，我们都是多余的人。

如果贾宝玉生在近代，他的精神继承人肯定出现在《呐喊》里。曹雪芹的继承人一定是鲁迅本人。

贾宝玉自己是找不到路的，但是历史不会一直不变。

明清代变之际，中国学术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这个转型的的关键人物就是顾炎武。虽说是迫于“内部”（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压力才发生的。但和近代遭受的外来侵略的危机依然有很强的相似性。从现实逻辑的角度来看，贾宝玉如果出生在近代，他一定有转型的内在因子。这就是杂学。

贾宝玉与杂学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第八回，贾宝玉提到东府的鹅掌，薛姨妈听了就把自己糟的鹅掌来给他尝。当他要就着酒吃时，李嬷嬷上来劝阻，薛姨妈把李嬷嬷劝开也去吃酒。宝玉要喝冷的，薛姨妈先劝，宝钗后劝，这其中就提到了杂学：

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仅从这段话来看，杂学是包括中医药学的。从当时的历史时代来看，杂家作为一个学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的有机成分被保存在“杂学”这个型态中。我们可以推断，凡是很难直接被主流儒学吸收的都被归为杂学。其中就包含前自然科学形态。但是这些学问首先是以知识型态被保存的，缺乏系统性。第二，主流意识形态不承认杂学的重要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知识又是社会生活必要的，有很强的实用性。这也就成为杂学转型为新文化一个因子的可能性。《红楼梦》诞生后一百五十年左右，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周氏兄弟就是从杂学中建立起最初的世界观，并找到了与新文化的共生之路。

鲁迅和周作人童蒙时代以杂学开蒙,不仅提供了传统小学和考据学的必备知识,剥除经史指向,更为二人提供了自然物和人工物等博物知识,以及建立在知识(清儒)和趣味(文人)上的实践和经验。而晚清新式学堂的出现,以及西方科学和博物学书籍的进入,却使得兄弟二人的开蒙经验,成为其未来科学、文化和思想等成长发展的重要资源,也预示着学科和文化等级秩序的沉浮变迁。从晚晴到五四，杂学成为新旧文化转型的本国资源和智慧的来源。

如果鲁迅的时代没有南京水师学堂。按照鲁迅性格发展的逻辑，他兴许也会变成一个多余人。但是时代改变了，他有了更多的选择，并与时代发生着关系：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剪辫以后，他还是“不务正业”，还是有成为多余人的可能。

可见，任何时代都有多余人。如果贾宝玉成为鲁迅笔下的人物，那么必须让贾宝玉继续成为多余者、狂人或者孤独者，才能保持《红楼梦》的伟大。

《孤独者》是《彷徨》中最能了解鲁迅的一篇。另外一篇是《在酒楼上》。《在酒楼上》，新文化字地方上变成了空壳。在贾宝玉的时代，也存在儒学的异化。于是贾宝玉的苦闷就和吕纬甫苦闷就产生了相似点。他们都面对无法找到自己信奉的文化价值在社会上的地位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形象是《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异化成一个自己最讨厌的人。他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却失去了自己。贾宝玉如果回归那个他厌恶的社会，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痛苦，那么贾宝玉的形象依然是成功的。

但是贾宝玉一定会再次出走。

从贾宝玉没有选择任何一条现成的道路来看，曹雪芹超越了他的时代，《红楼梦》超越了整个时代。因为《红楼梦》的悲剧，贾宝玉出家了，这就是这本书最伟大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贾宝玉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孤独者。他的孤独也是一种上天入地的孤独。他试图以共情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

《狂人日记》发表时，张定璜在鲁迅这个“不是和我们所理想的伟大一般伟大的作家”身上，在流动的文学和历史暗影中，感到了深深的共鸣：

“《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一九一八年，中间不过四年的光阴，然而他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是《红楼梦》打破的，《呐喊》是《红楼梦》的直接继承人。

但是，《呐喊》也没有找到出路：

“这段修辞色彩浓郁的评价，无法不让我们想起恩格斯那句名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多少年来，在我们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中，对《狂人日记》及鲁迅的评价与定位，自然也达到了无人堪比的“峨冠博带”地步。然而，一百年转瞬即逝，“狂人”及其呐喊，是春风化雨、落地生根，还是渐行渐远、行将湮灭？那些高亢的关于历史进步的幻影与修辞，是否能掩盖住人生轮回与历史循环的噩梦？”（贾振勇：《狂人日记》百年祭）

失去了身后的家园，贾宝玉要去哪里？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