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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则:“病鹤”“饥凤”一真人

来源:北京青年报 | 解玺璋  2020年05月22日08:34

程十发为黄仲则造像

诗人黄仲则

来常州,有个夙愿,一定要去洪亮吉故居看看。那天,颇有些失望地从洪亮吉故居出来,在门口,意外得到一个信息,离此不远,还有一所黄仲则故居。

黄仲则是清代诗人,自清中晚期至民国,一直保持很高的声誉,许多诗人、文人都是他的拥趸,奉之若神明。据说,有关他的年谱、评传、诗集选本,出版数量之多,是清代其他诗人不可比拟的。而1949年后,可能因为他的悲观、伤感和过分个人化不合于当时潮流,其作品在80年代以前竟没有刊印过,因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知道黄仲则的。

我知道黄仲则亦很晚了,还是因为张恨水。抗战期间,张恨水居重庆,多方寻觅黄仲则的《两当轩集》而不得。一日,在重庆街头某书摊上偶见一残本,只有两卷,封面亦已残破,书贩索价百元,他摩挲半天,爱不释手,乃砍价一半,而书贩不肯,无奈,心虽不甘亦只好忍痛离去。第二天想来仍有不舍之意,决定以百元购之,不想已被另一爱书之人以百二十元捷足先登。购书人看到张恨水很失落的样子,居然承诺回家抄一副本,书则送给张恨水。

两位爱书人的这段佳话,让我对黄仲则发生了兴趣,很想知道他的诗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现在要找黄仲则的书,自然不是件很难的事。只在孔网上搜了一搜,不仅马上就有了《两当轩集》,而且还得到一本商务印书馆早年印行的黄逸之著《黄仲则年谱》以及朱建新选注《黄仲则诗》与章衣萍所著《黄仲则评传》的合本。而上海古籍社1983年版的这部《两当轩集》,更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收集有关黄仲则作品和材料最丰富的版本。它以坊间最流行的光绪二年(1876)重刻《两当轩全集》为底本,其中包括诗词二十二卷,考异二卷,附录四卷,所收诗作一千一百七十首,词作二百一十六首,文六篇,同时还补收光绪本中漏刻的诗八首,增收咸丰本所附《酬唱集》二卷以及新发现的佚作三篇,可谓旁搜远绍,洋洋大观。

这些书使我对黄仲则慢慢地有了些了解,既同情他的身世,感叹他的怀才不遇,而他的诗篇词作,嘉言隽语,也很能令人的精神、心绪有所寄存。因而,听说黄仲则故居就在附近,顿时让我产生一种“有缘千里来相会”的感慨。

一、“著白袷立日影”

黄仲则故居位于晋陵中路马山埠神仙观弄,是在旧址上复建的,是一座不大且很幽静的四合院。从前厅进入院中,花木扶疏,芳香四溢,西厢房即诗人的书斋两当轩。两当作何解?我颇有些好奇。李国章先生在《两当轩集》前言中提到,黄仲则之孙黄志述在《两当轩集考异》中曾说过,这两个字是黄仲则从《史通·隐晦》篇“以两当一”中截取的。但遍查《史通》一书,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并无“隐晦”一篇。最终是在内篇卷六·叙事第二十二篇中找到这句话的:“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突出的才能,思维又不敏捷,就会花费很多词句,才能把一件事说清楚,就像卖铁钱的人,以两当一,才能完成交易。很显然,黄仲则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两当”,是自谦的意思。

诚然,他是众所公认的天才!故居的前厅、后厅、东西厢房,办有黄仲则生平展,文字为主,辅以少量图片,对黄仲则的家世、生平、交友、文学成就都有所介绍,看下来可以大致了解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清代为黄仲则作传的人很多,展览大量采用了前人的著述,给人的印象是,既要言不繁,又翔实恳切。在这些著述中,感情最为充沛,叙述最为细腻的,当属洪亮吉所作《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洪亮吉是清代第一骈文大家,与黄仲则是同乡,又是近二十年的朋友,时人称之“二俊”。黄仲则客死解州,他得到消息,马上远道奔去,将灵柩接送回家,并在后来的日子里,奉君之亲,抚君之孤。

洪亮吉是真知黄仲则的。且看他笔下的黄仲则是个什么样子:

君美风仪,立俦人中,望之若鹤,慕与交者,争趋就君,君或上视不顾,于是见者以为伟器,或以为狂生,弗测也。

寥寥数语,一个伟岸、聪慧、孤傲的诗人形象,矗立于我们面前。说到“鹤”这个意象,洪亮吉还用过“咽露秋虫,舞风病鹤”来比喻他的诗。这八个字真是妙评,不是诗人的至交知己,是绝对说不出来的。黄仲则是常州武进人,名景仁,字汉镛,仲则亦是他的字。他生于1749年,卒于1783年,只活了三十五岁。命运对于他是过于残酷了,他四岁丧父,祖父抚养他长大,如《自叙》所言:“景仁四岁而孤,鲜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读。”十二岁时,祖父也过世了,继而祖母亦去世,十六岁时哥哥又死了,可怜我们这位诗人,少年时代接连遭遇这么多的伤心之事,真称得上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怎能不影响到他对人生的感受和认识?而诗人又是敏感多情的,这也就难怪他初为诗即“好作幽苦语”。

家境既如此之不堪,他又不善于生计。十六岁那年,参加本乡童子试,三千人中考了第一名,第二年便补为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既取得教书做先生的资格,多少总可以收获些束脩,以维持家用的。但他却“不愿授徒”,只喜欢作诗,“好益甚”,时光岁月都赋予名山大川之浪游,“归必得诗数百篇”。洪亮吉在《行状》中写道:“是时君已揽九华,陟匡庐,泛彭蠡,历洞庭,每独游名山,经日不出,值大风雨,或瞑坐崖树下,牧竖见者,以为异人。”这样的一个人,在常人眼里,的确是够怪异的。他十九岁娶妻,不久又生了儿子,老母亲也要靠他抚养,且看他自己所言:“景仁无兄弟,母老家贫,居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耳。”所谓“出为负米游”,也即游幕,对他来说,这或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又有当时的一些名流仰慕他的诗名,也愿意为他提供机会。

他先是游杭州,去见那里的郑文虎先生,因他的老师、主讲常州龙湖书院的邵齐焘先生与郑先生是同年至好。郑先生对他很赏识,“以国士待之”。但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大约是郑先生不能提供他所需的“幕脩”。接下来他又去了湖南,当时的湖南按察使王太岳不仅与邵先生有旧谊,还是郑先生的同年。湘楚的山水给了他诗人的灵感,何况这里还有屈原、贾谊的魂魄在,让他流连忘返,直到第二年的夏天,为了准备秋天的乡试,他才回到故里。“自湖南归,诗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他在家里住了不到一年,生活更加艰难,只好再度出游。这次去了安徽,先入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之幕,不久,因为朱筠先生奉命督安徽学政,慕其名,故延他与洪亮吉入幕。洪亮吉后来回忆:“君日中阅试卷,夜为诗,至漏尽不止。每得一篇,辄就榻呼亮吉夸视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数起,或达晓不寐,而君不倦。”

看来,幕府的工作总是清闲的时候多,不耽误他写诗和游历。在朱幕三年,直到朱筠卸任回京,他的生活相对比较的平稳和安定。那一年三月上巳,朱筠在采石矶的太白楼搞了一场规模很大的“笔会”,与会者多为一时名士,大家即席赋诗,其中“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徧视座客,座客皆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辞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这固是文坛的一段佳话,却也是仲则最风光的时刻,“著白袷立日影中”的少年诗人形象,使人想到滕王阁上的王勃,顷刻间印在我们的心中。

二、二十何来镜里霜?

在黄仲则的生命历程中,这样的时刻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经常伴随他的,只有两个字,一个是“贫”,一个是“病”。就在太白楼赋诗的那一年,他二十四岁,自作词《壬辰生日自寿时年二十四》,其中写道:

苍苍者天,生余何为?令人慨慷!叹其年难及,丁时已过;一寒至此,辛味都尝。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虀苦筍肠。临风叹,只六旬老母,苦节宜偿。

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袞;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

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正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充满希望的时候,他竟憔悴得叹息“镜里霜”了。到了他二十六岁时,也就是朱筠卸任进京那一年,他的身体更加衰弱得不像样子了。且看他在“自叙”里是怎么说的:

时大兴朱先生筠,督学安庆,招入幕,从游三年,尽观江上诸山水,得诗若干首。体羸疲役,年甫二十七(年谱二十六)耳,气喘喘然有若不能举其躯者。

可怜我们的诗人,只有二十六七岁,竟然气喘吁吁,举步维艰了,真是难以想象,可见他的身体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但他又是个“性豪宕”之人,“平生抑塞磊落之真气,常自轩轩于天地间”,体弱多病并不能阻止他浪游的脚步,二十七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竟然决定要北上京师了。洪亮吉说他“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至岁乙未乃行”。原来,他要北上京师,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为了他的诗啊!他有一首《将之京师离别》,也曾写到他的理由:“翩与归鸿共北征,登山临水暗愁生。江南草长莺飞日,游子离邦去里情。五夜壮心悲伏枥,百年左计负穷耕。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

何其豪迈!这简直就是诗痴!诗魔!他生命中最后的八年,都是在京师度过的。其间有两年,他托洪亮吉卖掉家乡仅有的“田半顷,屋三椽”,“得金三镒”,以充盘费,千辛万苦地将母亲和妻儿接至京师。但不足两年,贫病交困,他便有些支持不住了。那组被陕西巡抚毕沅激赏,谓值千金,并先寄五百金,邀其西游的《都门秋思》,就是诉说穷愁潦倒的困境和凄苦之情的,诗共四首,今录其一:

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塚千堆。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遶郭来。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诗经》中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北方的旧历九月,已是准备冬装的季节,然而,诗人家里的“衣裳”却仍“未剪裁”,其为贫苦,可想而知。这是诗人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古代社会,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科举,“学而优则仕”,登科入仕做了官,不仅光宗耀祖,而且衣食无忧,所谓“学,禄在其中矣”,就是这个意思。俗谚也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所以,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很少不在八股制艺上下功夫的,即使不喜欢,也难逃命运的安排。黄仲则不是没有努力过,但他七次参加乡试皆不中,除了运气不佳,他的心思似乎从未全用在这里,他的才华,乃至生命都交付给诗歌了。他曾忆及小的时候,跟着老师学作八股文,便觉得“心块然不知其可好”,而家里所藏古今诗集,他虽然读得“不甚解”,却觉得“可好者在是矣”,乡里很多人都嘲笑他,看他像个傻子,可他“好益甚也”。

也就是说,他自己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就像洪亮吉所言,这个人“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在一个以功名求富贵,拒绝功名就是拒绝富贵的社会,对功名不甚置念,也就是对富贵不甚置念。富贵于我如浮云,很多人不过说说而已,他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了这条路。在功名与诗歌之间,他既选择了诗歌,也就准备着接受穷困,他是因诗而穷,因诗而病,非所谓“穷而后工”也。黄仲则死后,翁方纲应朋友之邀为他编辑诗集并作序,其中所言“予最不服欧阳子穷而益工之语”,亦是深知黄仲则之语。黄仲则的诗好,不是因为他穷困,而是因为他“天性高旷,而其读书心眼,穿穴古人,一归于正定不佻,故其为诗,能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厉奇矫,不主故常”。

三、语语沉痛,字字辛酸

说到古代文人维持生活不使其陷入困境的方式,除了做官,还有就是游幕。这在清代尤为普遍。特别是康乾时期,学人幕府兴起,幕客入幕,不为参政议政或谋划戎事,而以文事活动为主,如修书、著书、校书,以及诗酒唱和、佐理翰墨等。黄仲则就曾游幕于多家幕府。而且,以其才调诗名,游幕亦非难事,有人曾历数他在文人群体中的交往:“总其一生,从学龙城书院主讲邵齐焘于常州,谒观察使王太岳于湖南,依太平知府沈业富、学使朱筠于安徽,受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昶于京师,客学使程世淳于山东,访巡抚毕沅于陕西,莫不见重,爱礼始终。而当时名流才俊,如袁枚、蒋士铨、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冯敏昌、洪亮吉、赵怀玉、孙星衍、杨芳灿、陈宋赋、左辅、龚怡、汪中等,皆不仅与仲则有一日之雅,甚或深金兰之契,然而卒无益于仲则之饥寒驱迫,不永其年;客死解州,真可悲也!”

应当承认,黄仲则不是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他来京师之后,“名公卿争与纳交,持金购诗文者踵相接”。在那个诗可以作为敲门砖,为他敲开财富之门的时代,他是太在意诗的尊严,诗人的尊严了。他自然看到了贫穷的前景,但“比贵人招之,拒不往也”。深知他个性的洪亮吉在《行状》中就曾写道:“君性不广与人交,落落难合,以是始之慕与交者,后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类似的评价还见于《北江诗话》:“黄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时见之于诗。如所云:‘千金无马骨,十丈有车尘’;又云:‘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经易水风。’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况矣。”这种落落寡合或已成为黄仲则的“标配”,所以,洪亮吉形容他为“病鹤”,我们能够想象鹤立鸡群是什么样子,那种高傲是天生的;而张子树的诗则更富想象力:“黄生抑塞多苦语,要是饥凤非寒虫。”他称黄仲则为“饥凤”,与洪亮吉称为“病鹤”是一个意思,看他都是个天地清淑灵秀之气的象征。这样的人固然不会为钱而诗,为名而诗,他只能为诗而诗。因而,他的诗是纯粹的,他只用自己的方式,唱自己心中的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说的就是他呀!在清代复古诗风像雾霾一样四处弥漫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真人,率性而行,独往独来,不落古人之窠臼,只作本色独造之语,实在是很难得了。这样的诗人或是短命的,但他的诗的生命却是永恒的;他的肉身虽为贫穷所困囿,他的精神,他的诗心,却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鹤”与“凤”,自由地排空而上。他是李白之后的“诗仙”再世,虽无那么多的豪迈,而多了些沉郁和忧伤。就像郁达夫所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