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8月22日在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上 叶永烈（中）和夫人杨惠芬与卞毓麟合影

码字匠凝固的生命

◎卞毓麟

再也见不到叶永烈先生了。

他走了，2020年5月15日9时30分，在上海市长海医院，80岁的他告别毕生的挚爱——写作，给人们留下满满的书的回忆。

我爱读书。遥想50多年前，我还很年轻，不断读到一位署名叶永烈的人的大量作品，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些书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年龄与自己相仿的“小青年”。

若干年后，有出版社邀请我为少年朋友们写一本天文科普读物。当时我从未出过书，不敢贸然承应。出版社的老编辑拿来几本叶永烈著的少儿科普书，说道：“你看看，就像这么写。”可是，“就像这么写”，做起来又谈何容易！

叶永烈先生长我3岁。直到年近不惑，我才与他相识。又过了多年，第一次去他家做客，没想到那时他家与我家仅相距二三百米。意料之中，他家中书极多；始料未及的是，他多得令人望而生畏的各色各样的资料——写作素材、书报剪辑、个人档案等等，整理得如此仔细，如此井井有条。想要找些什么，皆能随手取来。朋友们都知道，这里面包含着叶夫人杨惠芬老师全心辅助的辛劳。

一排排档案柜里，分门别类地竖立着整齐的文件夹。叶永烈抽出一个夹子，打开来，翻到一张已经泛黄的纸片，竟说道：“您看，小学时的成绩单，作文不及格。”

光阴似箭。2017年盛夏，上海书展期间，举办了千余万字、厚厚28大卷的《叶永烈科普全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书发布活动。面对如此巨量的作品，我感慨万千。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说：“叶永烈可真是多产啊！”对这样的评论，我觉得不能满意。其实，产量只是结果，更应该看到的是劳动过程，是作者难以言状的勤奋和创作中的甘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春秋代序，寒来暑往，大半辈子哪，叶永烈努力学习，用心思索，勇于创新，不停地写啊，写啊，写……

转眼间又是一年，到了2018年8月，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联合在沪举办“加强作品评论 繁荣科普原创——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我在发言中谈到，元旦前后，偶尔读到一篇“老舍评价张恨水”的文章，提及张恨水一生“创作了逾三千五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堪称中国文学史迄今为止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趁着给叶永烈先生微信贺年，顺手附上此文照片，并唐突一问：“您作品的实际字数，是否超过了张恨水？”

叶先生回复了11个字，风轻云淡：“一辈子只做个码字匠而已。”

“一辈子做个码字匠”是何含义呢？《叶永烈科普全集》“后记”有言，这千余万字的科普全集，乃是其本人作品方阵中的一个“方面军”；另外还有三个“方面军”，即纪实文学作品1500万字，全球旅行见闻500万字，以及散文与长篇小说200万字。“后记”的结尾是两句话：“我的作品总字数为3000万字（这还不包括我的500万字日记以及大量的书信）。我曾说，我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生命不止，创作不已。”

要能够“一辈子只做个码字匠”，在我看来，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一是一辈子勤奋劳作，叶永烈作品的体量本身已足以说明问题。二是一辈子勤于思考，君不见叶永烈书斋的名号就叫“沉思斋”？一辈子勤于思考，方能年年岁岁思如泉涌，永不枯竭。三是一辈子锤炼的表达能力，没有如此过硬的语言文字功底，根本不可能写得又快又好。能够兼备这三者的“码字匠”，必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热爱读者的人，一个有着强烈追求和责任感的人，也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

记得曾读到一篇聊百年科幻的文章，说科学主义信念一定会向读者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凡尔纳的那些科学颂歌是如此，凡尔纳科幻中国版本的标志性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也是如此。我想知道《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主人叶永烈对此有何见地，他回复了12个字，依然云淡风轻：“我早已经不关注科幻小说了。”

其实，《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有目共睹。《叶永烈科普全集》第8卷即以《小灵通漫游未来》冠名。作者在此卷“序”中告诉人们，《小灵通漫游未来》创造了三项纪录：第一是各种版本的总发行量300万册，至今雄踞中国科幻小说第一名；第二是连获大奖，1980年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奖，2002年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取名于此书的小灵通手机曾经拥有一亿用户。“小灵通”手机竟同这书有不浅的姻缘，倒是我先前从未想到过的。

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呢？遥想30多年前，法国的《解放》杂志曾出了一部题为《您为什么写作》的专集，收有各国名作家400人的笔答。答者有巴金、丁玲、白先勇，有比利时著名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有《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享誉全球的美国科普和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笔答是：“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死去。”

我向叶永烈提了同样的问题，他给我一篇早先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作？》。文中写道：“不要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只是说，我没有闲暇‘玩’文学，也不是为了向‘孔方兄’膜拜。我只是说，在键盘上飞舞的手指，是历史老人赋予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驱使着。”他写道：“时光如黄鹤，一去不复返。我把作品看成凝固了的时间，凝固了的生命。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长蛇阵之中。”啊，历史老人赋予的是一种责任感，叶永烈用方块汉字为载体，将一生凝固于其中，这就是“一个码字匠”的全部含义！

《叶永烈科普全集》所收的作品，大多发表在1983年以前。当今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这些作品难道不过时吗？不！尽管具体的科学知识随时有可能更新,但光辉的科学思想永世长存，崇高的科学精神永放光芒。《叶永烈科普全集》是一种可贵的文化积淀，叶永烈先生那种科普写作的激情，写作的态度，写作的功力，写作的技巧，也将通过《叶永烈科普全集》长久地流传下去。

我是多么盼望在我国的青年人中，早日涌现出更多像叶永烈这样的，甚至超越叶永烈的新一代优秀科普作家啊！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前副理事长，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审）

我国第一份科幻爱好者刊物《星云》

重温那个已经和童年融为一体的世界

◎姚海军

从一位记者朋友那里得知叶永烈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很快，媒体的正式报道粉碎了我的最后一点希望。叶先生走了，不是那种网络误传，一颗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科学趣味与神奇幻想的科普、科幻巨星，真的陨落了。

那剩余的、残破的一天我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晚上有个朋友聚会，也是心不在焉，急着想回到家中，重新打开那本被我保存得平平整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重温一下那个已经和童年融为一体的世界。那本书是我买到的最早的几本科幻小说之一。关于八十年代，我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便是叶永烈先生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科幻小说各种版本畅销300万册，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初中时代，我是一名忠实的叶永烈粉儿，床头不仅有《小灵通漫游未来》，还有《碳的一家》《十万个为什么》，以及经常刊发他科幻小说的《少年科学》。我后来人生轨迹的改变，跟叶永烈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播下的种子密切相关。无论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还是从一个科幻出版人的角度，我都要感谢叶先生，感谢他当年写下那么多优秀的科幻、科普作品，激起一个少年对未来的憧憬，更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成为一名科幻编辑。

然而，1982年以后，科幻读者就很难再“见到”叶永烈先生了。那场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逐渐演变成为对科幻小说的政治攻击，最终让方兴未艾的科幻热戛然而止。包括叶永烈在内的一批正值创作黄金期的科幻作家不得不放弃科幻写作。

我与叶永烈先生有了书信联系，恰是在科幻发展陷入低谷之后。出于对科幻小说的喜爱，我在1987年创办了我国的第一份科幻爱好者刊物《星云》。这本简陋的刊物得到了叶永烈等前辈的支持。后来我才知道，早在1981年，叶先生即受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委托创办了更为专业的《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这份旨在帮助作家了解有关动态的内刊汇编了大量争鸣文章，既有对科幻小说的批评，也有科幻作家的回应。但即便如此，这份内刊还是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在出版五期之后即告停刊。

《星云》1994年第二期曾刊发一篇叶先生的文章《雪夜观“恐龙”》，文章记述了叶永烈夫妇在匹兹堡与童恩正夫妇一同观看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经过。这部描写科学家根据恐龙基因“复活”恐龙的电影，是根据美国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克莱顿1990年出版的同名科幻小说改编而成。无独有偶，叶先生早在1977年就创作了一篇根据恐龙蛋中的活性物质“复活”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但与克莱顿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热映全球的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篇意识超前、想象大胆的科幻小说，却被批成了伪科幻的典型，成为污名科幻的标靶。叶先生的那篇文章很平和，并没有提及自己当年的科幻创作，但作为科幻读者却难免心有不平。

叶先生后来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64万字的纪实巨著《是是非非“灰姑娘”》，用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再现了科幻文学在1982年前后的离奇遭遇。叶先生对科幻文学的贡献，固然在于《小灵通漫游未来》，在于他对科幻与其他类型小说融合的探索，但在我看来，却更在于这部书中他对历史的记录与还原。没有这本巨著，1980年代那段科幻史，很可能成为永远的迷案。

2016年6月，我利用去上海出差的机会，约好去叶先生家中探望。因为还带着成都科幻博物馆馆主董仁威先生交与的使命，接受叶先生的捐赠，我便叫了上海的科幻作家江波一同前往。那是一次难忘的见面，叶先生聊到他对上海市图书馆的捐赠，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去那里找到他。我注意到客厅里仍有一些收集箱，他说那里面都是有待整理的信件。他很高兴上海涌现出江波这样的年轻科幻作家，并说自己也有新的科幻构思。我趁机“劝进”，希望他重回科幻世界，但他却说，“我不会再写科幻”，转而开始介绍他正在创作的主流小说“上海三部曲”。江波送上自己的新作，叶先生也签了一本自己的新作回赠，而我则得到一本渴望已久的签名本《是是非非“灰姑娘”》。最后，我和江波拖上一大箱捐赠告别，叶先生送到楼门口。当时谁也不知道，那会是我们与叶先生的最后一面。

叶永烈先生一直支持《科幻世界》。1991年，《科幻世界》承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叶先生作为重要嘉宾出席，并专文祝贺《科幻世界》更改刊名。1998年南京书市，他亲自到场为《科幻世界》助威。他与我们的老领导杨潇、谭楷有很深的私人友谊。

去年11月，成都举办第五届国际科幻大会，又恰逢《科幻世界》创刊40周年，杂志社全体同仁非常期望叶先生能够出席盛典。我负责与叶先生联系，却一直得不到回音。我问了与他平时联系紧密的友人，大家都说最近联络不畅。我们一直担心他身体出问题，不想那未能完成的邀约却成了永远的遗憾。大会组委会为表彰叶先生对科幻文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为他颁发的“科幻世界40周年特别纪念勋章”还静静地放在杂志社。我想，应该有另一个时空存在。在那个时空，一群红领巾为叶先生戴上了那枚勋章；在那个时空，叶先生又在开始挥笔创作《小灵通四游未来》。

（本文作者为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四川科幻学会副会长）

叶永烈手持《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图书

泳者叶永烈

◎吴越（《收获》编辑、上海作协会员）

1

2013年秋冬，我在上海杂技团采访时，偶尔得知，已经毕业四十多年的“上海杂技训练班”一直在寻找一部名叫《杂技新苗》的科教片。当事人回忆说，枯燥艰苦的训练中，夹杂着一次特别的“拍电影”经历，那是他们于1975年首次登台后不久，上海科技教育电影制片厂一个摄制组进驻，蹲点跟拍杂技训练班从训练到演出的林林总总；少男少女们不知从哪儿听说这部片子使用的是当时相当稀罕的国产最新彩色胶卷，于是在拍摄中更加卖力。半年后，这部名叫《杂技新苗》的科教电影拍成，还专为杂技训练班放映了一遍。可是，时间到了2007年，当他们举办入学35周年纪念会的时候，发动了文化界所有关系，查遍了电影资料馆和广播电台，却怎么也找不到《杂技新苗》半点踪迹，它就好像在时间的海洋里隐身了。

我在写作《杂技四十年》这篇长文时也找了这部传说中的电影，连旧书、旧物网都没放过，同样空手而归。这几天，翻阅网上多家媒体和个人撰写的怀念叶永烈先生文章时，很多资料照片涌了出来，我在“上海通志馆”发的公号文《叶永烈：斜土路2567号往事》中看到这一张老照片，是叶永烈还在上海科教电影厂做导演时，被派到上海杂技团拍摄马戏节目。那时他精瘦，大约舞台灯光炽热难当，只穿跨栏背心，但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后面是熟悉的较真神情，我接着在叶永烈博客上找到了更清晰的老照片。那是在1976年，距离叶永烈1961年就写好了的7万字的科学幻想文学《小灵通的奇遇》改名《小灵通漫游未来》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还有两年距离。而1976年这个年份，恰恰又对得上受访者告诉过我的时间段。再退一步说，这些片子——按照叶永烈相关文章中所述，是为内部放映而拍摄，那它们的下落不明或片名改动是否就有了合理解释？

如果我早点能搜集到这张照片，也许会在采访叶永烈先生时，向他多提一个问题，而他也一定会以迅速的回忆来判断、以十分清晰确定的语气回答我“是”或“否”。也许，那会成为他经历中的再一次微型的“考古”。

可惜，没有机会了。

2

幸好，在2018年11月9日那唯一的一次登门拜访中，完成上海作协交办的采访任务之余，我问了一直想问的两个“超纲”问题。

问题一：几十年来，在与各种各样的人、事、回忆、说辞和观点打交道的过程中，你如何相信自己手中的笔是垂直于纸面的？

叶永烈回答：我很早就提出了我的“两确”原则：观点要正确，事实要准确。一个是史观问题，一个是史实问题。

关于史观，我用三个字作解释：走正道。我见过很多特殊人物，写过很多传奇人生，我有一个感悟——无论风云如何翻滚，一个人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政治判断力，选择正确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为了把握史观，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不知读过多少遍了。

关于史实，我的办法其实很“笨”：一有线索，立刻紧追不放；一旦采访，绝不放过一个“活口”——在世的当事人、知情人全都要采访一遍。我是从来不肯东拼西凑的。任何题材，如果没有第一手采访，没有自己独到的东西，我宁可不写。因为我知道，只有自己采访的、掌握的材料，才能让一本书变“活”，更重要的是，有权威性，经得起时代淘洗。

问题二，我转向问一旁陪同我们采访的叶永烈太太——杨女士：您先生总是在风口浪尖上与那些复杂的历史、敏感的人物打交道，您曾经为他人身安全担心过吗？

杨女士笑答：不会的，他经常出差一去就是几十天、几个月，但因为他做的是正事，是好事，他也有分寸、有策略。

叶永烈接过话头：我的纪实文学生涯，从第一个采访开始，就是拿着上海作协开的介绍信去的。我不担心人身安全，因为我写的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事实。反而有时候，我还会受到明里暗里的支持或保护。我相信历史不会开倒车，改革的车轮滚滚向前。

其实，我一直还有个难以摆上台面的问题。我在心里问：叶老师，您已经写了3000万字，为什么还在写，还在写？写传记不够，还要写随笔、写小说、写游记。您已七十八岁，不觉劳累吗？

采访结束几天后，我手机上收到他发来的一条“特殊的双十一感想”，文不长，录于此：

“今天是双十一。整整十年前——2008年11月11日，在上海肿瘤医院动大手术，捡回一命。据医生说，术后5年生存率为50%。我庆幸在10年之后还忙于工作。谢谢上苍保佑。

“10年前，我经上海五家医院的检查，均确认癌症，必须开刀，这才在上海肿瘤医院动了大手术。但是，几乎令人不可置信，我出院之后，尽管我家离上海肿瘤医院不远，我却再也没有踏进上海肿瘤医院大门，没有复诊过一次，也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保健品。每年春天，上海肿瘤医院必定打我手机，而且问：‘接电话是叶永烈本人吗?’我知道，他们在统计手术后的存活率。此外，别无联系。

“手术之后，我知道来日不多，所以开足马力，几乎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尽量把要写的作品写出来，这样在告别这个世界时才没有遗憾。我还抓紧时间满世界跑，写出22卷‘叶永烈看世界’游记。还整理了28卷《叶永烈科普全集》（大体上是1983年前的作品），于2017年出版。

“天佑吉人。这10年我却平平安安，没有住过一天医院。只是年纪毕竟不饶人，今年夏日累倒，不得不住院。也不得不去上海肿瘤医院复查。目前，情况稳定。我庆幸已经‘赚’了10年。看看还能再‘赚’几年否? ”

没问出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又惊觉疑问早已被他读到。

3

江湖传说，叶永烈以泳池作书房。我原本以为巨大、奢华而工巧，那次实地一见，泳池不过是顶楼露台上一间贴砖阳光房而已。

后来，我为自己的设想感到可笑，叶老师不是一个喜欢空中楼阁的人。1963年，叶永烈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分配到一机部上海电表研究所，在肇家浜一条泥泞、弯曲的私房里弄安下家来，邻居大多是在大中华橡胶厂上班的产业工人，他是唯一的大学生。日子久了，他学会了用煤球炉烧饭（后来他还曾把自己比喻为“煤球炉”式的作家，燃得慢但烧得久），学会了用筹子去取自来水，星期天和大家一样双脚踩在盆里洗床单。这条粗陋的弄堂护佑过他。叶永烈亲口告诉我，特殊岁月里，曾有人冲到他家里来要找他麻烦，结果被闻讯赶来的一群老工人围住了，他们脸红脖子粗地叫道：你们敢动叶老师一根手指头，我们就动你！

这声音过了半个多世纪了，还在他耳边。

当然，传说不完全是传说，这楼顶，确实曾经充任过一段时间的迷你泳池，后果是造成了楼层渗水。于今，三列80年代风格的木质书柜纵贯十来米，充塞着海量资料，柜边一张单人床。生病前，叶永烈时常在这儿躺着读书，累了就在阳光中小睡片刻。

虽为书房，仍可视为某种“泳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历史在这里交汇流动，缓急不定，冷热不匀，一位戴眼镜的老书生仰泳、潜泳、自由泳于其中。他是与时代巨轮同时启航的一位泳者、勇者。他是拓荒人。他是守夜人。他的写作道路至今仍然鲜明地呼应着“一九七八”的风格、气质与召唤。

自少年时代以来，我一直是叶永烈历史著作的读者，从来想不到能认识这位改变了万千人知识尺度的前辈。可是这次采访之后，一种写作者特有的能量和温度传递到我的手中。与叶老师此后在微信里偶尔闲聊几句，他都很亲切活泼。最后一次展开谈是在2019年9月，他出乎意料地对我大加鼓励，同时语气如常地带上一句“在病中”，我顿觉不妙，但也无法接话。再往后，可能因为动了大型手术的原因，他只能以“谢谢”等表情符回应我的问候了。

从昨天（5月15日）中午得知消息到现在，我原来配发采访文章的照片和视频被大量媒体、自媒体引用，包括：叶永烈手持《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图书，叶永烈手持《邓小平改变中国》图书，叶永烈提供的黑白老照片——1978年，《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伤痕》作者卢新华、《小灵通漫游未来》作者叶永烈坐在一张公园长椅上，画家陈逸飞站立为他们素描，上影厂导演宋崇在一边观看……另一方面，擅画文人书房的绿茶老师从我提供的照片画了“泳池书房”淡彩画，我拍的几段谈话视频则被“梨视频”剪辑连接成了独家，现在，我又在深夜写着这些文字……在这遽然流转中，我始终虔诚与专注。这是在给叶老师做最微末的事。

愿今夜的蔷薇雨，落进深深的、蓝蓝的泳池。

2019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颁给叶永烈的纪念勋章

他为我打开一扇巨大而明亮的窗

◎星河（科幻作家）

5月15日，获悉叶永烈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真的十分震惊。本来觉得，自己早已看透了生死，尤其是少年时代仰慕过的那些大师作家，在耄耋之年离我们而去也属正常。但看到叶先生的岁数还是唏嘘感叹，因为在如今这个年代，他的年纪并不算大，只不过因为我们读过他太多的作品，读过他太久的作品，所以觉得他在我们身边的时间很长很长。

仔细回想，我虽与叶先生相识，但他对我的真正影响，远大于相熟之后，更多的还是来自我的少年时代。

与不了解科幻的人聊起来，大家对别的作家一无所知，但有两个名字却无人不晓：外国的凡尔纳，中国的叶永烈。在那个叠加了“向科学进军”与“文学大潮”的激情年代，叶先生的作品俯拾皆是，随手可撷。加之那又是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想看不到都不太可能。所以后来有人指摘他的理由之一竟是作品太多，现在想想实在好笑得可以。

从事科幻创作之后，那些自幼就耳熟能详的科幻大师们不再遥远，也听到了各种是是非非，与我心目中的作家名人大相径庭。但在叶先生身上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不但他的名字，就连他的形象，我也早就烂熟于心，无论听到怎样的说法，他的正面形象依旧挥之不去。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那个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一眼认出的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脸上永远洋溢着希望、奋斗，自然也有抗争。

后来我认识了叶先生，第一面就感觉他是一位非常随和的作家，而在我的印象中，在我听过的太多的议论中，他本该是一个十分犀利的人。我真正受他影响，还是在少年时代刚开始阅读科幻的时候。

首先自然是《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是我在小学读到的。那个精彩的故事，为我打开了一扇巨大而明亮的窗，其中的文字和插图至今历历在目。我对书中的各种新科技痴迷向往，渴望“未来市”能够马上出现。毋庸置疑，叶先生的文字，以及当年一些科学美术作品，让我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充满期望，让我提前欣赏到一幅崭新而明媚的未来美景。

假如现在有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我觉得回答哪本都不甚合适。毕竟在不同的年龄，所受的影响不会相同。但《小灵通漫游未来》无疑是对我少年时代早期影响最大的一本。我后来从事科幻创作并走上职业写作之路，很大程度也与叶先生密切相关。

当然还有同时代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一篇同样引起争议的作品，可它的问世远早于《侏罗纪公园》系列。还有叶先生许许多多的科幻小说，许许多多的科普作品，不胜枚举，恕我无法一一道来。

然后便是后来同样颇受诟病的“金明戈亮”系列，而这些作品恰恰让我十分喜爱。当时上海《少年科学》每期都有科幻小说栏目，每隔一段就有叶先生的大作。有时他的一篇作品太长，需要分几期连载，我总是翘首以待新一期杂志的到来。

不错，这一系列确实不似传统的科幻小说，甚至不同于他本人以前那些作品，需要对某一个科学道理详细介绍具体展开。其中所有的科技描写都是为故事服务的，又都很好地融入到故事当中，而我觉得这才是科幻小说的真谛所在。故事的背景涉及各个领域，包罗万象，五彩缤纷，尤其是广大读者格外关注的科技前沿。用现在的话说，可以说这些作品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IP。

而且在那些短短的篇幅当中，叶先生刻意加入了一些文学化与生活化的片段。当时我就推测，以叶先生的认真敬业，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一定真的勾画过一幅“滨海市”的地图（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后来金明与戈亮还调到过另一座城市工作）。我现在不用查找，就能记得他在写“窃思器”的《无形窃贼》里，用“地球打了一千多个滚”来形容三年时间的过去。有一次我与叶先生一起参会，席间上来几盘饺子，我对叶先生说：您知道看到这样精致的饺子我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您在写“伪钞案”的《纸醉金迷》里提到的“绿茵白兔饺”，我小时候看到那里时就特别的馋。叶先生听罢不禁大笑。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发生在高中时代。在《东方少年》1982年的创刊号上，登载了叶先生的《笑嘻嘻先生》，我是后来读到的过刊。那时能见到的叶先生的科幻和科普新作已经比较少了，我只能反复温习他的各种旧作，不料在这里又看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篇科幻童话，清新之感扑面而来，节奏明快，语言干净，结尾转折有力同时又出人意料。这篇作品与叶先生以往的作品相比，风格有些变化，我没想到故事还可以这样写，顺畅地流淌，轻松地洒泻，所以让我格外喜欢。

后来叶先生不再在科幻和科普领域中驰骋，但由于惯性使然，即便是他后来所写的各种纪实文学，我也慕名读了不少。这时候读书，读的已不仅仅是内容，而是自己欣赏的作者。

许多现在乃至此前出现的科技进展，在数十年前的叶先生作品中都已出现过，只不过他本人不喜欢提及而已。其实我早就十分清楚，科学家比科幻作家的想象更加丰富大胆，他们往往会提出许多惊世骇俗、令人咋舌的神奇构想。而所谓科幻作家的“准确预言”，则是科幻作家在阅读了小众的科技材料之后加工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影响自然比科技资料更为广泛。但提出构想的科学家默默地继续研究，终有一天新科技问世，大家开始惊叹这种“预言”，疯狂追捧科幻作家，却忘记了最初提出构思的科学家。

叶先生同样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不去领受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赞誉。实际上他应该有着惊人的阅读量、复印机般的记忆力，以及喜爱收集整理资料的习惯。同时他又是一位相当老实的作家，他知道自己那些科幻作品，不是对科学发展的精准预言，而是对各种艰深科技的大众化解读。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更需要这样的科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