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成为经典名句，缘于开创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传统、“春柳冬雪”多重意象的典型写照、可遇不可求的谢家叔侄清谈契机、饱含强烈现实关怀的主旋律等因素的历史作用。其中，当以主题内容的先进性为根本前提，与其他艺术表现方面的因素相得益彰。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或事件，离不开文学作品自身的诸多有利条件，还会受制于文学之外的不少偶然性因素。通过作品个案管窥文学经典化成因，有助于更为深度地拥抱经典，更为立体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发展史，有助于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全面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不断期待造就新的文学经典，有助于总结对比中外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异同，以丰厚、鲜明的中外文学经验合力推进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建构进程。

关键词：《诗经》；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经典化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集体创作性质的诗歌总集，是中外诗歌史上璀璨夺目的瑰宝。其间的很多佳作名篇，早已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穿越漫长时空，活跃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勃勃不息的生命力。《采薇》篇即是其例，末章四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更是如明星闪耀，夺人耳目，频频现身各种“历代诗选”和“中国古代文学史”，获誉无数。诸如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刘大白著《中国文学史》、游国恩著《游国恩文学史纲讲义》、郑振铎著《中国文学简史》等文学史著作中对此四句均予以明确收录，郑振铎评价它们“是《诗经》中最为人所传诵的隽语”。余冠英、周振甫、程俊英、聂石樵、蒋立甫、赵逵夫、朱守亮、朱一清、童庆炳等一大批学者更是在注译推介《诗经》过程中，对此四句钟爱有加，诸如“是几千年来传诵的名句”“历来誉为写景抒情的名句”“是千古传诵的名句”“被称为《三百篇》中最佳诗句之一”“‘杨柳依依’的神来之笔，又是多少诗人们追摹难及的佳句”以及“实为写景之绝唱也”等赞美之词，俯拾皆是。由此可见，“昔我往矣”四句在文学史长河中位列经典诗句行列，自是不争事实。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不老命题。本文拟围绕“昔我往矣”四句这一个案，探究其经典化成因，总结与提炼中国经验，丰富和拓展对于文学经典话题的既有研究。

一、开创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传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成为经典传世名句，首先缘于在艺术表现手法层面之于文学发展史产生的巨大影响。开创性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之占据某种始源性历史发展高位，成功地奠定了其成为文学经典的基石。

“昔我往矣”四句以物候变迁体现昔今对比，情景交融，意溢言外，这一运思开创了后世昔今对比的艺术表现模式，积蓄了无法小觑的强大历史势能，构成了后世创作学而不厌、仿之不尽的固定范式。因“昔往今来”结构而生的显著互文关系，屡屡触刷此四句深远的历史存在感。除却熟知的如曹植“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朔风诗》）“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陶渊明“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答庞参军》）、颜延年“昔辞秋未素，今也岁载华”（《秋胡诗》之五）、江淹“昔我别秋水，秋月丽秋天。今君客吴坂，春日媚春泉”（《贻袁常侍》）、庾信“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枯树赋》）以及韩（愈）孟（郊）联句中的“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蚻”等人的仿作之外，细加考察，此类作品还有很多，例如：

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范云）

昔往歌采薇，今来欢杕杜。（沈约）

昔别缝罗衣，春风初入帷。今来夏欲晚，桑扈薄树飞。（吴均）

昔我往矣，辰在东嵎。今我于兹，日薄桑榆。（陆云）

昔往冒隆暑,今来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咏采薇。（张华）

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乐府民歌）

昔去梅笳发，今来薤露晞。（骆宾王）

昔去繁霜月，今来苦雾时。（李冶）

昔去候温凉，秋山满楚乡。今来从辟命，春物遍涔阳。（贾岛）

昔岁惊杨柳，高楼悲独守。今年芳树枝，孤栖怨别离。（王适）

昔别容如玉，今来鬓若丝。（薛馧）

昔见初栽日，今逢成树时。（方干）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刘禹锡）

昔到襄阳日，髯髯初有髭。今过襄阳日，髭鬓半成丝。（白居易）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苏轼）

昔我过此时，荷花粲云锦；今我复来游，霜露已凄凛。（陆游）

昔走成周道，春风尚落花。今驰河内传，秋日正临霞。（宋庠）

昔者云夙驾，杨柳方依依。今其望来思，两见秋风吹。（许及之）

昔往薄隆夏，溽暑方炎曦。今来值仲春，杨柳正依依。（王洪）

来时杨柳尚依依，归去青青又满枝。（李流芳）

上述所引诗词属于比较典型的模仿“昔我往矣”句式，采用昔今物候或人事对比来叙述抒情，特别是沈约、陆云、张华、许及之、李流芳、郑经诸人诗句，互文的紧密性程度显而易见。若是仅仅就作品宽泛采用昔今对比的表现模式来说，此类情形更为司空见惯，高频出现于历代作品之中，表现内容亦是更为纷繁多样，略举数例为证：

昔闻别鹤弄，已自轸离情。今来昭君曲，还悲秋草并。（何逊）

昔居王道泰，济济当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元晖业）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石崇）

昔闻倡女别，荡子无归期。今似陈王叹，流风难重思。（萧纲）

昔为春月华，今为秋日草。（张载）

昔我斯逝，兄弟孔备。今予来思，我凋我瘁。昔我斯逝，族有余荣。今我来思，堂有哀声。（陆机）

昔年洛阳社，贫贱相提携。今日长安道，对面隔云泥。（白居易）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杜甫）

更有如：“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欧阳修）不再仅仅是局部，而是整首诗作的结构采用了今昔比照的程式。如上众多在结构上构成互文性关系的历代诗句，无不直观地表现出“昔我往矣”四句在创作结构模式层面对于文学发展史的巨大影响力。

不仅昔今对比的写法源于“昔我往矣”诸句诗，而且“昔我往矣”四句还在其他艺术表现技巧层面多有新创，开风气之先。例如在句式对仗方面，明代谢榛、清代梁章钜等人强调隔句对或谓扇对格的形式：“祖于《采薇》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清代毛奇龄也认为：“‘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是开对之始。”韵尾方面，清代何文焕认为“依”韵源于“杨柳依依”句的用法，并评价说：“盖其音韵最古。”在诗歌叠字用法方面，清代王士禛不仅认为“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诸句，“此用叠字之始，后人千古受用不尽”；而且还视之为从全诗选优“摘句”做法的开创者。清代汪琬将“昔我往矣”诸句列为离别类杨柳枝词的滥觞。南宋王楙认为以诗纪时的写法：“此祖《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南宋陈世崇则将“昔我往矣”四句作为《诗经》中诗意可入图画的代表之一，认为后期诸多此类佳句“皆仿佛三百篇之遗意欤”。就是这四句整体彰显出来的情景合一的意境美，清代姚际恒也认为是“全逗后世诗意”。

二、“春柳冬雪”多重意象的典型写照

“昔我往矣”四句的经典化成因还与其指涉的几重关键意象且获得典型性写照密不可分，正如论者所评：此四句“以柳代春，以雪代冬，借景表情，感时伤事，富于形象性和感染力”。对《全唐诗》的初步检索表明：“柳”位居十大植物意象的第三位，“雪”于910卷中出现5892处。无数中国古代文学史现象或文学意象研究业已确凿无疑地证明，柳（春）、雪（冬）属于绝对高频的、意蕴广博的关键意象，都已经分别拓展为独立的意象研究领域，并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流。从名物学角度而言，陆玑《陆氏诗疏广要》《尔雅注疏》，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虞世南撰《北堂书钞》《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祝穆编《古今事文类聚》，潘自牧撰《记纂渊海》，陈泳编《全芳备祖》，许顗撰《彦周诗话》，郑樵《通志》，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清代《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御定渊鉴类函》《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沈炳震《九经辨字渎蒙》，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顾栋高《毛诗类释》等等，一大批历代典籍中，大凡引证咏春、写柳、歌雪诗句时，无不将“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两句检录在册，足见影响之一斑。

复就诗句在状景形物层面的艺术水准而言，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曾对“杨柳依依”这一描绘效果赞誉有加：“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南宋胡仔《渔隐丛话》也将“杨柳依依”作为呈现“春时秾丽”的佳句代表。回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杨柳依依”业已凝定为中国古代诗歌写作中的固定词组和用典，或赋陈春意，或抒发离情。在开创昔今对比范式之外，直接袭用“杨柳依依”四字又成为人们回望、忆想曾经完整四句的缩影和窗口。其中咏春的有如：

浩浩阳春发，杨柳何依依。（张衡）

浮萍蔽绿水，杨柳何依依。（傅玄）

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杨广）

旧家杨柳依依绿，长锁春来庭院。（黄庭坚）

袭用来烘托离情别绪的有如：

今朝章台别，杨柳亦依依。（韦应物）

我望风烟接，君行霰雪飞。园亭若有送，杨柳最依依。（宋璟）

辞家是三月，杨柳正依依。（文彭）

离心不可道，杨柳自依依。（孙继皋）

长亭祖饯卜良辰，杨柳依依送故人。（郭文炳）

更有一种兼用情形，将昔往今来的对比句式和“杨柳依依”固定词组融为一体，同时出现，更见出“昔我往矣”之于后世的重要影响，例如：

昔者云夙驾，杨柳方依依。今其望来思，两见秋风吹。（许及之）

昔人杨柳咏依依，曾与征夫说戍期。看尽春条君莫叹，湖边雨雪是归时。（宋祁）

昔与君别离，杨柳绿依依。今我来相思，雨雪已霏霏。（郑经）

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辛弃疾）

或许正是由于“昔我往矣”诸句兼收并蓄了“（春）柳”“（冬）雪”这样核心且典型的文学意象，四句呈现出来的整体审美效果一直为后世所称道不已。另外如清代王士禛、汪森等人一再强调诸句集中凸显了“兴寄深微”的艺术特点，认为“后千万世纵有能言，更从何处著笔耶”；近人王国维亦对诸句点评道：“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钱钟书也认为此四句：“写景而情与之俱，征役之况、岁月之感，胥在言外。”一再被推为典范之作。

三、可遇不可求的谢家叔侄清谈之契机

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既与作品自身内部诸多因素难脱干系，又与作品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不同际遇密不可分。漫长历史进程中那少数甚至极其稀罕的契机，往往构成文学作品历史运命最为关键的岔路口或分化点。就“昔我往矣”诸句的传播流布情况而言，虽说西汉时期桓宽《盐铁论》、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等著作皆有引用，可是文学史影响甚微；最值得一提、大书特书的转捩点则是《世说新语》记载的谢安、谢玄叔侄论《诗》的清谈故事。这一清谈在“昔我往矣”诸句经典化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它凝定了“昔我往矣”诸句从此走向经典殿堂无法绕过的接受原点。为论说之便利，现录如下：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世说新语》所载故事之于“昔我往矣”诸句经典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在如下几点。

一是载体性质特别。《世说新语》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就内容层面而言，它记录了魏晋文士们的清谈与品藻活动，号称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代表了魏晋文人的时代精神，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堪称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为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典籍”；“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诸如此类，皆充分肯定了《世说新语》在精神层面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形塑之功。在形式层面上，《世说新语》以其“世说体”，承继《论语》《孟子》等文化经典的记言传统，开启后世文言笔记小说先河，在文体形式上独具中国特色。不仅历代续作、仿作不断，达三四十种之多，而且还为后世的诗文、小说、戏曲等体裁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典故。《世说新语》形同文学创作母体或孵化器的重要角色，保证了“昔我往矣”诸句连续不断地进入阅读接受的视野，从时间绵延的向度上首先使之具备成为经典的基本资格条件，此可谓因书而传文。

二是清谈主体位高誉重。谢安、谢玄俱为东晋名将名士，文武兼备，乃历史上谢氏望族的关键性、核心性人物，“谢庭之内，玉树森然。宏材秘略，惟安与玄”（陈元靓语）。其他历史评价如“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王俭）；“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江左之贤，粤惟安石”（商辂）；“六朝数伟人，谢傅名独震”（阮元）；“战败苻坚百万兵，晋家宗社赖而存。当时若使玄犹在，国祚桓玄未可吞”（徐钧）。如此这般的历史豪杰、名人的清谈故事较之普通历史人物更具吸引力，言说主体自身具有的“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语）及其溢注到言说内容之上的文化符号价值难以估量。“昔我往矣”诸句机缘巧合与谢安谢玄叔侄发生嫁接反应，使得这些诗句的吸睛指数保持一定的高位。此可谓因人而传文。

三是开放性清谈话题。确定和非确定的利好总是需置于某种语境之下予以评估。对于文学作品经典化漫长演绎过程而言，或许非确定性携带的开放性征状，恰恰可能是作品逐步累积起强大历史附加值优势的必要条件。谢安、谢玄叔侄围绕《诗经》何句最佳而产生出来的结论分歧，其切实的开放性比意见一致带给后世更进一步言说的充足空间。此可谓因辩而传文。

自《世说新语》之后，唐代陆龟蒙《小名录》、北宋宋祁《宋景文笔记》、陈与义《简斋集》、南宋陈思《小字录》、赵文《青山集》、元代徐明善《芳谷集》、陈栎《定宇集》、明代汪柯玉《珊瑚纲》、冯惟讷《古诗纪》、谢榛《四溟诗话》、万时华《诗经偶笺》、清代严虞惇《读诗质疑》、王士禛《渔洋诗话》与《池北偶谈》以及倪涛《六艺之一录》等众多典籍著作中都纷纷予以转述、评论，为“昔我往矣”诸句的经典化营造了不可多得的传播舆论氛围。值得注意的一个批评倾向是，除了个别批评家仍旧坚守谢安的观点，如元代陈栎、徐明善等。更多批评家转而支持谢玄的立场，这为“昔我往矣”诸句经典化进一步开辟了坦途。例如陈与义、倪瓒等人皆认为“昔我往矣”诸句自然、无矜持做作之态。“彼‘訏谟定命，远犹辰告’虽为德人深致，若论其感发浓至，故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句。比之柔肠易断，复何以学问著力为哉？！”“昔我往矣”诸句不直接写哀，而是借助状景写物曲寓哀情，效果更为自然轻盈、意味隽永，故而为佳。崔铣则从诗歌“忌显质而贵默移”的标准，亦对此予以肯定和支持。另外如赵文、万时华、刘熙载等人则明确反对谢安的意见。赵文提出：“今之谈诗者岂以谢公之说为然哉？”认为时移世易，审美风尚必定随之而变，“大率前辈尚浑含，后生喜流丽”，认为这是造成谢安谢玄叔侄俩审美差异的根本原因。万时华则从经世致用与文艺审美的不同立场出发，提出《诗经》接受角度的多维性，严肃批评了“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的偏颇，并特别举谢安、谢玄叔侄论《诗》以为典例。刘熙载则反弹琵琶，指出谢安所谓的“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使得曾经的《世说新语》所载故事版本出现了颠覆性的认知重构。

四、饱含强烈现实关怀的历史主旋律

文学经典，在某种意义上意味或代表着绝对的公信力，经得起时间的大浪淘沙而巍然屹立，经得起岁月的荡涤洗磨而日久弥新。简言之，文学经典作品必须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赢得主动，做到形式有创新，内容旨归积极、进步、新颖，符合“美的规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昔我往矣”诸句无论艺术表现手法多么富有开创性，叠字修辞多么优美，若无思想主旨层面的“善”的呼应融合，若无内容与形式两者的相得益彰，经典化亦是空中楼阁、虚幻梦境。“昔我往矣”四句厕身戍役还归主题的篇章之间，以昔今比照喻物候变换，辅之以叠字缠绵盈耳，迂曲表达劳役之长、归心之切、思乡之苦，情真而景应，景明而情深，情景合一，意境悲美，余韵不尽，耐人回味。这一审美价值立场深得历代批评者之赏识称道，如《盐铁论》《白虎通义》《太平御览》皆引之以论说轻民、久役之弊，力倡“师出不踰时”制度。北宋孔武仲点评认为诸句“盖伤行役之勤，感时物之变也”。胡广等编《诗传大全》、季本《诗说解颐》、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冯惟讷《古诗纪》等无不赞誉诸句“可谓善道行役之情矣”“极道归时劳苦之情”“可谓深察于士卒之情矣”。全面立体地肯定了“昔我往矣”诸句在体理、达意、传情方面达到的高度艺术成就。“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精品之精，首先体现于“思想精深”之上。“昔我往矣”诸句以充满真挚人道关怀的社会正能量，以爱民、爱国、思乡、反战的永恒主旋律，与人类寻求进步、创造美好的审美总方向同频共振，虽说彰显现实关怀正能量的主旋律作品未必皆可成为经典，但是现实关怀缺位、社会正能量缺场的文艺作品，一定不能成为经典。

结语

就《诗经》而言，昔今对比手法不止“昔我往矣”一处，《出车》篇亦有极其相似的表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其他如“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等，这些诗句中也显露出明确的今昔比较的写作痕迹。叠字用法也是《诗经》较为普遍的艺术特色，复就《出车》篇来说，就有“忧心悄悄”“出车彭彭”“旂旐央央”“赫赫南仲”“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忧心忡忡”“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等众多的表述。“依”字韵尾，《公刘》篇中也见有“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句，“依”与“济”“几”只是合韵而非“依”与“霏”之间的同韵关系。再说戍役思归题材，在《诗经》中除了《采薇》更是不乏其例，有《东山》《击鼓》等。但是，诸如此类的元素一并融贯浓缩于“昔我往矣”数句的区区16字之中，可谓字字珠玑，只字难易，从这个角度来看，“昔我往矣”诸句跻身诗歌名句经典绝非偶然。

上述四种影响、推动“昔我往矣”诸句逐步走向经典的因素和条件，指向不同的价值维度。其中，艺术表现手法指向艺术形式层面的开创性，多重意象的典型描绘指向细节层面的代表性，《世说新语》记载的清谈契机指向作品外围的辐射性，而富含现实关怀的历史主旋律则指向思想主题的先进性。通过“昔我往矣”诸句个案流变过程的梳理和归纳，可以说，它们基本构成了考察文学作品经典化必须注重的几个方面。不仅如此，四项影响因素当以主题内容的先进性为根本。缺乏先进性的主题条件，一切艺术表现形式都无从有效地附着。没有先进性主题的保障，文学作品更经不起历代有识之士的正义考量。在漫长的接受过程中，“昔我往矣”诸句始终被赋予了反映戍役之劳苦的主题基调，几千年来一以贯之，众所公认，这一价值立场就确保了历时性的对诸句加以进一步阐说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因此，我们发现，刘勰《文心雕龙》以降，对于“昔我往矣”四句在写景抒情方面特色予以明确称赞的情形贯穿了接受历史的整个过程，不绝如缕，俯拾皆是，都从艺术层面的内部优越性为此四句一步步迈向经典提供实实在在的铺垫。如前所述，无论是从名物角度，抑或是在对比、叠字、摘句、对仗、诗意、画面感等诸多艺术表现层面的特色或创新，无不是最好的证明。

任何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或事件，离不开文学作品自身的诸多有利条件，还会受制于文学之外的不少因素，有些属于客观，有些甚至是属于偶然的机缘巧合。若非《世说新语》记载谢安叔侄论《诗》故事，若非谢安、谢玄是具有如此重要角色和分量的人物，若非他们对于《诗经》最佳诗句的意见不一致，“昔我往矣”诸句是否仍能在文学发展史进程中收到如此高频的关注与反响？所有这些历史瞬间都是在考虑文学经典化命题时不可回避的话题。

通过作品个案管窥文学经典化成因，讲述经典背后的跌宕起伏，可以让我们更加走近经典，更有深度地拥抱经典，更为立体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发展史，自然也可以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全面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不断期待造就新的文学经典。另一方面，借作品个案以管窥文学经典化成因的精细化研究工作，可以总结、对比中外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异同，以丰厚、鲜明的中外文学经验合力推进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建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