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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密:徐志摩和中国的浪漫主义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选登

来源:《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 奚密  2020年05月19日06:44

2017年5月, 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著名汉学家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由美、亚、欧三大洲的一百多位学者历时五年编撰而成,叙述了从1635年至206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全书由161篇短小精悍的文字所组成,别具一格,引人注目。本文是该书中的篇章之一。

1924年4月12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莅临上海,开启为期两周的中国之行,此行是应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创办的讲学社之邀来访。梁启超派了得意门生徐志摩(1897—1931)——两年前刚从英国留学归来刚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担任泰戈尔的翻译和向导。在那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的孟加拉诗哲居中,他左边是温文儒雅的徐志摩,右边是迷人的女诗人林徽因(1904—1955)。徐志摩等人于1923年创立的文学社团,使用的名称正是泰戈尔1913年出版的散文诗选集之名《新月》(The Crescent Moon)。

徐志摩无疑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他的名字不仅在学术界和诗歌读者群中如雷贯耳,在华文世界也广为人知。虽然他早已闻名全国,但诗创作开始的时间相对较晚,1920年他二十三岁,从纽约移居伦敦后才开始。浸淫于英国文学及与英国文化人的友谊,激发了他写诗的欲望,并形塑其文学品味与风格。

徐志摩在书信里提及阅读弗吉尼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作品,由此可知他熟悉1920年代的盛期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然而,出于天性和美学选择,他对浪漫主义更感兴趣,此后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浪漫主义者。他的创作生涯从1920年至1931年,尽管短暂却藉由引入这一新的美学范式,进而改变了现代中国诗歌的路径。

1917年,当时正留学美国的胡适呼吁革新令人窒息的、颓败的中国诗歌传统,徐志摩受此影响对现代诗产生兴趣。胡适主张抛弃文言,转而用现代白话写作新诗——因此,现代中国诗歌也被称为“白话诗”(vernacular poetry)。胡适和其他新诗先驱抛却了古典诗歌的固定形式和韵律,实验性地采用自由诗和其他从西方引进的诗歌形式。他们也不再运用中国古典诗歌中惯用的意象和熟悉的母题,转而提出“诗的经验主义”(poetic empiricism)概念,将诗歌创作建立在个人经验而非文学常规的基础上。一如他的诗作《梦与诗》所写:“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在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下,特别是北京大学,现代诗歌一片繁荣,但其严重缺点在于,甫获自由的诗歌以及诗人强调诗歌的浅显易懂,导致中国早期现代诗充斥着肤浅的倾诉或散文化现象。基于对此情况的回应,徐志摩和新月社的同仁,尤其是闻一多(1899—1946)和朱湘(1904—1933),为现代诗歌引入了一种新的结构感。在徐志摩看来,结构对诗歌而言至关重要;通过诗节形式(stanzaic form)和声音模式,意义才得以彰显。

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著名诗作《偶然》,就是最佳范例。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第一小节的音节模式是9—9—5—5—9,第二小节则是10—10—5—5—10,整首诗的形式寓变化于严整之中,以平行的形式响应了不幸的恋人这一主题。两者永不相遇,除了短短的瞬间——短暂得如浮云在水中的倒影,或黑夜里两艘擦肩而过的船。尾韵加强了诗的情感力量。

有别于许多早期现代中国诗,《偶然》的诗歌语言令人称道,它没有中国古典诗的痕迹,措辞和节奏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感。此诗朗诵听来自然、真挚、悦耳。最后,诗歌处理的是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确切地说,是转瞬即逝的爱情。然而,这首诗所传达的微妙情感与绝大多数爱情诗不同,显得别具一格。它没有表现在惆怅与苦涩中的难以自拔,在表面的淡然(“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背后,是对生活之美的倾情拥抱和对自我超越的颂赞。正因如此,《偶然》深受读者喜爱,还被谱成流行歌曲。

实际上,徐志摩至少有17首诗被谱成歌曲,包括《月下待杜鹃不来》(1923)、《为要寻一颗明星》(1923)、《海韵》(1925)、《再别康桥》(1928)、《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1928)等。《海韵》先是由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谱成带有女高音独唱的混声四部合唱作品, 1974年再由庄奴和古月根据徐志摩和赵元任原作改编,由超级巨星邓丽君(1953—1995)演唱并录制成唱片。这首诗包含五小节,唱词对象是唤作 “你”的一位 “女郎”。夜幕降临,女郎徘徊在海滩上,她不顾叙述者对即将涨潮的警告,拒绝回家且在沙滩上纵情歌舞。诗的末尾,女郎不见踪影,也许为大海所吞没。

《海韵》可以读作一则寓言,歌舞不羁的女郎是诗人的代表,最终吞没女郎的大海则象征着无边无际的自由和想象力。女郎消失于大海并非悲剧,而是隐喻着某种浸礼与体认。作为浪漫主义者,徐志摩信奉一种多层面的诗学。他视爱情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咏唱孩童的纯真和自然的灵感,他从不倦于追求精神之自由。《海韵》和其他几首成熟期的诗,可说是徐志摩艺术成就巅峰之代表作。

在抗日战争(1937—1945)及国共内战期间,徐志摩的作品因政治动荡而黯然失色,这是可想而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志摩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除了作为 “小资产阶级颓废思想”的代表而成为批判的标靶,读者再也无法接触他的作品。

然而,在海峡另一岸徐志摩却重新流行,原因有二。首先,当时绝大多数五四时期作家,或因其左翼倾向,或因身陷大陆,作品不见容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徐志摩是少数被认为 “安全”的1949年前的作家。他的诗与散文,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一代台湾作家提供了灵感,也为许多诗人提供重要范式。他们模仿徐的诗歌形式、押韵方法和语言的流畅运用。他的散文诗《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自剖》在读者中广为传诵;《我所知道的康桥》还被选入教材。他写给陆小曼(1903—1965)的书信体日记,以大胆的个人主义色彩和饱满的情感受到热烈欢迎。第一则日记即如此开头:“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最近的发现”。又说:“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琐细,俗;我爱个性的表现。”

“徐志摩热”经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是由其诗与散文的棱镜所折射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个人生活。他的理想主义、叛逆精神和浪漫主义令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着迷。对其同时代人而言,他天生的魅力和讨人喜欢的个性具有不可抵抗的魔力。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梁实秋(1903—1987)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回忆:“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1931年12月3日,诗人因飞机失事身亡13天后,他的密友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回忆道:

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黏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

除了自身魅力,徐志摩富于戏剧性的感情生活也让他为同时代人所熟知。他追求林徽因不果的经历,都写在早期的诗里,而他对陆小曼爱的自白,则无疑成为热恋中青年男女的至高典范。他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不仅震撼文学界,甚至还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据当时报导,徐志摩邀请老师梁启超在自己与陆小曼的婚礼上致贺词,而梁启超却当着全体客人的面斥责他。婚后,为了支撑陆小曼奢华的生活方式,徐志摩不得不四处兼课,缓解财务困窘,间接导致了他的遇难,这个说法也广为人所接受。但无论外界如何看待他的私生活,徐志摩一心一意依照自己宣称的理想生活。不管在诗中还是现实,他始终坚信爱情的神圣性,为此宁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为要寻一颗明星》体现的即是这种英雄式的追求,诗中的主人公骑着一匹跛脚的瞎马,义无反顾地冲入昏黑之夜,破晓时分,瞎马和骑士都精疲力竭地倒在荒野之中。诗人以朝圣者之姿出发,终点却成为一名殉道者。

1970年代后期,中国重新向西方敞开大门,“徐志摩”不仅以戏剧性的姿态回归,且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诗人。在1980年代的“文艺复兴”和“文化热”中,学者和一般读者重新发现徐志摩的诗,并着迷于他丰富多彩的生活。如今,徐志摩已然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个诗人所能期望的莫过于此。这部分应归功于1999年以徐志摩生活故事为脚本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该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当然,成名的代价就是人们视其诗作为诗人精采生活的描述,而忽略诗中蕴含的精美艺术特色。例如他的代表作《偶然》和《再别康桥》,尤其是后者结尾处: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如此呈现了诗歌的优美意象和悦耳语言的作品,以迷魅般的力量吸引读者,使他们无形间忽略了诗中的深意。中国一些诗人批评徐志摩乃至整个浪漫主义派为感伤、肤浅,这一看法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诗坛引起了一场论争。这类批评源于对浪漫主义和徐志摩两者的误解,并受到文学史进化观点的加持。正如前文所述,徐志摩与浪漫主义间的密切关系是基于诗人的天性和美学选择,有其广泛而深刻之处。对浪漫主义和徐志摩而言,与自然的精神融合,孩童的救赎力量,爱的永恒延续,以及对富创造性的想象力和自由的强调,这些一再出现的主题,其深度远远超出了肤浅的抒情或爱情。

在徐志摩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天赋洋溢的诗人,也是现代诗人的一种新典型:勇于突破旧俗、充满个人主义精神和创新意识。在徐志摩身上,我们看见的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绝佳范例。在徐志摩身上,我们确认了如是信念:现代诗歌将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