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菲茨杰拉德是一个多少被低估的作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天才，年少成名却又快速淡出，在死后享受越来越高阶的声誉。更为重要的，是他环绕自己的人生进行书写，也正是因此《了不起的盖茨比》和他自己一起成为他一生的著作。本文作者毛尖认为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呈现出与以往作家不同的对于金钱的理解：既不批判金钱，也不批判附丽于金钱之上的梦，而是通过描写这些梦，展现金钱的万千活力，从而标示了文学史上一个物质比人更自由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比菲茨杰拉德更会“炫富”。而在这种“炫富”之下的欲望，却是刻在骨子里的对永恒的向往，因此它不至于堕落反倒是在悬崖边上闪着正面的力量。而这样的角度有利于重新理解《了不起的盖茨比》，如果以黑帮分子的角度重新关涉这部作品，那么这部作品最吸引我们的，正是盖茨比或黑帮分子身上的勃勃生气。在街头生涯中天真地以为自己生活于世界的顶点，凭借恋爱在精神领域中寻求出路，因此，在美学的意义上，盖茨比或黑帮分子们必须死，以此保障他们全部的青春性。而死亡，则保证了黑帮的罗曼蒂克，保证了美国梦的将来时态。而这几乎就是《盖茨比》至今成为青年文化《圣经》的原因。菲茨杰拉德通过自己的不成功为浪费堕落的生活方式找到文学形式，并用肉身为之赋形，以失败为代价换取成功。

本文原刊于《十月》杂志2020年第3期，感谢毛尖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开始和终结

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二十世纪的水银少年，永远十七岁的样子，在中国，是一个多少被低估的作家。1896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圣保罗市，他十四岁之前，家境还不错，不善经营的父亲给了他最初的文学教育，13岁的时候，就在他上学的圣保罗私立中学校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所以，看菲茨杰拉德，很容易想到张爱玲。

一样的天才，一样的年少成名又快速淡出，一样的在死后，享受越来越高阶的声誉。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写的，都是环绕自己的人生，所以，尽管关于他们的研究经历了文艺理论不同时代的各种诠释，但因为他们作品中的生平痕迹实在太显豁，无论是做张爱玲还是做菲茨杰拉德，都特别适合传记研究插上一杠。这么说吧，《小团圆》出版后，我们就知道，张爱玲小说中的那些男主女主，几乎就是她庞大的家族成员的白描。里面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是二婶三姑的履历。而菲茨杰拉德，对照他的生平，也有着这样的感慨。比如在他的第一部长篇《人间天堂》中，有一个达西神父，而几乎不用考证，这个被男主奉为精神导师的神父，就是16岁的菲茨杰拉德在新泽西的纽曼学校上学时，遇到的父亲般的费伊神父。

再比如，三十年代写的《夜色温柔》，故事女主人公妮科的病情和性格，我们一打照面就知道是珊尔达，男主人公迪克•戴弗的自我判断与自我谴责，赤裸裸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的焦虑。而围绕着男女主人公的，都是菲茨杰拉德的熟人,墨菲夫妇、林•拉德纳、路易•莫兰、尤多亚德•约桑等等。

说回菲茨杰拉德。母亲家族的财富和父亲的破产，父母对他的强烈期许与他们的个人悲剧都成为他人生和作品中挥之不去的症候。17岁的时候，他报考了普林斯顿大学。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没好好读书，但是当年大学似乎比今天宽松，没有核心期刊这些东西跟着。用今天的眼光，菲茨杰拉德就是个坏学生，他成绩不好，时间都花在俱乐部和文学社团。《人间天堂》里描述的，应该就是菲茨杰拉德的真实生活，小说出来后，一边有如潮的好评，一边也招致批评，其中就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痛心疾首：“你写的普林斯顿大学实在令人伤心！”对于校长而言，一个大学被写成乡村俱乐部，学校一股子上流社会的朋友圈淫逸，估计确实是“难以忍受”的。

当然，校长无法忍受的，总有艺术家愿意忍受，而且起立鼓掌。梳理菲茨杰拉德的接受史，我觉得这个作家简直可以成为文艺的试纸。什么意思呢，喜欢菲茨杰拉德和不喜欢菲茨杰拉德的，有一个明显的身份区分。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菲茨杰拉德自己评定：“称得上有史以来写得最精彩的美国小说之一。”但出版后，遭到大量苛评。“菲茨杰拉德的新作纯属无用之物”，这是纽约世界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一部应时之作而已。《达拉斯新闻晨报》：小说那张长达两页的、写有拜访盖茨比长岛豪宅的客人的名单，完全是多此一举。毫无情节可言……过于情绪化、喧闹、刺眼、丑陋、毫无意义……菲茨杰拉德的那盏曾经散发出些许亮丽光团的罗马蜡烛,如今似乎快要熄灭了，只剩下微弱的火星与余烟。

就在报纸普遍熄灯，作家们却转过身来，一个个按亮了通关键。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读完小说后写信给菲茨杰拉德，高度评价：作品表现出优雅美妙的格调……给人以美的享受。你用笔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一个现代的纵酒宴乐的祭祀仪式。这部作品也是一部力作，而且比《人间天堂》更有特色，更加成熟。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在信中虽然指出小说没有交代盖茨比的早年背景这一缺憾，但也热情地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认为，你的创作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较之于你以前的作品，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显著的进步的标志。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绝对是一部一流水准的作品，“既然他能够写出一本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好的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书。”美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T. S. Eliot）也加入了赞誉者行列，他在1925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做出了最有高度的、也最常为人们所引用的评价：在我若干年里所拜读过的新小说中，无论是英国小说还是美国小说，我感觉这部作品是最有趣味、最令人振奋的。

所以，本质上，菲茨杰拉德是那种“提前一步的作家”。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一般先为作家群体所把握，评论家常常要滞后两步。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有很多，比如海子，甚至张爱玲。《了不起的盖茨比》出来后，喝彩的，多是作家，作家群体和媒体的分野声音，几乎就是菲茨杰拉德即将迈入不朽的一个信号。他具有文学史上无人比肩的现场感，能忠实记录当下流行的俚语、时代的舞步和声色，把握住城市的节奏和社交界的作息;他横跨多个阶层并具多重视角，能够深入其中又身在其外，而他性格中的“中西部地区的刚韧和爱尔兰人的清教秉性”也出没其间，既是天之骄子，也是那个傻看着他的乡巴佬。本身既是雄性判断者，也是雌性观望人。如此，这部作品无论是视角，人设，还是语汇，都极为丰富，真正世态小说的典范。

普林斯顿大学是菲茨杰拉德的一个写作支点。另一个，是他的妻子珊尔达（Zelda Fitzgerald）。

1918年，菲茨杰拉德在舞会上认识了珊尔达•塞耶。珊尔达是当地大法官的女儿，阿拉巴马州著名的美女。两人一见钟情，迅速订婚。但菲茨杰拉德太穷了，第二年珊尔达解除了与他的婚约。菲茨杰拉德辞职回家乡圣保罗，潜心长篇小说《浪漫的自私主义者》。他希望能写出一本畅销书，赢回珊尔达，并一举成名。他在两个月里完成了修改,并把书名改为《人间天堂》。同时，他的几部短篇也被当时最畅销的杂志《星期六晚邮报》接受，获得了可观的稿费。另外,他还在《时髦圈子》上发表了其他三篇故事。1920年珊尔达与他恢复婚约。不久，金童玉女用他们的婚礼揭开“喧嚣的二十年代”、“爵士时代”的大幕。

菲茨杰拉德一出手就成了畅销书作家，一天就能卖出普通作家一年的量，稿酬也随之翻了三、四十倍，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早上醒来都是面对一个难以形容的辉煌并且充满希望的世界。”那一段时间，他和珊尔达，过的大概属于“云上的日子”，写作跟印钞似的，美洲欧洲文艺界社交界一起向他们敞开，珊尔达是美人，菲茨杰拉德也是美人，各种性向的人向他们抛媚眼，他们彼此之间嫉妒吃醋和好，还有什么比好似葡萄酒般低酒精度的轻度出轨更能创造爱情峰值的呢？

但喧嚣的人生终需有一个高昂的价格要你去埋单。珊尔达精神出问题，反复入院治疗，菲茨杰拉德本来也被他们的高额日常弄得筋疲力尽，现在更欠上巨债，菲茨杰拉德的各种传记，看到这一段，常常会想到徐志摩，红颜一样薄命。菲茨杰拉德写了很多自己都不想再看的小说，几次出入好莱坞担任编剧，菲茨杰拉德的名声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夜色温柔》和其后的作品常常被批评为陈词滥调或者轻佻浮躁。到1930年代末，市面上几乎已经找不到他的作品，连曾与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合作剧本的巴德•舒尔伯格 (Budd Schulberg)也承认说，他以为菲茨杰拉德早已经死了。

1940年12月21日，年仅44岁的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辞世。《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晚报》等各大媒体撰文为“爵士时代”和它浪漫的“预言家”发出讣告，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

文学史上，一个人开出一个时代，又终结一个时代的，就是菲茨杰拉德了吧。现在，他死了，用诗人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特（Stephen Vincent Benet）的话说：“先生们，你们可以脱帽了。”死去的菲茨杰拉德，就像盖茨比，终于可以活成自己。卸下他明星的服装后，他将以作家的身份永垂不朽。如同他的同龄人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说的，明星死，作家生。

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故事非常多，至少有十年，他一直活在聚光灯下。了解他的生平对理解他的小说也极为有用，甚至他的一生就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不过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

到底该怎么炫富

《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七章，黛西要求进城到最后出事前，尼克突然和盖茨比谈到了黛西的声音——

“她的声音很不谨慎，”我说，“它充满了……”我犹疑了一下。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忽然说。

正是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过。它是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声音里抑扬起伏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的源泉，金钱叮当的声音，铙钹齐鸣的歌声……高高的在一座白色的宫殿里，国王的女儿，黄金女郎……

盖茨比突然说出的这一句“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被所有的评论家注意到了，由此也顺理成章地被用来解释盖茨比其实对黛西的本质了然于胸：她是一个黄金女郎。

黛西是黄金女郎物质女郎没有错，不过这里有必要多问一句，对黄金对物质，菲茨杰拉德的态度是什么？他这一百年前的“金钱”，和我们今天谈论的“金钱”，和其他作家笔下的金钱，有什么不同吗？

资产阶级出现以后，金钱在小说中的地位如日中天，借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评论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的一句话，“金钱是巴尔扎克小说中最普遍的因素，其他事物时有时无，只有金钱常在，”我们大致可以说：金钱是小说史中的头号主人公。巴尔扎克不用说了，他的作品中，像放高利贷者高布赛克，暴发户葛朗台，都是只能对金钱动情的人，高布赛克认为金钱代表了人间一切力量，葛朗台大的幸福就是独自把玩金币，中外无数作家都描写了金钱的决定性本质，比如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比如张爱玲笔下的《金锁记》。因此，当菲茨杰拉德拿起笔的时候，金钱之罪已经罄竹难书。和他同一时代写作的，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也时不时地要让他的主人公被金钱捉弄一下。

但是菲茨杰拉德对金钱有不同看法，他的人间图景也跟巴尔扎克不一样。在他看来，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道德抉择，是体现在富人身上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想象力和责任心，不能将财富善加利用，才是人间大罪。在这个意义上，《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之罪不在嫌贫爱富，而是在财富运用上的“想象力阙如”，再加上“漫不经心”：“他们把东西、把人砸得稀烂，然后缩回到他们的钱堆里。”跟黛西和汤姆夫妻构成对比的，虽然盖茨比的发家之路可算“墨墨黑”，但是菲茨杰拉德根本无意抨击盖茨比的金钱来路，相反，他要讴歌盖茨比在金钱上的“想象力”，并且向这种“想象力”抒情。骨子里，他始终都依然是那个淳朴的乡下男孩，那个来自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男孩。他对于基本礼仪的辨别、对财富和权力的目眩神迷、对怠慢冷漠的敏感，包括对绝对浪漫爱情的渴求都表现出于一个乡下人而言的重大意义和执意不懈。当乔丹告诉尼克，“盖茨比买下那座房子，就是因为这样一来黛西就在海湾对面嘛。”尼克马上觉得，“盖茨比在我眼中有了生命，忽然之间从他那子宫般的毫无目的的豪华里分娩了出来。”

在《菲茨杰拉德的美丽新世界》一文中，富塞尔(Edwin Fussell)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情节与美国新大陆的历史类比，认为两者具有一些共同点:都有“追寻” (Quest)和 “诱引” (Seduction )两大特征，前者指对浪漫奇迹的索求；后者是指这一过程的物化。富塞尔说，这个追寻的过程可以用“对幸福的追求”来形容，而菲茨杰拉德从创作伊始就瓦解着工业化美国的梦想，他的“追求具有普遍诱惑，却被永久诅咒。” 这个美国梦，我们一会再来讲，我们继续这里的“追寻”和“诱引”。

暴发户盖茨比，从此在尼克心中熠熠生辉。很显然，菲茨杰拉德既不打算批判金钱，也不打算批判那个附丽于金钱之上的虽然“庸俗”但足够“博大”的梦，相反，菲茨杰拉德通过描写这些梦，展现了金钱的万千活力。

你去看，小说中最耀眼的段落甚至不是描写盖茨比对黛西的爱，而是关于那些豪宅那些派对，用今天的话说，菲茨杰拉德单以出色的炫富能力就能永垂不朽。

这是汤姆和黛西的家——

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爽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

这是盖茨比的派对——

在他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每星期五，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下来，带来好几百英尺帆布帐篷和无数的彩色电灯，足以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七点以前乐队到达，绝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而是配备齐全的整班人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大地蹒跚着离开太阳，电灯显得更亮，此刻乐队正在奏黄色鸡尾酒会音乐，于是大合唱般的人声又提高了一个音调。

全书九章，盖茨比的派对，占了整整一章。看得出，菲茨杰拉德描写这些派对那叫一个得心应手，不仅程序、细节周全，人物、气韵生动，而且，派对上的乐队和水果，太阳和灯光一样，既是那个时代的“物质”，也是那个时代的“主人”，就像豪宅外的“草坪”，是自己“直奔大门”，然后煽动了“落地长窗”“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煽动了“白旗一样的窗帘”“吹向天花板上糖花结婚蛋糕似的装饰”。文学史上第一次吧，物质比人更自由，它们自己行动，自己发声，甚至，它们僭越人的位置，抢夺人的力量。从小说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因为“上面有两个年轻的女人”，“身子一动也不动”，而反复响起的电话铃声，在房子中间窜进窜出，比活人更有活力。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嘈嘈切切，大珠小珠，菲茨杰拉德让物质世界更有活力更有激情，比人早一步向未来发起冲刺。这个世界，像童话世界一样开口说话动手动脚，但是这又绝对不是童话世界。

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作品《人间天堂》有着传统的视角，全知的叙述，表述方式也比较传统，到了《盖茨比》，他的技巧有了真正的“爵士时代”感。通过尼克对事件的观察和参与营造出全知叙述者无法描绘的真实，一种“真理的实质”，更重要的是，通过让物质发声，爵士乐队的各种乐器好像自动吹拉弹唱。这种时代的交响，是二十世纪的。它拒绝十九世纪的道德判断，也拒绝新世纪的虚无。这个十年的金钱，还是生机勃勃，拥有NEW MONEY的盖茨比也比只有OLD MONEY的汤姆和黛西有更激情的内心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菲茨杰拉德接过了二十年前美国作家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声音，用更大胆的笔调，复调了《嘉莉妹妹》的主旨：喜欢钱，有错吗！

小说中，盖茨比的金钱来路一直在暗面，他在黑道世界的风生水起，运筹帷幄一直披着一百层面纱，但是财富被盖茨比用来抒情。不像汤姆的财富，是一种人格贬值，汤姆·布坎农说这个世界是他们创造的小说：“我们创造了所有那些加在一起构成文明的东西”，然后还气急败坏地表示，“文明正在崩溃”。但从头到尾，他们其实弄坏世界，什么都没有创造。他一直在各种炫耀，但他并不真正具有炫富能力。

“一种真正的炫富能力”成为小说的明面。插一句，现在我们的青春文艺也很喜欢炫富，从《小时代》里炫一只玻璃杯到《中国合伙人》里买下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实验室冠名，都搞笑又猥琐。看看盖茨比的炫富目的，那种用财富拥抱永恒的愿望，才是真正的，炫，富。也只有在那一刻，被永恒镀金了的一代，才能以欲望的正面性在全世界获得青春牌照，“爵士一代”也好，“迷惘一代”也好，因为对永恒还有骨子里的向往，才在今天显示出真正的青春性，换句话说，淫欲，比我们先一步抵达了审美高地。文学史上，奥斯汀炫富炫得最得体，菲茨杰拉德炫得最激情，用上海话说，就是搞得特别“弹眼落精”，但他们童叟无欺都是炫富高手。他们炫富，他们的每一次炫富，都是向永恒发起的一次总攻。

为了说明盖茨比炫富，插两句奥斯汀炫富。

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倒数第三章，曾经断然拒绝过达西的伊丽莎白向姐姐坦白，她已经同意达西的求婚，姐姐大吃一惊，哎呀妈呀，你之前不是对他深恶痛绝的吗？伊丽莎白俏皮地说，这是慢慢儿发展起来的，也说不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过我觉得，应该从看到彭伯里他那美丽的花园算起。”

小说第四十三章，伊丽莎白一走近彭伯里，就一阵心慌。这个地方太美了，他们沿着上坡路走了半英里后，来到一个相当高的山坡上，然后，当当当，当！彭伯里大厦映入眼帘。“这是一幢很大很漂亮的石头建筑物，屹立在高垄上，屋子后面枕着一连片树林茂密的高高的小山冈；屋前一泓颇有天然情趣的溪流正在涨潮，没有一丝一毫人工的痕迹。” 大家都热烈地赞赏不已，伊丽莎白顿时不禁觉得：“在彭伯里当个主妇也还不错吧。”

这是小说中最重大的一次感情转折，作者和读者都不觉得有任何势利眼在其中，后来达西再次出场，伊丽莎白转变态度我们也就觉得顺理成章。彭伯里那么 “天然” 那么 “没有没有人工的痕迹”，达西的傲慢也就是 “天然”的，而谁能跟 “天然” 计较呢！天然的 “傲慢” 简直比不傲慢还动人，彭伯里不费一点口舌就潜移默化掉了伊丽莎白的偏见。

不过，总体而言，奥斯汀对财产抒情，相对还是容易。奥斯汀时代，金钱还没有被工业革命的浓浓烟灰完全弄脏，财产和它的各种分身一样，还具有强大的抒情能力，就像小说中最光辉的地产彭伯里，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达西最好的替身，那是十八世纪末。一百多年过去，钱还能抒情吗，这是菲茨杰拉德的难题。文学史上的真正难题。

其实，菲茨杰拉德自己很清楚，这个世界马上就要堕落。但《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决意描写堕落前的那一刻。这一刻，人和金钱几乎共命运同呼吸，谁也没有能力批评对方，谁也不比谁更干净或更肮脏。《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改编，从来没成功过，就是表现不出盖茨比和金钱的刹那互喻。比如2013年，鲁赫曼版的盖茨比，就是给只有爱情梦的痴人看的，盖茨比哪里有一丁点“了不起”，这样的花痴，每一代都有，每个人身上都有。而盖茨比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其实听到了梦想破灭的声音，但是他带着巨大的幻梦“逆水行舟”，几乎赶到了破灭前的那一刻。而凭着他无与伦比的追赶，他也拯救了飞速堕入时间悬崖的“那一刻”。

离最后的堕落，还有那么几分钟，菲茨杰拉德抓住的就是这几分钟，当然，我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说这个“几分钟”。这几分钟，有的叫它喧嚣的二十年代，有的称它爵士时代，1919一战结束在前，1929大萧条在后，中间十年，没有纲领没有方向，但是，年轻的文化英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心怀叛离，小鹿乱撞，同时却又辨析不了“传统”或“清教”，他们左冲右突地生活，用更多的杜松子酒来批评酒，用更多的欲望来批评性欲，他们挥金如土又满怀讥嘲。总结战争，他们不再使用“为世界民主而战”这样的表达，他们爱用海明威的说法，“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赛事”，或者“这样一出好戏，我可不能袖手旁观。”

如此，年轻作家迎来他们的黄金时代，读者不再向小说要求深度和真理，要求历史和探索，这是“油光水滑族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the slicker）走向民间的时辰，而在菲茨杰拉德这里，他要开天辟地地把文学中长期分离的金钱和爱情统一起来，把现代价值植入古典价值，把物质主义提升到精神提升到信仰的高度。可是，凭什么？

菲茨杰拉德的方法是，永远以十七岁的激情注视万事万物，用小说原话，他让他的感觉结构停留在“十七岁的小青年”阶段。

十七岁的穷小子，对富家千金当然应该没有抵抗力，这就像，《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如果不对达西的彭伯里动感情，读者就不会喜欢她。不过，菲茨杰拉德毕竟和奥斯汀隔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金钱也拆散了无数对伊丽莎白和达西，菲茨杰拉德不会不知道。但是他心领神会的同时也决意冒险一试，他要用十七岁的心灵去激活老金钱，而年轻的魔法也的确让万千事物获得呼吸。浮华转瞬即逝，可如果许许多多的衬衫能让黛西“号啕大哭”，那么，物质也能抒情，金钱也能有自己的深情。

这是美国的天真，亨利·詹姆斯以来，无论是他早期作品比如《贵妇画像》中的伊莎贝拉，还是晚期代表作《鸽翼》中的米莉，有钱的美国人都这么天真过，浪漫过，梦想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后，艾略特给菲茨杰拉德写信，称他的作品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我想，这也是因为，艾略特清晰地看到了菲茨杰拉德对詹姆斯的继承，詹姆斯既怂恿了菲茨杰拉德的梦——假若有钱人对好日子有清晰的憧憬，那么金钱就能帮助人对生命中的各种希望保持最锋利的感受；也终结了菲茨杰拉德的梦——盖茨比永远只能留在十七岁，因为这样的梦只有十七岁的人能做。

盖茨比的梦当然碎了，但是，有那么一刻，在盖茨比拥有金钱的时辰，金钱也奇妙地拥有过年轻的品质，盖茨比也真的拥有过“点金成梦”的能力，借海子的诗来说，在那一刻，作为“物质的短暂情人”，盖茨比“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有能力化腐朽为神奇，万事万物，包括黛西，只要“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献花一样为他开放”。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黄色”、“金色”和“金黄”，太阳，鸡尾酒会，酒会上的姑娘，劳斯莱斯车，还有黛西，他们都金黄，或者，黄金一般；而对于永远十七岁的菲茨杰拉德而言，这颜色，与其说是一种批评，不如说是一种赞美。当然，这无疑也是最致命的颜色，菲茨杰拉德从如日中天的二十年代迅速陨落，就是被这种金黄夺走了生命，但是，如果没有菲茨杰拉德，爵士时代早就湮灭了，没有菲茨杰拉德笔下那曾经生机勃勃的金钱，靠海明威也撑不住喧嚣的二十年代。

这是文学史上货真价实的又“黄”又“金”一刻，小说中，各种东西都是金色或黄色，“闻起来也是YELLOW”。是财富，也是死亡，但这财富是年轻的，这死亡也是年轻的，就像菲茨杰拉德的容貌。

用海明威的描写来说几句菲茨杰拉德的长相。

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这样描写菲茨杰拉德：司各特当时看起来像个孩子，一张脸介于英俊和漂亮之间。他长着金色的波浪形卷发，高高的额角，一双兴奋而友好的眼睛，一张嘴唇很长、带着爱尔兰人风度的纤巧的嘴，如果长在姑娘脸上，会是一张美人的嘴。他的下巴造型很好，耳朵长得很好看，一只漂亮的鼻子，几乎可以说很美，没有什么疤痕。这一切加起来原不会成为一张漂亮的脸，但是那漂亮却来自色调，来自那非常悦目的金发和那张嘴。那张嘴在你熟识他以前总使你烦恼，等你熟识了就更使你烦恼了。

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关系，属于文学史上的经典案例。珊尔达甚至怀疑过他们之间有同性恋关系，当然菲茨杰拉德彻底否认。但菲茨杰拉德的黄金之美，确实和他笔下的物质，笔下的钱，有一种精神同构，一种雌雄同体性，一种“在你熟识他以前总使你烦恼，等你熟识了就更使你烦恼了”的特质。作为对比，汤姆在小说中，完全男性非常粗鲁，黛西则女性到失真，爵士时代的最终抒情形象是雌雄同体的，就像盖茨比，就像菲茨杰拉德。

不过，如今，面对满银幕的，貌似雌雄同体的文艺界男神，我有时候会想，菲茨杰拉德如果活到现在，看到这些不过是汤姆和黛西合体的雌雄同体人，会觉得汤姆和黛西也算是有血有肉了吧。

还能比死更好吗

因此，今天来看《了不起的盖茨比》，讨论的重心不该再局限于“美国噩梦”及其周边，因为这个已然老生常谈的“可怕的美国梦”早越出了美国地界，在全世界很多国家被复制，每一个年轻读者也都看得出盖茨比和黛西的感情因果，看得出盖茨比梦想的虚幻。相反，重新打开《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倒是应该反问，这个被无数人无数次批判过的美国梦里，到底有什么，让盖茨比，包括我们读者，欲罢不能。而其中滋味，可能才是盖茨比，或者说菲茨杰拉德迷人至今的原因。长期来，《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作为批判美国梦，或者一个关于美国梦破碎的故事被阅读和理解。但是，如果把盖茨比看成一个真正的黑帮人物，这个故事就显出它的另一面。

这么多年，“了不起的盖茨比”，无论是作为小说还是影视故事元，被改编了很多版，也被引用了无数次。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是从黑道人物盖茨比的内面出发把这个故事重新讲一遍。我因为自己是黑帮电影迷，看盖茨比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会想到他的这重身份。尤其重温三十年代几部经典黑帮电影，比如，《疤面人》，盖茨比最后的死状和《疤面人》男主托尼卡蒙特的死，几乎一模一样：被枪击中，面朝下倒在游泳池里。

这是一个典型黑帮分子的死，在他死后，死亡停顿，世界恢复它凄凉的面貌。而作为黑帮片的终极真理，黑帮分子必须横死异乡。用这样的结局，最终为黑帮分子的美国梦加冕。所以，尽管菲茨杰拉德本人，包括一百年以来的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各种评论，都强调此书关乎一个美国梦的破碎，一个美国悲剧，但我还是想说，在这个美国梦里，对盖茨比来说，还有比死亡更好的结局吗？

说到底，盖茨比，或者说，黑帮分子身上，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的勃勃生气。他们都是自力更生的个体，从事着他所能找到的有利可图且又迷人的行业。在他们永远短暂的街头生涯里，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顶点。所以，盖茨比本人，在精神内核上，非常符合当代观众对黑帮大佬的想象，他们的主要时间，不是用来杀人越货，是用来恋爱。这是黑帮在精神领域别求生天的一个出口，与其说跟犯罪有关，不如说跟浪漫有关。而很显然，在美学的意义上，黑帮分子必须死，盖茨比必须死，以此保障他们全部的青春性。盖茨比之死，确乎是一个残酷新世界的开局，他在那个到达了顶点的美国文明桅杆上摔下来，脸朝下，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但是，让盖茨比死去才能最终完成这个童话，一劳永逸地封箱他的黑道过去，一劳永逸地用黛西的无情，汤姆的无耻为盖茨比写下再不会败坏的墓志铭。在形式的意义上，盖茨比之死不能更完美，或者说，形式的冷酷和荒诞，最后保证主人公最初的纯洁和最后的光芒。

回看一下菲茨杰拉德的黑道履历。小说第四章，虽然依然是闪闪烁烁，语焉不详，但是我们和实打实的黑帮打了照面。迈尔•沃尔夫山姆，非法操纵过世界棒球联赛的大佬出场，讲了另一个黑帮大佬罗西•罗森塔尔的死。罗西的死，说的就是1922年，轰动纽约的“富勒-麦吉”案。该案中的首犯爱德华•富勒出身不明，是华尔街风云人物，他的迅速发迹得益于华尔街另一神秘黑手查尔斯•A•斯通汉姆的帮助。富勒与纽约黑社会人物阿诺德•罗斯坦也有联系。盖茨比与迈尔•沃尔夫山姆的关系就对应于富勒与罗斯坦的关系。小说里盖茨比、尼克同沃尔夫山姆一道在曼哈顿餐馆吃饭,沃尔夫山姆回忆起他与同伙罗西•罗森塔尔等在对面的 “老大都会”餐馆大吃大喝一夜,凌晨4点服务员通知罗西外面有人找,结果在人行道上被一伙黑帮枪杀，“他们向他吃得饱饱的肚皮上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 横死街头，就是黑帮大佬的经典死法。历史上，罗斯坦在1928年也是如此被枪手干掉。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黑帮故事，最被人记得的，不是黑帮之罪，而是黑帮之死。不是特别明白的话，看一下今年的黑帮终结片《爱尔兰人》就行了。死亡，保证黑帮的罗曼蒂克，保证美国梦的将来时态。

菲茨杰拉德曾经在他最后一部未完成作品笔记中，用一排大写提示自己——“行动即人物”(ACTION IS CHARACTER)。用这个思路看《了不起的盖茨比》，会发现，盖茨比就是一个只有行动但历史时间含糊的人物，他对过去和未来的强烈愿望同样出于虚构，这是一种不需要时间条件的愿望,一种纯粹仪式化的愿望，在这个愿望里，行动即一切。这种行动愿望，就是黑帮的本质愿望，用《全民公敌》 (1931) 中的汤米·鲍尔斯的形象来体察黑帮，会发现，真正让他们欲罢不能的，不是通往权力和财富的路径，在本质上，“犯罪就是目的本身”，或者用《疤面人》中卡蒙特的一生来解释，他们都没有对他们的犯罪生涯或者濒死表现出任何悔恨，影片结尾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明白了自己这条道路是错误的，托尼·卡蒙特的格言就是黑帮座右铭：“干了再说，亲手去干，一直干下去。” 换句话说，把自己风格化地浪费掉，就是黑帮的使命。

这种不需要历史时间的人物是典型的爵士时代人物，菲茨杰拉德的美学就是向绿灯（死亡）逼近，一直逼近，直至死亡。用小说中的表达，“唯有那死去的梦随着下午的消逝在继续奋斗。”

由此，在激情赋形的意义上，盖茨比具有一个黑帮分子的全部浪漫天赋，有着异于常人的永葆希望的天赋，这是所有文学史上浪漫主人公的天赋。从罗密欧、朱丽叶到《白鲸》中的亚哈船长，都是这一类的人物。永不掉头，甚至死亡都不能让他们停下脚步。就像小说结尾显示的——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了不起的盖茨比》在问世后也遭遇各种诟病，但是它的生命力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它把看上去没有灵魂的生活描写得生气勃勃，把没有灵魂的人类描写得也能在刹那间焕发特殊的光彩，甚至有一种“动人心扉的活力”。相对于长期以来虽然深邃但兴奋度阙如的美国现实主义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种文本解放，菲茨杰拉德让所有的人物，即便是那些文本低端人口，也获得了呼吸，声音和力量。

当然，就像经典的黑帮电影，都有一个现实主义的背景，菲茨杰拉德也在这个层面打好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地基。比如小说中，我们一直被告知美国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像尼克的伯祖父，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对应了最后黛西也是用盖茨比的命买回自己的脱罪。财富吞噬富人，财富也吞噬穷人，黛西在小说开头就讲过一个故事：“你想听听男管家鼻子的故事吗？”“他从前专门替纽约一个人家擦银器，那家有一套供二百人用的银餐具。他从早擦到晚，后来他的鼻子就受不了……” 不过，和同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菲茨杰拉德写这些阶级故事，一点不凝重，就像黛西对女儿的希望，a beautiful little fool，作者也并没有真正嘲笑黛西，这一刻的黛西，既显得像个充气娃娃，又有一点点爵士精神。这奇特的两面性既让黛西显得灵魂负数，但又兼具前所未有的真理感，甚至一种前卫感，这是菲茨杰拉德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也是黑帮电影中常常带给我们的奇特的政治不正确但人生正确感。

也因此，小说里的人物，并不是在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两个端点之间撕扯，他们同时拥抱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就像菲茨杰拉德遇到珊尔达，就像盖茨比遇到黛西。富家小姐当然是美的，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今天的读者，千金小姐就意味着绝代佳人，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说法，她们都是梯子那端的人，但是，“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口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现，由此深入了菲茨杰拉德浮华生活的背后,让公众更多地了解他创作与生活的双重性，了解这位有着致命弱点却身负英雄气质的作家。他的小说“具有精确观察后留下的客观细节”，那就是他的记忆，是他的世界构成，他自己活在其中，经常分不清“珊尔达和我究竟是真有其人，还是我的哪一部小说里的人物。” 而爱情，就是菲尔杰拉德最后的英雄梦。“我猜想我从内心深处还是一个道德的人，我希望用一些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道,而不是娱乐大众。”所以，特利林把菲茨杰拉德媲美歌德。“盖茨比，必然代表了美国本身。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仍然像当年一样鲜活，赢得极少数作品能获得的持久与分量。” 亨利·丹·派伯（HENRY DAN PIPER）也因此断言，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比许多正统历史学家的事实性陈述让我们更接近那个世界。《了不起的盖茨比》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失败的精巧形式，盖茨比则是一个失败的权威。盖茨比身上因此有一种神话特征。或者说，盖茨比本身就是对美国的阐述，是美国现实中的幻象，是二十年代的总体继承人。而黛西也是一种象征,她是“船坞那盏绿灯背后成功的希望”，盖茨比爱上的正是她身上这种象征性。同时，黛西作为爵士时代的男性伙伴——不是伴侣，而是双胞胎一样的伙伴, 同为“强奸犯和挑衅者”，拥有真正毁灭性的力量。

就此而言，《了不起的盖茨比》可以说同时是黑帮小说（电影）和黑色小说（电影）的鼻祖。盖茨比是一个隐形黑帮大佬，黛西是一个隐形黑色女人，前者是黑帮小说的主旨，后者是黑色小说的关键，而且，他通过敏锐的观察和客观的纪录所抓住的时代景象，也是既黑帮又黑色的。甚至，就像大部分黑色小说作家，菲茨杰拉德也滥用了自己的才华——“他的确写得过滥过多，像把舌头放在了腮帮上,把心装进了腰包或者靴子里。”因此，学者们在叹息丧失了一名潜在的、“伟大”的小说家的同时，指责菲茨杰拉德的人性弱点，惋惜他为金钱所累，成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但我想固执地说一句，这样的人设，不正是完美的二十年代黑帮/黑色男主人设吗？

而我们如今越来越喜欢盖茨比，就像小说中尼克的叹息一样，“你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好”，盖茨比永远十七岁，菲茨杰拉德也永远年轻，永远葆有少年时代的那种清新与轻盈。而这个，也几乎就是《盖茨比》至今成为青年文化《圣经》的原因。

因为最终，揭开所有的涂层，我们会发现，青年文化的精髓就是浪费，作为风格的浪费就是爵士时代的形式。文学史上第一次，菲茨杰拉德以“内人”的诚实视角审视了这个被绚丽灯光所遮蔽的具有巴比伦式慑人魅力的时代。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全景式的辉煌灯火、奢侈生活方式以及惊人的浪费现象，还有他自己一泻千里的才华，人们指责他糟践自己的才华，但是，不浪费才华怎么和这个时代共鸣，是他造就了自己和笔下人物的靓丽奢华又浪费堕落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为这种方式找到了文学形式，并且用肉身为之赋形。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菲德勒一半的观点，正是失败成就了菲茨杰拉德，不成功的菲茨杰拉德才是真正的本色的菲茨杰拉德。但这种失败，不仅是一种时代性的失败，青春性的失败，更是一种必要的失败，一次以失败为代价的成功。这个失败，与那个时代的“浪费”天性紧密相关。就像黑帮浪费子弹和生命，菲茨杰拉德最后必须把自己挥霍掉。醉酒是菲茨杰拉德的特色,也是禁酒令颁布后美国的主要特征，贩酒成就了盖茨比，烈酒也把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浸泡得像真正的爵士史诗，当然他来不及为他的才华加上纪律，这是遗憾，同时却也是文艺铁律。没有浪费，哪来挽歌。

菲茨杰拉德和他妻子的墓碑，上面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最后，用卡津（Alfred Kazin）的权威论述来概括一下这个浪费天才。菲茨杰拉德忍受了奢华现实带给他的痛苦,他描写纯洁又无耻的二十年代,描写他周围那些生活在物质顶层的富人，描写年轻、生气勃勃和空虚的“新潮女郎”。“但他并不是因为崇拜富人才将他们作为小说的主题，他们就像战争之于海明威,混乱的现代社会之于多斯•帕索斯。”这个二十年代是菲茨杰拉德熟悉的，是他理解世界的入口。跟他同时代的人和作家相比，他都更不世故，更容易快乐也更容易不快乐，所以他既表现这个阶层的恶，也表现这个阶层的花，但《了不起的盖茨比》又超越了对恶对花的表现。卡津将盖茨比看作菲茨杰拉德的理想人物，读者可以在其中看到层层面纱遮盖下的盖茨比,体会男人梦和少年心, 也体会时代加给他的全部荣耀和全部限制。但菲茨杰拉德又不是简单地记录历史经验，某种意义上，他创造了历史经验，而未来的文学史，将在他创造的文学经验上继续，借此，他把自己镌刻进了时代，“他与那些虚构的人物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或者有着某些藏而不露的相似态度或经历，他过着他们的生活，以此辨识自己。”

海明威接过这个话，继续说，菲茨杰拉德的才华最自然，就如同蝴蝶翅膀上的颗粒排列的格局一样。只是最初，他并不比蝴蝶了解自己的翅膀那样更多的注意到自己的才华，他也不知道自从何时这些被洗刷掉和破坏。直到后来，他开始注意到了他破损了的翅膀和翅膀的结构，他开始明白不可能再次起飞了，因为对于飞行的热爱已经消逝，他唯一能够回忆起的是，“当初在天空中的翱翔是多么的轻而易举”。蝴蝶一样的菲茨杰拉德，不能再飞的菲茨杰拉德，还有什么比在意识到不能飞之前死去，更适合菲茨杰拉德的呢。

本文原刊于《十月》杂志2020年第3期

注释

[1] F. Scott Fitzgerald：This Side of Paradise, London: Penguin, 2010；参见（美）F.S.菲茨杰拉德著，金绍禹译，《人间天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 F. Scott Fitzgerald：Tender is the Night, London: Penguin, 2013；参见（美）F.S.菲茨杰拉德著，汤新楣译，《夜色温柔》，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3] Matthew J. Bruccoli & Margaret M. Duggan, ed.: Correspondence of F. Scott Fitzgera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p. 58.

[4] 参见程锡麟等著：《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本文要特别感谢陈众议先生主持的这个“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程锡麟先生的这本书为研究菲茨杰拉德提供了终极便利，本文大量参考书目根据程著索引寻得材料。

[5] T.S.Eliot: A Letter on The Great Gatsby, in Alfred Kazin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Man and His Work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62, P93-94.

[6] Budd Schulberg，Fitzgerald in Hollywood, in Alfred Kazin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Man and His Works, P108-111.

[7]参见 Stephen Vincent Benet: Fitzgerald's Unfinished Symphony, in Henry Claridge, ed.:

F. Scott Fitzgerald: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3。

[8] John Dos Passos: A Note on Fitzgerald, in Alfred Kazin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Man and His Works, P155-160.

[9]（美）菲茨杰拉德著，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英双语珍藏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页125。参见F. Scott Fitzgerald：The Great Gatsby, London: Penguin, 2013.

[10] 《了不起的盖茨比》，页83。

[11] 《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页61。

[12] 《了不起的盖茨比》，页13。

[13] 《了不起的盖茨比》，页44-45。

[14] 《了不起的盖茨比》，页20。

[15] 简·奥斯汀著，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页225。参见Jane 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London: Penguin, 2014.

[16]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汤永宽译：《流动的盛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页155。

[17] 《了不起的盖茨比》，页74-78。

[18] 《了不起的盖茨比》，页186。

[19] 参见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on F. Scott Fitzgerald,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5.

[20] 《了不起的盖茨比》，页20。

[21] Lionel Trilling: F. Scott Fitzgerald, in Alfred Kazin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Man and His Work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62. P195-205.参见《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页54。

[22] Henry Dan Piper: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The Novel, The Critics, The Background, New York: Scribner, 1970.

[23] Alfred Kazin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Man and His Work, P11-22，P173-182; 参见Alfred Karin："From On Native Gound”，in Henry Claridge, ed.: F.Scott Fitzgerald: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4.

[24] 《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页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