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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村上春树将在线直播,罗琳捐赠百万英镑

来源:澎湃新闻 | 宰信 木荒经  2020年05月18日08:36

疫情下的作家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肆虐给世界的人们带来了恐惧、衰退、全新的交往模式、未来。艺术展、书展、奖项、文化活动有的取消(伦敦书展、莱比锡书展、巴黎书展)、有的延期、有的搬到线上,唯有写作没有停止。

为了让更多人安心居家隔离,村上春树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了。5月22日,他将通过电台在线直播两个小时,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并回答听众的问题。他希望音乐的力量多少可以消散疫情期间积累的郁闷情绪。

畅销书作家J.K.罗琳运用自己的财力,在霍格沃茨保卫战22周年之际,向英国两家慈善机构共捐赠100万英镑,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以及家暴受害者,因为他们在疫情中处境更加艰难。

40多位葡萄牙作家决定在封锁期间共同创作一部连载小说《逃跑的山羊》(葡语:Bode Inspiratório,英语:Escape Goat),故事以科学家们为全球流行的瘟疫寻找解药作为开头。每24小时就有一位作家接续更新一章,并且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法国和英语的翻译也正在进行中。作家在集体声明中讲道:“对我们来说,仅仅把沙发当作战壕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处在灾难当中,我们仍想和公众建立联系。目前还是公益写作,没有时间编辑、修改和反思。但我们希望大家因此受到鼓舞。”

葡萄牙作家连载小说网页

草间弥生为世界公民们做了一首诗,其中写道,“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个大魔头”。角谷美智子认为这不是一次思考范式的转变,而是一次人们被迫地面对自然和遭遇自然,在自然面前,技术显得脆弱不堪。她的对头乔纳森·弗兰岑也这么认为,在答钱佳楠的访谈中他说,“当时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以为这个世界的结构很坚固,但实际上它是多么脆弱。政治体系很脆弱,国际关系很脆弱,全球经济很脆弱。”

在这之前,奥尔罕·帕慕克正在写作《瘟疫之夜》(Nights of Plague),背景是1901年腺鼠疫肆虐亚洲。帕慕克提到在17-18世纪,瘟疫的发生标识了东西方的文明,人们认为多瑙河以东感染瘟疫的可能性要高得多,“瘟疫来自东方的幽暗之处”。这样的意识形态在今日世界也很流行,瘟疫也就很容易被打上“异国的、从域外进入的、有恶意企图的”这样的印记。

阿兰达蒂·罗伊指出病毒存在期间,穷人和富人正在被分化而把穷人抛入深渊,大封锁将导致物理挤压(physical compression),而在不久前印度国会刚刚通过了歧视穆斯林的公民法案。然而她对未来保持了某种信心,“从历史上看,大瘟疫迫使人类与过去决裂,想象一个重新开始的世界。这一场流行病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传送门(portal),一个连接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门户(gateway)。”朱迪斯·巴特勒、乔姆斯基等人把矛头指向民族主义、仇外心理、新自由主义瘟疫(neoliberal plague)。读者们重温着《鼠疫》,它确认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精神生活危机,这似乎并不符合当下,然而“我的弟兄们,你们罪有应得”这样苍白而愤怒的心态似乎为我们追回了什么。

蕾拉·斯利玛尼的连载日记传递给我们一种普遍的日常。她描述自己对语言和感知的逐渐丧失,“像别人迎面给我一记重拳,而我尝试着,慢慢站起来”。她老调重弹地提到,与死亡对抗的阅读,“在读完两三百页前要顽强活着”,提到善意的重要,“艰难困苦只是人生中有限的一段时间。面对它们,我们要用同情心和亲和力来武装自己,每个人都应践行自己的责任义务,无论是多么微小的事”,后面这句是引自一位爱尔兰诗人。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出席由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举办的“加拿大正在行动”(Canada Performs)在线节目聊到了为什么而写作的话题。她准备了两个答案。一个是“作家写作是为了棕色猫头鹰,或者为了当时生命中等同于棕色猫头鹰的人。一个个别、特定、真实的人。”另一个“不是大众,更不是书评家,而是我——这里指的是主或者上帝”。

台湾文学二三事

在林奕含逝世三周年后,读者又重新阅读“房思琪”,然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它牵涉MeToo运动,也牵涉父亲的在场和缺席。《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并不成熟的反讽风格、伪装方式和写作练习被忽视了,它也远远不是骆以军所夸口的“这是一本缓慢的,充满翳影的光焰,骇丽的疯狂的小说”,总之,那个急于达到的终点或者辩论始终也没有达到。纷纷谈到的“中国文化古籍不过是娇喘微微四字”,“一个真正的文人的千锤百炼的真心,到最后只不过是食色性也而已”,“艺术是不诚实的,是巧言令色的了”,似乎总也不如“联想,象征,隐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而这指向的绝非现实,而是书写者,在这里就是林奕含。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骆以军被指抄袭的事件或许正是林奕含舆论的另一个侧面。舆论似乎已经构成了对于骆以军的围剿。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刘芷妤参加骆以军的“阅读小说与习作坊”,提交了《火车做梦》的雏形;之后,《火车做梦》刊于《自由副刊》,而被指控挪用了其故事大纲的科幻小说《明朝》也在晚些时候出版;由于担心自己会被指控抄袭,刘芷妤发了一个言辞模糊的邮件给骆以军然而未得到回应;由于被人发现两者的相似而被曝光,骆以军和镜文学、刘芷妤和逗点文创社纷纷对彼此和网络读者予以某种回应;3月31日,刘芷妤发了一则脸书,最后写道“一开始,我们真的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抄袭人的那一个而已”;4月1日也就是收录《火车做梦》的《女神自助餐》的出版日,骆以军在此道歉称,“我为自己小说取材的方式,为刘女士带来了困扰,在此我郑重地向她说:对不起。”《联合报》编辑宇文正为正常风波做了最后的澄清,“骆以军没有抄袭、剽窃。”那么伍迪·艾伦呢?我们对一个艺术家有多少了解呢?归根结底,艺术家并不生活在公共生活里,而是他的公寓和有爱无爱的小世界里。

文学都柏林

爱尔兰“桂冠小说家”安妮·恩莱特的新作,也是她的第七部作品《女演员》借女儿诺拉之口讲述了名重一时的影星凯瑟琳·奥戴尔浮沉的传奇,涉及了爱尔兰世界、母亲和宠爱和母爱、性和欲望和婚姻等恩莱特一直关注的命题。这部艺术家小说(Künstlerroman)或许对照取材于玛琳·奥哈拉(Maureen O'Hara)的一生,但演进得凶残得太多,她和爱尔兰一同诞生在20年代,在14岁就加入了一个修道院剧院,她怀有“舞台选择了我”的自豪和信念。40年代她走入百老汇、好莱坞、塞缪尔·贝克特,她相信“明星是天生的”……“无论明星拥有什么,他们一直都拥有。”因为年龄、因为非婚生育、因为精神崩溃,奥戴尔走向了暗淡。诺拉的呈现带有影视的晶莹感,而她对于这位母亲也是不置可否的,“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是碰巧是我妈妈。”对她来讲,奥戴尔是为《费德尔》鼓掌叫好的普鲁斯特,而她是女演员拉·贝尔玛:她鼓掌越多,她的表演越好。恩莱特实施的是一次针对爱尔兰女性神话的解构,揭示其中暗藏的塑造、暴力和危险,就像她在《没有权威》中所袒露的,性别政治问题正在(也许更多是曾经)吞噬女人的头脑、才华和生活,她希望自己可以为爱尔兰女性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而未来真的如她所设想的那样吗?被光明或者被平等化的又是什么呢?恩莱特于1962年出生在都柏林,从圣三一学院毕业后,她在东英吉利大学师跟随安吉拉·卡特和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学习写作。毕业后,恩莱特做过导演和制片人,她说她曾经精神崩溃,直到后来因为《聚会》得了布克奖。

4月26日上映的《普通人》是爱尔兰的Element Pictures电影公司为BBC和Hulu制作的12集30分钟连续剧,由伦尼·阿伯拉罕森(Lenny Abrahamson)指导,在原作者萨莉·鲁尼的参与下,忠实地改编自她的同名作,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曾入围了布克奖、都柏林国际文学奖,获得了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说奖、爱尔兰年度图书奖、英国图书奖年度最佳图书。

《普通人》讲述了小镇青年康奈尔和玛丽安之间亲密且不断变化的友谊、性和爱情,在心碎、波折、毁灭和互助中,他们从最初的脆弱、自卑获得了成长:在玛丽安的引导下,康奈尔走向了写作之路,玛丽安则使康奈尔获得了对于爱的相信。总之,它包含了爱情故事的甜腻、心酸和治愈。

萨莉·鲁尼出生在1991年,很喜欢写作。18岁时,在后来她任职过的爱尔兰文学杂志《带刺的苍蝇》(The Stinging Fly)上发了两首诗歌,“我正梦见工业、时尚的/画廊、性和可卡因/还有你我之间的距离/东跨没有颜色的爱尔兰海”。也是18岁,鲁尼进入三一学院研读英语,她在这里赢得了全额奖学金,爱上了约翰·普拉西夫卡,获得了“欧洲大陆第一辩手”。然而在最开始她完全没想到自己可以遇见出身统治阶层的人,“一方面,我有些震惊,觉得这些人太可怕了,但另一方面,我有种实实在在的冲动,想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证明我完全不比他们差。”后来她读了硕士,被经纪人发掘,写了《聊天记录》。作为千禧一代的作家,也作为后衰退时代的作家,鲁尼吸收了互联网的风格,既在线又下线,既清脆明亮得意又坚硬冷静老成。人们认为她的魅力在于她能够像花滑选手一样恣意进出男女关系,这在对资本主义和精英体系充满忧虑的当下很受追捧。在普世主义成为文学的主体的当下,鲁尼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示范,它不是高调的、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而是担负起责任的,承担历史、痛苦、团结和抵抗的。我们不再对神话和面具有什么样的期待。

21世纪的爱尔兰文学被认为是其第二次文艺复兴,的确如此。爱尔兰文学世界有着刚刚逝去的谢默斯·希尼、威廉·特雷弗,也有中流砥柱的约翰·班维尔、科勒姆·托宾、塞巴斯蒂安·巴里、罗迪·道伊尔、德莫·伯格、安妮·恩莱特、伯纳德·麦克拉弗蒂,还有稍年轻的麦克·麦科马克、爱琳·库里亚娜、德里克·马洪、凯特里奥娜·奥莱利、康纳·奥卡拉汉、萨拉·鲍姆、丽莎·麦克伦尼……以《送奶工》(中译本在未来几月就会出版)获得2018年布克文学奖的安娜·伯恩斯、超级明星萨莉·鲁尼。新的文艺复兴无疑是女性主导的,而女性作家的成群到来,要归因于爱尔兰对于天主教、男性气质的摆脱,巨大的国际文化潮流,以及在文学世界发生的种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