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天的题目是“藏品中的“五四”人物”。里面有四段小故事。

前些日子，我出了一本《金声长物》，“五四”百年的时候，又在上海图书馆办了一个展，展出不少“五四”新文化运动杰出代表人物的手迹，约有一百四十多件，很多人看了非常喜欢，很感兴趣，纷纷要求我讲讲他们的来历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就借这个平台讲述一下我的几件藏品的故事。

“世纪之漏”——鲁迅的信札

在近代文人翰墨这个专题当中，鲁迅一直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他的手迹是文人翰墨的重中之重。他的作品在民间几乎绝迹，而拥有其手迹者寥若辰星。我以一己之力拿下了三件墨宝，这个收藏过程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件是鲁迅赠茅盾的《引玉集》，第二件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赠孟十还的，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这是重译的书，以呈十还先生，所谓班门弄斧者是也。”

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信札，是用日文写的，今天我讲的“世纪之漏”就是指这封信。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收藏经历，尽管过去了七年，至今在收藏圈内被人津津乐道。

2012年4月的时候，上海有一家日资开办的拍卖公司“汇元拍卖行”，就在老西门附近。当年刊印的图录封面和拍卖日期，11是这件拍品的图录号，作品为日本裱双挖，上图是一个信札，下图是幅日本人奥村博史画的鲁迅遗容，是鲁迅逝世当日他在万国殡仪馆画的写生。原件现藏上海鲁迅纪念馆，属二级文物，裱件上就是这幅鲁迅遗像的印刷品，上面的那件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看上去好像有点鲁迅的笔意，起拍价仅为1500元，虽然我不识这些日文，仔细研究后怀疑是鲁迅写的。预展共三天，我不能懈怠，每天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别人注意到这件东西，结果发现作品底下还有盛放它的木匣、上面写着“断章、鲁迅笔”字样，我觉得这东西特别碍事，万一别人看到就糟了，就私下把盒子踢到了远处，几天下来也没发现有多少人前去瞄一眼，原因是这件东西是遗像，没人特别关注。

拍卖当天早上，当自己拖着疲倦的身躯进入拍场后，脑海中的波澜久久不能平静，直到此件拍品叫号，我的神经也跟着紧张了起来，按平时竞拍流程，自己想要的东西一般先按兵不动，往往会在最后一刻举牌，然后这次拍卖师连叫了两遍起拍价，场上竟无一人应价，当拍卖师叫到第三次正准备流标时，我不失时机一下举起了号牌，拍卖师确认再无人应价，一棰敲下去，竟以1500底价成交，我紧张了三天脑子一下放空，暂时一片空白。

关于鲁迅作品的价格，嘉德拍卖过一封信，价格好像要650万，也拍过鲁迅没有落款的文稿，只有周作人题跋也卖了300多万。而这个信札又是写给内山完造的，如果再拿出去拍卖，价格肯定会冲300万以上。

离开拍卖公司后，心满意足地回去美美睡一觉，傍晚醒来，首先想把那个日文先翻译出来，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赶紧找了一个懂日文的朋友，翻译出来更是大吃一惊，上款竟然是内山完造，信很短，“老板，请把送给曹先生的书转交给他。L拜5月8日。”“L”是鲁迅拼音缩写的第一个字母，曹先生是曹白，版画家，鲁迅葬礼上16个抬棺人之一。

“老板：请把送给曹先生的书转交给他。 Ｌ拜 五月八日”

我欣喜若狂，赶紧给朋友打电话。我说今天捡一个大漏，可惜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共鸣。近年来涌现不少赝品，如果真的话都会以天价成交，所以大家根本不相信这种事，我也没办法，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光有文字还是不管用。直到3年前，我的学生在日本的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一本书内山完造编的《鲁迅日文书信手稿》，其中就有这件作品的影印件。这本书要8000多人民币，我没有买，但是后来知道了有中文版，我以27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

错版的封面——《引玉集》

这就是“世纪之漏”的故事，如果说买下这件东西是靠运气的话，那么下面的一件东西，至少还是要靠点知识的积累。这个也是鲁迅的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叫《引玉集》，这个故事要追溯到2004年年底的时候，上海的旧书圈里传出信息，说是一个拉板车收旧货的人，收到一大批版画书，其中有这么一本是鲁迅送给茅盾的《引玉集》，这本书当时只要卖五千人民币，但还是没有人买。

半年以后有一位认识我的书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见到一本鲁迅的签名本，说我现在还没有买下，我只想做个中介赚点差价而已，万一你看中的话我就赚钱了。我们约了地方，就过去，当这个书友从旧报纸中拿出这本书之后，我眼睛突然一亮，之后马上装出若无其事和不屑一顾的神情，就说对这本版画书还有点兴趣，也是有些参考价值的，并当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对他说，这本书不看里面是谁题的打个闷包，也不管真假，开个价，如何？

因为我对鲁迅的著作很熟很熟，成竹在胸，结果他开了个4万的价。我表示只能出到2万，不管真假就2万，你考虑一下，多一分钱也不要。他回答说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那就拉倒，我硬着头皮回答道，结果那天谈崩了。我之所以看都不看就出2万，全凭我对市场的认知度和对签名本的了解以及人性的弱点等等来判断的，你想这本书在市场上流转了大半年，至今还没人买，就表明大家对这本书本来就存在怀疑的态度，如果是真的的话，早就没了，也轮不到我。

我对鲁迅的这本书很熟，为什么不看真伪也敢出价，不是所谓胆大胆小的问题，而是我靠的是本身知识的积累。第二，这本书不是他本人的，且是代卖的，中间又要赚这么多。我凭直觉，认为这人还是会来找我。果不其然，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就照你给的2万元卖你，我心里暗暗高兴，这次回答更加斩钉截铁，说今天不按2万，只出1万8了，你今天不卖也不要紧，后天再来的话就1万6。他最后只好无奈地接受这个价，1万8成交了，我倒也是蛮狠的，但这个不是狠，这个属于个人的定力。我就有这个决心，你再来，我不怕，最后1万8顺利地拿下了这本鲁迅给茅盾的签名本。

鲁迅给茅盾的《引玉集》签名本

“呈茅盾先生，出版人迅，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这是题在封面的扉页上的。我为什么不细看这个东西就敢买呢？前提就是这个封面。这个封面是鲁迅亲自设计的，上面的文字是苏联画家的名字，一共11位。有“抛砖引玉”之意，故取名《引玉集》，那么鲁迅怎么会有他们的东西？原来他通过一个旅苏的作家用中国的宣纸，去跟苏联的版画家交换木刻作品，共换回了59幅木刻作品。为什么会变60呢？是鲁迅当时编书的时候搞错了，第一张画其实是从第2页开始，排到最后60页，鲁迅粗看了下，以为是60幅，设计时就在右下角写了60幅的字样。

当日本洪洋社先给他寄来50本《引玉集》的样本时，鲁迅一看，发现搞错了，不是60幅版画，而是59幅。里面还有个页码颠倒的错误。最后鲁迅在书最后一页印了这样一个说明：“1934年3月，三闲书屋，据作者手拓原本，用珂罗版翻造三百部，内五十部为纪念本，不发卖，二百五十部为流通本，每部实价一元五角整。”所以这50本纪念本在外面根本没有流通过，也没有流通的可能性。我很早听说过这个故事，曾经听鲁迅专家倪墨炎说过，鲁迅有“三闲书屋”，他以这个名义印过很多画册，包括这本珂罗版印的《引玉集》，他曾在《鲁迅日记》中做过统计，大概一共送出了37本，并告诉我如果外面有“60幅”字样书的话，闭着眼睛买就是了。我当时就敢做这个决定，就是冲着这“60幅”来的，没有考虑鲁迅有没有签名，再说鲁迅都是送给自己很要好的朋友。他把后面的页码都拿钢笔涂改后，又在后记里加了个签名。

我拿到这本书之后马上就去查《鲁迅日记》，果然在1934年5月24日条目上有：“上午以《引玉集》分寄相识者”、“寄保宗信”，这个保宗是谁？我不知道，就打电话请教了陈子善老师，子善老师说保宗不就是茅盾嘛！保宗是他那个时期的化名，所以鲁迅寄信给他的时候，顺理成章，也会把书也一同寄来。这组证据相当完整，百分之百真迹无疑。

辗转的砚台——徐志摩遗砚

下面讲一讲徐志摩遗砚的故事。

我家中有件徐志摩用过的砚台，是我书房里的重中之重。这件东西的由来，或许用妙手偶得来形容比较合适。2008年时一个春天，友人去日本京都赏樱，顺便逛了东寺附近的骨董市场，日本人喜欢把古董称作为“骨董”，他那天正好在一家店铺的角落里发现了这方砖砚，他觉得上面一个盒盖挺不错，有点像黄花梨的材质。朋友就把店老板叫过来问问，店主就告诉他，这方砚台是一位爱好书道的老人家留下的物品，说这个老人年轻时候是一个记者，曾随军队到过中国。他自己也是退伍老兵，日本战败后回国，为了生计开了家古董店。那个记者在1937年随军队到过中国，回国之后也带回了一些战利品，后来喜欢上了书道，就一直在使用这方砖砚。他去世后，后人就将他在中国带回来的遗物交给他这个古玩店来处理。我朋友发现上面若隐若现一些文字，不怎么清晰，不过也发现有志摩字样的文字，就打电话告我他在日本店里发现这件东西，上面有徐志摩的铭文。

我将信将疑地说：“这样行吗？你借支铅笔拿张纸，把上面有字的地方都涂一下，再用彩信传我。”后经我初步判断，这件东西有点苗头，也没有发现可疑或伪造的痕迹，但是真假没定，最终还须要拿到原件再说。

接下来我说可以问一下日本老板这个砚台要多少钱？老板比较懂行，他说这块砖是中国的汉砖，天地盖是黄花梨，至少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倒没有特别强调这是谁用过的砚台，开出了100万日元的价格，我和朋友说必须砍价，能砍多少算多少，砍下的钱都是你的，回来再加你2万的路费。

最终花了4万7人民帀买了下来。当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第一感觉肯定老的，也没任何伪造的痕迹，就是没有一点点头绪。我发现这块砖果然是汉代的墓砖“徐家甓”，砚盖有“寿石山人铭”，“徐家甓，坚且厚，造何年，汉辛丑。”又坚又厚的，在汉代的辛丑年。“琢为研，宜世守”边跋有云：“此砖得之于吴兴，与汉永元砖同坑，故知为汉物，今容史侄五十生辰，贻此以取金石长寿意。”我从资料书里终于查到这个人姓徐，叫徐观海，乾隆时期的举人，字汇川，号寿石、袖东等。他也编了很多书，包括《看山偶存》《鸿爪集印谱》《袖东诗话》等。

我终于明白乾隆时期上虞的徐观海，得到这个汉砖以后，做成砚台，送给了他侄子的50岁生日礼物。后来我又在砚上面发现了两个章，“随轩”和“紫珊秘玩”的藏印，考证之后得知这个人是道光年间上海的一个文人叫徐谓仁，号紫珊。那么道光以后又到了谁的手上？我发现了邵洵美，他是新月社的诗人，徐志摩的朋友。他的祖父叫邵友濂，也是一个道台，这个人喜欢收藏砚台，一共收藏了两三百方砚台。他家里最有名的一方砚台是“东坡妙墨亭断碑砚”，书房的名字就叫“碑砚斋”。邵友濂的孙子邵洵美仍延用了“碑砚斋”的旧额，并博雅好古，兼爱文艺。他在家里找出了这个旧藏，送给了徐志摩。志摩非常高兴，专门写了这段文字在上面：“洵美以汉砖研见贻。谓是徐家旧物，当归徐君宝用，志摩记。”

300年间，得徐氏诸贤递藏，历劫犹存，我为此也写了一篇文章，徐志摩老家海宁有数人存疑，想来我家看看原件。结果来了两个人，一位是海宁博物馆专家，一位是徐志摩纪念馆馆长。他们来了以后，就先让我说。我就说了这个从哪里得到，怎么考证出来的。他们接下去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徐志摩是1931年去世的，1937年抗战军兴，日本侵占浙江。海宁沦陷以后，徐志摩的干河街故居作为了日本驻海驻硖石办事处，其中有一个随军记者叫冈崎国光。

冈崎国光知道徐志摩是个名人，就在他家上上下下地翻动，竟然被他找到了志摩的两本日记，《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以及一堆文房用品。战争结束之后，他回国的时候把他们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日本。其中包括《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也包括了徐志摩的这方砚台。后来冈崎国光把这两本日记送给了当时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松枝茂夫，1960年松枝茂夫把这两本日记转交了中国研究所理事长、研究员，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斋藤先生于1975年以日本社会科学家友好访问团副团长的身份访问中国，主动将这两册日记交还给中国。中国对外友协接手后转交文物管理局外事处，后来他们把这两本书的复制件交还给徐志摩在美国的儿子徐积锴。陈从周又把这两本日记的复印件带到中国，整理并出版。原件现存国家博物馆。

这方砚台一直保存在冈崎国光的家中，直到他故世后，才流到古玩店，回到了中囯。也是我文房中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当属我妙手偶得。

年抗战军兴，日本侵占浙江。海宁沦陷以后，徐志摩的干河街故居作为了日本驻海驻硖石办事处，其中有一个随军记者叫冈崎国光。

“娟娟山月锁烟霞”——胡适秘藏的照片

再讲一下我书里的这张照片，几年前我在拍卖会上发现并买下了这件胡适秘藏的照片，我取了个“娟娟山月锁烟霞”题目，也花了不少时间写了篇文章。“娟娟”可以理解为柔和的月光，但在这里就包含双重的意思，这个姑娘叫丽娟，她身后站着人是胡适，俩人在杭州南高峰下烟霞洞里发生了动人的爱情故事。丽娟的大名叫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胡适1917年回到了绩溪老家和江冬秀结婚的时候，她是三个伴娘当中的一个，胡适27岁，她刚过15岁。据说婚礼当天，胡适对她就有好感，一年之后，16岁的曹诚英也嫁人了，新郎是同村的胡冠英。

曹婚后随胡冠英到杭州，她也想读书。考进了杭州女子师范，结果婆婆对这位只会读书的媳妇很不满意，借口三年没生孩子，让儿子再去讨一个小妾。曹诚英不干，协议离婚了。离婚以后曹诚英继续和胡适保持着书信往来，大事小事都去请教胡适，胡适也非常喜欢这个表妹，有问必答。

有一次表妹让胡适为女师《安徽旅浙学会报》写一篇序，他马上就写了。两个月之后写好后，亲自从北京送到了杭州，胡适待了三四天，两人开始了正式交往，他们的感情大概就是那个时期萌发的。1923年胡适索性从北大请了长假，说要到南方修养，结果又来到了西子湖畔，从此俩人的恋情一发不可收拾，在杭城到处游玩。胡适写了一首诗，“17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而使我的病更厉害了。前面看到了她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的阴处偷懒，不敢正眼看她。听了许多毁谤她的话，这次来了，只觉得她更可爱。”

胡适虽在这里休养，却搞起恋爱了，又担心遭人非议，不免有所顾忌，想找一个幽静的场所住下来。经朋友介绍来到这里南高峰的烟霞洞。烟霞洞的旁边有一座寺庙，胡适就租借了其中三间僧房，还找了自己侄子来做挡箭牌，又叫来了表妹，曹诚英学校正好放暑假，顺便过来照料表哥的生活起居。胡适太太写信给他，说有这个表妹过来照顾你，我很放心，说这里做菜太热，最好再请一个厨子罢。那个侄子也是一个明白人，当晚离开杭州回到上海川沙老家去了。

此后烟霞洞留下了这位朝夕不离的表妹，他们在这里一起赏月看日出，折桂花下棋，讲莫伯桑的故事。胡适自己把在烟霞洞的三个月称之为是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他们一起过着蜜月般的神仙生活。

有天徐志摩想邀胡适到海宁去观潮，正巧胡适和曹诚英不在烟霞洞，徐志摩扑了个空，心里不爽，推门进了胡适时卧室后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一个暗门与曹诚英卧室是相通，志摩由衷为胡大哥高兴，以致后来有心成全他们的情事，故意地泄漏给胡太太。

三个月以后，因为胡适要赶回北京处理公务，曹诚英学校暑假也要开学。据说他们碰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难题，就是曹诚英怀孕了。胡适回到北京办完公事以后又借故离家，住到了京郊西山的秘魔崖，他想和老婆分开一段时间，再提出离婚。又到了农历十五，孤单一人的胡适又想起了娟娟，写下了著名的《秘魔崖月夜》。

过了几天，胡适回家和江冬秀摊牌，话刚出口，江冬秀冲到厨房拿了把菜刀，一把扯住儿子，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你儿子杀掉，我再自杀。胡适面如土色，落荒而逃。又尝试再提一次，江冬秀直接拿了一把裁纸刀朝胡适脸上掷去，幸亏胡躲得快，才没有酿成血案，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离婚两个字。

婚没离成，曹诚英只好偷偷去打了胎，等毕业以后，她选择了胡适未竞的事业，选择了东南大学农科专业。毕业后又进了胡适的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学习生物遗产学的研究，获得硕士学位，归国以后成了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做过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复旦大学农学院的教授，转型为世人景仰的江南才女。

他们的恋情几经波折之后，总算趋于平淡。胡适写一首诗，他的意思是我们不再是公开的恋人关系，但是我们仍可转入地下，一岁一相逢。后来倒也没有特别轰轰烈烈的情节，因为胡适的老婆实在厉害。据我所知他们还是有瓜葛的，没有一刀两断。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之前，曹诚英去送他，劝他留在大陆，胡适没有答应。走的时候他就留下了两个字，“等我”，就匆匆地登上了到美国的轮船，从此天各一方。曹诚英以后也没有再结婚，孤身一人，在上海复旦农学院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这个学校迁至沈阳，改名沈阳农学院，她也跻身国内优秀农学家之列。

她退休以后一直无法离开沈阳，直到1968年终于回到了老家。她孤身一人，也没什么亲人，后来她把自己存款全部用在了家乡修路筑桥、救灾助学上，她还帮村里购置一台碾米机和农机等。她把胡适的往来信件日记交待等资料托付汪静之夫妇待她死后全部焚毀。

1973年她病逝在上海的瑞金医院，她遗嘱希望村里把她的骨灰埋在村边的路口，等待胡适归来。而胡适已早了她十一年去世，是因为当时两岸信息不畅，她不知道这事。前几年得了这张照片，故事也比较感人，我专门去祭拜并给她扫墓，并许愿一定会将她的故事写出来。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有删节，已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