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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时空下的普希金和契诃夫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米慧  2020年05月15日09:56

1830年秋,霍乱在俄国大规模爆发。由于周边道路封锁,普希金从9月至12月被困于波尔金诺村。他在此远离纷扰,专心创作,收获甚丰——完成了四部小悲剧、两首童话诗、一篇叙事诗,以及《别尔金小说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三章,还有一部中篇小说、29首抒情诗、13篇评论、17封书信。这段创作丰产期即文学史上著名的“波尔金诺之秋”。

众多作品中,小悲剧《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与普希金本人处境密切相关,投射出诗人对当时俄国疫情的切身体验。

《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源自普希金翻译的英国诗人约翰·威尔逊的诗剧《鼠疫城》片段,他根据情节为剧中人物创作了两首即兴曲,其内容或反映了困于疫情时空的诗人之所见:“如今教堂空无一人/学校也紧闭着大门/庄稼熟过了头/黑暗的树林也寂静无声/村子像火神光临过的房屋——处处一片荒凉/只有墓地没有沉寂空荡……不时有死人抬过/活人长吁短叹/胆战心惊地祈求上帝/让死者的灵魂安息/要不停地寻找空地/那座座土坟/像受惊的羊群/紧紧地挨在一起。”

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为诗人的生动描写提供了依据。连年战事——对波斯、土耳其的战争(1826—1828,1828—1829)及镇压波兰起义(1830—1831)已致死伤无数,疫情又加重了肃杀之气。1830年8月底,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上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赶集人中出现了一批感染者,人群很快乱作一团,这情景正好被途经此地前往波尔金诺的普希金看到。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个女人仓皇逃窜的狼狈相:“可怜的赶集人!她就像被抓住过的小偷那样逃跑,还来不及清点她的钱包,就把一半货物丢撒得满地都是!”

然而尽管担心感染,老百姓对政府封村检疫的做法还是不够理解,一时间怨声载道。普希金认为,“他们宁可接受不可知的灾难,也不要他们所不习惯的束缚”。为了缓解社会恐慌、提振士气,1830年9月29日,尼古拉一世亲临莫斯科,普希金为此发表未署名诗《英雄》,以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探望鼠疫患者作比,盛赞沙皇的仁慈:“我对天起誓:谁面对死神/挺身而出对付恶病/使垂死的人恢复活力/我发誓:他就是天庭的友人/不管混浊的尘世做出/怎样的判决……”诗人也在年底写给故交伊丽莎白·希特罗沃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遗憾,“毕竟他(沙皇)不能同时巡幸流行瘟疫的十六个省,民众灰心丧气,义愤填膺”。其实普希金对这种民情的背后有更深入的观察,1831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较之其特征非常接近中毒的神秘的疾病,老百姓对自己的粮食、对具有威胁性的贫困和饥馑更为不安”。

疫情肆虐,但普希金始终保持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以自己当时势如井喷的创作为个人写作生涯、为俄罗斯文学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笔。正如诗人在即兴曲中所表达的豪迈生死观:活着,何必畏惧坟墓的黑暗;死亡,只会激发生命的热情。既为防控需要,何不坦然居家,畅饮欢歌!他达观的人生态度,明亮如其诗语——“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不是吗?1831年春天的一封信中,他安慰希特罗沃不必担心,“应当相信,流行病并不那么厉害,就是在老百姓中间也这样。彼得堡空气通畅,而且还有大海……”

如果说知行合一是作家在特殊时期从事书写的最佳姿态,那么契诃夫的行为书写可谓为世人树立了典范。

作为医生的契诃夫声望卓著,被选为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卫生委员会成员。1892年霍乱期间,他主持辖区的防疫工作,为征召医士、筹集物资多方奔走。在8月写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中,他不无自豪地戏称自己是“一流的乞讨者”,也的确如此——他成功为所在医疗区争取到七个板棚,其中两个设施齐备;还从邻近的工厂主那里要来石灰、硫酸盐和各种消毒用品供辖区25个村子使用,为地方自治局节省了大量开支。管理工作之外,契诃夫全神贯注于医务,“现在我为地方自治局尽职,请别把我当作家看待。一心不可二用”。他的尽职即是奉献,不计报酬且尽心竭力。据他10月致信苏沃林时的自述,“从8月到10月15日,接诊了500位患者(有凭证的),总共可能不少于一千人”。

从契诃夫7月写给朋友林特瓦列娃的信中,可以了解到当地的医生情况和医患关系:“这里的地方自治局工作人员都是知识分子,同事们能干又有学问,农民们也养成了就医的习惯,未必需要劝他们相信在霍乱中医生是无辜的。他们大概不会打我们。”言语看似轻松,然而这种平静局面实属可贵。除了说明医生素质优良,还说明当地的卫生教育工作取得了成效,农民信任真正的医生——对比1880年9月萨马拉省地方自治局制定的《卫生委员会准则》,其中还有条文提示出现可疑病症时“禁止找巫医治病”。

由于人们缺乏科学认知,谣言常与瘟疫伴生,至今仍然如此。在当时,霍乱感染者死后肌肉失水收缩,让目击者产生尸动的错觉,有人就此怀疑医生将病人活埋。还有人言之凿凿称医生下毒,却不知道“毒药”其实是含氯石灰(漂白粉)。当局失信,疫情难解,食物短缺,物价上涨,社会恐慌情绪不断累积。6月中旬,塞瓦斯托波尔发生暴乱,很快波及全国。圣彼得堡的医疗设施遭到破坏,诺夫哥罗德一百多名官员和医生遇害。暴乱使“霍乱”显得更加骇人。契诃夫在7月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提到,“危险被言重了,霍乱并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可怕,但这个字眼中有某种可憎的、令人感到压抑和玷污的东西。要是这病换一个名字,或许人们就不那么害怕了吧。但还是感觉不好”。

随着疫情局部改观,事态逐渐好转。“已经完全听不到关于暴乱的消息了”,8月1日契诃夫在致苏沃林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乱世之徒的愤慨,言语中照见着医生作家的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