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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传》 北塔 著 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

他让自己的心飞向故乡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是戴望舒名诗《我用残损的手掌》中的四句。写作此诗时，他逃亡于日寇占据的香港，他的回忆和想象都疯狂地开启着。这几句诗所描写的是他回忆中的家乡情景。“湖”指西湖。望舒小时候的家就在西湖附近，对他来说，西湖是全世界最美的风景，而他念念不忘的，尤其是最好的季节里的西湖——中间两句加了括号，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寇铁蹄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

为了暂时忘却周遭的囹圄，他紧闭双目，让自己的心飞向故乡，沉醉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仿佛看见了苏堤、白堤上的繁花，仿佛闻到了柳枝折断时散发的芬芳，仿佛感到了湖水和荇藻的凉意。他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了，它们都沉迷于回忆的快乐之中。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诗歌观念的体现，即“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这一观念跟他的许多诗学观念一样，源自法国象征主义，如他翻译过的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说：“香味、颜色和声音都相互呼应。”波德莱尔在评论雨果的时候，曾引用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斯威登堡的话说：“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一样，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

戴望舒的祖籍是南京。他的父亲曾在河北的北戴河火车站工作，所以幼年的望舒曾随父在北戴河待过一段。望舒的母亲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像封建时代的许多普通女性一样，并没有上学读过多少书；不过，在江南丰厚的民间文化底蕴中，即使是文盲，也能讲述许多文学或历史故事，也能整段整段地唱出雅得不能再雅的戏曲，也能一串串地抛出谜语、歇后语、谚语——童年的望舒在母亲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故事讲述中慢慢长大。正是杭州浓郁的文化氛围帮助造就了望舒诗歌中的古典倾向。苏联汉学家契尔卡斯基说：“戴望舒生在杭州，那是白居易和苏东坡讴歌咏唱过的地方。西湖秀丽的山水和古塔峰影常使诗人回想过去的时代……所以他不仅热爱法国象征主义，也同样热爱中国古典文学。”

望舒原名叫戴朝寀，字丞。他一生用过许多笔名，尤其是在香港期间；因为那时像他那样具有抗战倾向的文化名人，很受日本宪兵的“关照”；所以他有时发表文章不得不用笔名。

他很像个运动家，不大像个诗人

戴望舒的长相是“似北实南”，或者说“外北内南”，他南人北相，内里还是江南人，但又不是奶油小生，他内心坚韧之勇，不亚于任何匹夫之勇。

好多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高大魁梧。如冯亦代说，望舒比他自己高了半个头，是个“黑苍苍的彪形大汉”。这简直是施耐庵用来描写李逵的词语。怪不得路易士更加详细而生动地记叙道：“他皮肤微黑，五官端正，个子既高，身体又壮；乍看之下，觉得他很像个运动家，却不大像个诗人。”

跟他接触之后，大家都觉得他性情温和，心地仁厚，甚至有着女性的柔婉。如冯亦代描写道：“透过近视眼镜，两眼露出柔和的光芒，带些莫名的忧郁，但接着又衷心地微笑起来，没有一般诗人的矜持，而他的双手却又是那么柔软，有点像少女的手似的……”徐迟则说：“望舒的神态十分儒雅，语言音节清脆，像一条透明的小溪。”

望舒的“表里不一”也许导致了或者说暗示着他性格的双重性或者复杂性，以及诗歌风格的两重性或者多样性，即软硬兼具，似软实硬。

望舒家本属小康，又在杭州那样的“天堂”里，他的童年本来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但他并非无忧无虑；因为他曾害过天花，而且留下了后遗症，长了一脸麻子。他的麻点不大也不深，离远看或在相片上看，几乎没有。所以，纪弦说他“脸上虽然有不少麻点，但并不难看”。不过，这对他的心态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他内心深处为这一小小的生理缺陷有着颇深的自卑情结。他时不时要受到或熟或疏者的或明或暗的讥嘲，有人（包括一些好友）甚至拿它来作为闲聊的笑料、小说的原料。从小就有玩伴不直呼其名，而径直称他为“麻子”。小说家张天翼是望舒的中学同学。1931年12月，张在《北斗》上发表过一篇小说，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猪肠子”是叙述者“我”的中学同学，两人在车站偶遇。“猪肠子”在问候“我”时，说“你还记不记得同学都叫我猪肠子？那时候还有老鼠……你以后看见麻子没有——你看过他的诗么？”

晚年纪弦毫不忌讳地供认自己曾开过望舒这方面的玩笑：“‘新雅’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粤菜馆……记得有一次……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我什么叫作‘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自卑情结，戴望舒在表面上显得开朗、和蔼、大度，但他的心结似乎一直没有打开过，一直“带些莫名的忧郁”。或者如端木蕻良所说：“望舒多少是抑郁的。”也正因此，尽管他渴望爱情，渴望与异性接触；但一旦真的交往起来，他却又显得矜持、羞怯、手足无措，从而很难赢得对方的芳心。如望舒曾狂热地爱过初恋情人、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望舒爱得极痴极苦，最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当然，望舒尽管有其软弱的一面，但他不是弱者。他看起来自由散漫，实质上在暗暗使劲、决不含糊。他一生尽管遭际困苦、心境凄凉；但他还是克服了自卑心理，做了许多工作，著译了很多作品，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勤勉、最优秀的文化人之一。

由于望舒不顾一切的追求，也由于父、兄的劝导，本来对望舒没有多少好感（当然也没有多少恶意）的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有时也同意望舒陪伴她聊聊天，走走路，使望舒深感欣幸；但望舒看得出来，绛年并没有对自己倾心，一直跟他保持着身心的距离，这使望舒甚为忧伤、烦恼。最后，望舒声言，如果绛年不接受他的爱，他将自杀，绛年遂勉强答应与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要望舒出国留学；说只有在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她才愿意结婚。

她铁定了心，要望舒出国

在1920、30年代，出洋可不是件容易的舒服的事，光是孤独、寂寞而劳顿的旅途就够让人受的，更不要说是一个人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独自生活的艰难困苦了。当时很多人虽然有崇洋倾向，看重几乎跟“洋”有关的一切；但要他们去长期在洋人鼻子底下讨生活，则会举棋不定。富家子弟尽管可以带着大量钞票出去，在物质生活上不用发愁，甚至还可以花天酒地，但他们受不了那种被看作二等公民的歧视，更受不了失去亲朋宠溺的孤寂。穷人家的孩子呢，出外的路费都要借，更不要说到了以后谋生的捉襟见肘了。所以，那时候许多年轻人视出洋留学为畏途。

望舒也如此。他一直拖着，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家里没钱；其次，他在国内的工作和创作都进展得相当不错。而且他的法文已经到了这样娴熟的程度，似乎没必要出国深造。可是，施绛年看重的是一些大众化、标准化的东西，她要的是未婚夫的洋经历和洋文凭。在理性上，望舒可能也想过两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绛年根本不理解也不支持他的诗歌事业；望舒肯定也想到了两人的不合适，先不说这场恋爱的结果不可预知，就算两人能结婚，婚后的幸福也很难保证。但他太爱绛年，这份爱是那样持久、深入、固执，理性没有招数可以去破解，他的人生之路只能顺着这盲爱的方向；而确定这方向的其实就是绛年的意愿。她铁定了心，要望舒出国，望舒只好出洋；她要他早日起程，他不敢太耽搁。

1931年春夏之交，两人就订婚了，但望舒一直赖着不走；在绛年的连连催促下，望舒才于1932年10月8日搭乘邮船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

想到要离开熟悉的人和事，想到要跟刚刚有点亲密的绛年重新远隔，望舒几乎一夜无眠；这天早上六点，他就起来了。正在检查行囊时，绛年也起来了。她看上去睡眼惺忪，眼泡微肿，肯定也没有睡好，而且神情甚为悲伤。但她的悲伤是短暂的，因为她的感情是勉强被激发起来的，还远远没有像望舒的那样强烈、那样的不可收拾，还完全在理性的控制范围之内。她宁愿舍弃两人厮守的甜蜜和舒适，而要望舒表现出或者说去寻求她所认为的、实实在在的体面和好处。当然，在分别时刻，双方还是相当难舍和难过的，彼此都向对方显示了无比的柔情，都想到许多安慰，交代，甚至信誓。但他们都发现语言之路被浓情阻隔了，双方只是哽咽着，简单地告了别。

绛年、老友施蛰存、杜衡、穆时英、刘呐鸥、胡秋原以及施蛰存的父亲、望舒自己的姐姐等都到码头上送行。他们一起照了几张相片，后来施蛰存选了两张登载在《现代》月刊上，其中一张是望舒与绛年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