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样熏陶下去，新意识和新意志必将在我血液里产生出来。我会变成新时代里的可靠的人，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地不断做好工作。通过可靠的劳动得到结实的进步。也许就因为我懂得如何去做好每一件平凡的工作，我会成为有价值的人。一反过去那样想做有价值的事，反而是无价值、无成绩的人。”1953年3月17日，林徽因在给梁思成的私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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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当时文风的人，对这段议论不会感到诧异，但考虑到作者是林徽因，是曾写出“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美文作家，则这些过分直白的句子，便显得有些突兀。

应考虑两个因素：

首先，这是私信，无需当时的标准套路来写。

其次，1945年，著名汉学家、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费正清的夫人）请美国著名胸外科专家艾娄塞尔博士给林徽因诊病，发现林的两个肺和一个肾均已感染，最多还能活5年。费慰梅说：“我没有告诉她（指林徽因），她也没问。我想她全知道。”写信时，林徽因已比医生预言“多活了”3年，明知来日无多，似无“积极”的必要。

那么，“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林徽因，是如何变成“通过可靠的劳动得到结实的进步”的林徽因的？从没读到过一本林徽因传，能回答此疑问。

翻开《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陈新华著，中信出版集团）前，多少有些担忧：林徽因传太多了，在当当网上搜索一下，前两页便达28种。

从标题看，大多数林徽因传采取三个路线：

其一，鸡汤化：如《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时光无言自挽歌》《不慌不忙的坚强》等。

其二，标签化：如《骄傲的女神》《绝代才女》等。

其三，身份化：如《梁思成与林徽因》（至少有两本传以此为题）。

这些传记联手将林徽因变成一个景观，而非具有独立思想、多元性格、不断改变中的人。除了成为寄情对象外，绝无内涵。显然，这样的林徽因最适合大众消费。

在其中一本林徽因传的封面上，编辑写道：“林徽因——一个集美貌与智慧、感性与理性于一身的完美女子。被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三大才子同时所爱，终选择了爱她又懂她的梁思成。”

令人诧异：谈到梁思成、刘敦桢等男性建筑大师，人们会更关注他们的成就、智慧与理想，可谈到林徽因时，却津津乐道于她的美貌、爱情与社交。差别化处理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它与歧视文化培育出的病态灵魂相激荡，便有了“绿茶鼻祖”“话题女王”等污蔑性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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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之长，在于它很好地回答了林徽因的变迁轨迹。作者跳出“林徽因是谁”“那些绯闻是真是假”的圈套，将林徽因和她的时代结合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林徽因，正是时代的波光诡谲，决定了林徽因的多面性，但将这些侧面拼合在一起，却有不变的底色，即：她始终是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林徽因的民族主义色彩来自家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她的两位堂叔林觉民、林尹民，父亲林长民是最早在媒体上披露“巴黎和会”败讯的人，被称为“五四运动”的点火者。

林徽因12岁入教会学校，16岁随父游历欧洲，20岁赴美留学。林徽因阅读广泛，有很高的审美品位，使她能与欧美一线学者平等对话。林徽因是当时极少数了解西方、能真正融入西方社会的中国人。

然而，林徽因后半生却留在国内，她曾说：自己从小受欧美教育，但珍视中国；最看不起一类人，就是没喝过多少洋墨水，却认为西方什么都好。

民族主义情怀融入林徽因的血液。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后，受日本学者“只有日本人才有实测中国古建的能力”论刺激，她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测，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

1932年6月14日，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在给胡适的信中，她写道：“这种工作（指古建实测）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指梁思成）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九一八事变后，战争阴影覆盖北平，林徽因在给女儿的信中却写道：“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七七事变爆发时，林徽因夫妇和莫宗江等正因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而兴奋，它推翻了关野贞“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的断言。得知战争爆发后，他们立刻赶回北平，又义无反顾地率领中国营造学社南下。

辗转武汉、长沙、昆明等地，中国营造学社最终落户四川宜宾李庄。艰难的旅途让林徽因夫妇罹患重病。李庄6年，林徽因大部分时间在卧床，连1公里外的集镇都没去过。第一次烧水时，林徽因不知怎样才算烧开，只好请教梁思成。

梁从诫问林徽因，万一日本人打进四川，该怎么办。林徽因的回答是：“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梁从诫抱怨说：难道连我也不管了吗？

林徽因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在李庄，林徽因已被确诊，将不久于人世，但她从未为选择南下而后悔。与这些相比，所谓“八宝盒之谜”，所谓“是否爱过徐志摩”，所谓“与冰心冲突”，真的那么重要吗？真能反映出“真实的林徽因”吗？

在那一代自由主义的读书人中，对国家与民族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一切工作都与民族复兴相关。

《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的作者费慰梅曾写道：“美国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这本书带他们走进了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中国，但这个故事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动，甚至有的朋友感动得流泪。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历尽了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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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沿着《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梳理的脉络，就不难理解林徽因人生的几次重大转折，以及她性格的多面性。其实，在林徽因的写作中，一旦涉及严肃话题，文笔总是直抒胸臆且滞涩的，不再充满装饰感。可见，在内心深处，林徽因一直渴望“通过可靠的劳动得到结实的进步”。

1945年，因经费无着，中国营造学会并入清华大学，时任校长梅贻琦以“从不同时聘用夫妻二人”为名，将林徽因拒之门外。1949年后，林徽因被清华大学聘为一级教授，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她从“梁思成夫人”，终于成了“建筑师林徽因”，她的家国情怀终于有了施展的舞台。所以林徽因宁愿放弃“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选择“通过可靠的劳动得到结实的进步”。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较好把握了林徽因的多面性，真正的林徽因是学者、建筑师和爱国者，美貌、情感生活等则是私域，外人不应过多介入。世间不乏更美丽、更多情的女子，但林徽因的魅力在于，她能出入东西，为后代留下一份精神财富。历经风雨，不改琳琅，这是一生不间断的自我修炼，见证了林徽因的伟大人格。

作为传记，《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也有一些缺点：

其一，不能保持客观陈述，议论太多。比如“站在林徽因的角度，因为文稿涉及自己，而且又是情感方面的隐私，她自然不愿被另一个女人保管”，这种超时空代入略显肤浅。再如“又气又急”“开启了她太多的回忆与思索”之类，连上帝都无法精准掌握，作者却自认为能完全掌握。

其二，部分细节人云亦云，未经考证。比如新华门的题字者应为袁励准，不是林长民。再如云裳公司，张幼仪多次称是自己创办的，但周瘦鹃在《申报》上明确说：“创办者为名媛唐瑛、陆小曼二女士与徐志摩、宋春舫、张（江）小鹣、张宇九、张景秋诸君子。”周瘦鹃是股东之一，不至于说错。云裳后因亏损，被张幼仪接盘，张幼仪在自传中多处作伪，应特别谨慎。类似硬伤，书中还有一些。

在过度娱乐化时代中，林徽因堪称伪史、秽史的重灾区，《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虽有缺憾，但作者用功甚多，使此书仍不失为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