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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是一种诞生于西方19世纪的文学样式。“福尔摩斯”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侦探小说是如何风靡一时的？请听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魏艳在“一席”演讲上讲述这段有趣的历史。

从“安乐椅侦探”到“硬汉派侦探”

与其他文体相比，侦探小说其实是一种现代发明。它的前身是哥特小说，比如吸血鬼系列小说。哥特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常常渲染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或者某种怪物。

随着19世纪现代科学的发展，测谎仪、指纹鉴定在法医学中被广泛应用，摄影术也越来越成熟。人们发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其实是可以被解释的，“侦探”的角色随之诞生。侦探往往代表着能够解释现代科学现象和理念的权威人士。

在侦探小说史中，可以看到不同类型侦探的演变。早期的侦探，比如福尔摩斯，属于“安乐椅侦探”。之所以称他们为“安乐椅侦探”，是因为他们搜集到证据以后，基本上就坐在书房里进行理性推理。比如美国作家爱伦·坡写过一个短篇叫《玛丽之死》，整个故事中，大侦探杜邦都是坐在书房里，每天靠读报纸连载来推测谁是真正的凶手。

“安乐椅侦探”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比较乐观，认为只要制服一两个罪犯，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恢复原样。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流行起来。当时，正处在“二战”时期，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比较悲观，整个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基调也充满了怀疑主义。“硬汉派侦探”和“安乐椅侦探”不同，他们身手敏捷，会使用枪械。但犯罪者也“升级”为跨国团伙，只制服一两个罪犯是远远不够的。

被公案故事化的“呵尔唔斯”

侦探小说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896年。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和习俗，在一年时间里刊载了4篇有关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当时，福尔摩斯的名字被翻译成“呵尔唔斯”。

然而，当时中国的读者从来没读过侦探小说，他们对于犯罪文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包公案等古代公案上。所以，为了迁就读者的阅读习惯，翻译者把福尔摩斯故事按照古代公案故事的模式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古代公案故事有什么特点呢？以包公案中的《乌盆记》为例。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李浩的商人，回家路上投宿在一个小旅店里，被人谋财害命。他的骨灰被烧成了一个乌盆，卖给了老汉王某，老汉把它用作尿盆。晚上，老汉起来解手的时候，乌盆突然大声说话，李浩的鬼魂现身，请王某向包大人喊冤。在包公的帮助下，商人沉冤得雪，凶犯被抓获，以狗头铡处死。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公案小说有几个特点。首先，犯人往往在故事的开头就出现了，而且整个犯罪过程一目了然。其次，断案者往往是在故事的中间出场的，他获得线索的方法经常是鬼魂现身、器物说话或者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与西方侦探小说探访证人、收集各种证据来寻找凶手很不一样。

另一个不同点是，西方侦探小说的结尾往往是一群人在一个屋子里，推理整个案件，公布真凶和真相；但中国公案小说往往还有一个尾声，就是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这些不同之处，其实反映了中国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侦探小说更强调智力上的挑战，所以它会提供一定线索，以供书中的侦探和书外的读者同时参与，推断出谁是凶手。而中国公案小说并不在乎犯罪过程，而是更在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官员能不能秉公执法等等。

当时《时务报》上刊登的“呵尔唔斯”小说，其中有一篇被译成《继父诳女破案》。“诳”是欺骗的意思。从标题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已经“剧透”了。

“福尔摩斯”第一次在中国小说里出现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非常流行。有学者曾经统计，那个时候大概一共翻译了1000余部西方小说，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侦探小说。

为什么晚清读者喜欢读西方侦探小说呢？

一些读者被小说中的新奇事物所吸引。比如，福尔摩斯外出取证，他有时候是坐地铁去的——当时的伦敦已经有地铁了。还有，福尔摩斯在探访证人的时候，有的证人在读《泰晤士报》，有的证人在看天文望远镜，这些都是当时比较新鲜的事物。而法国的侦探小说里，还有对化装舞会的描写，晚清的读者自然觉得十分新奇。

还有一些读者被西方侦探小说中的悬念所吸引。一些知识分子觉得，西方侦探小说里那种理性的、讲求证据的破案方法，与中国古代的断案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西方侦探小说在当时十分流行，它影响或者说刺激了很多中国文人，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西方的侦探小说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小说，创作出了一些有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刘鹗的《老残游记》就是其中之一。刘鹗是晚清有名的小说家。《老残游记》讲一个叫老残的江湖游医，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去山东各地游览，看到的各种景象。这本书的体裁比较杂，其中一部分是游记，一部分是小说，还带有公案和侦探小说的元素。

这本书的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讲了一个案子。说的是有一家13口人，吃了含砒霜的月饼后不省人事。因为月饼是他家的媳妇买的，所以她成了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当时审案的官员对她严刑逼供，但她坚决不认罪，于是老残自告奋勇来审这个案子。

在书里，老残被称为“福尔摩斯”，这可能是“福尔摩斯”这个词第一次在中国小说里出现。老残按照西方侦探的推断方法抓获了凶手。但故事并没有结束。老残在抓获凶手后发现，这13口人原来没有死，他们只是在沉睡。于是，老残经过千辛万苦，在华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一种叫“返魂香”的解药，最终使全家人醒了过来。这个情节与西方侦探小说只是单纯的破案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西方侦探形象塑造的中国判官

还比如晚清有名的翻译家林纾。林纾曾经翻译过一些侦探小说，包括福尔摩斯的故事。这可能给了他一些灵感，他尝试把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结合在一起。

1907年，他写了《冤海灵光》这部书。他自己说，这部书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件。晚清同治年间，福建发生了一桩恶女人谋杀亲夫的案件。这个恶女人游氏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游氏死不认罪，审案的陆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才让她伏法。

在这个故事里，林纾仿照理想中的西方侦探塑造了判官陆公的形象。陆公断案时察言观色，很少用刑，这正是林纾心目中理想的判官的形象。《冤海灵光》里有一个情节：陆公在庙里做了一个梦。但是与传统的公案小说不一样的是，他梦醒后想：是不是白天想得太多，晚上才会有这样的梦，我会不会错怪了别人？陆公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在古代的公案小说里其实是没有的，它更接近于西方的侦探小说。

林纾在故事里写道，尽管陆公很少用刑，但是按照古代的刑讯规定，一定要有犯人的口供才可以结案。而这个凶手游氏就是死不认罪，怎么办呢？最后，陆公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幕僚的建议，用酷刑让游氏疼痛难忍，最后只得认罪。

因此，这个故事其实很微妙。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作家虽然很想模仿西方的侦探小说，但是在晚清的现实面前，即使是最理想的侦探形象也会碰壁。

“中国福尔摩斯”狄仁杰的诞生

在西方人的眼里，狄仁杰是最知名的一位中国神探，有“中国福尔摩斯”之称。狄仁杰的故事是怎么传到国外去的呢？其实，它的幕后推手是荷兰外交家、汉学家和小说家高罗佩。

高罗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虽然是荷兰人，但他从小生长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因此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古代的中国人。

上世纪30年代，高罗佩在日本读到《武则天四大奇案》这本小说。这是一部清末的公案小说，是现存的唯一记录狄仁杰断案过程的古代小说。

高罗佩读了小说以后，非常喜欢。他觉得这部小说没有太多迷信内容，而是有一些悬念，比较接近于西方侦探小说的思路。因此，他在1949年把这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自费出版了2000册，销路非常好。这激励了高罗佩开始创作狄仁杰断案系列。

他的创作思路是从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中寻找素材，描写狄仁杰和他的4个助手一起侦破案件的过程。那时，狄仁杰的助手中还没有李元芳，4个助手都来自《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人物设定。

一开始，高罗佩只想创作一两本小说，激发更多的中日作家一起来创作类似的小说。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想法，高罗佩只好自己写了下去。在接下来的18年间，他一共写了14部中篇小说和8部短篇小说，形成了完整的狄仁杰断案系列。

狄仁杰断案其实是一个“现代发明”

我们印象中的侦探小说，其中的线索、推理一般都是通过现代科技来体现的，比如利用交通工具产生时间差等等。但是，高罗佩在狄仁杰断案里反其道而行之，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寻找素材。

高罗佩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他尤其喜欢研究一些冷门的领域，而且五花八门。比如，他擅长中国的古琴，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古代一种马匹的历史，他还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都豢养长臂猿。

因此，他在写狄仁杰断案小说的时候，融入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兴趣，几乎每部小说都以古代器物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或破案的线索，比如屏风、古典漆盒、棋谱、八卦图、瓷瓶、七巧板等。在一个故事中，受害人临死之前用七巧板拼出一只猫的形状，来暗示罪犯的身份。

高罗佩早期作品《迷宫案》里有3个案子，其中一个与迷宫有关。这个故事的素材选自“三言二拍”，讲的是一个官员年老还乡后，把自家的后花园改造成一个迷宫。为了怕长子独吞家产，他把遗嘱藏在后花园的一个亭子里，然后把这个迷宫的地图交给了他的妻子。这个迷宫的设计并不是高罗佩的原创，而是来自一部有关香炉制作的中国古书《印香图稿》。高罗佩选了《印香图稿》中“虚空楼阁”的样式，把“虚空楼阁”4个字的古篆体隐藏在迷宫中。

为什么一个年老的官员会设计这样一个“虚空楼阁”呢？在故事的最后，高罗佩借狄仁杰的口感叹道：“足见倪公引退之后，寄心玄冥，感到尘世纷纷，都不过是一些虚幻而已。”可见，高罗佩并不是随意选择中国古代的文化元素，而是精心设计的。

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写成以后，在西方社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称赞这本书充满了少见的魅力与新鲜感。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至今还有很多专门介绍这部作品的网站。小说还多次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很多都是由外国人主演的。

上世纪80年代，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系列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回到了它最初创作起源的地方。这本书的翻译是两位外交官陈来元和胡明，他们高超的翻译使得中国读者读起这部书来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反而以为狄仁杰断案系列故事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觉，狄仁杰断案故事是一个“现代发明”。

（解放日报记者徐蓓根据魏艳演讲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