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亮程：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木垒书院院长。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等。

路 魆：一九九三年生于广东肇庆。作品散见于《花城》《西湖》《山花》《芙蓉》《香港文学》等。短篇小说集《角色X》即将出版。

答路魆五问

路 魆：刘亮程老师好，您说过人和万物皆有障。您作品里的人和驴之间有障，我这篇小说里的人和鸟之间也有障。但也如您所说，人可以从其他生命那里看到未来，这恰恰是人的希望。这种未来和希望，或许是来自人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反差？就如风有气压差才可以涌动，水流有高差才可以流动，生命有反差才有思维的碰撞和进步。人有部分精神和记忆，也许是藏在其他生命身上的，人需要在其他生命那里补完自身的空洞。就拿您最熟悉的驴来说，在您试图去理解这种动物，并意识到万物皆有障时，这个过程是如何促成了您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对写作的探索？

刘亮程：人和万物间皆有障，需要文学去通达。作家要能看懂人世，或者说，作家书写的，是被他看懂的那部分人世。人看人是容易的。但作家和自然万物间也需要懂。我曾说过，我能听懂风声。文学的懂是一种心灵的知觉与感悟。作家写什么像什么，写驴像驴写马像马，那是到达。一般的写作者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具备对事物的描述功能。但还有一些作家，他写草时仿佛自己就是草，写树时自己已经站在树那里，他和万物之灵是通的，消除了障碍。

我们所说的灵感，是作家的心与所书写对象的灵发生了交感。作家靠一颗有灵之心写作，他也应该相信所写事物都是有灵的，可以彼此唤醒感应。那些流转的季节和伴随我们的万物，当它们被书写时，已经在作家心中。对于一个写作者，心灵之外，并没有另一个世界。

路 魆：如果村庄的驴全部消失，那么当地的驴语也就消失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死语言。我以前写了一个小说叫《死语言之匣》，讲一个语言学学生拿着一个据说能装下世间任何事物的匣子，前往西域寻找某种死语言的最后使用者，想把这门死语言装进匣子里带走，他跟《凿空》里张金有着相似的念头：“相信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唤醒他的听觉。”语言本身是一把钥匙，每一种语言，都有一扇对应的门，等待它去解锁。那扇门可能通向过去，通向未来，引起不同的生命触觉。《捎话》中的库，那么执着要去寻找可能已经消失了的母语，是否因为母语对应的那扇门，可以通向生命的本源之地？如果一个人的母语消失了，他的身份又会是什么呢？

刘亮程：我不是语言专家，也仅懂母语。但我相信世间所有的声音都是语言，风声鸟鸣，是风和鸟的语言。我住在村子里，把破墙倒塌、枯木朽断、老人唉叹的声音，都听成了时间的语言。一个写作者，会看见时光在人和万物身上的寂静表达。我过了半百人生，逐渐听懂了自小响在耳旁的各样声音，看懂了自己和身边那些事物的老：一条老路积攒在尘埃里的累累脚步声，一堵土墙缓慢老去的影子里，一群人不知不觉到了晚年。许多东西早已在时光里变老，等待你也老了，去认出它们的老。认出并呈现，是作家要做的事。

那些人世间的各种声音，其实并不需要翻译，有一颗善于倾听的心，便什么都听懂了。

一个优秀的作家，有自己建筑在母语里的独特“方言”，这套语言有自己所选择的语词体系和结构方式，被自己的个人表达所造化。它厚实如土，又轻盈如灵，能穿过事物，回到内心。这是我努力追求的表达。

我居住的新疆（古代西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数十种语言文字，大都变成了死语言死文字，我们在博物馆看见却读不出它们。那些写成公文和诗歌的语言，突然哑灭在时间里，不再言传。我在《捎话》中写了一种语言覆灭另一种语言的战争，黑勒国征服吡沙国后，让“说吡沙语的舌头全部腐烂成土”。那是一种语言的彻底覆灭。

而对于作家来说，我们时刻面对的是失语：正在使用的母语也常常在走失。我们找不到该说的话，满脑子的词语中没有你想要表达的那个词。如果你想凑合，随便的一个词，一连串词，都可以让书写进行下去。但是，那些被用俗/用烂/磨损得圆滑油腻的词，你能轻易地用在自己的文字中吗？我不会。文字的气质，在于它对语言的选择，对俗语的拯救，语言有自己的高傲。作家最需要爱惜的是自己的语言。你的语言一出场，便站在一个独立表演的舞台上，再好的故事，也不能邋邋遢遢地讲下去。一个随手拈来的词，会坏了一段文字的味道。

看看我们的汉语大词典，处处是语言的尸体，多少字词死亡在词典里，那些被古人用坏用死的词，偶尔会有一些被我们打捞和救活。我们也在用坏用死更多的词。一个作家可用的字词其实是有限的。是那些用心选择的有限词语，塑造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语言气质。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失去对语言的感受与书写能力，母语亦是死语言。

路 魆：多年前读完《凿空》，我对于“凿空”一词的理解，印象中从来不是“把地底凿成空洞”，而是“在虚空中进行开凿”。张旺才更像是拿着铁锹，在虚空中进行开凿，早已脱离挖石油的初衷，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黑暗世界，最后隐约地启蒙了儿子张金。这整个过程跟写作是何等相似，地洞式的劳作，仿佛凭空造景，无中生有，却日夜不停，期待能在地洞的另一头，遇到另一个也在挖洞的人，或者启蒙另一个未来的挖洞者。这种虚无和期待交织的体验，是创造带来的痛苦之一。如果创造的痛苦是无法消除的，那么您如今怎么看待这种美和痛苦交织、近似自虐式的创造活动？

刘亮程：我刚刚修订完《凿空》，准备再版。此时正逢新冠肺炎的严防期，我回家过年被困在沙湾县，整个县城已全部封锁，小区的大门都上了锁，大街小巷空无一人。我从十五楼窗口，只听见外面的广播声，对着空空的街道在响，隔着窗玻璃我听不清广播的内容。这情景跟《凿空》中那些地下挖洞的人何其相似。他们担心被地上的人发现，挖几下，耳朵贴着洞壁听一阵。那个隐约的地上面的村庄世界，被他们的听觉描述出来。其实人人都在一个封闭的洞里，隐约听见外面世界的声音。我对倾听如此着迷。

《凿空》是我写得艰难的一部小说，它面对那个无比坚硬的现实，要凿穿过去。当然有许多途径和方式，我只是选择了在地下挖掘和倾听。那个轰轰隆隆的地上世界，被传到地下的声音所描述。从《凿空》到《捎话》，听觉成为我小说的自觉表达，许多记忆是听觉唤醒的，写作的享受也在此，当一个隐约的声音从记忆中响起，带回来一段生命甚至一个年代的成群故事。让“往事”复苏，让已经暗灭的世界在文字中重新明亮起来，这是写作者最大的享受。

路 魆：后来我读到您的那首诗歌《丧事》，特别是跟妻子说的那句“我刚埋掉一个朋友/和很多人一起/从墓地回来接着过日子/你身上有股芬芳的活人味/我第一次闻到/真的”，我感受到一种悲凉与温暖相融的极大震撼。是生酝酿了死的悲凉，是死创造了生的温暖。虽然人们常说，“爱比死更冷”，但我在这首诗中所读到的那种生的温暖，那种芬芳的活人味，具体就是爱情。您怎么看待爱情这种产生于两个原本陌生的人之间的关系，在拓展生命广度和延缓死亡历程上的作用？

刘亮程：我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过一些关于死的文字，其中有一篇写到我小时候对死亡的恐惧，村里每年都会死人，一茬一茬地死，死完八十岁的人，便轮到七十岁、六十岁的了，我那时候十几岁，已经感到死亡在一个人一个人地朝我排过来。待到自己长大，亲人也一个一个地去世，这时候知道死亡的寻常了。

在我们的乡村文化体系中，死被赋予了另一种生，死去的祖先在宗祠、族谱、祖坟，被供奉，被在一个个特殊的节日祭奠和怀念，他们从来未曾离开。我们的文化没有让祖先去天堂，而在地上的家园里给先人留了位置。这是我们的农耕文化对死亡的安排，在这样的文化里，我们千秋万代的祖先和子孙，都在同一块厚土上，生死相连，生生不息。

我在《捎话》中，写了许多从死亡开始的生。死亡不是结束，文学可以创生。

路 魆：在您的很多散文作品中，村庄都是一个基本的空间单位，是一个文学的容器，村庄对您的写作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而相对于日益模糊的城市，村庄就像顽固的古董，在抵抗侵蚀的同时，却也在用风、尘土、大雪和驴吼狗吠，悄悄地改变人。在您作品的种种描写里，我看到了中国人精神里的宿命感，它似乎源自村庄，而人又像村庄一样努力抵抗宿命。我现在也暂时回到村庄里写作，感受到孤独。您是否会认为，人最后的归途，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村庄”呢？那个村庄一开始像个摇篮，最后它可能是个寂静的棺材……

刘亮程：我写的村庄首先是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家园，我在那里认识并熟知了村人的生存、命运，同时也熟知了乡村自然。在人与万物中的成长经历，使我更多地能从人之外的生命感受世界。你长久地对视过的一只鸟的眼睛，成了你后来看世界的眼睛。在你家墙根腐朽掉的一根木头上，你看懂了时间。每个活老的人都在向你讲述命运。而你看到的是认命。人在时间岁月中慢慢地认领了自己的命，然后任劳任怨活下去。这个命不单单是自己的，土里的祖先已经这样过来了，子孙也要这样活下去。认命是农耕文化赋予我们的智慧。在这样的认命中创造了完整的农耕文化体系，安顿身体心灵。认命不是屈从，是耐心和敬畏。知道了将有这样一种命运而欣然领受，在苦难中知道如何艰难地活下去，在贫穷中学会过穷日子。希望像春天岁岁降临。在岁岁平安的祈福中又过去一年。这样的命从不孤单，祖先在上，子孙在后，自己在中间，连接着祖先和子孙，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