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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通论》:阿瓜卢萨的虚构世界

来源:澎湃新闻 | 王渊  2020年04月30日16:12

一般来说,以“通论”“总论”“概论”为名的书籍应该阐释某个主题的原理和价值。但在这本关于遗忘的通论里,作者却否认了遗忘的可行性,反过来强调记忆的重要性。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书中的人物参与了个人或集体的遗忘,但作者的观点却是人需要记忆来实现理解,进而原谅,最终达到自我救赎。卢多需要萨巴鲁唤醒她压抑多年的情感,唤起她尘封已久的记忆,从而打破让她动弹不得的遗忘之网。而对本书作者阿瓜卢萨来说,文学事业就是他的萨巴鲁,他选择了将自己的身份与写作这一行为交缠,便是为了对抗遗忘,实现他个人和社会的救赎。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1960年出生在西非国家安哥拉,父母分别是来自巴西与葡萄牙的移民。他的母亲在万博市的国立中学教授文学和法语,而身为公务员的父亲则为铁路上的工人们担任短期教师。年少时,阿瓜卢萨常常会随父亲沿着铁路旅行,一去就是两三个月。多元的家庭背景,加上与各个地区人民的亲身接触,让阿瓜卢萨体会到身份的流动性和认同的复杂性。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对身份的探究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各式各样的群体概念界限模糊又交叉重叠,为了找准自己的位置,他没有选择像文中的卢多一样封闭自己,而是尽其所能,亲身以脚步丈量葡萄牙语世界的辽阔,再用纸笔揣摩全球文学传统的广博。他的足迹遍布葡语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他的创作也并不局限一地,而是包含东帝汶、印度果阿等极少出现在文学地图上的地点。作为一名多产作家,其写作范围涵盖报纸专栏、书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和儿童文学。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社会议题,对政治腐败、种族歧视、拼写规则等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近年来,有多位葡语作家的文字得到引进,从而与中国读者见面。他们风格各异,如萨拉马戈和安图内斯善用长句搭建框架,米亚·科托通过重构语词推陈出新,克拉丽丝则借助女性哲思发人深省。相比之下,阿瓜卢萨的作品行文平实,主旨鲜明,故事性强,阅读难度并不高。但是,如果仅仅读过阿瓜卢萨的单部作品,就容易忽略这位安哥拉作家的一大特质,那就是其创作宇宙中的互文性。在旅行小说《果阿陌客》(Um estranho em Goa)当中,面对记者“为何写作”的提问,叙述者回答说是因为他想知道结局。对于好奇心旺盛的阿瓜卢萨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结尾并不代表人物和故事真正的结局,发生在“全书完”之后的精彩需要借助其他文本进行补完。在1997年的小说《克里奥尔国度》(Nação Crioula)当中,作家就续写了弗拉迪克· 门德斯的故事。弗拉迪克是个花花公子旅行者的形象,最初由葡萄牙现实主义大师埃萨· 德· 奎罗斯创造。在自己的小说中,阿瓜卢萨填补了原著一笔带过的情节,详细描述了他在安哥拉和巴西之间寻找真爱和心安之处的旅程。在此之后,随着阿瓜卢萨本人作品不断增多,其内部的互文愈发明显,用葡萄牙著名书评人托尔卡托· 塞普尔维达的话说,阿瓜卢萨“正在创造一个独立的虚构世界”。不同作品之间共享的宇宙,就此成为这位多产的旅人在遗忘幽谷里孜孜以求的一点微光。

因此,这篇文章希望能带来更新鲜的信息,通过介绍《遗忘通论》与作家其他作品的内在对话,期待向中文读者勾勒出一个更为立体的阿瓜卢萨。

1、作为上帝的壁虎

“‘我死了,’热雷米亚斯想着,‘我死了,那只壁虎是上帝。’”(《遗忘通论》,第59 页)

在阿瓜卢萨的名作《贩卖过去的人》(O vendedor de passados)当中,主要叙述者就是一只小壁虎:“我什么都能看见。在这家里我就是黑夜的小上帝。白天,我睡觉。”动物叙述者一般用来展现畸形社会中人的异化,尤其是由人变成的动物,卡夫卡《变形记》中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在《贩卖过去的人》中,比壁虎更具“变色龙”性质的其实是形形色色的新贵阶层。在社会动荡、记忆断裂的背景下,这些人找与壁虎同居一室的文图拉伪造身份,从而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而在《遗忘通论》中,佣兵热雷米亚斯误将壁虎当成上帝,则发生在他重获新生之时。由于玛达莱娜的搭救,大难不死的佣兵虽然失去了言语能力,却在土著居民身边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成为部落和牛群的保护者。同样是改头换面断尾求生,两书人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待记忆的态度,因为热雷米亚斯没有拥抱遗忘,而是在最后向卢多坦承自己杀死了她的姐姐和姐夫,从而获得了对方的原谅,也由此与记忆达成和解。

2、监狱里的女诗人

“在庭院里,他发现一位备受尊敬的女诗人坐在缅栀树荫里,她的名字在历史上和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和他一样,诗人也是在独立后不久被捕,被控支持一股知识分子批评政党前进方向的潮流。小酋长询问玛达莱娜的下落。她几个星期前被释放了。警察没能证明她和任何指控有关。‘真是不一般的女人!’女诗人补充道。她建议小酋长不要离开监狱。在她看来,这次暴动会很快被镇压,逃犯被抓后会被酷刑折磨然后枪决,‘会有一场血洗。’”(《遗忘通论》,第76 页)

这位女诗人指的是《雨季》(Estação das chuvas)一书的主人公莉迪亚· 杜· 卡莫· 费雷拉,一位阿瓜卢萨虚构出来的女诗人及历史学家。与《遗忘通论》声称以真实人物日记为底本类似,《雨季》也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尽管事实上莉迪亚并不存在,而是许多现实人物的结合,但阿瓜卢萨塑造的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至于甚至有人对作家表示,自己曾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莉迪亚。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语作家萨拉马戈曾经表示,我们会把原本只是文学创作的经典形象当成真人,就好像世界的总人口增加了一样。这样的人物不单是对他们创作者的最高褒奖,同时也承载了与其他作品的互文可能。在《遗忘通论》中,这一经典人物已经不再需要莉迪亚这个名字,“小酋长”离开前与她长久拥抱,则让人感受到跨越文本界限的温情。而尽管《遗忘通论》并非如叙述者所宣称的那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在此书出版之后,莫桑比克有一对同样与世隔绝数十年的夫妇被人发现,从而再次证明阿瓜卢萨把握政治时局与人性选择的能力。这位文字的魔法师似乎拥有非凡的能力,能够让人物在虚构与真实的网络中任性穿插。

3、秘密警察蒙特

“蒙特不喜欢审讯。就在今天他还回避了这个话题。他避开的内容包括回忆七十年代,那时候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被允许—用政治警察喜欢使用的委婉说法—稍微过点火。他对朋友们坦承,在独立之后恐怖的数年里,在审讯派系分子、和极左有关联的青年过程中,他对人性有了足够的了解。他表示,童年幸福的人心理防线更难被打破。”( 《遗忘通论》,第71 页)

对熟悉阿瓜卢萨的读者来说,残暴的秘密警察蒙特是个老熟人了。同样是在《雨季》中,莉迪亚入狱时就曾遭到蒙特“稍微过点火”的审讯。他一直在说自己不喜欢暴力审讯,但“总有人要做这事儿”。在2007年的小说《我父亲的妻子们》(As mulheres do meupai)中,蒙特也以类似的形象出现。除了担任特务和私人侦探作为主业,他还是诗人和企业家,业余时间喜欢收集蝴蝶和甲虫。就像《辛德勒名单》中弹钢琴的纳粹军官一样,这些暴力机器的个人艺术造诣愈高,愈能体现人性的割裂。蒙特在葡萄牙语中意为“大量,大堆”,暗指在因内部斗争而异化的社会中,如蒙特与纳粹军官般割裂的人物绝非个例。唯一能让读者在共情之余聊以慰藉的是,蒙特和他现实中的原型一样,都拥有一个戏剧般的结局:被电视天线砸死。

4、记者丹尼尔· 本希莫尔

“丹尼尔· 本希莫尔收集安哥拉的失踪故事。任何种类的失踪都行,尽管他更偏爱飞行器的失踪。比起被大地吞噬,永远是被天空拖走更有意思,就像基督耶稣和他母亲一样。”( 《遗忘通论》,第115 页)

在2017年的新作《不情愿的做梦者团体》(A sociedade dos sonhadores involuntários)当中,阿瓜卢萨将《遗忘通论》中的次要人物丹尼尔· 本希莫尔提升到主角的位置,并对他的背景故事展开细化。丹尼尔年轻时因为发表批评祖国的文章丢掉工作,其后逐渐脱离社会现实,变成腐败政权的沉默帮凶。但在女儿入狱后,丹尼尔又经历了从妥协到抗争的新一轮转变。虽然这本小说因政治议题压倒文学性而颇受非难,但作者选择原有人物进行扩充的手法值得一提。阿瓜卢萨想要表达的并不是对非凡英雄的赞颂,而是普通人团结起来就能带来变革。从旧时代故事的收集者到新时代故事的参与者,丹尼尔的转变也许正是阿瓜卢萨对安哥拉社会转型的期许。

5、消失的“新希望”

“编辑部没有人对新希望消失的消息感到不安。主任马塞利诺· 阿松桑· 达· 博阿· 莫特发出一阵大笑:

‘那部落不见了?在这个国家什么都会消失。也许整个国家正在慢慢消失,这里一个村庄,那里一个小镇,等到我们留意时就什么都不剩了。’”( 《遗忘通论》,第120—121 页)

在阿瓜卢萨出生后,他的祖国安哥拉先是经历了1961年至1974年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战争,独立后又旋即陷入长期内战与动乱之中。革命与政权交替带来的希望之光愈来愈昏暗,很多人不再相信祖国有走上正轨的可能。在地图上消失的小部落“新希望”正是这个动荡社会的缩影。

在完成《遗忘通论》的次年,阿瓜卢萨发表了反乌托邦小说《天上的生活》(A vida no céu),对“消失”这一概念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在这部作品中,遭遇空前灾难的地球只剩下数百万人,幸存者生活在少数几个浮空城和气球组成的村庄当中,稳定的大地仅仅存在于老年人的记忆之中。人们通常向往天空而鄙夷尘世凡间,而《天上的生活》颠倒了这一关系,隐喻着非洲人不应只艳羡其他大洲的富足,而应脚踏实地耕耘自己的祖国,这才是非洲发展的新希望。

我国的文学传统自成一体,视野大多内向而非放诸域外。被时代的大潮惊醒之后,在从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我们依旧吝啬于关注长期贫穷落后的非洲大地,似乎只有光鲜亮丽的欧美与东洋才是唯一值得重视的文化产出者。然而,在我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反倒在非洲葡语文学身上体会到最意外的亲切感。无论是政治道路上的曲折反复,还是在文化问题上的交锋争鸣,万里之外非洲人民的所思所想似乎都能在我国的历史进程里找到对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读者与学者也应当参与到阿瓜卢萨等非洲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宇宙中。无论是要海纳百川,还是要推动自己的文化走出国门,都无需只盯着高高在上的西方国家。网络时代用技术将我们连接在一起,但想要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乃至大同,还需要将我们各自书写的篇章相互勾连,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希望中国读者与《遗忘通论》的邂逅,能够像卢多与萨巴鲁的相遇一般彼此成就。

(本文为《遗忘通论》后记,小说中文版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