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巴黎被称为时尚和浪漫之都，因为法国盛产香水、时装和葡萄酒，其实它在19世纪大改造之前远非如此。法国诞生于843年，也就是我国的唐朝末年，在整个中世纪都战争不断、环境恶劣。中世纪流行的瘟疫源自中亚，1347年被十字军带到了意大利，第二年从马赛登陆，立即席卷了整个法国，到处尸骸遍地、惨不忍睹。这场瘟疫使法国人口减少了3/4，欧洲死了2500万人，被欧洲人称为黑死病。

黑死病的源头也来自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的疾病，只是以老鼠和跳蚤为媒介传染给人类，所以被称为鼠疫。鼠疫杆菌直到1894年才被发现，中世纪的人当然对鼠疫的传播途径一无所知，反而出于迷信把猫当成女巫大肆屠杀，极大地加速了老鼠的繁殖。

法国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国人对瘟疫的危害可谓刻骨铭心。但是他们没有从正面吸取教训，反而认为洗澡时毛孔张开、容易染病，要靠皮肤的污垢来保护身体，因此养成了不洗澡的习惯，身上的异味则用香水来掩盖。中世纪的卫生条件极差，就连凡尔赛宫里都没有厕所，国王路易十四也几乎从不洗澡。巴黎街道上随地便溺、污水横流，如此糟糕的环境终于使黑死病在1720年卷土重来，由此造成的马赛大瘟疫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在巴尔扎克笔下还是贫富悬殊的地狱。饮水的污染使霍乱于1848年和1855年两次在法国流行，人们终于不得不开始注意公共卫生，也逐渐认识到洗澡的重要性。为了改变恶劣的居住环境，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拿破仑三世上台后实施城市改造工程。1853年6月，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受命主持巴黎的大规模改造和扩建工程。他大力拆除陈旧建筑，迁出造成污染的企业，只留下奢侈品与精品行业，修建了长达90英里的宽敞大道，沿途像香榭丽舍大道那样一览无余。大道两旁广种栗树，春季花开，秋季叶红。郊外的不毛之地被改造成具有“城市之肺”功能的布洛涅林园，市内大片的公园、广场，以及歌剧院、音乐厅、大商场、饭店和延伸到人行道上的咖啡馆，成为市民的娱乐和休闲之处，使巴黎呈现出一派现代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为了解决饮水和环境污染问题，奥斯曼亲自决定在街道的煤气灯下安装小便池，并且兴建了下水道工程，组织市民到下水道里参观游览，可见下水道工程的规模有多么庞大。

瘟疫留给法国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文学作品中自然会有所反映。例如17世纪著名的寓言诗人拉封丹（1621—1695），就写过一篇寓言《患瘟疫的野兽》；作家维克多·阿兰古尔（1788—1856）创作了《高利贷者或篡夺和瘟疫》（1833）等历史小说和《黑色的瘟疫》（1845）等历史悲剧；罗曼·罗兰（1866—1944）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的主人公经历了种种磨难，在瘟疫中死里逃生等。

加缪（1913—1960）的《鼠疫》（1947）是描绘瘟疫的代表作。小说讲述20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奥兰城里鼠疫肆虐，城门被封锁后与世隔绝，人们惊恐万状。医生里厄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带领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组成了志愿防疫队，日夜抢救病人，坚持战斗了七个多月。尽管有人染上鼠疫死去，但是他们最终获得了胜利。小说反映了加缪对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战胜瘟疫本身，从广义上体现了人们对荒诞命运的反抗。

《屋顶上的轻骑兵》（1951）是法国作家季奥诺（1895—1970）的代表作。19世纪中期，为了解放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祖国意大利，25岁的骑兵少校安吉罗·帕尔迪加入了烧炭党密谋暴动，因被人出卖而被迫流亡到法国并受到追杀。在逃亡时，他无意中闯入了霍乱流行的普罗旺斯地区。他不顾一切地努力抢救病人，却在饮水时被污蔑为向水里投毒，因此受到坏人的攻击和威胁，不得不躲在被废弃的房屋里，成了在屋顶上流浪的轻骑兵。小说在1995年被搬上了银幕，与加缪的《鼠疫》一样，它的意义超越了对霍乱本身的描写，揭露了人们自私贪婪的本性。

瘟疫一次次降临和消失，但是在人们的心灵和文学作品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加缪所说的那样：“人类在这场病毒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