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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921年摄于伦敦

迄今我们无法为philology找到一个能被普遍认同的译名，使它名正言顺，重新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主流。但如果缺乏扎实的语文学的基本训练，不遵守语文学的基本规范，那么，其他任何花样百出的人文研究都是不科学、不学术的。

最近读到香港大学教授Perry Johansson先生一篇题为《跨文化认识论：欧洲汉学何以成了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桥梁》（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Volume III:The Modern Humanities,Rens Bod,Jaap Maat & Thijs Weststeijn eds.,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4,pp.449-464）的文章，文中对欧洲汉学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建立所起作用的讨论颇具新意，值得一读。作者认为我们不能循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之旧调，全盘否认西方汉学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欧洲汉学对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建立做出过十分巨大的贡献。当年以傅斯年、陈寅恪为代表的曾经留学海外的那一批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和新趋向带回了中国，并依此模式在中国建立起了科学的、学术的现代人文科学研究。

令人遗憾的是，这篇文章中出现了多处不可思议的语文学错误，如说陈寅恪和傅斯年都曾在柏林随Herbert Franke（傅海博，1914—2011）学过汉学，胡适是清华国学院院长（head）和分别担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的陈寅恪、语文学组组长的赵元任和考古组组长的李济都来自北京大学国学院（门）等等。陈寅恪、傅斯年留学时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应该是Otto Franke（傅兰克，1863—1946）先生，胡适虽然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建立时曾应邀担任过顾问的角色，但他拒绝自任导师，而力举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位先生担任导师。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都来自清华大学国学院。

谈起语文学与中国学术的渊源，我们大概首先会想到傅斯年先生创立的、号称天下第一所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家知道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所以，它是“历史和语文学研究所”，而不是“历史和语言学研究所”。为什么傅斯年先生当年会给这个研究所取这样一个今天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名称呢？其实，若回到1920年代的学术语境中，这并不很难理解。现代人文科学建立的标志就是对人类的精神文明进行“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以此与传统的“哲学的和神学的研究”相区分。人文研究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才是科学的和学术的研究，否则，它就跳不出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藩篱。在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中，即使是哲学、神学和宗教研究，也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

傅斯年先生留学归国后先在中山大学建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待中央研究院成立时（1928年），他又成功说服院长蔡元培先生让他主持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成功即标志着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在中国的成功引进和形成。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傅斯年先生当年建立“史语所”的动机或有以下二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他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历史研究所”，因为语文学也是一种属于历史研究的学问，语文学家同时就是历史学家。傅先生的名言“史料即史学”依据的是欧洲学术中的“史料 研 究”（Quellenforschung）传统，即当语文学家将这些可作为史料［资料］的文献历史化了，或者说当语文学家为它们设定了可靠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语境之后，它们自己就可以说话，这个文本的真实意义和人们从中所要寻找的历史真相跃然纸上，用不着道德家或者文章家多赘一辞了。既然史料即史学，那么专门从事语境化、历史化文本的语文学家自然也就是历史学家了，语文学与历史学是连体的，一体而二面。傅先生所提倡的通过收集、编纂、校勘史料等方法来研究历史，或也曾受到了欧洲19世纪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的影响，当时以德、英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通过语文学的“文化项目”来建构并传播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例如大英帝国的《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俄国民间神话的收集等等。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奥尔巴赫曾把语文学定义为对一个“民族之文化的历史研究”。

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傅先生建立的“史语所”实际上是一个人文科学研究所，它的本意或就是要把所有的人文科学研究都集中在这个历史和语文学研究所内。如前所述，在当时的语境下，所有人文科学研究都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后者整体代表了对人类文化和精神的科学的研究。当时的人文科学远还没有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乃至语言学、考古学和美学等专业学术领域之间做出严格而明确的分野，所以历史学和语文学就代表了整个人文科学（humanities）或者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值得一提的是，史语所的建立并不是吸收和整合西方人文科学研究之各个学科的结果，它更多是借鉴当时西方汉学研究的模式建构，建所宗旨首先在于学习和超越西方汉学，它的口号是要把汉学的中心从巴黎夺回北京。而当时欧洲传统的汉学研究是一种对汉语文学、历史和哲学不作明确区分的典型的语文学研究，而且，当时由于敦煌文献的出土和许多考古新发现的出现，欧洲的汉学及与其紧密相关的中亚语文学诸学科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阶段。那个年代留学西方的一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不管其最初的留学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最终都成了汉学或与汉学相关的其他东方学／中亚语文学研究分支学科的学生。待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即开始以他们在欧洲所接受的这一套东方语文学的学术方法，改造中国旧有的学术传统，建立起了与现代西方学术基本一致的现代人文科学研究。

毋庸置疑，史语所的建立和成功对于现代人文科学于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非凡。遗憾的是，语文学并没有在日后的中国学界发扬光大。至今人们对有关傅斯年和史语所的一切掌故皆津津乐道，唯有语文学早已被忘在脑后。傅斯年先生当年命名“历史语言研究所”时采用“语言”这个词来表示语文学，他在其他不同的语境下又曾用“语学”、“言语学”、“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词汇来指代语文学，这容易令人误解他所说的“语言”指的是语言学（linguistics），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当时一代的学人显然没有就philology的对应汉语词汇达成一致，胡适先生曾用“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来对译，以后还有人直接用“朴学”、“小学”来指称philology。至今依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以语文学来对译philology，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按照日本学界的传统，用“文献学”来表示语文学。而我们目前坚持用语文学来对译philology，只是因为不管语文学的指涉是如何地广泛和复杂，原则上它是一门以研究言语（words）和 文 本（literature）为 起点和主要内容的学问。

显然，上述各种不同的译名或都不足以正确全面地表达和界定语文学的性质和意义，所以，迄今我们无法为philology找到一个能被普遍认同的译名，使它名正言顺，重新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主流。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定义、功能及发展和演变历程本身十分复杂，且变化多端。古往今来，语文学曾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涵义，有不同的能指、所指，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统一、固定地用同一个词汇来翻译它，并给它以恰当的表述和解释。在我看来，语文学至少可以有以下六个不同的层面或范畴：

一

语文学的字面意义（希腊语：philologia），即是对言语、文本／文献和学问的热爱，可以引申为泛指世界上所有与语言和文本相关的知识、学问和学术。它与热爱智慧、思想的哲学相应而生，成为人类知识、文化和精神文明体系的又一大部类。我们或可以笼统地说：人类的精神文明不外乎哲学和语文学两大部类，非此即彼。哲学是智慧和思想，语文学则是知识和学问。所以，语文学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最基本的知识和学问宝库，人之为人或可以没有思想，缺乏智慧，但不可能不学习和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和学问。

二

自西方古典时代至近代人文科学研究形成之前，一切与语言、文本（文献），甚至文物相关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实践都可以被称为语文学。从古希腊的文法、修辞学到近世圣经文本研究，从学者们最初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内所进行的文本的收集、编目、修复、整理、校勘、印刷到人文主义的宗教人士在多语种《圣经》版本中进行的解经活动等等，都可归属于语文学的范畴。西方古典学即是对西方古典文本的语文学研究，而西方古典教育的主体即围绕学习拉丁文、希腊文，解读拉丁文、希腊文经典文本而展开，形成了西方典型的语文学教育和研究传统。若没有语文学的传统，就很难想象西方古典文明能够传承至今，且生生不息。

三

语文学是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总称或代名词，它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被遗忘了的源头。近［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最初并没有明确划分文、史、哲等分支学科，不管是对西方民族及其多种古代语文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还是对某个特殊地区、民族／国家的人文研究，如汉学、印度学、伊斯兰学，或者东方学等等，都首先和主要是一种语文学的研究。所以，语文学曾经是19世纪欧洲人文学术的皇后，它与自然科学相对应，是研究人类精神和文化的科学。

四

自现代人文科学研究被明确地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的学科，特别是当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域研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语文学研究，如汉学被中国研究、佛学被佛教研究取代，具有更强阐释性、普适性的理论范式逐渐占领人文学界，语文学不再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主流之后，它就常常被人狭义地当成一种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如对印欧语系的建构一类的研究，或者专指一套特别精深的文献学处理和研究方式，即把对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对勘和译解等作为语文学的核心实践，把采用这种方式所进行的古典语言、文本的学术研究定义为语文学研究。随之，原本曾是人文科学研究之主流的语文学被越来越边缘化，成了一门拾遗补缺的流亡中的学问。好像只有当它的研究对象离西方越遥远、离今天的时代越久远，语言越冷门、文本越破碎的时候，才要求语文学最大程度地到位。于是，西方的东方学，特别是其中的印度和梵文研究、印藏佛教研究等等，渐渐成为硕果仅存的几个语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语文学在西方学术的中心则越发变得可有可无，乃至被人彻底遗忘了。

五

于当今世界，语文学和对语文学的坚守可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和学术精神。这种学术态度可以是仅仅反映语文学的本来意义，即对语言、文本和学问的热爱，也可以表现为对语文学学术方法的坚守，即对实事求是的、实证的、科学的、理性的研究方法的坚持和追求，对最基本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积极维护等等。语文学的基本精神既可以是傅斯年先生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和“以汉还汉，以唐还唐”，即对全面、彻底和准确地理解文本和历史的坚持不懈的追求；它也可以是尼采所主张的将语文学当作一种慢慢读书的艺术，即一种用于读书的金匠般的手艺。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地读书，和信口开河、炫人耳目地诠释文本，都是违背语文学精神，并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理性和科学准则背道而驰的。

六

语文学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提倡“语文学式的生 活”（living philologically），即倡导一种理解、宽容与和谐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语文学的精髓在于寻求理解，即寻求正确和全面地理解语言、信息和文本所蕴涵的真实和丰富的意义。若我们能坚持用这种语文学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寻求对他者、对世界的正确、多元和甚深的理解，寻求以一种宽容、开明、自在与和谐的语文学方式来同这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交往，无疑是一种能够促成世界和平、和谐发展的十分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只有当你能够与众不同地知世阅人时，你才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只有当你能够学会从多种不同的视角出发去读书、阅人和知世，学会从其原本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设身处地去体会和理解他者发出的任何信息时，你才能够成为一位既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又能和这世界同进共退、和谐共处的人。

今天我们不厌其烦地重弹语文学的老调，只因为它实在已经被我们忽略、被我们遗忘太久了，而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消化信息的方式，乃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人类或将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没有语文学的时代。然而，只有语文学才能够让我们理解古代圣贤们留下来的源远流长的思想和字字珠玑的文本，让我们领略圣贤书中所描写的数千年来人类创造性劳动的奥妙，并让我们有能力与先贤们展开无与伦比的深刻的思想交流。相反，语文学的消亡，则意味着我们不但再也无法保全古典教育与历史记忆、无法追寻被摧毁于现代化之中的各种古典的生命形态，而且我们终将丢失与过去进行对话的秘诀，这将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损失和灾难。不言而喻，回归语文学是我们面临的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

当然，今天我们倡导要回归的语文学绝对不只是一套学习语言和处理文本的技术性的手艺，它应该是对以上这六种范畴的语文学的综合、结晶和升华。于今日世界的学术语境和学术体系中，人文科学研究早已经被细分成文学、历史、哲学和神学（宗教研究）等多种分支学科，这样明确的学科分野已经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很难设想我们还能将它们重新整合在一起，退回到那个只有语文学的时代。甚至，我们也不再可能让语文学作为凌驾于文、史、哲等多种人文学科之上的一个超级学科，重新占据21世纪世界一流大学之学科设置的中心位置。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把语文学广泛地认同为人文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方法和最基本的学术态度，以此来重新整合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组织开展于语文学框架结构中进行的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呼吁语文学的回归，本质上就是要号召人文科学研究的从业者，能够以上述语文学的精神和立场出发，从正确读懂和理解文本开始，进行历史的、文学的和哲学的、思想的研究。唯有如此，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才能重新回到科学和理性的轨道上来。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那些于今被狭义地确定为语文学的学术领域，眼下于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很多甚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绝学，例如对梵文、古藏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古回鹘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语言、文献和历史的研究等等，这同样是人类文化和精神文明所遭受的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呼吁振兴绝学，就是要挽救这些濒危的学科。但是，振兴绝学并不只是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收集、保护、整理和出版这些濒临失传的语言和文献资料，它更要求我们加强从事这类学术研究的学者们的语文学训练，提高他们的语文学学术水准。从振兴绝学的角度而言，语文学确实是一门门槛极高的学术手艺，对于一名狭义的专业语文学家而言，需要接受长期的语言、历史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文本对勘（textual criticism）等学科的十分专业和精深的学术训练，否则他们就无法担此重任，读懂这些古代文字和文献，并对它们所传达的思想和历史文化做出正确和精到的研究。而对于一名普通的人文学者来说，回归语文学首先是要求他们回归将人文科学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的学术传统，同时还要求他们坚守语文学的学术态度、学术精神和学术规范，坚持以实证的、科学的和理性的态度，从语言和文本出发，力求全面、彻底和准确地理解文本和历史，著书立说则追求学术表述的平实、准确和学术写作的规范和精致。如果缺乏扎实的语文学的基本训练，不遵守语文学的基本规范，那么，其他任何花样百出的人文研究都是不科学、不学术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