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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年北京都市格局重组，北海所处的内城中心区域崛起为新文化的中心。1925年开放的北海公园，引入茶座、图书馆、公共体育场等一系列设施，为“五四”新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青年提供了辅助与补充学校教育的现代美育空间。北海公园与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文学”存在相互定义、相互建构的关系，后者赋予前者诗意的乌托邦色彩，前者则帮助后者确立群体性的精英身份。

关键词：公园；北海；美育；新文化；新青年；新文学；乌托邦

一 、北海公园：现代美育空间的建构

1931年5月，蔡元培发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开篇言：“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AsthetischeEri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1](P216)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自1912年起便坚持提倡和推行“美育”的教育理念。其美育理想，期望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途径达成，社会教育既包括美术馆、音乐会、博物馆、剧院一类现代市政机构，也包括市政的美化。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他指出:

美育的基础，立在学校；而美育的推行，归宿于都市的美化。……首都大市，虽有建设计划，一时均未能实现；未有计划的，更无从说起。我们所认为都市美化的一部分，止有公园了。[1](P229)

自1925年8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正是以物质空间的方式，最具代表性地诠释了蔡元培的美育理念。公园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它除了提供娱乐设施外，还兼有商业、教育、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作用，像北海这样新起的公共空间，各种机构、设施都有意愿占据一席之地，其选择什么、排斥什么，体现了对于公园的设想和定位。北海特别典型地体现了民国公园对于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尤其是美育功能的关注，作为新兴的美育空间，陶养和教化民国时期理想的现代公民[2]。

首先，北海设有茶座、咖啡馆，皆位于风景优美的名胜景点，从上午八九点营业到深夜十二点，可供游人品茗就餐之时，观景怡情。据邓云乡回忆，当时北海的茶座有十几家之多，其中最有特色的几家，当属漪澜堂、道宁斋、濠濮间、五龙亭、仿膳等。如坐落于琼岛的漪澜堂和道宁斋，临水而筑，是当时北海最大的茶座，在此品茗观景，“会自然想起王子安的‘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的诗句。虽然这里不是滕王阁，而艺术的意境会促使你产生共鸣”。[3](P112)可见北海茶座的设置，深得借景之妙意，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开阔水景和园林情趣，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正如邓云乡所言，这种“艺术的意境”会使游人产生共鸣，受到美学的熏陶。而相应地，北海也成为能够激发游人诗情和灵感的审美空间，甚至在想象的层面上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美学符号。

除茶座外，北海公园另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丰富而权威的图书馆资源。早在1923年北海尚未正式开放时，梁启超即动用他与北洋高层的关系，由总统黎元洪亲自批示，在快雪堂设立了松坡图书馆，以纪念蔡锷。据梁启超致长女的家书，其当时执教于清华国学院，因此每到暑假前夕，都会邀集清华学生同游北海，并延请名师在松坡图书馆讲学，如1926年夏邀请张君劢讲宋代理学（见图一）。而梁启超本人亦于1927年5月间亲自为同学演讲，即由周传儒、吴其昌笔录成文的《北海谈话记》。[4](P1033-P1039)这篇“北海谈话”与北海、松坡图书馆有着密切联系。梁启超以松坡图书馆与蔡锷的因缘入题，反思现代教育的弊病，批评“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但同时他也深谙传统教育之不足，希望“斟酌于两者之间”，以人格的修养纠补智识之偏弊。梁启超对清华学生的教育，便是身体力行自身的这种教育理念。这种实践，包括他提到的清华研究院近于学院式（college）的教育制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而最为典型的，即每年初夏带领清华学生“作北海之游”，观当时国学院学生吴其昌的记述：“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颇有孔子所称许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以及延请张君劢等名师于北海讲宋贤名理，“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私淑传统书院的精神。[4](P1033)种种手段，皆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补现代教育之弊，而北海，即承载梁启超教育理念的试验场。北海的文化氛围与名师的言传身教、人格的耳濡目染相辅相成，于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着青年学子，形成对于现代学校教育的辅助与补充。“北海之游”对于清华国学院学子具有特殊的意义，1927年吴其昌编纂《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将《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排在篇首，总领全书，其后才是国学院“四大导师”等教师的相片，以及每位学生的小传等。这种安排本身即意味深长，暗示了吴其昌等学子对于国学院教育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北海之游”及其所象征的精神的感召和人格的砥砺，才是清华国学院的灵魂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北海之游”与蔡元培的美育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国北京公园的一大特色，是图书馆多附设于公园之内，公园与图书馆合一，共同发挥美育的功能，与学校教育相互补益，北海公园即此中的集大成者。[5]松坡图书馆而外，1925年5月，位于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闻悉北海即将开放为公园的消息后，亦呈请教育部饬拨北海场地，意欲在北海公园内设立总馆。同年11月3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协商订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后因北京政府国库空虚，改由中基会独立筹办，馆址沿用此前选定的北海庆霄楼、悦心殿等处，改名“北京图书馆”，以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1928年北伐成功，北京改为北平，北京图书馆也相应更名为北海图书馆。北海图书馆鼓励公众养成阅读的习惯，不仅规定阅览人随意取书，不收费用，甚至出图书馆时，可获赠公园门票一张，体现了当时公园与图书馆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的特点。与此同时，1928年京师图书馆亦改名为北平图书馆，国民政府电拨中海居仁堂归北平图书馆使用，1929年2月10日，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开馆。在梁启超的促成下，1929年8月，教育部正式决定将北平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原居仁堂部分为第一馆，原北海部分为第二馆。由于梁启超彼时已因手术意外辞世，遂聘请蔡元培与袁同礼任正副馆长，并选定北海西岸御马圈旧地及公府操场建造新馆。1931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在北海正式开馆，根据时人回忆，这是当时远东最现代化的图书馆，“外部完全是中国宫殿式的，而内部则完全是西方式的，在30年代初，它的内部设备，比之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6](P171)图书馆藏书分为旧藏、新增与寄存三部分，藏有各类中文、满蒙文、藏文、西文、日文书籍，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善本书、经卷舆图、金石拓本、文物等，蔚为大观。身处这样的图书馆里阅读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体验，给人以文明的熏陶。

除了智育功能外，北海还十分重视提倡体育事业。1926年，北海在公园内建成大型公共体育场与儿童体育场，布置完备，应有尽有。每日自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开放，不设门票，可见其奖掖公众运动之意。场内并设有指导员，指导健身者的行为。除运动场外，公园内还设有多处球房，如漪澜堂西餐球房、翠雅球房、大西天球房等等。此外，北海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广阔湖面，冬季可溜冰，夏季能划船。民国时期，北海的冰场享誉京城。由于溜冰运动对于身体素质有特殊的要求，除了个别高手如曾为慈禧表演的“老供奉”吴桐轩之外，冰场常客大多为青年男女，其中各校学生占大多数。而一年一度的化妆溜冰大会，更是万众期待的盛事。1926年1月31日，漪澜堂餐馆在其经营的溜冰场开办化妆溜冰会，人们纷纷扮作火锅、白菜、莲花、蝴蝶、汽船、印度夫人、马牛羊兔等，各出心裁（如图二）。[7]此后北海每年都举行化妆溜冰大会，参赛者与观众络绎不绝，中外兼有，从民国时期的老照片，略可窥得当年盛况。其余的季节里，泛舟北海更是游人钟爱的消遣，道宁斋、双虹榭、五龙亭码头均有小船可供租用，这种浪漫的意境尤受青年人的青睐。

综上所述，北海公园的一切设施皆出于美术的匠心，给予游人审美的享受。一方面，北海特别重视对于公众进行智育的熏陶，先后设有松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这种盛状即使在民国时期图书馆与公园普遍共存的前提下，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另一方面，北海也很注重对于民众体育爱好的养成，公共体育场、儿童体育场的设立，以及最富特色的化妆溜冰及泛舟，青年男女飞驰冰面或泛舟湖心的身影，是北海一道动人的风景。这一切遂造就北海成为独一无二的美育空间，在民国北京的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成就自身不可替代的影响。

二、新青年在北海：新文化中心的崛起

此前京师图书馆看中北海的地理位置，向教育部呈请将馆址迁到北海，陈述的理由即为北海处四城之中、交通便利，背后的考虑实际上基于民国北京城市空间重构的大背景。民国之后，内城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文化中心、商业中心都呈现由外城向内城转移的趋势。尤其是北海所处的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内城中心地带，在昔日皇家禁苑、坛庙的基础上，开辟了各式公园、博物院，除北海外，还有中央公园（社稷坛，又称中山公园）、和平公园（太庙）、景山、中南海、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等，且公园内大多兼有图书馆、讲演厅、陈列所、音乐堂、体育场等文化设施，这片区域遂形成新式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大成。同时，中国现代教育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也位于这一带。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于1919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呼吁致力新文化者不要忽略美育，在文中勾勒其理想的美育乌托邦，应既有专门的美术教育学校，又在高等学府中设立相关的讲座与研究所；面向社会还有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剧院等设施；市中大道着意美化，并多设有公园，一切建筑陈设，事无巨细“都是从美术家的意匠构成”。[1](P58)而北海所处的地带，正是蔡元培这种美育乌托邦一个具体而微的实现，从而取代清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宣南，成为北京新型的文化空间。

蔡元培长校期间，除了身体力行推行其美育理念外，且为北大奠定了兼容并包的学风，因此这片区域除了北大正式的学生外，还汇聚了无数有志于新文化、新文学的青年。他们栖身于北大附近沙滩、北河沿一带的公寓中，如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公寓中居住着沈从文、黎锦明、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等，北河沿附近著名的汉园公寓中寄寓有张采真、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刘梦苇、丁玲、胡也频等。正如沈从文晚年的回忆，“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学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点‘五四’影响，来到北京，为继续接受文学革命熏陶，引起了一点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来的。当时这种年轻人在红楼附近地区住下，比住在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有短短时期就失望离开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载的，有的对于文学社团发生兴趣，有的始终是单干户。共同影响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各有不同成就……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使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希见”。[8](P254-P255)这片区域遂成为青年学子的乌托邦——

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学习区域，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最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读书则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绝对将你当做北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如果你高兴溜跶溜跶，顺便检阅一下崇祯殉国的煤山，宣统出宫的神武门，供玉佛的团城，和“积翠”“堆云”的金鳌玉蝀桥，你可以大模大样走进那钉着九九八十一个金黄钉子的朱红大门，踱过那雕龙舞爪的玉石华表，以一位主人翁的姿态进入金碧辉煌的北平图书馆。[9]

由此可见，19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愈发深入，北海所在的内城中心区崛起为新文化的中心，而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青年”也已经成熟。由于同一区域的中央公园早已为上一代际的新文化人所占据，他们选择1925年新兴开放、且与自身气质相投的北海作为自己的领地。借用沈从文一篇自叙传小说的题目，“到北海去”成了这些青年学子的日常功课。

北海自辟为公园伊始，即对学生特别优待，规定学校及公益团体可以免票入园，加诸北海地处内城中心，交通便利，因此自开放后，组织前来参观的北京各大、中、小学校及教育机构络绎不绝。此外，北海内广设茶座、餐厅，环境幽雅，即便如董事会办公的画舫斋，只要董事会不需用时，皆可得租用，为青年学生团体的各种集会，提供了充裕的公共空间。

同时，青年学生、艺术家的气质、性情以及自我定位，也与北海最为相契。民国时期北京的各大公园自有格调、品味的分野，正如青年作家高长虹在《南海的艺术化》谈到：“北平的四处公园，在她们的品格上分类：先农是下流传舍，中山装满了中流人物，北海略近于是绅士的花园，那末，南海！让我赠你以艺术之都的嘉名吧！” [10]高长虹在同期刊物上一并发表有《北海漫写》，以诗意的笔触赞美北海。在他看来，城南公园（先农坛）太低俗，中山公园太平庸，惟有三海充满了艺术气息，“留给诗人和艺术家以不少的清净”。北海游人越少，越清静，越能标榜自己品味的不俗：“我在北海停了两点钟，没有看见五十个人，所以她做了我的最好的工作室了！荷花的芬芳，你试也夹在风中一息，吹送入我的文字中吧！”[11] 这不是高长虹个别的见解，而是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颇具普遍性。如青年作家沈从文在自叙传小说《老实人》中，亦借主人公自宽君之口道：“人少一点则公园中所有的佳处全现出”，“在自宽君意思中，北海是越美，就因为人少！”且他一听到附近茶座的女学生表示不愿（或曰不屑）去中央公园那样人多的地方，立即引为同调。[12](P76-P78)又如女师大学生陈学昭在散文《北海浴日》中这样结尾：

走出北海，阳光已照到了屋顶，照遍了大地了！行人虽已多，却还不见有如我一样的第二个游人进门去。他们掉首不顾的来往，可怜，寂寞的北海！北海的寂寞，也就是我所感到的寂寞罢？[13]

“北海的寂寞，也就是我所感到的寂寞罢？”一方面，北海越是少人问津，越是能凸显自我与众不同的格调，惟有自己能欣赏北海的佳处；而另一方面，寂寞的北海，正与孤芳自赏的文学青年惺惺相惜，如同他们的精神镜像。他们欣赏北海的寂寞，同时也以这种寂寞自许。因此，青年学生、艺术家们喜欢在此阅读、创作、进行文学探讨和批评，北海诗意的审美氛围滋养着他们的灵感；而同时，他们的创作也进一步渲染了北海浪漫的艺术气息。本文拟选取当时都居住在北海附近、且彼此私交甚密的一组青年作家沈从文、蹇先艾、朱湘、刘梦苇作为个案，以揭示北海公园与1920年代以来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文学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后者赋予前者以诗意的乌托邦色彩，前者则帮助后者确立自身的某种群体性的精英身份。

以沈从文为例，初到北京的湘西青年沈从文原本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其表弟却很快为他重新找了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公寓，“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减少一点寂寞”。[8](P252)于是，沈从文搬到了这片新兴的新文化中心区。此处距离北海公园相当近，步行可及。沈从文有一篇小说直接题为《到北海去》，作品发表于1925年8月25日，而北海公园同年8月1日才正式向公众开放，可见他对于北海高度的关注和兴趣。在另一篇自叙传小说《老实人》中，自叙传主人公自宽君的爱好便是“每日到北海去溜”，[12](P74)作者让自宽君的脚步追随邂逅的女学生，从琼岛——五龙亭——九龙碑——静心斋——濠濮间——船坞——白塔，勾勒出一条烂熟于心的游览路线。

北海为沈从文这样的初学写作者提供了构思和阅读的场所。《老实人》谈到自宽君“有时他却一个人坐到众人来去的大土路旁木凳上，就看着这来去的男女为乐。每一个男女全能给他以一种幻想，从装饰同年龄貌上，感出这人回到家中时节的情形，且胡猜测日常命运所给这人的工作是一些什么”。[12](P75)这其实也是作者切身的经验之谈，沈从文素有“看人”的喜好，[14] 在公园中这样观察往来的游客，可以激发构思的灵感，搜集写作的素材，“把每一类人每一个人的生活，收缩到心头，在这观察所及的生活上加以同情与注意”，以之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是作家进行自我训练的有效手段。

去北海，除了看人以外，“还有一件事，自宽君，看人还不是理由，他是去看书”——“北海的图书馆阅览室中，每天照例有一个坐位上有近乎‘革命家式’的平常人物，便是自宽君。” [12](P74)此“北海的图书馆阅览室”，即为1926年落成的北京图书馆，沈从文此文作于1927年，从叙述中对于图书馆之书刊种类、作息时间的熟稔程度看来，作者早已是北京图书馆的常客了。公共图书馆对于沈从文自身的人生轨迹具有重要意义。据他自己回忆，到京后最初住在酉西会馆的那段时期内，他由于报考大学失败，不再作升学打算，代以每日到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自学，许多新旧杂书都是在这阶段读到的。[15](P17)而迁到沙滩一带的公寓后，想必沈从文也是同小说的自叙传主人公一样，每日到藏书更为丰富、也更为权威的北京图书馆报到。这种习惯即使到他成名后也未曾改变，巴金在回忆沈从文时就谈到：“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都在附近，我们经常去这两处。” [16](P7)在公共图书馆涵泳、自学的经历，为沈从文这样一个来自湘西边城、不曾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日后成长为知名的新文学作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待到1930年代，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亦不忘再续与北海的因缘，定期邀请在《文艺副刊》上崭露头角的新秀作者们到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或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如曾经的文学青年严文井晚年时回忆：“从文先生大约每隔一两个月就要邀约这批年轻人在北海或中山公园聚集一次，喝茶并交谈。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说是开座谈会。不过每次座谈都没有主席和议题。如果说有一个核心人物，那就是从文先生。” [17](P113)又如王西彦亦在《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中谈到：

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所约的人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归他付钱作东。大家先先后后地到了，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从文先生为中心的局面。可是，交谈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并不像是从文先生在主持什么会议，因而既没有一定的议题，谈话的内容虽大致以文学和写作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时局和人生问题，等等。时间也没有规定，每次总是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在这样的时候，从文先生总是最先到，最后走，心情显得很轻松愉快。[18](P86)

有时，沈从文也会邀请外地来平的客人参加，王西彦就是在一次北海五龙亭的聚会上，认识了陈源和凌淑华夫妇。沈从文曾经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深受北海及其周边美育氛围的惠泽；而当他主持京派文坛之时，又不遗余力地发掘、提携新人。北海遂成为沈从文延续新文学代际之间的薪火、扶植青年作家的基地。

而与沈从文同时期的另一位青年作家蹇先艾，更是与北海、尤其是北海的图书馆结有深厚的渊源。蹇先艾与沈从文曾一同寄寓过北河沿的汉园公寓，且彼此熟识，共享相同的社交网络如朱湘、刘梦苇等。而蹇先艾由于叔父蹇念益的关系，早在北海正式开放为公园之前，即能自由出入松坡图书馆。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去松坡图书馆看望叔父，同时借阅图书，从中汲取养分。因此，早在1923年10月2日，北海公园远未开放、甚至连松坡图书馆都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蹇先艾便于松坡图书馆作诗《北海夜游》，发表在《晨报副镌·文学旬刊》。蹇先艾彼时虽是新诗的初学者，《北海夜游》却已崭露其后所探索的新格律诗的面目。蹇先艾大学毕业之后，更是在北海快雪堂的松坡图书馆工作长达近十年的时间。据他自己回忆，他“每天早晨八点到馆，把那些琐碎的事情料理清楚，便跑到书库去翻看自己爱看的书，或者把稿纸铺在桌子上写一点文章。疲乏了，或者是看得太沉闷了，便夹着一本书，走出门，在海边大树下的长椅上坐着，看看书，又看看风景。有时我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得很远，一直要到下午五点才回家去。如果遇着月夜，我往往就坐到深夜，要感觉到凉意袭人的时候，才起身。在这座公园里，我几乎这样过了十个春夏秋冬。” [19]不仅松坡图书馆的藏书赋予蹇先艾的新文学创作以有形的裨益，北海公园诗意的美也于潜移默化中给诗人无形的陶染，滋养其文学的灵感。

文学青年们除了在北海汲取知识与灵感外，也可以直接在北海进行文学创作和批评。朱湘在其名篇《北海纪游》开篇即提到自己打算去北海作完《洛神》：“九日下午，去北海，想在那里作完我的《洛神》，呈给一位不认识的女郎，路上遇到刘兄梦苇，我就变更计划，邀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20] 于是，朱湘与刘梦苇一边游北海，一边畅谈对于新诗的主张和见解，北海的美景、诗意完美地与新诗批评融合在一起。《北海纪游》既是一篇书写北海的优美游记，又被公认为朱湘早期诗论的代表作。饶有意味之处在于，若朱湘是想借此文表达他的诗论主张，又为何要凸出“北海”？谈论新诗，似乎必须且只能在北海，而非其它的公园，如更契合旧体诗趣味的中央公园或万牲园，毋论市井气浓厚的城南公园之流。而北海富有诗意的情致，似乎也更能触动诗人的灵感和诗性，这篇新诗批评的经典之作，正是因北海才得以完成。由此可见，北海在象征层面的美学意蕴，与新诗的精神内质，具有某种一致性。

在富有诗情的环境中谈论诗，的确是相得益彰的风雅之举，于是诗人在泛舟北海时引逗了诗意的灵感，作《棹歌》一首，描摹不同情境下北海泛舟的种种情致。朱湘将全诗录于《北海纪游》中，这是他对于新格律诗的尝试，与同时期的代表作《采莲曲》在格式、情致上非常相似。《棹歌》、尤其是《采莲曲》，都富有代表性地体现了朱湘对于新格律诗“音乐美”的追求。朱湘在《北海纪游》中曾讨论新诗与音乐的关系，认为“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我国古代与在西方都是好的抒情诗差不多都已谱入了音乐，成了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新诗则尚未得到音乐上的人材来在这方面致力。”[20] 因此，当好友蹇先艾将其北大法学院同学闻国新专门为《采莲曲》创作的曲谱带给朱湘的时候，朱湘十分高兴，这相当于对他诗歌理念的一种实践。他请蹇先艾代为向闻国新转达谢意，并表示：“要是我们能找几个年轻人来合唱一下《采莲曲》，那就太有意思了。”于是闻国新果然组织了几位女生，约蹇先艾与朱湘到北海划船。有趣的是，当朱湘等人设想吟唱《采莲曲》时，北海再一次成为了不二之选，北海在诗人心中所代表的诗学意象和美学符号，由此可窥得一般。

原来早已经过国新的排练，在一叶扁舟上，那几个女孩子曼声地把《采莲曲》唱起来了，一唱再唱，有些游人都远远地停舟静听。朱湘简直被宛转的歌声陶醉了，他不住点头，表示赞赏，还连声朗诵着古人的诗句：“不识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21](P399)

蹇先艾的这段叙述文字，其精彩和动人处并不下于朱湘在《北海纪游》中的描写。北海在诗人的生活与创作中，在文学史内外，都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实际上，朱湘与刘梦苇在北海探讨新诗创作的问题，以及与蹇先艾在北海泛舟吟唱《采莲曲》并非个案，而是当时他们一班探索新格律诗的青年诗人的生活常态。这一群具有相近美学追求的文学青年，闻一多、刘梦苇、朱湘、蹇先艾、饶孟侃、于赓虞、朱大枬等人，除了时任教授的闻一多外，大多住在北河沿附近的公寓中。他们都不满于当时粗制滥造的诗风，希望在新诗的形式与格律上作些有益的试验。暑假里，他们常在北海濠濮间聚会，有时也在刘梦苇、闻一多的寓所中，切磋诗艺，讨论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了新格律诗派与《晨报诗镌》的诞生。经他们商议，由蹇先艾与闻一多出面，与当时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交涉（蹇先艾正是由于松坡图书馆的因缘而与徐志摩相识），《诗刊》遂于1926年4月1日作为《晨报》的副刊面世，徐志摩亲自撰写发刊词并担任主要的编辑工作。《诗刊》是这一群青年诗人探索新诗变革的阵地，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评价：“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他们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22](P149-P150)对于新诗的发展有很大的突破。而北海对于《晨报诗镌》的诞生以及新格律诗的建设，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一份作用。

由上可见，北海公园与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文学”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北海赋予了文学青年养分、灵感和构思、书写、批评文学的空间；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活动和书写也帮助建构了北海乌托邦的意象。

三、北海的乌托邦性质

由于北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富有浓郁的审美与诗意的气息，在人们心中形成了固定的文化象征和美学形象，从而使它具有了一种与现实有些疏离、甚至对立的乌托邦特质。且这种乌托邦意象的内涵，因应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社会主体而有相应的变化。

首先，对于五四新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青年，1920年代中期开放的北海，不仅构成了辅助与补充现代学校教育的美育空间，也是一处逃离现实的庇护所、精神的乌托邦。民国北京公寓的住宿条件，从物质层面而言不尽如人意，如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就曾提到，由于经济困窘，天冷生不起炉子，“窄而霉小斋”潮湿逼仄，迫使他不得不到公园或马路上散步，或者去图书馆看书，以打发时间，也顺便取暖。[23]陈学昭《北海浴日》亦抱怨：“北京的矮矮的屋子，闷闷的不通空气的窗户，既不能高眺，又不能远望，这样的拘拘，我终不能自释。”[13] 她因此常常去猪市大街“摆步”，然而猪市大街上风大尘多，又需要时时躲避横冲直撞的牲畜，十分不适宜散步，最终才觅得了北海这样一方清静地。姜涛曾指出公寓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青年而言，不仅是物质的空间，同时也是心理的、精神的空间，折射出一代边缘知识分子的历史位置。[24]从沈从文等人的角度看，北海公园恰为这些试图超越困窘的公寓生活的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片暂且逃离现实的精神空间。它甚至作为一种新式的文化符号，为这类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的边缘青年贴上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标签，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资源。如姜涛所言，这些新式的文化空间，体现了某种现代文化秩序和生活幻境，“并非真正是普通市民可以随意消费的地方，而是充满了社会的、文化的区隔，或许只有一般的社会精英和时尚青年才可享用。” [24]沈从文在青年时期于北海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空间获得了文化身份的认同，而在成名后又选择重回北海，在此庇佑、扶植新的文学青年。正如王西彦等参与者的回忆：“在我们的心中，他只是一位年龄稍长的大朋友，他也从不摆出一副导师或主编的架式。” [18](P86)沈从文在北海茶座营造了一个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在座的后生晚辈皆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超越了单一性，成为众多京派文人、尤其是学生辈的文人建立社会网络的黄金通道。” [25](P340)而公园也由此与封闭的、世俗的公寓空间相区隔，对于青年学生、艺术家而言，象征了一处具有相对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精神的乌托邦。

本田禾子曾在其专著《女学生的谱系——彩色的明治》第一章《被装饰的都市》中解读明治三十六年（1904年）《风俗画报》上的一幅漫画《在日比谷公园憩息的人们》，漫画前景中有两位十分惹人注意的的女大学生。作者分析，日比谷公园作为日本近代首座向平民开放的西欧式公园，是近代东京都市的象征，但却是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明治时期诞生的女学生也是这样的产物，她们没有直接明确的效用性，而是作为近代的象征、“都市之花”而存在，是超越传统、超越乡土的现代公园中不可或缺的装饰。[26]中国与日本的实际情况自然有所差异，然而，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北海公园与狂飙浪漫的五四大背景下现代学院体制产生的青年学子，确实具有某种类比性，意气风发的“新青年”、尤其是“新女性”成为公园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是摄影师、新闻记者与作家热衷于表现的对象。风景如画的北海，与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诗意韵味的“新女性”完美结合，象征了一种超越世俗的，都市主义的美，而独立自信、身心健康的“新女性”形象也成为民国北海的最佳代言人（如图三）。如朱湘《北海纪游》描写与刘梦苇泛舟北海时为一位时髦女郎独自划船的风采所倾倒：“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衣裙，手上戴着白色的手套，草帽是淡黄色的，她的身躯节奏的与双桨交互的低昂着，在船身转弯的时候，那种一手顺划一手逆划两臂错综而动的姿势更将女身的曲线美表现出来；我们看着，一边艳羡，一边自家划船的勇气也不知不觉的陡增十倍。” [20]沈从文《老实人》写到自宽君在北海邂逅两位剪发的女学生，不止容颜美，还颇具鉴赏品味，能批评自宽君的作品有“一种朴素的忧郁，同一种文字组织的美丽”，并欣赏周作人和废名的文字。[12](P86)这两位女学生象征着知识与美，同时也与她们所最契合的环境——优美如诗的北海一般，象征着自宽君所渴望进入的那个现代文化空间。

然而，正如自宽君为两位女学生所拒绝，并且被维持秩序的警察所逮捕一样，北海是存在等级与趣味的区隔的。北海作为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精神乌托邦，只是面向“新青年”而言。而对于普通的平民大众来说，不算低廉的门票价格限制了他们进入这个新兴的都市空间。如作家张向天在1937年撰文讨论故都消夏方式时就谈到：“如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中南海公园等等到底不能算是平民消夏地，因为那二十枚的门票限制，许多俭食省用的住户小家，是隔在外面了。” [27]又如北海时兴的划船、溜冰等消遣，都消费不菲，具有一定阶级性。公园内的划船和渡船多数为权贵私船及董事会用船，余下由私商经营的船只，出租费用也相当可观。

实际上，即使不考虑消费的问题，也还存在着格调、趣味的差异。朱光潜就表示，相较于北海，他更倾向平民化的后门大街，“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裳楚楚，油头滑面的。你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光，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已经是大不韪，何况逛公园？”。[28]就连朱光潜这样的文化名人，都嫌北海“是一种奢侈”，有品味上的诸多限制，更别提平民百姓了。不惟公园无形中有门槛，公园茶座亦如是。沈从文《老实人》即提到自宽君“以前不敢在五龙亭吃东西”，惟当天气转凉游人稀少时，才“大胆独自据了一张桌子用他的中饭晚饭了，因所吃的并不比普通馆子为贵”。[12](P77)自宽君平时不敢光临北海的缘故，不在于餐费昂贵，而在于自惭形秽其装束、地位。正如前文所引高长虹的论述，北京各大公园品味与阶级的分野十分鲜明，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中，就曾将三个女性角色对应北京不同的公园——男主人公樊家树与天桥鼓书艺人沈凤喜约会总是在城南的先农坛；与习武的关秀姑父女是去逛下层百姓休憩的什刹海；而与官宦千金何丽娜见面则是在北海。处于何种阶级、何种社会秩序中的人，去什么样的公园，在民国时人心中有着约定俗成的共识。

正是由于北海在文化、消费以及品位上都具有阶级性和区隔性，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军侵华态势愈演愈烈、时代危机感愈发深重，这种矛盾与张力更加强烈。对于北海的书写由此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即视北海为隔绝了时局与阶级的乌托邦的所在，语带微讽甚至是批评。如发表于1935年《市政评论》的《北海泛舟记》，开篇即曰：“北平确是一个有闲人们好消遣的所在，假如你在北平北海消磨一夕，你一定不知道时代的危机了。让我告诉你一些北海之夜的景况，你作回梦游吧。” [29]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梦游”定下了全篇的基调，北海虽美，却是虚幻的、与现实隔绝的。发表于1934年《市政评论》的诗歌《北海公园之秋》，更是将公园中歌舞升平的游人与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并举，产生鲜明的对比：“这儿的游客时发出欢乐之声，/丰盛筵席上纵情沉淟地痛饮，/他们何曾忆及前线上的将士，/这时正在血流里为国而亡命。” [308]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批判意味。北海的绿树红墙隔挡了时代的危机和战事的硝烟，也阻隔了劳动阶级的进入。1930年代以后左翼思潮盛行，对于北海阶级性的思考也变得尖锐：“人力车夫的汗臭，无疑的，和他们的身躯，都被关在这美丽的园门之外”；[31]即便是在白塔之巅眺望远方的烟雾，也要感叹一句：“虽然是人所不喜欢的烟雾，但我却以为是最伟大的东西，这浓浓的烟雾中，包藏着无数劳动者的心血，劳动者的汗珠！啊，伟大的力啊！我同情你。” [32]

在作者眼中，与园外的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是园内有钱有闲、歌舞升平的“红男绿女”、“布尔乔亚阶级”。北海本是深受文学青年、艺术家青睐的美育乌托邦，在五四狂飙浪漫背景下孕育的“新青年”、“新女性”作为北海的精神象征，曾经是诗人、作家讴歌的“缪斯”。而现在，这些“新青年”同样作为北海的代表，体现了北海与大时代背景不符的安逸、闲适、不切实际的小资情调，成为作家质疑和批判的对象。如《北海之秋》对园内游客的速写：

白塔写实的画家，运笔掇拾天边的娇颜，一片落叶，一只飞鸟，都感动了艺术家易感的心肠，都是艺术家笔下极珍贵的材料，他们幻想着，伟的艺术作品，陈列在壮丽宏伟的宫殿的光荣，他们要使这人间的废墟美化——诗人呢？为一首美丽的恋歌，微笑着在海滨散步，许是沉醉了罢，在下意识中，诗人是望见了中世纪，英雄与美人的豪华！而厌世的哲人，也却在这里轻微的叹息着：“可诅咒的人生！”

“种种的，这些闲静的感情，这些带有近代罗曼期意味的情调，配合这古雅的建筑与清碧海，深沉的海，造就了古典与浪漫混成功了的‘美’！” [31]作者对于原来最能体现北海审美特质的画家、诗人、哲学家之流，以反讽的形式表现。被加诸引号的“美”字，是新的时代对于北海美学趣味的质疑。北海被视作一个与现实脱节的乌托邦，与之相呼应的是流连其间的“红男绿女”：“在这儿有红男绿女三五成群，/狂欢的声浪从他们中间飞迸，/他们陶醉于这粉红色的氛围，/忘了青春的努力人生的华贵”，引起作者“憎恶”、“迷茫”、“愤怒”的情绪。[30]可以看到，北海闲适愉悦的氛围，以及代表北海的浪漫美丽的青年男女，象征了一种超越世俗现实的、脆弱的、无用的审美，在时代危机感的压迫下，成为了人们寄托不满与批评的箭靶。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阶级立场和相应的美学观下，对于北海的看法会发生变化。而待抗战的非常时期结束后，北海所承载的文化和美学形象又恢复了常态。对于战后如何重建北平，不同政治立场、美学趣味的主体有不同的构想，但又具有内在思路的一致性，即他们对于整体的城市都有一种乌托邦的想象，而北海则被不约而同地选作其乌托邦蓝图的核心意象。

1947-1948年间，早已成为京派领袖的沈从文署名巴鲁爵士，发表了一组北平通信，以丰沛恣肆的想象力，描绘重建故都的乌托邦蓝图。沈从文早年作为红楼旁听生时，就是蔡元培美育理念的亲身受惠者，他十分服膺蔡元培的思想，甚至曾制象牙图章一枚，上刻小篆“美育代宗教之真实信徒”。[33](P360)因此，沈从文的这组北平通信，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并改造政治”，或曰“美育重造政治”，相当于遥远地向蔡元培致敬，也是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中国政治和文化走向的一种新的理解。特别是其中《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以美育的指导思想，畅想将北平的“市政机构全部重造”，就整顿北平市政、改造美术专科学校、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及高等院校等公共机构，提出了一系列天马行空的具体设想，既隐约脱胎于蔡元培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又有淋漓尽致的引申和发挥。

沈从文对于北平的整体想象基于一种“公园”意象：“西人游故都者，多以北平实如一大花园。……故余意此大城市市政管理技术亦宜从管理有条理之小花园借镜。如西郊外之颐和园管理方式，即大足取法。” [33](P370-P386)期待将整个北平建设得有如一个大公园，以公园管理方式为市政取法——市长为一“治哲学，习历史，懂美术，爱音乐”的全面美育的化身；警察数目和待遇与花匠相等，以社会服务、公共卫生与园艺学为主业；警察局长首选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其次为第一流园艺专家；工务局长由美术设计家出任；教育局长则由工艺美术家就职。

在沈从文打造的这个美育乌托邦中，北海占据了其美育蓝图的中心。他设计在北平图书馆附近，面朝北海，建造一栋恢弘的文化宿舍，供国内各学校图书馆员及休假进修教授寄住。建筑物前面宽阔的草地上，有一极美丽的铜像，系曾栖息于此宿舍的一位知名雕刻家，有感于北平图书馆长为建筑文化宿舍四处奔走的传奇，而自发为其塑像纪念的。距文化宿舍约五百步外，另有格局较小的房屋数间，“一系中国博物美术协会公寓，一系故宫博物院六十位专家助手宿舍”。前面濒临北海的大草地上，将有六组白石青铜像群，及一高约十米的石华表柱：

像雕群系纪念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半世纪以来新发展贡献。石华表柱乃由一名诗人设计，下部环刻火焰和由火焰中进行之战争，如一种民族集团在歇司迭里亚之痉挛中挣扎，人人面作悍恶困顿之像，虽痛苦异常，实无意义，少结果，此伏彼起，如连环之无端。末后始由六像群中诸人，努力作各种设计，将此环捶断。人民情绪观念得真正解放，亦得重新粘合。上部则刻现代史由于心智积累在文化各部门中之发展，及努力过程，象征此部门之不朽性和独立性。[33](P376-P377)

“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即美育的象征，由此“六像群中诸人”将民族集团于“歇司迭里亚（歇斯底里）之痉挛”而无意义、少结果的苦痛挣扎中救出，使“人民情绪观念得真正解放，亦得重新粘合”，象征了美育拯救中华民族。将沈从文这组纪念美育与文化之“不朽性和独立性”的极富史诗气质的石华表柱，与他的好友、也是其美育乌托邦之理想市长的梁思成在共和国成立后为新中国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一比较，可窥见沈从文有别于共产党的政治美学。[34]

在沈从文的构想中，北海附近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也得到重新改造。尤其是“实行美育代宗教学说之北京大学”，代表了沈从文理想的美育模式，有如一具体而微的小公园，“所有建筑四周均有广阔整齐之草地与花木，一片草地接连一片草地，课室宿舍，办公室，均分别位置于花草间”，学生于温暖阳光下读书谈诗。[33](P378)如此，北海公园与其附设的北平图书馆、文化宿舍、中国博物美术协会公寓、故宫博物院专家助手宿舍、纪念美育与文化的群雕与华表，再加上周边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等，相互呼应，在沈从文重建“此美丽都城”北平的蓝图中，北海一带无愧为其美育乌托邦的新文化中心。由此可见沈从文对北海寄寓的深情，也可从一侧面反映北海对于民国时期文学青年身心的洗礼，成为其一生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精神原乡。

当然，这种宏壮的美育乌托邦，只能存在于作家一厢情愿的想象之中。沈从文在《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中，戏谑地设想当苏格拉底向“北来巡抚之某要人”提议任命梁思成担任主持都城重建的副市长时，要人竟不知梁思成之名，以为是天桥卖艺者。沈从文借苏格拉底之口，意味深长地评论: “此要人诚一大幽默家，中国要人益多，国事自亦益难说矣。” [33](P372)作家洞悉世事的悲悯与幽默，颇具先见之明。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如何重建北平，以梁思成为首的建筑师与共产党政府的主流意见，有所分歧，且以前者在北京改造方案的角逐中悲剧性的落败收场。对于这一段公案，学界已多有讨论，此处不详赘述，亦不做是非判断。我感兴趣的是，公园、尤其是北海公园，在他们各自乌托邦蓝图中的位置。

梁思成对于北京的构想，与沈从文的启蒙主义思路较为一致——毋宁说，沈从文可能受其建筑师好友的影响。梁思成借镜西方“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城市规划理念，提议将以“三海”为中心的旧城区作为“博物馆，公园，庆典中心”保存起来，“选出历代最优美的许多建筑单位，把它们的周围留出空地，植树铺草，使成为许多市内的人民公园”。[35](P29-P31)他尤为强调公园古迹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希望加以保存和发挥，把以“三海”为核心的北京旧城建设为如一大公园般的美育和文化中心，同时在西郊另建新市区。梁思成的方案，是对于“花园城市”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富有创造性的新诠释。在补充的规划方案中，梁思成特别为北海做了详细的设计，计划保留旧金鳌玉蝀桥，在其南侧另建新桥，并改造北海广场，以分流车辆；同时，将景山红墙改建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休憩观景等等。[36](P54)

相应地，共和国政府的主流意见，同样看中“三海”一带的核心区域，主张将行政区设于此：“中央与政务院拟暂设于中南海周围，将来迁至天安门及广场右侧；靠近太庙，南海及中山公园等文物风景，为行政中心”。[37](P164)与此同时，设想“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38](P209)很明显，共和国政府对于北京的蓝图，也是有一个北京大公园的方案，希望联结各大公园，作为人民群众庆祝狂欢之所。前文述及，民国时期公园的消费、格调等限制了普通民众的进入，而到了共和国时期，公园才真正广泛地向平民开放，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人民的公园”。以北海为例，根据资料统计，北海的游人数目，在公园开放之后的民国至日伪时期，随时局变迁，浮动于年均17.9-102.5万人之间；而1949年后，年均人数自123.54万人起，呈逐年向上递增趋势，至1966年已达907.9万人。[39](P354-P355)而在此广泛的公园受众之中，共和国政府尤为关注青少年群体，有意识地以公园中快乐嬉戏的“祖国的花朵”象征“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未来，这在共和国初期出版的画报、电影、小说中皆有体现。

由于北海作为陶冶青少年的美育空间的形象深入人心，新中国时期对于北海的设计，延续并强化了这一特质，面向青少年儿童，着重改善公园的文化设施，举办各种展览和活动，以期养成新中国未来的公民。如在北海智珠殿开展游艺活动，悦心殿及庆霄楼举办美术及图片展览，万佛楼修建露天剧场，慧日亭、悦心殿、庆霄楼开办图书阅览室，陟山桥内东房开设暑期儿童阅览室，新建两处儿童运动场，西岸100多间房屋辟为文化厅；同时，在公园内开展各类焰火游园会、体育文艺游园会、卫生宣传游园会、少年儿童冰上联欢游园会、划船比赛、体育运动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特别是1953年，团市委在阐福寺建立“北京少年之家”，将正殿作为少年厅，经常放映电影；东西配殿和钟鼓楼等，分为物理、化学、生物、美工、音乐五个教室；这里还保存有两架中国空军赠送给少年儿童的“少年先锋号飞机”，以及“少年先锋号汽艇”等。1956年，又在蚕坛南建立了“少年先锋水电站”，这是全国唯一一座为少年儿童建造的水电站，也是我国第一座供少年儿童观摩和由他们自己操纵的全自动化的水电站。这些科技设施为首都的少年儿童开展科技活动提供了最佳场所。北海遂成为少年儿童徜徉的天堂，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到北海开展团、队日活动，划船、乘游艇等，是令他们引以为豪的事。1955年问世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即描述了一群少先队员在北海泛舟的欢乐场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成为脍炙人口的歌词。而最终的点睛之句在于：“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共和国时期以少年儿童为核心受众的公园最根本的功能，在于生发新中国未来的公民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唤起对于“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的执政党的感念。

以“祖国的花朵”譬喻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是共和国时期屡见不鲜的意象，正如另一首新疆儿歌所唱的：“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这场景颇能象征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前景。1954年由外文出版社印行的纪念新中国建立五周年的英文图册《北京》(Peking)，以图像的方式向外语世界的读者展示新中国的面相，多以人民群众、尤其是少年儿童在公园中游憩的场景表现中国人美好的新生活。如题为“Spring in Peihai”（北海之春）的一张图片，即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坐在面向北海的长椅上看书和嬉戏，远处是北海标志性的白塔和绿树。（如图四）有别于民国时期作为北海形象代言人的“新女性”，而今，北海与少年儿童的形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承载了新中国对于光明未来的期许。

1953年，19岁的青年作家王蒙创作小说《青春万岁》，表现1950年代初期一群高三女中学生的生活。在小说结尾，即将毕业的少女们聚集于北海白塔旁的山顶，俯瞰夜色中的北京城。

近看脚下，绿树红墙已经模糊隐藏，发亮的湖面摇曳着稀疏的灯影，在五龙亭旁边过团日的年轻人的哄笑与水上的笙歌同时传来。往远看，西边耸立着白塔寺的小白塔，北边有钟楼和鼓楼，南边是巍峨重叠的金色宫殿⋯⋯虽然在暗中，也分辨得清清楚楚。岂止这样呢，她们在白塔上还纷纷寻找自己的家、学校、常去的商场、书店和影院，以及曾经在那里参加过义务劳动的街道和广场，她们甚至想找出自己练习骑自行车时候撞了人的地方和国庆节游行时常在那儿休息的马路牙子⋯⋯她们都有把握地找到了，千真万确地用手一指：“就是那儿，就是那儿！”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40](P304)

共和国的新主体们，站在北海之巅，眺望新首都的全景，通过具体可感地一一辨识和指认自己亲身经验过的都市空间——家、学校、常去的商场、书店和影院、参加过义务劳动的街道和广场，以及国庆游行时休息过的马路牙子，去认知这座“和她们一起开始了新生命的古老的城市”。而它似乎在向她们低语：

“你们好？祝贺你们！好好地看看我吧，也许我们要离别呢，你们爱我，我知道。你们的祖先把我建设得严整而且壮丽，你们的父兄从敌人的魔爪里夺得了我，你们的同代人恢复了我的青春。可我最盼望，最盼望的是你们，盼望你们快快成长，好好地打扮一下我，就像刚才打扮你们自己一样！” [40](P304)

在这种俯瞰和认知北京城的经验中，这些共和国的一代“新人”们获得了一种新中国主人翁的自豪感，从而涌起对建设新北京的想象。她们期待着投入首都的建设事业之中，甚至开始畅想新的规划蓝图：“知道吗，我的志愿是学建筑，看到北京新盖的楼房这样多，我真害怕将来毕业以后没有我设计的份儿啦。如果我设计，我准得把市中心建设成一个花朵形，放射线般的街道把花瓣分开，中间高大的楼房就像花蕊……”[40](P304)这花朵般的城市，与蔡元培、沈从文、梁思成的公园意象遥相呼应，寄托了新一代青年在北海的美育陶染下，对于北京的另一种乌托邦想象，虽然很快即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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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蔡元培的理念中，教育体系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早期的宗教承担与教育相等的功能，后来随着人类发展，德育、智育、体育逐渐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只有美育与宗教有关，因此提倡“以美育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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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 除下文将具体讨论的与北海有关的图书馆外，又如中央公园的教育部中央图书阅览所，天坛公园阅览室，香山教育图书馆，京兆公园通俗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及其景山分馆、太庙分馆，颐和园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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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沈从文在多篇自叙传小说、日记、书信中提到自己这种在公共空间观察陌生人的爱好，如《怯汉》、《焕乎先生》、《善钟里的生活》、《一个天才的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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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沈从文《在公寓中》、《绝食以后》、《到北海去》、《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棉鞋》、《老实人》、《怯汉》等一系列1920年代自叙传性质的作品。

[24] 姜涛. “公寓空间”与沈从文早期作品的经验结构[J]. 中文自学指导. 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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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撼旻. 北海[J]. 交通职工月报. 1937, 5(2).

[33]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4卷[M].

[34]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系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主持设计，碑身正面刻有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碑座上镶嵌有十块汉白玉大浮雕，分别绘有“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以及“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主题。

[35] 梁思成. 梁思成文集第四卷[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36] 陈占祥. 忆梁思成教授[C]. 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6.

[37] 朱兆雪、赵冬日. 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1950年4月20日）[M]. 张敬淦.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38] 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C]. 张敬淦.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39] 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 北海景山公园志[G].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0.

[40] 王蒙. 青春万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