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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吴湖帆”的自补插画书

来源:文汇报 | 王波  2020年04月17日08:53

布尔自插画(请画家代作)

从15世纪德国古登堡印刷技术形成后,欧洲的图书出版业稳步发展,排版、字体设计和插画也有长足的进步。单就18世纪的英国而言,即出现了托马斯·毕维克、威廉·布莱克等诸多著名插画家。这种艺术压倒工业的图文品质相对于后来更讲求印量和普及性的工业化印刷,差别有如美酒与泔水,以至于19世纪下半叶深陷工艺美术危机的王尔德大声疾呼:“应该让草原上所有的花儿,都以它们的枝蔓环绕你们的枕头,让你们巨大森林中的每一片小叶,都把它们的形状提供作图案,让那野玫瑰、野蔷薇卷曲的纸条,永远活在雕刻的拱门、窗户和大理石上。”

18世纪图书插画的繁盛不仅体现在杰出的图书插画师和他们精美的作品上,理查德·布尔(Richard Bull,1725-1805)等钟爱图文艺术的英国贵族开风气之先,还做出了别样的贡献。来自英国埃塞克斯郡昂加的理查德·布尔曾担任英国下院议员,但有记录记载在这24年的从政生涯中他从没给政府行为投过反对票,也未在议会发表政见。布尔毕生精力都醉心于画作收藏和创作,并参与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图文艺术形态。为了更丰富地展示书籍中的绘画之美,更逼真地呈现文字所指,布尔常常另外自行绘制插画,或者请其他艺术家绘制插画,加贴在图书中。甚至不惜将皮面精装图书拆开来,把自己增补的插画放进去后重新装订。

与布尔有着同样爱好,且年龄相仿的英国牧师詹姆斯·葛兰杰(James Granger,1723-1776)还在自己出版的《英格兰传记史》上,故意留下许多空页,让收藏者和读者自行在上面给历史上的英格兰名人画像。如此别出心裁的图书设计方式不仅使得这部书的手绘插画洛阳纸贵,还催生了新的动词“granger”,即给图书加入插画的行为。而后,英语逐渐用更通俗的“自补插画书”(extra illustrated books)指称这类书籍。

考虑到中国古代也存在文化名流给所藏书画裁切、题跋并重装的现象,而吴湖帆是其中声名最为卓著者,本文故用“英国吴湖帆”指代异域同好的理查德·布尔。吴湖帆曾经对南宋《梅花喜神谱》granger了四五次,不仅将自己所藏同一主题的书画、自己和夫人的书画加入其中,还改变了原书的装订形态。

单就欧洲历史看,自补插画的行为和图书诞生几乎一样长久,前者最早被认为是读者和收藏者对原籍涂鸦式的个人化破坏,自布尔等人开始,才逐渐成为英国贵族阶层展现自身文化品位的方式流行开来。尽管一直存有争议,自补插画现象在18到19世纪的欧美依然颇受欢迎,最起码在一定圈子里受到热捧。它们不仅记录了收藏者独特的艺术品性,承载了特定时期的具体信息,而且在照相术尚未发明的年代,有些彩色的、精细的绘画作品,确实是对图书文字所指内容的巨大丰富和重要提升。这股潮流到20世纪渐渐消退下去,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图书进一步普及和照相印刷的推广,书间作画的现实意义和收藏价值开始式微。

本世纪以来,美国收藏界、学术界对自补插画的研究热度重新上升,时有展览和推介。位于洛杉矶圣马力诺的亨廷顿图书馆有着全球最为丰富的欧美自补插画文献,包括理查德·布尔的绝大部分作品,这些都是铁路大王亨利·亨廷顿(Hurry Huntington,1850-1927)倾力购藏的结果,而毗邻的克莱蒙特大学艺术人文学院也持续不断地对自补插画历史进行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如今电子图书的席卷之下,重新发掘自补插画图书的功能有利于拓宽纸质书生存之道。有人还拉上艾柯开放文本的理论,认为自补插画是在文字解释学的开放之外更为广义的文本开放,它体现了文本的个性化和民主化,使得阅读与书写、传统和现代紧密地交互在一起。

对我们来说,这里面最起码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装本与欧美自补插画图书是否存在比较研究的可能和必要?二是自补插画对新时期的出版业有没有经济文化意义?事实上,在图书中插入的绝不仅限画作,还可以是照片、信札、地图等等私人图文物品,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