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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贵祥长篇小说《伏击》:仰望星空时,我们会看到什么?

来源:文艺报 | 殷实  2020年04月17日08:57

通过徐贵祥所建构的“英雄附体”意象,我们所感知到的,其实是文学化了的世纪难题:启蒙与现代性问题,或者说民族的自强与解放主题,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必须面对。所谓的体和用,所谓从理论到实践,家国与革命、道路和方向,还有中国心、中华魂,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抽象,有时候就是一些骨头和血,就是一点精神和气脉,《伏击》的意义,恐怕正在于此。

红军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部分幸存官兵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返回延安。国民党情报机构“西北特别行动站”少将站长陈达,策动“借尸还魂”计划,派遣特务渗透陕北红军。行动成员、国军上尉易水寒,受命借“已故”红军团长凌云峰身份“归队”,并成功接受甄别考验,在红军部队中担任了新的职务。他的使命是刺探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秘密联络的情报,并在察觉到红军明修栈道,东北军、西北军暗度陈仓,意图建立三位一体抗战联盟而对抗中央之时,不惜采取暗杀红军将领等行动,间离各方关系,从而使“三位一体”落空,时在1936年秋末冬初。

长篇小说《伏击》中,徐贵祥以国军人物易水寒,即一个潜伏特务的感同身受,去体会共产党军队的真实样貌,去认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刻本质,去辨别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基因密码。政治与军事、战争与人性等宏大的文学叙事也必将在此“正统”的基础上建立。即便视角有所转换,人物更具传奇色彩,但在我们已知的史实和文学表达之外,作家艺术实践的空间究竟还有几何?写作的自由和局限安在?徐贵祥既非先锋试验者,亦非类型制作人,更不是颠覆性的惊世文体家,驱使他挑战自己技艺和胆识的创作引力何在?

事实上,为了写完这部《伏击》,徐贵祥不得不停笔先写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穿插》,两部作品结构互嵌,也可以看做是姊妹篇、上下部。《伏击》的主线在《穿插》中是副线,而《穿插》在《伏击》中则虚化为背景,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也大部分相同,可以说,彼此之间有高度依存的关系。这种情况通常比较少见。作者何以如此营构,甘苦与匠心不可妄测,但我们通过作品本身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创作的秘密,甚至是深层的叙述动力。主人公易水寒怀揣“攘外必先安内”“不成功,便成仁”之类誓言孤注一掷,最后却假戏真做,灵魂飞升,涅槃为八路军战神的过程,从情理、逻辑、乃至生活常识看,都绝非顺理成章,甚至可以说时时惊悚、噩梦连绵。但这一切说到底都不过是外在的障碍,徐贵祥执著并令人信服地解决了的,是一个人内在自我的转化,是一个人生命意识的更新。一个人想要成为另一个人,原本是要取代并消灭那个人;一个人在成为另一个人的过程中,扬弃了原来的自己;一个人最终发现,自己正是一生孜孜以求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如此,偶然就成了对必然的一种注释,而限制正意味着对自由的深情召唤,如果历史恰好提供了相应的条件,所谓天造地设,所谓灵魂出窍,所谓思想之蛹的蝶化,所谓理想信念蜕变,就一切皆有可能,且自然而然。

进入红军部队之前,易水寒所做的“功课”,主要是去熟悉凌云峰的个人资料,包括凌云峰在红军时期指挥过的山涧峰、幻龙崖战斗,特别是古莲城外三条山战斗等,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在陈达的预演中,他给假想中的红军首长汇报三条山战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进入红军部队,他发觉了自己从出身、教养、文化程度到军事才能诸方面与凌云峰的巨大差距,几乎陷入了恐惧。其时,他还只是在完成抑或放弃任务之间徘徊,而当跟其他的归队红军们经历了一段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学习”生活之后,红军的生活制度、官兵关系,特别是战斗作风、战争目的和社会理想,以及这个武装集团与中国土地、民众的血肉联系,都构成了对他的致命的吸引。

另一方面,作为时隐时现的复线,真实的凌云峰的存在,尤其他们在不同战场上的同时存在,冥冥中对易水寒起着神奇的催化和培育作用。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借尸还魂”的故事需要完美的情节安排,真实的凌云峰虽然活着,但必须在形式上销声匿迹,这也是徐贵祥不得不另行展开一部长篇小说的原因。在《穿插》中,真实的凌云峰在河西古莲战役中身负重伤,被下属张有田从死人堆里救出,他们前往陕北的归队之途一再延宕,待化装乞讨绕行至山西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再度开始合作,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真假凌云峰甚至并肩作战,间或相互配合,同日伪军部队周旋、斗智斗勇。这也是《伏击》中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复杂局面得以华彩般呈现的地方。统一战线之形成,民族利益之凸显,国家观念、家国意识之纠结,以及战争中战略问题与战术思想的“剖面”式展开等等,徐贵祥都处理得优游自如,读来引人入胜。

易水寒在成为凌云峰之前,一直是在向一个传说中的英雄致敬,随着他对这位前红军团长无限的想象、崇敬与膜拜,他身上的指挥员才能、战术专家气质、战斗英雄精神,渐渐被唤醒了。这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自我:胆怯、优柔寡断不见了,代之以自信、无所畏惧;乖戾、首鼠两端不见了,代之以从容不迫、思路清晰。而当面临身份可能暴露,女特工蔺紫雨将用于自绝的小药瓶交给他时,他开始意识到这一自杀行为的两难:杀死自己,就是杀死一个已经觉醒的抗日战士,“我不能犯两次罪”。最终,在一个最佳的刺杀时机,他该开枪而没有开枪, 反而击毙陈达派去接应他的特务,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红军高级领导人文中戈,从精神到肉体,他的“身份”转换彻底完成。

在徐贵祥笔下,出自不同阵营的两个军人,“凌云峰”自被任命为八路军灵峰支队的营长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沧山战役一直打到抗战结束,成长为团长,在前线愈战愈勇,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楚大楚”则一直潜隐沉默,彻底抛弃名利,最后以国民党少将旅长身份殉国。二人皆被战火熔铸而进入了自由境界,成为神一般的存在。从身份的互换到灵魂的贴近,不仅关乎小说的技术问题,更关乎中国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议题。如“革命”一词,郭涵、陈达教官这些国民党人士经常讲,意思“好像就是听蒋委员长的命令,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红军部队里也讲,但更多是讲老百姓,讲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念叨争取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句话让易水寒有醍醐灌顶之感,因为他早已见识到,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部队、军阀各派系之间山头林立,到处充斥着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大量党国军人不过沽名钓誉。所以,战争题材小说就不仅仅是个战争问题,战争中的阶级性、战争的功利性以及这种功利的大小,价值判断尤为重要。同样,历史题材小说也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历史中的晦暗残酷、历史所呈现出的复杂性,还有对历史进路的卓越想象力,实际上构成了小说永远的艺术难题,而徐贵祥看上去乐在其中。

成为“凌云峰团长”以后的易水寒,有一次曾经在星空下对自己的参谋长张秋生告白:人就像浩瀚宇宙中的那些星星,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知道自己活着,但活着,就要活得像个人样。那么什么是人样?在易水寒看来:“人总是要死的,重要的是,为谁死,怎么死,死在哪里。”在小说中,对凌云峰的身份、角色,易水寒经历了“化入”而后“化出”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在灿烂星河下他自忖:“奇怪的是,打了那么多仗,杀了那么多鬼子,老天爷还是没有让我死,只是把我的身上弄得乱七八糟,我都觉得我不像个人了,像个精怪,我的身体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经常被弹头弹片穿来穿去,源源不断地补充别人的血液,这个身体,还是我自己的吗?”这就是说,在身体意义、个人意义之上,始终都有一个超人的世界,亦即英雄的世界,并且是值得去追求的,只有在仰望星空时,星空会告诉我们这些。最后,透过徐贵祥所建构的“英雄附体”意象,我们所感知到的,其实是文学化了的世纪难题:启蒙与现代性问题,或者说民族的自强与解放主题,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必须面对。所谓的体和用,所谓从理论到实践,家国与革命、道路和方向,还有中国心、中华魂,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抽象,有时候就是一些骨头和血,就是一点精神和气脉,《伏击》的意义,恐怕正在于此。

 

徐贵祥创作谈:

致负重前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