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不得哪一年了，看到一个资料，其中一段提到抗战前夕国民党派特务到陕北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未遂。又不记得哪一年了，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再找那个资料，无论如何找不到了，连资料的名称都记不起来了。当夜没有睡好，老是琢磨那个特务到哪里去了，有没有跑到台湾，如果还在大陆，新中国成立之后会不会被枪毙，不被枪毙会不会继续搞破坏。想想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读过什么学校，性格有哪些特点，有没有女朋友……想得脑瓜子疼。又过了些时候，再次想到了这个人，并摊开了稿纸，想写个小说。刚写了几行就写不下去了，这么一个特务，我把他朝哪个方向写呢，除非我把他写成一个好人……我被这个念头惊呆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所以当时就放下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更有时间了，又想摊开稿纸写这个人，老是想象他在陕北的那段生活，应该很有故事，很传奇，至少他是个人物。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灵光一现，我决定让他脱胎换骨，成为另一个人，至少不能让他再搞暗杀了，可以让他做点有用的事情。也许会有千难万难，试试吧。没想到，这一试就不能自拔了，《伏击》上路了。

写小说是要有灵感的，这灵感首先取决于，有没有生长灵感的土地和抓住灵感的思想之手。我想我有，除了对于战争、尤其是抗战历史的研读，可能我的生命角落里还有一些我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它们会帮助我。

最初设计的主人公名字叫易晓岚，一个腼腆、胆怯甚至有点女性化的男仆，这样的人当然难以担当大任，所以我必须让他强悍起来、冷酷起来、狡猾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又安排了一个严肃得近乎残酷的陈达教官，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对易晓岚刮目相看，把他从勤务兵的位置调到“干训队”。然后，又设计了国民党军校两名女学员：易晓岚过去的小姐蔺紫雨和一身江湖气的女子蓝旗，在陈达的领导下，组成一个驯化小组，像培养细菌那样培养易晓岚，像磨刀石一样磨砺易晓岚，射击、刺杀、跳马、通讯、驾驶……差不多快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疯子，最终他成了易水寒——这个名字是蔺紫雨给他取的。

但这只是第一步，仅靠各项技术指标，他还不足以做成大事，所以我又让陈达给他安排了一个课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地模仿红军西路军团长凌云峰，理由是这个人已经见鬼了，他和他的部队在古莲战役中同时神秘地离开了地球，而他的战术专家美誉则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易晓岚接近中共高级干部。

在众多的磨刀石当中，凌云峰是我给易水寒搬来的最坚硬的一块，这个人韬光养晦，善于后发制人。双方交战时期，凌云峰多次在各种战争迷雾中捕捉缝隙，穿插、迂回、突击、奔袭，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因而被誉为穿山甲。为了打造易水寒这个人物，我首先费了很大的力气打造凌云峰，目标是让易水寒在精神上和技术上都接近这个高级敌人。甚至可以说，为了写好易水寒所在的《伏击》，我不惜首先为凌云峰写了一个《穿插》。后来的情况是，《穿插》成了《伏击》的教材，《伏击》成了《穿插》的作业，这个意外的收获，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

从被迫成为凌云峰这天起，易水寒的人生就有点乱套。在“训练班”营地里，蔺紫雨和蓝旗惊疑地发现，易水寒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扎着绑腿，脚蹬草鞋，举手投足俨然已经是一个红军军官了。这个她们并不意外，令她们惊骇的是，易水寒在背诵红军的纲领和纪律条文的时候，在温习凌云峰的履历和生活习性的时候，在比画穿山甲创造的那些经典战例的时候，两眼泪光闪闪，情绪激动昂扬。并且会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严格要求自己了。

这太吓人了，她们担心他灵魂出窍了，担心他假戏真做了。而教官陈达对此则激动得热泪盈眶，认为这个人进入状态了，“他比红军还像红军，比战术专家还像战术专家”。

于我而言，这是一个新人物，既不是《八月桂花遍地开》沈轩辕那样的精英，也不是《马上天下》陈秋石那样的儒将；既不是《历史的天空》梁大牙那样的草莽，也不是《明天战争》岑立昊那样的新锐，这是一匹驮着各种压力的骆驼。易水寒英勇善战的动力是什么？除了文化的因素和个人修养，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类型英雄的特质，他是负重而行，向死而生。在《伏击》和《穿插》里面，替易水寒起草遗书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一些话语：“如果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杨靖宇）、“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张自忠）、“我前进，你跟着；我站住，你看着；我后退，你枪毙我”（范子侠）……这些话都是遗言或者遗书，他们都是在充分做好了死亡准备的前提下牺牲的。

所谓英雄，大都是悲剧英雄。悲剧往往不在于生命消失，而在于他们的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至死蒙冤。比如岳飞、袁崇焕、林则徐、张自忠……复杂的历史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发现历史的复杂是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现并重视那些负重前行的人，是文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进步。

在上一部小说《穿插》里，那位和易水寒身心互换的凌云峰，也是向死而生。后来误入国民党军，顶替阵亡军官楚大楚并同楚大楚的灵魂熔铸在一起，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穿插》和《伏击》，尽管出发点、目标点和过程不一样，但是贯穿其中的信仰是相同的，所以才出现了相辅相成的效果。

信仰是对活人讲的，告诉人们的却是死亡的学问，或者说提供了对死亡的看法和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凌云峰、易水寒、楚大楚们可以慷慨赴死，而有些人则当了叛徒、汉奸、苟且者。他们根本不知信仰为何物，活着的惟一理论依据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现在这样的人仍然很多，信仰的只是自己和自己的利益。

《伏击》在发现负重英雄的同时，也写了一些民间汉奸。其中的大汉奸孙长顺、李贤，前者本身就是恶霸，同任何一个政权都能沆瀣一气；后者是变色龙，有奶便是娘。为了保命，这两个人疯狂围剿抗日武装，捕杀抗日地下人员。抗战胜利之前，龟缩在湛德州周边十几个县的上百名汉奸，组成利益同盟，这些人深知罪孽深重，连日本人都撤了，他们还在疯狂地抵抗。抗日武装攻克湛德州那一仗，血流成河，尸骨成堆，除了一个中队的日本鬼子，打中国人的都是中国人。

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说，好人真好，坏人真坏。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很想问问那些名叫“皇协军”的人，后来活了多久，活得怎么样了？正发愁没地方问，忽然看见漆黑的夜空闪动无数星星，照亮了千万个灵魂的头颅，对我齐声高喊，他们早就死啦，比我们死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