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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斌的《红旗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一部反映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式作品。小说分三卷，以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为主要事件。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和电影，提取的情节是保定二师学潮斗争之前的内容。

1953年1月，梁斌全家到北京，住西山碧云寺。梁斌在日记中写道：“这天晚上，我第一夜睡在这间屋子里，一觉醒来，已是晨光满天，从窗玻璃上映出鱼肚白色的光亮，我打了一个舒展，伸直两手，长啸一声，我的第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明逐渐浮在我的脑际。吃过早饭，我把箱子打开，把稿纸、墨水、钢笔，摆在桌子上。自从二十年前，我想写这部长篇，直到如今，我才开始写她了。”二十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让梁斌对未来的作品有了宏伟的理想和规划：“不写一部《静静的顿河》，就写一部《战争与和平》。”

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萧也牧和张羽找到梁斌，取回《红旗谱》初稿。看了初稿，萧也牧给梁斌打电话，“激动得声音都变了。”

1957年12月，《红旗谱》出版。《红旗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产生巨大影响的长篇小说。1958年，河北省话剧团将《红旗谱》改编成话剧，上演后引起轰动。1959年，话剧《红旗谱》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连续演出几百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在首都剧场看完演出后，写文章称赞：“我看了河北省话剧团演出的《红旗谱》，我是又兴奋，又激动。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话剧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达到如此之高，这是使人不由得不兴奋的。”由于话剧《红旗谱》的巨大成功，中宣部批准河北省话剧团改名为河北省话剧院。河北省话剧团在全国巡演《红旗谱》的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天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红旗谱》搬上银幕，由凌子风执导。凌子风首先想到的就是借调河北省话剧团的蔡松龄（话剧版导演，影片中饰演严志祥、严志和）和村里（话剧中饰演朱老明，影片中饰演朱老明），为影片《红旗谱》的拍摄起到了关键作用。蔡松龄和村里尽管戏份比崔嵬饰演的朱老忠要少得多，但他们出色的表演成就了两个非常光辉的农民形象。尤其是村里饰演的朱老明，这个人物在影片里出场不多，却令人难忘。

电影《红旗谱》的拍摄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开始是剧本通不过。剧本第一稿是将小说的一、二、三卷改编为上、中、下三集。按照这个规划，结局落在保定二师学潮斗争失败。北影厂领导提出，还是集中改编成一集，不要落在失败的结局上，要落在反割头税胜利上。电影结尾要表现革命还处在高潮，让人激动。按照北影厂对剧本的讨论意见，导演凌子风和编剧胡苏对第一稿进行了修改。后来海默和吴坚也参与了剧本的修改。由于剧本一改再改，北影厂只好决定推迟出片。

1959年9月5日，电影《红旗谱》正式开拍。1960年3月2日停机。1960年3月21日，有关领导看了样片，提出意见：朱老忠耍七节鞭不严肃，要剪掉；朱老忠应该在革命低潮时入党，以说明朱老忠是有远见的；第二代写弱了，运涛和江涛的戏少了；朱老忠性格显得比较单一，人物太单薄了。凌子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一次补拍。北影厂领导找凌子风以及剪辑师逐个镜头进行研究，中间又经过几次审查。凌子风生气了，说这部片子不是他的作品。 1961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在上海召开部分故事片厂厂长座谈会。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提出艺术创作生产领导人员不要违背艺术规律。要区别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反对简单粗暴。陈荒煤说：“艺术创作没有个性，没有流派，‘双百’局面就不能形成。一个艺术家应该是一朵花，不能是一根草，而且是含羞草。”这次会议结束后，凌子风按照自己的设想，对影片做了修改。梁斌看了样片后，对朱老忠这个人物的塑造有些不满，认为银幕上的这个人物太单薄，性格单一，不如小说丰满。北影厂在总结电影《红旗谱》的创作得失时也提到影片从后半部无论就思想的深刻性、艺术处理的力量来说，都较为逊色：“特别是影片的后半部对农民群众的广泛觉悟和武装反抗的表现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对斗争面临的严酷局面表现得也略显不够有力。”

1961年6月，影片《红旗谱》上映。1962年，影片《红旗谱》获得首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崔嵬）、最佳摄影奖（吴印咸）。

上世纪六十年代，梁斌下放劳动，和演员村里成了忘年交。村里回忆：“有一天，工宣队分配我和大作家梁斌、大诗人田间去摘棉花。刚摘没几把，梁作家就头晕了（血压高），我们就坐在地头休息。为了缓解梁作家的病情，我就提议去捉蝈蝈（因我和梁斌同志都喜欢养蝈蝈）。梁斌同志年长我近30岁。我捉蝈蝈是能手，不大一会儿就捉了六七只。梁斌高兴极了——好像血压也不高了。我们回到驻地，棉花摘了没有一斤，但蝈蝈却捉了八九只，可以说是收获不小，胜利而归。”

“文革”结束后，话剧《红旗谱》复排演出。电影《红旗谱》复映。小说《红旗谱》第二部《播火记》在《北京晚报》上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