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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游移——顾颉刚的红楼梦讨论

来源:文学报 | 朱洪涛  2020年04月10日08:33

顾颉刚

1921年,顾颉刚、胡适、俞平伯三人讨论《红楼梦》,此事如果从顾颉刚的角度看去,发现顾的思路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移。换言之,顾谓为了练习一点研究学术的科学方法,用实证的眼光看《红楼梦》,但又不彻底,自感有死看文字的倾向。然而顾颉刚的文学感受力很好,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顾的一些看法又颇有意思。但让人遗憾是顾颉刚此时还未从头至尾完整看完一遍《红楼梦》,这样的准入资格难免有率尔操觚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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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涉足《红楼梦》,起因是胡适研究《红楼梦》作者的身世,感到证据不足,嘱咐顾收集一些材料,进一步考索作者的来历。顾颉刚觉得《红楼梦》虽然一纸风行,往往是看的人多,能谈的人少,大家不觉得这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因此顾颉刚研讨《红楼梦》的目的是“练习研究书籍的方法”,让人得到一点学问的气息与历史的观念。练习的方式是考证作者身份家世。

所以采取此种研究方法,第一是因为索隐派的盲目比附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确实需要清理。第二,考证作者家世问题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是从小说外部着手,关涉小说实质处少,这是进入历史层面的一个相当好的突破口。第三,顾颉刚、胡适对作者身份考订的重视。顾认为:“《红楼梦》这部书虽是近代的作品,只因读者不明悉曹家的事实,兼以书中描写得太侈丽了,常有过分的揣测,仿佛这书真是叙述帝王家的秘闻似的。但也因各说各的,考索出来的本事终至互相抵牾。”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顾颉刚认为前人对《红楼梦》的过分猜测主要原因是对曹家事实不清。这是他们考证曹家身世的意义所在。二,前人虽有考索,但没有科学的方法,考证结果顾头不顾尾,破绽百出,让人难以信服。顾颉刚、胡适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具备历史的意识,有清晰的思路,有资格重新考证曹雪芹身世之谜。这是顾颉刚在表达他们新派人士的自信与价值。

顾在《红楼梦》研究中,出力最深之处是搜集资料。从资料方面讲,顾颉刚从版本目录入手,“从我的设计之下检得了许多材料”。顾颉刚查阅的资料从其日记记载有《船山诗草》《经学名儒记》《诗人徵略》《楝亭书目》《有怀堂集》《八旗氏族通谱》《同治上元江宁县志》《嘉庆江宁志》《雍正扬州志》《国朝诗别裁》《江南通志》《乾隆江南通志》《持静斋书目》《苏州府志》《八旗通志》《陈鹏年诗抄》《雪桥诗话》《楝亭集》《已畦集》等。从时段来讲,顾颉刚主要查康雍乾嘉四朝;从范围看,有文人别集、诗抄、词集、家谱、地方志、图书目录。顾相当于织了一张网,在网络的经纬交织中再辅以小说里的零星证据来定位曹家生卒行藏。

顾在与胡适反复讨论中确实弄清楚了不少细节问题,但讨论的前提是胡适提出《红楼梦》乃曹雪芹之自叙传,顾颉刚对家世、生平的考证一直也没有脱离这个前提。顾经过多次考证认为终于可以定案的一个观点是宝玉即为曹雪芹,其论述过程可以窥见顾颉刚的叙述逻辑:

上回覆了一封信,便后悔起来,因为爱热闹与喜孤冷的性情,不一定是相反的品格;往往有经过挫折之后,从极热跌到极冷的。所以从来失志的人,都好“逃禅”。况且从《雪桥诗话》看来,曹雪芹与宝玉相类的已有两件:(一)第三回宝玉一赞,说“贫穷难耐凄凉”,这也说“竟坎坷以终”,合之书首自叙“半生潦倒”的话,更是三方面一致。(二)第二十六回,宝玉说起要送薛蟠的话,道,“惟有写一张纸,或画一张画,这算是我的”,可见宝玉会画,《雪桥诗话》所载懋斋赠雪芹诗,也说“卖画钱来付酒家”。《诗话》上寥寥数语,类似之点已很多,雪芹之为宝玉,自是可信。前天接到先生的信,把周敦颐辈相比拟,更坚固我的信心。

至于顾颉刚信尾所言更增添其信心的,是胡适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解释顾颉刚的疑惑,“至于你疑心《红楼梦》里的宝玉与《雪桥诗话》里的雪芹不像,我觉得并不难解释。凡是孤冷的人很少是生来孤冷的,往往多是热闹的生活的余波,周敦颐、程颢、张载多是做过一番英伟少爷的人,都反动到主静主敬的生活里去。阮籍、刘伶大概也是如此的”。顾、胡二人在交流中越发相信贾宝玉就是曹雪芹,顾对日本学者盐谷温断定宝玉为雪芹的观念,评价其为“善读书者”,大有引为同道之感。在这段论证中,顾颉刚取诗话与小说文本直接对证,二者衔接丝毫无违和感,行文逻辑显得自然而然。顾这种有点断章取义、为符合自己的历史考据气味而为之比附的看法,在他的论证里还有不少。顾颉刚屡屡强调研读《红楼梦》是为了培养一点学问气息,因此明明知道《红楼梦》是一部“荒唐言”,还是要“实实的考辨”。顾的论证思路是推想与假设兼而有之。为了寻出作者身世,顾对各种志书、县志等用力研寻,实打实进行他的考证工作,因此不免犯了刘掞藜批评顾在古史考证领域所犯“呆看”文字的毛病。例如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竹子到底生长南方还是北方的问题上,表达了他们过度阐释的疑惑,感觉他们的历史眼光太浓厚了,显得拘儒,“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你意如何?”俞平伯的困惑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如果完全从考据家的角度出发去寻求证据,对一部小说处处坐实求证很难得出一致的结果,所得终归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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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顾颉刚知道自己把《红楼梦》当成历史进行实证研究。从两件事可以看出。第一件事是1922年4月7日顾颉刚写信给俞平伯谈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认为这本书“只是从外表说,而未详细考他内部的实质,原不是完满的工作”。顾颉刚本是为胡适搜集资料而踏足这一领域,他自己相当清楚他们的工作是外部考证,并不是深入小说内部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他显然认为俞平伯开展审查高鹗续作的工作要比胡适的考证家世更有价值些,并勉力俞“做《红楼梦》的郑樵、阎若璩”。宋朝人郑樵的学术方法是顾颉刚极为佩服的,顾明显是期许俞平伯,才给与他如此之高的评价。

第二件证明是顾颉刚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写序言,顾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认为“说国故太多而《红楼梦》太少,首尾不能相称。初拟加以修改,使之相称,后以无法使之相称,蓄志将原头删去,即于明日改做。”从顾颉刚写的《红楼梦辨序初稿》(未写完)看,顾用很大篇幅在讲前人研究学问的弊端,没有清晰的意识。《红楼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明来源,不思个性。顾认为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一种是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顾在文章中有意不谈第一种方法而着力提倡历史考证,换句话说,顾颉刚谈《红楼梦》是表面,借《红楼梦》谈如何科学地治国学是真。顾颉刚将他们讨论《红楼梦》的意义无形之中放大了许多。

仔细对顾谈红文字进行揣摩,发现顾虽然以讲历史的方式言《红楼梦》,但他有明确的自省意识。就顾、胡比较而言,二人是同中有异,同者是考证气息浓烈,无关文学性,不同之处是自省意识。还有是顾胡二人文学修养各有不同,平心而论,顾颉刚对文学作品更能体悟些。简言之,顾颉刚仍然有顾颉刚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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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毕竟不是历史资料书,自证或旁证的功效并不是万能,顾毕竟知道自己是死看文字,或者说顾颉刚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不根本改变,他常会出现死看文字的情况。不过有时候又会出现例外,在看待高鹗续书问题上,顾颉刚不但没有死看问题,还能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谈高鹗为什么没写贾宝玉的贫穷,但像这种贴合文本而论之语可惜被顾的考证文字所掩,不为人注意。

三十年之后,顾颉刚还将《饮水词》与《红楼梦》进行比较:

曹雪芹生于容若之后,两人幼年所享之繁华相同,少壮所经之坎坷(即爱情方面之不能满足)又相同,加以同隶旗下,其生活方式又相同,自然读《饮水》《侧帽》之词甚熟,且能发生极大之同情心,故“红楼”也,“葬花”也,“衡芜”也,此等词藻皆吸收于其小说。后人以其词藻之同,情性之同,遂以为容若即《红楼梦》之主角,不知其为后之袭前;且亦不知其同一类型正多,如顺治帝为董鄂妃而死即其一人,奈何以顺治为宝玉乎!又《红楼梦》笔法脱胎于《金瓶梅》,其缠绵凄丽之神韵脱胎于《纳兰词》,此亦论文学史者所当知也。

此话的背景是刘厚生与顾颉刚谈《纳兰词》,顾记下刘厚生言谈的文字。顾从身世经历、语言特色着手认为二者存有关联。尤其最后一句“此亦论文学史者所当知”值得重视。顾颉刚表明他当年研究《红楼梦》是从历史出发,顾是用研究文学史而不是文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研究文学史可以成为一门学问,他们认为自然可以讲方法与历史观念了。因此顾的校勘、比对、验证、归纳自然就有了意义。可以这样认为,顾颉刚不是没有良好的文学感知力,只是他关注的焦点不在此,因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不一样。

重新考察顾颉刚的《红楼梦》讨论文字,好像可以从学理上分清这是历史的,那是文学的,貌似泾渭分明,一看就懂。不过事情没有这样简单。从大的方面讲,顾颉刚搞《红楼梦》也是无心插柳,想练一练研究方法,如果还有其他目的,可能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讨论,激起读书人讲学问的风气,这是顾颉刚一直就有的看法。因此,顾颉刚用“硬”方法来考证一本小说,内证外证兼有,比较综合并具,大体考证清楚了曹家世系问题。从个人角度而言,顾颉刚的文学修养很好,只是对他的纯考证工作助力不大。他在日记中对诸多小说都有精当的评点,比如《聊斋志异》《阿Q正传》《子夜》《雷雨》《幻灭》《动摇》《追求》等,还写旧体诗、小说。他曾写信给俞平伯支持俞不要出国留学,并比较文学家与学问家的区别,说文学家弄学问会为学问所限,让自己天机堵塞,“我以为你只要率性而行,做文学家的生活,不必做学问工夫。文学家不懂得学问,原无可羞;文学家因为弄学问而思想受了学问的限制,不能一任天机,乃大可悲”。文学的味道在于那一点似有还无的味道,不能坐实,不必锱铢必较,“文学的好处,原在不知有厉害,不知有是非,做心中要做的事,说心中要说的话,没有审度和计较”。《红楼梦》其实既是他的研究也是他的消遣。顾颉刚日记里记载他坐火车会把《红楼梦》拿出来读一读,当看到书中情真悲切处也忍不住会落泪。1921年5月7日日记:“看《红楼梦》至黛玉临死前后,下了好几回的泪,心也酸软了好久,头也箍紧了。”这可能与他早年在北大听哀情戏听多了有关,说明他对这部小说的某些情节还是很欣赏的。

今天的学者通常会称顾颉刚是一位没有《红楼梦》研究著作的红学家,所指是1921年顾颉刚与胡适、俞平伯三人讨论《红楼梦》的作者、续书问题,催生了新红学。这个观念当然无可訾议,但说顾颉刚是红学家,却值得商榷。仔细阅读顾颉刚日记发现顾颉刚与胡、俞讨论《红楼梦》的时候,顾颉刚连《红楼梦》一遍都没有读完过。日记中显示顾曾多次读《红楼梦》,而且他的读法还很特别,有时顺着章节读,有时跳着读,并且有重读的习惯。他真正读完《红楼梦》日记记载是1923年4月12日,“看《红楼梦》完毕”。这离他们考证《红楼梦》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其实三人之中,对《红楼梦》最熟的是俞平伯,其次胡适,最陌生是顾颉刚,这也许是顾颉刚用其考证之长,弃其对文本不熟之短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不是贬低顾颉刚对新红学的贡献,况且顾也知晓自己对《红楼梦》本文不熟,所以顾在通信中多次提到俞平伯对文本最熟,可以进行精深研究,这未尝不是自知之明。只是想说明今天的人喜欢贴标签,但还是先看全资料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