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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致宋桂煌信札小识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彭伟  2020年04月07日08:28

2018年9月12日,《中华读书报》“出版史”版面刊出宫立的《施蛰存致宋桂煌函释读》。漫读全文,笔者倍感亲切。宋桂煌是我的老乡,江苏南通如皋人,翻译家,译著等身。

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家乡史,我都很有兴趣。2015年后,笔者数次前往上海山阴路,谒见宋桂煌哲嗣宋亚林老师。宋亚林老师向我追忆过些许施蛰存的旧事。上世纪80年代初,施蛰存与宋桂煌始有通信。施老初次来访,恰巧宋桂煌不在,开门人正是宋亚林。由于互不认识,施老还自我介绍。赵家璧既是宋桂煌的老邻居、老同事,又是施蛰存的同乡。于是,施蛰存每每去赵家作客,也顺道往宋家坐坐。聊天中,他们常常说起同乡友朋。在施老的介绍下,宋桂煌与翻译家朱雯、女作家罗洪(松江籍伉俪)也互有交游(见宋亚林《回忆朱雯先生》)。施蛰存先生精通诗词,宋亚林曾携一位友人,前往施府,上门请益。聊起诗词,施老不止一次赞许过如皋诗人冒效鲁(又名冒孝鲁)。冒先生是钱锺书的亲密诗友,两人可谓“鸟鸣嘤嘤,交颈颉颃”。众所周知,施先生对于钱先生评价褒贬不一。然而,对于钱氏好友——冒效鲁,他印象不错。为此,笔者询问过亚林老师,只有口说,不足为据,是否留有文字资料?他记忆不清,语焉不详。《施蛰存致宋桂煌函释读》所述1981年12月25日函中,就是证据:

冒辟疆的子孙有冒鹤亭,亦近代词人,久居上海,“文革”前故世,其子孝鲁,现在安徽大学教俄文,旧诗也做得很好。冒氏水绘图遗留文物,都捐献上海博物馆了。

上述文字,原文未作解读。笔者略知一二,补充如下。施蛰存比冒鹤亭晚一辈,故而对于冒家史料,可能不甚了解。冒辟疆正是明季“复社四公子”中的冒襄。冒鹤亭与冒辟疆同一天生日,自许为“冒辟疆后身”,又请赵之谦治印“东林复社后人”,以至于他人常常认为“冒鹤亭就是冒辟疆的子孙”。其实不然,据如皋《冒氏宗谱》(河西版)、《冒鹤亭先生年谱》记载,冒辟疆为第12世,冒鹤亭为第20世,上溯至8世祖冒承祥才是二人共同的先祖。两人同祖不同支,冒鹤亭只是冒辟疆的族裔。1959年,冒鹤亭就已离世;1961年,后人遵其遗嘱,捐献家藏“水绘图文物”。

施蛰存关注冒鹤亭、冒效鲁父子,究其缘由与词有关。《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叔子诗稿》等书互有印证。施蛰存、冒效鲁二人,均与钱锺书、夏承焘、郑逸梅、苏渊雷、李宝森、彭鹤濂、陈巨来、黄葆树诸君交游。其中诸位多是诗人、词人。1978年11月19日,郑逸梅去函施蛰存:“日前兼老约叙,知座有我兄及渊雷、孝鲁、鍊霞诸子,惜弟应友人之招,作松江、石湖荡两处之游,致未克相见。”“兼老”即陈兼与(1897—1987),诗人、书法家;“我兄”即收信人施蛰存。应陈兼与之邀,施蛰存、苏渊雷、冒效鲁、周鍊霞诸词人,雅聚一堂,可知施冒二人见过面。两人在诗作方面,亦有互动。施蛰存读过女词人丁怀枫《还轩词存》,大喜过望,誉其为“漱玉后一人”。1980年,丁怀枫辞世,冒效鲁作挽诗两首,诗援施氏赞誉,写道:“豆叶池同柳絮泉,易安而后有还轩。”

宋桂煌从未填词。施蛰存向他说起冒效鲁,因为宋桂煌也是如皋人。其实宋桂煌与冒家有亲,但是鲜为人知。多年前,笔者曾在家乡走访淮军名将周鼎的孙子周誉老人。周誉夫人宋美进生于如皋西乡,正是宋桂煌先生的侄女。周誉的姑母嫁入冒家,生有冒承宣和冒承宗两兄弟。他俩比冒效鲁还长一辈。宋桂煌去沪后,与乡人联系不多,上录亲属关系,也未全知。宋亚林于晚年也只记起周誉。因此,施蛰存就更加不知了。

除去1981年12月25日函,《施蛰存致宋桂煌函释读》提及另有两通信函,录于《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其实书中所录,一非全璧,二有讹误。2013年3月29日,两封信同在书网上拍,笔者有幸淘得第一封。日后结识宋亚林,我出示此札。宋老师谈及:昔日邻居是书商,生活很困难,于是将一批宋桂煌旧藏手札送给他。我才放心,所获施信当是真迹。

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12月27日,抄录如下。

桂煌兄:

手书敬悉,你也是上大同学,我竟未知道,或者在1947年开同学会时知道,现在又忘却了。大约(书中错为“弥”)你在中学部,不与大学部在一起。不过刘华住的亭子间,却在大学部。我到他屋里去过,这个英俊青年,牺牲得很可惜。

现在姚天宇(当为“羽”)还在,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也有人去访问,不过他说话不清楚,写的文仗(当为“章”)也不得用,故人家对他印象似不很好。姓戚的名字我不记得,孔令俊和她常有往来。暑中我和孔夫人谈起过,她说不知其情况,不过可以问曹雪松(虹中学教师,已退休,人还在)(当为“虹口”)。最好你去找曹雪松问问,我也正要打听戚的情况,并且从她那里打听另一女同学刘佩规的情况。

当时中文系女同学最多,丁玲、张琴秋(故)、斯(书中错为“刘”)仲英、朱蕴辉、刘佩规、江华等等,都不知下落了。老兄近况如何?还在写作否?得暇盼示我数行。

匆复即颂 谭安

弟施蛰存顿首

1981年2月28日,施蛰存又有回函,内容如下。

桂煌同学:

2/15惠书早到,稽复为歉。兄提到许多上大同学名字,助我回忆不少,我要找的正是戚蕙侬(当为“农”)。此人不知还在否,你去找一找,如找到,我们约一个时间一起谈谈。

“庄铭彝”是赵铭彝之误,此人在戏剧界,即住在愚园路,去年我到他家去过。朱义权我当年也熟悉,后来不相见,兄不提起他,我已不复记得。钟伯庸是松江人,早已去世。刘佩规不知是否刘大白之女,作诗词甚好,此人恐亦已故,问戚蕙侬一定知道。

我想请兄记录一些上大同学名字及略历,或者有用。我近来太忙,身心交疲,今后想摆脱一些事务,免得拼老命。王家贵那里(书中错为“见”)有消息否?念念。

匆此即请 大安

弟蛰存顿首

笔录两札,写作时间早于1981年12月25日。纵看三封复函,施蛰存回信宋桂煌的主线是联络两人在上海大学的同学。1923年9月,施蛰存与诗人戴望舒一起进入上大,就读于中国文学系。施蛰存认为上大“气象虽新,实非学府”。1924年9月,他转入大同大学。(见《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因此,他在上大,前后一年时间。宋桂煌入校时间恰为是年秋天。他手持如皋师范同学吴亚鲁致邓中夏、陈铁庵的推荐信,前往上海,后经上海大学教务处秘书长陈铁庵的安排,进入上海大学附中读书。中学大学连读,宋桂煌多年后才从上大英国文学系毕业。(见《翻译家宋桂煌的人生历程》)一进一出,系院有别,失之交臂,故而施蛰存写道“你在中学部,不与大学部在一起”,“你也是上大同学,我竟未知道”。又因宋桂煌长期在上大学习,于是施蛰存才连书三信,追忆旧谊,咨询同学近况。

“刘华住的亭子间”应该宋桂煌先提起的。作为一名红色翻译家,宋桂煌在上海大学有两位重要的引路人,都是施蛰存的友人。一位便是刘华,四川宜宾人,“五卅”运动的领袖之一。1923年8月,刘华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学习。直到最后牺牲,他都在上大学习生活。剧作家阳翰笙追忆,刘华非常谦虚,不肯直接升入大学部,但实际上在大学听课,因而大学部的施蛰存才会与中学部的刘华结识。宋桂煌回忆,1925年,他与刘华成为室友。施蛰存前往刘华住地的时间,当在1923年或1924年,所以未能邂逅宋桂煌。晚年的施先生重新认识上大,1991年,他在《浮生杂咏》第35首中写道:“沧海腾波龙起蛰,成仁取义各千秋”,即与信中“这个英俊青年,牺牲得很可惜”遥相呼应。施蛰存又在诗后加注:上大有两位同学于“五卅”运动中牺牲。一位是宋桂煌帮助他忆起的朱义权,运动中死于南京路;另一位就是“以身殉国的刘华”。

另一位宋桂煌在上海大学的引路人是侯绍裘烈士(《翻译家宋桂煌的人生历程》误为“侯少裘”)。他是松江人,与施蛰存先生早已熟稔。1921年6月,侯先生接办松江女子中学,学生就有施绛年(施蛰存大妹)、陈慧华(施蛰存妻子)。1923年7月,侯绍裘等人创办“新松江社”,施蛰存加入此社。施先生在《震旦二年》追忆,两人最后一次相遇是1927年初,当时他已经猜到侯先生是共产党员。宋桂煌回忆,侯绍裘率领松江中学师生来沪,并入上大附中,于1925年被聘为附中主任。宋桂煌在侯先生的鼓励下,着手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其中《高尔基小说集》一译成名,此书为第一部高尔基专著的中文译本,得到阿英、戈宝权等人的重视。也许由于侯先生入校时,施蛰存已经离开,于是两人信中未曾说起侯绍裘。

姚天羽也是上海大学的旧人,撰有《培养革命干部的烘炉——上海大学》,文中未曾提及施宋二人。施先生在信末的确录有他的地址与名字:“姚天羽 新闻路653弄15号”,宋桂煌是否前往姚家,不得而知。孔令俊就是茅盾内弟、作家孔另境。茅盾在上大讲授小说研究和希腊神话。施蛰存、戴望舒入校后认识的第一个同级同学就是孔另境,又经常随他去茅盾家中作客。(见施蛰存《怀孔令俊》)诗人、戏剧家、演员曹雪松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在校期间著有诗集《爱的花园》,刘大白、郑振铎作序。施先生记不清的“姓戚的”是谁呢?宋桂煌在第一封信后,用红笔写为“戚惠农”,施蛰存在第二封信中写为“戚蕙侬”,都不准确。不过施先生清楚地记得,她和孔另境、曹雪松交往多些。在校期间,曹雪松与戚蕙农女士,花费三周工夫,编写了一本《三民主义浅说》。此书由和平书局、大东书局出版时,著者署名是“戚蕙农”。施蛰存又赏识刘佩规(宋桂煌于第一封信末写为“刘备规”)的词作,希望通过戚蕙农找到她。他还怀疑刘佩规是刘大白的女儿。1924年3月,诗人刘大白应聘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讲解中国诗史等课。作为学生的施蛰存,对他印象深刻,晚年撰有《忘不掉的刘大白》。不过刘佩规应该不是刘大白的女儿。王志青《刘大白先生遗族近况》(刊于1934年4月《文艺茶话》)介绍刘大白有四个女儿:刘端子、刘星子、刘绿子、刘满子(笔者按:大白先生纪念在日生活,故取此名)。

上大中文系众多女生中,“丁玲”在信中排在第一位。施蛰存说丁玲在校期间,“落落寡合,不假言笑”。两人的友谊始于1928年,施蛰存、戴望舒等人创办水沫书店(初名一线书店),编印胡也频的《往何处去》。于是,胡也频、丁玲常去书店,拜访施蛰存。沈从文、胡也频、丁玲还前往松江,参加施先生的婚礼。1931年,胡也频遇害,丁玲也不复相见。1979年6月,施先生读报,获悉丁玲在世,写下《怀丁玲诗四首》,希望联系上老同学。直到1980年末,《怀丁玲诗四首》依然无处发表,以至于施蛰存致信宋桂煌,表示不知丁玲的下落。后来诗作见刊,施蛰存、丁玲才恢复了交往。另一位施蛰存记得的女同学是斯仲英。她是西泠印社画家斯道卿的女儿。

第二封信末的王家贵,与人合著过《上海大学:1922——1927》(1986年出版)。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上海工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平日采访上海大学的师生。施蛰存提起他,应该是希望向他了解往事,抑或提供些往事给他。翻阅《上海大学:1922-1927》全书,未有施蛰存、宋桂煌的名字。幸有施老三信存世,他与宋桂煌的同砚旧情,也可进一步充实了上大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