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花神庙一侧的山坡上，立着一个不大的墓碑，碑上镌刻着叶剑英的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斯诺在中国生活了13年，其中旅居北平5年，和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写出了传世名作《红星照耀中国》，最终他的一部分骨灰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煤渣胡同21号：美国驻北平新闻记者

1928年7月，喜欢冒险旅行的斯诺从日本搭船抵达中国上海，任职《密勒氏评论报》，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编辑生涯，时年23岁。

次年7月，斯诺沿铁路线作旅行采访，第一次到达北平。金色的屋顶、大理石祭坛、青灰色的屋墙、绿树掩映的寺庙、高大的刺槐，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他只在北平稍作休整，就赶回上海。12月，他被美国新闻界的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聘为驻远东的游历记者。1931年10月，斯诺与来到上海的美国姑娘海伦·福斯特一见钟情，并于1932年的圣诞节举行了婚礼。

1933年3月，斯诺成为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携海伦到北平赴任。斯诺对北平的印象是：“亚洲最壮丽、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个具有差不多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的文明中心，它的内王城有着若干宽敞之美，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古宫殿建筑群，给人以一种古代风习感。”“它不同于上海，北平及其郊区是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只有东交民巷例外。”

斯诺夫妻俩在北平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煤渣胡同在明时称“煤炸胡同”，为京城澄清坊所属，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胡同中段路北设立神机营衙门，选八旗精锐一万五千人，配备新式步枪，由恭亲王奕訢率领，负责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清光绪时称“煤渣胡同”，沿用至今。

斯诺夫妇在北平安家后，开始了“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有时外出采访，为统一新闻协会提供新闻稿，更多时候在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斯诺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报刊，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各个方面。但他看到的这些材料都是英文版的二手材料，难免带有倾向性观点，感到不全面、不太可靠。因此，他决心学习中文。终于，斯诺学会了近1500个汉字，他高兴地说：“这已使我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作品了，我不完全是一个‘瞎子’了。”

海淀军机处8号院：兼职燕京大学新闻讲师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军机处8号院租了一处坐西朝东的别墅，位置在现在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房子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1英亩的花园和一座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的窗口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而且房租每月才40美元。斯诺高兴地写信告诉姐姐：“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

从斯诺夫妇的新家到燕京大学步行只需十分钟，不远还有清华大学，住在附近的多是中外学生、教师，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学术氛围，加上环境优美，是一个读书学习、研究学问和潜心创作的好地方。

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六七个教员中，有一半是当时英美德等国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斯诺利用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收藏了许多“禁书”，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苏联小说和反映中国红军的小册子，为进步的青年学生提供了精神食粮。

斯诺的家被学生们称为“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燕京大学的张兆麟、陈翰伯、黄华、龚澎、龚普生、李敏，清华大学的姚依林、黄敬、陆璀与东北大学的宋黎等热血青年，都成了斯诺家的常客。他们在这里阅读进步书籍，与斯诺交谈讨论时政，斯诺也经常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政府封锁了的消息，大家关心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危亡。

盔甲厂胡同13号：爱国学生的避难所

1935年夏，斯诺因为被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聘为自由投稿记者，遂辞去了燕大的教席，从海淀搬到城里，在盔甲厂胡同13号租了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国民党政府却一味退让，“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前列两侧，有一群外国记者跟踪采访，他们就是斯诺和海伦联系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记者，希望借助报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记者一边拍照，一边跟着高呼口号，海伦对着警察高喊：“巡警站到学生一边去！”（谭外元、郭六云编著《斯诺》）

12月9日当天，斯诺向纽约《太阳报》发送专电“中国又一次五四运动”，成了独家新闻。此后，其连续报道在英美报刊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并配以照片。12月10日，伦敦《每日先驱报》发表《三千北京示威者力促反抗，城门关闭，“我们是日本殖民地吗？”》，斯诺的报道真实、生动、公正，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2日，在斯诺建议下，龚普生、龚澎等学生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介绍学运情况。中国的中英文报纸也不顾当局的新闻禁令，抢发消息。通过新闻媒体的迅速传播，“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并很快传遍国内外，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毒打学生，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这时，斯诺的家又成了爱国学生的避难所。为躲避当局的追捕，一些学生来到斯诺家中。斯诺夫妇极力提供方便，想方设法帮助他们通过哨卡，离开北平。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在游行示威中带头冲击西直门，遭到宪兵毒打。斯诺见状，毅然走上前去现场采访她。陆璀回答：“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警察将斯诺拉开，强行将陆璀带走。陆璀被释放后，在斯诺家中养伤一个多星期，斯诺亲自护送她离开北平。

在北平完成《红星照耀中国》

通过宋庆龄的帮助，斯诺找到了去陕北采访的办法，伦敦《每日先驱报》表示愿意支付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1936年6月，中共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刘少奇的代号）指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戴维（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通过东北大学教授徐冰（中共党员）转交给斯诺，并告诉他去西安，那里有人护送你到陕北。

斯诺高兴极了，他打上天花、霍乱、鼠疫、麻疹、伤寒等各类防疫针，备好一些常用药品、生活用品和采访用品（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并买了一支勃朗宁手枪用来自卫。当“北平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景”时，斯诺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奔赴延安。

4个月的陕北之行，斯诺真正认识了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36年10月底，斯诺满载而归，安全地回到了盔甲厂13号的家中。海伦形象地描绘了此时的斯诺：“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有一样不馋，但是却洋洋得意，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儿。”

斯诺决心隐居起来，整理采访资料，埋头写作，他把摄影胶卷和电影胶片都冲洗出来。海伦全力配合斯诺，当朋友打探斯诺的消息时，她回答说去内蒙古旅行还没有回来，并且投入到斯诺的工作中，帮助斯诺打字、校对和翻译从苏区带来的资料。

为了早日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报道给读者，斯诺把自己关在北平盔甲厂13号那个四合院的小书房里，坐在打字机旁敲打着键盘。“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斯诺写下了开头几句话。毛泽东、周恩来等

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和广大红军战士的形象，苏区的农民、工人、红小鬼和陕北高原空旷辽阔以及粗犷的民风民俗，一起涌向斯诺的心头，千言万语聚集到他的笔端，他怀着对共产党人、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的敬佩之情和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感、使命感，辛勤耕耘，甚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一篇篇真实客观、生动形象、夹叙夹议、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从斯诺的手中写出。

为了让中国读者了解苏区和红军，1937年初，斯诺将一部分整理好的新闻稿交给了爱国知识分子王福时。他立即请来郭达、李放、李华春编译成中文，并在父亲王卓然主持的《东方快报》印刷厂印刷，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出版工作。为掩人耳目，该书以文艺小说的形式秘密发行，后又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10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正如斯诺评价说道：“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美中合作，在中国如同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