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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鲁迅的众多表述中，“积习”一语反复出现，从自我反省到对这一反省的背叛， “积习”与“油滑”相类，构成了一种含混、悖反又捉摸不定的言说方式。本文拟以鲁迅文章中的“积习”修辞为中心，分析其否定性的字面意义背后的游移感与复杂性，在“古文与白话”问题的具体语境中，考察鲁迅在现实态度与表达策略之间的张力，并最终上升到文章风格层面的讨论。最后，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关注“言说”的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鲁迅，“积习”，修辞，古文与白话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1932年12月）中交代以“南腔北调”为集子命名时写道：“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1]——虽曰“不足为训”，这一“积习”却从来没有改掉，在“三闲”与“二心”、“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之中，反而还仿佛能看出些自得其乐的意思。

在鲁迅的众多表述中，“积习”一语反复出现，从自我反省到对这一反省的背叛，“积习”与“油滑”相类，构成了一种含混、悖反又捉摸不定的言说方式。“积习”作为一种修辞，在其字面意义与背后所指之间，存在着多重指涉又游移不定的复杂空间。回到“积习”一语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与言论语境之中，则可见出鲁迅在不同场合、文体及其背后的言说姿态、策略与针对性考量之间的张力所在。而在这诸多前提之下，这一言说方式也将从一种修辞表现，最终上升到文章结构乃至风格的层面。

一、“积习”：否定性的自我指涉

鲁迅常以“积习”一语对其写作进行自我指涉，并以《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一文中的解释和表白最为详尽：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2]

此外亦有“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3]（《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1929年7月）一类的表述，也曾在《“感旧”以后（下）》（1933年10月）一文中，以此指称新文化运动初期一些文白夹杂的作者：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4]

这些表述首先指向的是在“文辞”的层面，由“作对”、“常用成语”等带来的“字句”、“体格”上的“古文气息”，有时也会继而将批判的笔触延伸到“文辞”背后的“思想”层面。而无论具体的论述方式如何，称之为“积习”，便首先在显性的字面意义上传达出一种负面的态度。然而，与这种字面上的负面意义相对，却有两方面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鲁迅自身态度的游移乃至反转：称“积习”是“不足为训”的，却继续在书名中玩些字眼上配对的把戏；称“积习”应当“荡除”，却仍拉来古文为文章作结。在《写在〈坟〉后面》的末尾，鲁迅竟甘冒前文之“大不韪”般这样写道：

……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吊曹孟德文，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5]

可见在实际写作中，鲁迅对他的“积习”虽自我否定却未必“真心悔改”，而在表达方式上，所谓的“积习”与继之而来的“积习不改”所构成的反转结构，则恰恰可能是其有意为之的。二是在鲁迅的文章和语言内部，这些“字句”、“体格”上的“积习”确实构成了某种独特的美感。正如木山英雄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看到在鲁迅的文章里，古文字句和格调不同于那种伪风雅，及与质朴详实的现实主义既相矛盾又相联系的风格，因之我们不能不佩服其容裁的凝练美。”[6]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那里，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其对于古典小说在“文辞与意象”上的浓厚兴趣与赞赏之辞[7]，而其《中国小说史略》更是在“文言述学”的传统内部，通篇采用典雅简古的文言展开的学术著述。但需要辨析的是，鲁迅关于古典资源的修养与取用，造就出的是一种不同于陈旧的格律、体式与蕴思方式的美感与音乐性，这与周作人所批判的“文义轻而声调重”、“八股里的音乐的分子”，及其背后来自于“服从与模仿根性”[8]的写作（《论八股文》，1930年5月），已然发生了判然两立的改变。如若“积习”真的指向其表面上的负面含义与自我否定，那么施蛰存称鲁迅“新瓶装旧酒”的意见便也并不算错：“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9]（《〈庄子〉与〈文选〉》，1933年10月）。但鲁迅既不承认所谓的古文修养在其白话文写作中的积极作用，还要以“积习”之名加以否定，却又执意将这一“积习”保有并实行下去，可见在鲁迅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当中，“积习”一语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明确、唯一且稳定的对应关系。

二、“古文与白话”：现实态度与表达策略

将“积习”作为一种言说方式，无法抛开这一言说本身涉及的问题。修辞上的选择与调用，势必关乎对问题的表态，以及这一态度的性质与程度。上述在字面意义与运用方式之间发生的错动、抵牾乃至反转，传达出鲁迅在谈论这一问题时发言姿态的复杂性。在上述表述尤其是《写在〈坟〉后面》中，“积习”是被放置在“古文与白话”这一结构性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在鲁迅自身关于语言问题的发言中，不乏言辞激烈的批判如“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10]（《二十四孝图》，1926年5月）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过程中，比之于陈独秀“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11]与胡适“不避文言”、“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12]这类稳健折中的立场，以及周作人将“文言与白话”放置在“口语与文章语”的系统中学理清晰的论述[13]，鲁迅的立场和表达策略则更近于钱玄同的鲜明与激烈：“有人说，现在‘标准国语’还没有定出来，你们各人用不三不四半文半俗的白话做文章似乎不很大好。我说，朋友，你这话讲错了。试问‘标准国语’，请谁来定？难道我们便没有这个责任吗？”“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我以为这是最好最便的办法。”[14]

在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发言中，鲁迅是反对一切调和论的，其公开表态绝不采取任何折中与让步。但在其自身的写作实际中，鲁迅却又往往有所夹带或假意检讨，可见他对于来自古典传统的字句、体格的携带与调用，实与钱玄同所谓的“尝试”相合。作为对新的文学语言的探索，鲁迅的白话文写作，内含着对于文学/语言传统的抵抗，同时也内含着对自我的抵抗和更生。质言之，鲁迅自身的语言风格正是在对这种断裂与延续的双重自觉之中形成的产物，因而具备着独特的、不可复制的风格与美感。因其不可复制，使其无法成为一种可被明言或仿效的立场与方法，而只能保持在某种潜在的、深度的层次上，等待着沉淀为某种新的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其影响及效用。直到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仍在讲“说话”问题，主张说“现代的话”、“自己的话”、“活着的白话”而非“死的古文”[15]，但在自身的写作实践中实则又从未放弃过他的“积习”，或许正显示出其立场与态度中可明言与不可明言的两面。

当有评论者如朱光潜以鲁迅为例证发议论道：“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16]（《〈雨天的书〉》，1926年11月）鲁迅则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调和派”的论调，而返身将其白话文写作中的文言品格称之为“积习”。从反面的驳斥到正面的发言之后，鲁迅流露出对“青年作者”的忧虑：“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17]在这种重声形与功利化的写作背后，鲁迅批判的是语言的因袭所包含的思想的因袭和奴役。应当说，鲁迅未必是要抹杀古文修养在自身语言风格中的作用，却是怕在“批评家”与“青年”的利用与误用中变质，又演成“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悲剧，因而与其对待“油滑”的态度相类，为免于在拙劣的模仿或恶意的歪曲中衍生出歧路，才以“积习”之名将跟随者挡在门外。不仅是在生活的态度上，在写作上，鲁迅对人与对己的态度也并不相同，正如他在《两地书》中对许广平所言：“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18]（《两地书·第一集 北京·二四》，1925年5月）

言论不可被等同于生活的态度，有时亦难被等同于写作的态度。鲁迅在公开发言与实际写作、对人和对己态度上的分野，都可能造成其言说方式的捉摸不定。而《写在〈坟〉后面》一文在细微的语词、态度的转折和行文结构的调动上，都可谓是考察这一问题的上佳文本。其中，鲁迅在感慨印数的增加时说：“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这样的自陈，在鲁迅看来“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19]而紧随其后的“还有一点余文”，则正是那段关于古文、白话和“积习”的言论。将“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视为“中间物”，甚至将自己也归为受累于这“积习”者之一，莫不是出于上述的一点“顾忌”。然若由此便相信鲁迅身上真还有些旧习气没有洗脱，那怕是要被鲁迅骗了。在如“劝读古文说”之流沉渣泛起之时，鲁迅要出版《坟》这样一本“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20]，是不得不有所“顾忌”并加以解释的。对于那些面对白话文运动逐渐常态化的趋向，而对白话文写作及写作者如鲁迅，加以假意的迎合、曲解、盗用或调和的言论，鲁迅的反击是通过进行自我否定，而不给对方加以利用的机会：你说我白话文做得好得益于古文读得好，我则干脆将其目为应当“荡除”的“积习”、“毒害”与“瘢痕”，而拒绝被作为“目标”和“范本”。但鲁迅并没有在自我否定这一环上停下来，而是又返身践行了其刚刚以“积习”之名否定过的东西，出版文白杂集《坟》者如是，拉来古文为这一杂集作结者亦如是。由否定而“顾忌”，因“顾忌”而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之后又无所顾忌——至此，似乎用“顾忌”也无法解释鲁迅这一捉摸不定的态度了。

三、多重否定：从修辞到风格

可以肯定的是，以“积习”为代表，前后行文中这种曲折、反复、自我否定又虚实相继的措辞，形成了一种鲁迅所独有的言说方式。事实上，从中我们并不难看出鲁迅对“古文与白话”这一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但重要的是，鲁迅是如何在“表态”和写作的实际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言说方式，使得其写作中“积习”的遗留，以及对“积习”这一修辞的运用，反而构筑出一个高度自觉的现代写作者形象，及其现代写作形态。在对于“积习”的运用中，从字汇本身的否定性意涵，到自我否定的修辞方式，再到背叛这一自我否定，而将被否定之事继续实行下去的做法，当然显示出某种迂回和游移。但与此同时，这一自我否定又是建立在对论敌的否定性批判的前提之下的，因而并未导向对自我的取消。这里触及到的将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文”的层面，这种游移造成了语言上的流动感与不稳定，但是否会因此造成文章风格的含混？二是在“论”的层面，态度的犹疑或许反而借助这一否定性结构的张力，最终转化为了某种“反讽”的风格及其力量。

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仍需回到“积习”的修辞层面加以细究。深入鲁迅这一言说方式的特殊性与难度在于，它表现为诸多不同语义、姿态以及策略的层累。若将其每一个层次的表述拆开来看，表意都很清晰，而所谓的“游移”与“含混”，是当这些单个层次被一些修辞方式组装成一个整体之后，所显示出的语调上的迂回反复，和语义上的曲折矛盾。因而分析这一言说方式就需要对各层次之间在修辞上的转承方式加以关注。细读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的表述可以发现，“积习”一语虽带有负面意义，但对于那些携带着“积习”的“不三不四的作者”，鲁迅还是首先给予了肯定性的态度：“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21]这也正是受累于“积习”者自觉于“积习”之后所具有的战略优势和所能发挥的正面效能。然而在这一正面表述之后，鲁迅转入了对“积习”者历史命运的议论：“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22]值得注意的不仅在于这段表述与上一段表述之间的语义转折，而更在于其中大量虚词的使用：“但仍应该……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倘非……，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着重号为论者所加）在这些虚词的作用下，“积习”以一种非常辗转的方式又回到了其负面意义的起点上。又或者说，“积习”的负面意义本就是鲁迅发言策略背后的基本立场，但问题在于：在这一根本立场之下，其他更为微观、精细和严密的表述所承载的态度和方法，可能才更接近鲁迅写作的实际，只是由于与其发言立场的不相兼容，才不得不被以这样婉曲的方式压抑下去或遮蔽起来。这些兜兜转转的虚词们，当然不会更动论辩立场本身，但却在修辞上带来了游移不定的客观效果。而在修辞效果之外，大量的虚词还在句式、句群的内部乃至段落之间形成了某种迂回反复的结构，这一微观层面上的结构与语义层面上的“否定之否定”相结合，则渗透到了文章本身的结构中去。

而若将视野延伸至文章结构的层面，关于“积习”，则恐怕还有一重意义需要纳入考量，即鲁迅的“积习”并不仅仅是“字句”、“体格”层面上的问题，而且是抒情方式和写作姿态上的。在《为了忘却的记念》（1934年4月）中：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23]

如果说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中，鲁迅对那种语言层面上的“积习”表现为一种有距离的观照乃至戏谑姿态，那么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这种“从沉静中抬起头来”的“积习”又是什么呢？——问题恐怕还不在于这里鲁迅歌吟而出的是旧诗还是新诗，而在于“歌吟”的姿态本身。应当说，这种带有抒情性的姿态和自我形象在鲁迅笔下并不鲜见，如《怎么写（夜记之一）》（1927年10月）的开篇几段所勾勒出的，几近于一个“凭栏远眺”式的古典形象：

……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4]

而如前文所述，鲁迅文章在字句、体格以及意象之中所流露出的某种古旧的情致，及其所造就出的区别于旧诗文或“伪风雅”的音乐性和特殊美感，正是从大量这样的段落中传达出来。

在《华盖集续编•小引》（1926年11月）中鲁迅曾说，他的杂文“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25]在写作姿态的层面上，鲁迅的“积习”或许还内在指向一种 “诗可以怨”式的写作，一种个人性的、指向个体生命内部的情感价值与功能（“释愤抒情”）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重读上述此类具有“歌吟”感的段落，我们会发现：促使鲁迅的“积习”“抬起头来”的，往往都是这样一些个人化与抒情性的情境。

但问题总是接踵而至。“歌哭”也好，“抒情”也罢，鲁迅却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积习”之中止步不前，而是将这一作为写作姿态的“积习”发展成为了某种整体性结构之中的一个部分。在上文引述的《怎么写（夜记之一）》中那个古典而哀愁的段落之后，我们继而看到的恰恰是对这一哀愁的驱逐：

……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26]

鲁迅以蚊子“钢针似的一刺”，打破了此前那一个“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的、“令人微醺”的、遗世而独立的意境营构。以此为分界，前后两部分几乎构成了两个从情调到文体再到风格都截然不同的文本世界。在这样一个由“哀愁”与“驱逐哀愁”构成的否定性结构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写作姿态的“积习”是如何抬起头来，又如何被打压下去。更重要的是，这个有蚊子的世界对那个凭栏远眺的世界无疑构成了某种拆解，而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正由此生成。这一结构上的反讽，构成了一种不断否定的节奏，不仅是对于话题转折的推动，也造就了阅读感受的曲折乃至挫折感。鲁迅在修辞上的迂回与态度上的犹疑，也正是借助对这种否定性结构及其张力效果的反复调动，最终上升到了“反讽”的风格层面。

但这仍然不是问题的终点。“积习”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复杂性，在于其无论是在结构还是风格上，都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反讽的层面。在《写在〈坟〉后面》一文的末尾，鲁迅之“积习”又有所“抬头”，然而在其引用陆机之《吊魏武帝文》为文章作结之前，我们看到的显然是一个有所分裂的言说情境：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27]

一方面是面对“劝读古文说”的“复古”风气之再起，鲁迅要出版《坟》这样一本文白杂集之时不得不做的解释与表态，也是对前文大段批判议论之词的承续。而另一方面，我们再次看到了那种以个人的情感与记忆为中心的私人化语境，鲁迅是将《坟》作为“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带着一面是留恋，一面是埋葬的心境，为“逝去的生活的遗痕”和“曾经活过的躯壳”所做的一篇纪念与“吊文”，并在结构上，构成了对文章开篇的呼应——在《写在〈坟〉后面》一文的开头，我们竟然发现了《怎么写（夜记之一）》中的那个“哀愁”与“驱逐哀愁”结构的“先声”：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28]

也就是说，后文所有围绕“积习”在否定性语义层面上的辗转议论，都是对这一“淡淡的哀愁”情境的打破与驱逐，而统观《写在〈坟〉后面》全文，这些议论又是套在一个以“积习”为写作姿态和私人化情境的表述内部的。从文章的大结构来看，鲁迅正是以一种“积习”式的姿态为起点，转向了对这一姿态的自我否定，再到对这一自我否定的背叛，最终又重新返回到了这一姿态当中。与《怎么写（夜记之一）》中单一的否定性结构不同，在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复杂结构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反讽”，而是某种比“反讽”要复杂得多的“厚味”；并且能够隐约感受到的是，这种丰富沉厚之感，已经从文章的“语义”或“意味”的层面，上升为了某种美学风格。

若从写作动机的层面上来看，《写在〈坟〉后面》一文对于鲁迅而言，或许本身就承担着两重不同的“任务”：一是私人性的纪念，二是公开性的发言，而《坟》作为“埋葬”的意义本身，本就内涵着与过去的“切割”性姿态，与切不断的“眷恋”之情。事实上，这一姿态上的悖论性在《写在〈坟〉后面》之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不仅在于这篇文章在结构上的回环往复，更在于它持续蔓延在鲁迅此时以及此后的表述方式之中，从修辞到结构甚至是语义逻辑的展开，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风格化的影响。借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的一句实与上述问题并无关联的话来讲，即“积习好像也还是难忘的”。[29]在这个意义上，“古文与白话”的问题也就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至少它不可能单纯停留在公开表态的层面而仅仅被作为一种“主张”；又或者说，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正因为它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才会缠绕鲁迅终身，因为这才是在实际写作中需要去不断面对的、最为切实与根本的问题。因而鲁迅写作中的游移之感，也就并不只是一种表达上的策略，而是来源于几种不同的写作姿态之间的彼此重叠与牵制。但我以为，鲁迅至少还是在文章的层面上，控制住了这种源自其写作状态与气质本身的含混性。如果说鲁迅文章之中确实存在某种“反讽”的结构，那么正在于这种不同姿态之间的相互拆解，使得每一种姿态都变得不那么可靠，又将每一种姿态及其相应的文体与风格变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内部的组成部分。但这又并不是风格之间的简单叠加或粗暴的杂糅。如果说“反讽”的前提是作为对象的自我与认识自我的意识之间的某种距离感，那么鲁迅的写作不仅有意暴露了这一“自我”与“意识”之间的间隙，并且试图对其进行一种“复调”式的控制。伴随着这种形式上的内省性，一种超越了“反讽”的、综合性的文学样式正在生成。

结语：作为方法论的“言说”

以鲁迅的“积习”为入口，我们获得的不仅是一种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同时也是“言说”背后的游移、含混以及对含混的控制，如何从写作者/发言者态度的深处浮现出来，成为语调、修辞乃至结构层面的特征，并最终上升为某种美学风格的曲折旅程。因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对“言说方式”的考察最终指向的将是“言说”背后的“文体”生成乃至“话语”生成的机制性问题。

在1920年代的中国，白话作为胡适理想中所谓“求高等知识、高等文化的一种工具”[30]及其表达能力，都还在锤炼与提升的过程之中。鲁迅的语言方式在句式与修辞上的特点，如大量虚词的使用，所造成的句法的繁复与表意的曲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白话文形态的现代汉语之精密性的锻造，它所提升的正是现代汉语对于复杂思想的表述能力。语言表达的“精密”与否，一直是鲁迅看待“古文与白话”问题时的一个价值标准所在：“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31]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并不反对“‘欧化’语文”的引入，“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32]鲁迅对于“硬译”主张的坚持，也是希望通过翻译，“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33]而鲁迅自身的语言方式，也是在“试验”与开拓现代汉语在语法、句法、文章结构以及思维逻辑上的复杂性与精确性，并在客观上提升了白话文逻辑性地表达精确语义与复杂思想的能力。

而在文章风格的层面，鲁迅的写作则向我们昭示了“反讽”如何作为一种结构与风格，从尝试性的试验出发，逐步进入到成熟的白话文写作当中，并最终产生某种典范性的意义。并且不囿于“反讽”，鲁迅更进一步拓展了白话文写作在一个单一的文本单位内部，对于不同文体与不同风格的涵容能力。而这种扩容实验与锤炼过程在文体与话语机制上的产物，正是以鲁迅的写作为代表的“杂文”写作本身。如果一定要在美学风格的意义上讨论杂文，那么我以为，杂文的“审美性”正在于一种内在的紧张感所带来的特殊的阅读快感，而这恐怕与多种文体与风格在文章内部的杂糅状态，及其在形式层面上的角力不无关系。这使得“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同时也昭示着一种与“纯文学”相对立的“杂文学”观念的生成。“积习”作为一个切口，只是向我们展示了公开性的发言、私人性的寄寓、策略性的表达或游戏性的文字如何在一个以“文章”为单位的有机体内部，相互碰撞、入侵与最终化合的过程。而在一个更广阔的杂文视野中，更为丰富的文学元素与更为复杂的化学反应还在发生，这或许就有待于我们对其他更多具有代表性或特异性的“言说方式”的发现与剖析——而这也正是本文之研究瞩目于“言说”的方法论意义之所在。

注释：

[1] 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27-428页。

[2]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302页。

[3] 鲁迅：《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4] 鲁迅：《“感旧”以后（下）》，《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2页。

[5]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

[6] 木山英雄：《从文言到口语》，《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7]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唐传奇的“文采与意想”大加赞赏，对各类型小说的评点亦皆在在瞩目于其文辞层面，“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施之藻绘”、“绰约而有风致”、“丰赡多姿”，“亦常俊绝”等肯定性评价迭出。无论鲁迅在“古文与白话”问题上的立场如何鲜明，言论如何激烈，在《中国小说史略》从1923年初版到1935年最后一次改订，都未对这些文笔层面上的评价做过任何删削或修改，其在学术立场上对待古典资源的实际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详可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8] 周作人：《论八股文》，《看云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87、89页。

[9] 施蛰存：《〈庄子〉与〈文选〉》，《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

[10] 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

[11] 陈独秀：《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

[12] 胡适：《论小说及白话散文》，《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

[13] 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国语文学谈》，《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

[14] 钱玄同：《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

[15]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16] 朱光潜：《〈雨天的书〉》，《一般》月刊，1926年11月。

[17]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2-303页。

[18] 鲁迅：《两地书•第一集 北京·二四》，《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19]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0-301页。

[20]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

[21]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

[22]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

[23]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0-501页。

[24]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19页。

[25] 鲁迅：《华盖集续编•小引》，《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26]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27]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

[28]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2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30] 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胡适文集》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31] 鲁迅：《“此生或彼生”》，《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7页。

[32] 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33]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