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汪曾祺在常人眼里应该藏书浩如烟海，然而他的长子汪朗却说：“爸爸的藏书少得实在可怜。”

汪朗回忆：“文革”前，家里的藏书满打满算还不到一书柜。对父亲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三人，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废名的作品一本没有。契诃夫的小说集是全的；至于阿索林写过什么书汪朗一无所知，因为家里根本没有他的书。此外有《虎皮武士》等几本苏联的少数民族史诗；闻一多的两本选集；《哈代短篇小说选》及丹麦、瑞典等几位不太有名的作家小说集。还有介绍中国古代法医断案的《洗冤录》、古代陶瓷的《景德镇陶艺录》以及《盐铁论》《梦溪笔谈》《十驾斋养新录》等杂书。“文革”后，家中的书才稍微多了一点。

家里没什么书，汪曾祺的学问又是从哪儿来的？汪朗总结了三条途径。

一是与家庭熏陶密切相关。汪曾祺的祖父曾手把手地教他古文，每到寒暑假，家里还特意请老师来教，光桐城派的文章就讲授了近百篇。汪曾祺到了晚年，小时候学过的不少古文还能脱口而出。

二是抓住一切机会读书。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他如饥似渴地借书、读书、写文章；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60年代在北京市京剧团，他都负责给资料室买书和管理，藏书都让他翻遍了。

三是喜欢看杂书。汪曾祺读的多是各类杂书，他觉得这些东西比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收获要多。像《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等，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各种诗话、书论画论等。另外他喜欢读《植物名实图考》、法布尔的《昆虫记》等书籍。汪曾祺也多写生活性、科学性、文学性相统一的文章，绝少说空话，因而他喜欢看杂书甚至《辞海》也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