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0年6月28日，穆时英在上海市公共租界福州路被杀身亡，留下中国现代文坛世纪悬案。笔者曾撰《谍影重重——穆时英之死新探》，详细考察了穆时英生命最后四年（1936—1940）间，南下香港、由港返沪、附逆事伪、惨遭暗杀的人生轨迹，以客观事实证明其确有汉奸行为，并是以遭到抗日分子的制裁。解志熙先生也在相关文章中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关于穆时英是汉奸还是被误杀的“中统”卧底应该可以定论。

拙文最后征引了抗战胜利后一篇沪上小报文章《杀穆时英的刽子手》（1947），文中提及狙杀穆时英者为昔日上海滩有名的“白相人”张金宝。因为当时没有其它证据，故对“张金宝”究竟是不是真是凶手，如果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又缘何从一个混迹江湖、游走于社会灰色地带的小人物，作出抗日锄奸的义举等留作存疑。本文由此说起。

一

依据新见史料，“张金宝”确有其人，其真实身份为军统特情人员，也的确是暗杀穆时英的主谋。证据有两方面。首先是公开发表的文献。穆时英被杀后，汪伪“警政部政治警察署”一直在缉搜凶手，并连续二十多天在《国民新闻》发布万元悬赏通告。1940年10月11日，汪伪《国民新闻》《中华日报》同时大幅标题发布了缉获凶手的新闻，并配发了“主犯”张金宝的照片。除了个别称呼、过渡词外，两报所载消息完全相同，兹录前者：

自本报社长穆时英被刺后，继为社会部专员毛羽丰亦遭暗杀，经政治警察署多时侦缉，始知系渝伪蓝衣社行动第三队队长张金宝及其党徒等所为，当即会同宪兵队及公共租界中央捕房探捕，多人驰往新闸路一〇一六号润泰米号二楼（张犯住所），时张睡于床上，当令其穿衣之际，讵张犯既狡猾而又机警，假穿衣之际，乘隙越窗图逃，致被击伤头部被擒。经政署缜密审讯，该犯供认设计暗杀穆毛两氏案情经过，并供出其党徒甚多，现正继续严缉中。兹录张犯供词如下：

刺穆经过 该犯供称：现年三十九岁，宜兴人，前在五马路石路开设上海舞厅，本年五月间由宁波人郑某介绍参加蓝衣社行动队第三队队长；下分三组，共有组员十五人，专事暗杀工作。六月二十六日郑某来寓命余（该犯自称）出外工作，乃同至早经过布置就绪之四马路石路吴宫旅社五〇九号房间，当时以未见穆时英，故未动手；第二日（廿七日）余因病不起，第三日亦以卧病未起，即命其行动员三人前往，当晚七时，彼等来寓报告工作完成；一周后，在大新舞厅上峰发下奖金六百元。

刺毛情形 本年八月九日余先在大中华饭店内布置，当晚十时许，见毛羽丰之汽车，余之部下，即在门口埋伏，旋见毛步出大中华，即由一人上前，以左轮枪向其轰击三枪，均中要害；工作完毕后，手枪即以报纸包好带回。同时并计划暗杀梁鸿志，卢英二人云云。

报道中并未交代抓获的具体时间，但从下文可知，张金宝应在8月就被捕了。而汪伪警政署之所以选择此时公布，盖因两报同时还报道前一日（双十节）《中华日报》被抗日分子投弹袭击一事，大概有以示儆戒之意。此后，穆案遂告一段落。

抗战胜利后，穆案再次被人提起。除《杀穆时英的刽子手》外，稍早还另有两篇报道《剌死穆逆时英后被捕 烈士张金宝临刑不屈》《被忘记了的民族英雄张金宝就义经过》，作者分别为“容信”和“信容”，应为同一人，因为两文所述事体乃至细节都差不多，且后文中又说“记者年前曾记其大概于某报刊”，应该指的就是前一篇。前文如下：

汪记“政府”下的伪报《国民新闻》，曾经四易社长，第一任为穆逆时英，第二任刘逆呐鸥，第三任李逆士群，第四任黄逆敬斋，穆刘两逆先后被锄，李逆死于毒菌，黄逆现已不知去向矣。

想到穆逆时英在二十九年首次被锄时，就会使我难忘执行打死这个文化巨奸的一位民族英雄张金宝烈士，可是胜利后直到现在还未见褒奖这位民族英雄的明令，悲痛之余，就有些心寒！

张烈士为宜兴人，年仅三十余，待人和善而处事果敢，谋刺穆逆时英虽已达成目的，但随即事败被伪方逮捕，时值深夜，张之住宅四周已被伪警敌宪密密包围，张烈士闻敌伪登楼声，知事已败露，乃从窗口跃下，伪行动员追踪，向窗口下发一枪，弹中头都[部]，张烈士被捕。

被捕后先送医院疗伤，伤愈，复被解送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收押，时余亦被押在焉，目睹张烈士在押月余，每日与同狱难友，谈笑自若，毫无忧杞，一日，张正于午餐之际，突有伪员持提票至，口唱张金宝名，张知成仁之期已到，然仍无惧色，毅然随提票人出，离狱被绑时犹向同囚难友挥手高呼：“同志们永别了”，蒙难同志，闻其壮言，莫不默泣泪下，大炮吴逆世保原为烈士友，此时亦亲携酒肉送别，张拒而不受，此时，张烈士忽发现脚上穿错他人之鞋，乃嘱押刑人往调，并谓：“我当穿己物死”等语，闻者凄然。

当张烈士被押赴中山路刑场时，临刑前执行者伪员令其跪下，张怒曰：“你们这般什么东西，我乃中华有血男儿，岂肯向汝等汉奸下跪，要杀开枪，何必啰嗦。”语毕坚不屈膝。（按：若站立执行，执行人之大忌）执行人复劝其向前走两步，烈士亦不允，执行者无法，旋于脑后击一枪，卒告成仁尽忠。而现在也该是执行人被执行的时候了！

从引文可知，作者系一名记者，彼时也被拘押在“七十六号”，与张金宝是同监狱友，曾“目睹张烈士在押月余”，故对其人生经历、杀穆时英等关节知之甚详，文中所述《国民新闻》“四易社长”、汉奸李士群被毒杀也都是事实。此与六年前《国民新闻》《中华日报》所载，既相互印证，又互相补充。“容信”之所以旧事重提，盖因他认为张金宝是一位声名不彰的抗日英雄，“敬希政府当局注意，明令褒扬张烈士，暨恤其家属，俾死者瞑目”，有为其鸣不平、正名分、争抚恤之意。

其次，军统编纂的内部资料。1960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前身为军统）曾编印的《本局殉职殉难先烈事迹汇编》《忠义救国军志》，内载有张金宝抗战爆发后参加“军统”，锄杀穆时英等抗日事功。也就是说，张金宝的确是被军统招募、从事敌后抗日的特工。《本局殉职殉难先烈事迹汇编》有关张金宝的记载如下：

先烈张金宝，南京市人。倜傥任侠，胆勇绝伦。中学毕业后，曾学戎事，尤精枪法。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四月，参加本局工作，初任上海直属站通讯员，继任行动小组长，沉着干练，建树独多。先后于沪上狙击刘逆荣贵、穆逆时英、毛逆羸丰等，均获成功。敌伪股栗，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八月十四日晚，运用员傅林被捕，株及先烈。当因因跳窗逃脱而中敌弹，旋拘送工部局医院，施行手术。迨神志稍清，肆口骂奸逆不止，院方知为爱国志士，倍加钦敬，敌数欲提讯，辄以“创重难于受审”复。迁延至九月中旬，始被提解至伪特工总部。先烈以牵连多人，心有不忍，遂自认狙击刘逆荣贵等案，请释无辜。承审人吴逆四宝复询：“尔等人几何？谁系上级？倘可引捕立功，当解尔。”先烈厉声答曰：“同志不计其数，除汝辈外，皆是也，上名不详，大丈夫敢作敢当，何诛累为？余张金宝岂畏死偷生者？所恨未能尽杀汉奸以报命耳。”嗤之以鼻。吴逆技穷，挥斥出。先烈切齿詈曰：“抗战总有胜利之一日，看汝辈汉奸为虎作伥到几时！”遂于同年双十节，慷慨就义于上海中山路，年四十五。

此段记录与前引报载新闻在一些重要关节上，可互相印证，如张金宝暗杀汉奸、不幸被捕、受伤就医、押解收狱、汉奸吴四宝、牺牲地点等，同时还补充了部分信息：张金宝的军统身份、锄奸事迹、被抓原因，及其被捕、收押、牺牲的具体时间等。

此外，《忠义救国军志》也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军统“总指挥部”、各区（站）、各“行动队”等各个单位锄奸行动的具体信息——包括汉奸姓名、身份劣迹，行动的单位、日期、手段、地点和结果等。其中有张金宝所在的军统“上海直属行动队”狙杀刘荣贵、穆时英、毛雨丰、侯子文等记载，相关情况见下表。

上述信息有一些不确之处，如穆时英实为“《国民新闻》社”社长；毛羽丰的姓名、身份、被杀时间等，但关键信息是对的。其中刘、穆、毛被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与当时报载都能一一对应。以《申报》为例，1940年6月18日该报以《爱文义路昨晨血案 刘荣贵遭暗杀》的醒目标题和大幅照片，报道了“捕房沪东丙区督察长”刘荣贵遭“有计划的预伏守候，三弹均中要害当场身体死”的消息；8月10日《申报》同样以大幅标题《大中华饭店血案 毛羽丰饮弹死》刊载了“三弹均中要害”，毛羽丰“当场毙命”的消息。此外，《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新闻报》《时报》等报也在同时载有上述暗杀新闻，而上海之外的报道则稍晚一些（如重庆《中央日报》诸报道均晚一天）。至于穆时英被杀消息则更多，笔者曾多有引述，不赘。

二

上文的举证材料既有来自公开发表的文献，也有来自军统的内部记载，其中虽有少量的细节上的舛误，但关键事项皆能互证。于此可见，张金宝以军统的身份，为抗日锄奸而狙杀穆时英，确定无疑。但还有疑问需解答。笔者曾在《谍影重重》一文中指出，1941年10月，“军统”上海区被汪伪“特工总部”一锅端，死的死，降的降，散的散。而据“七十六号”的破获收缴和投降者的交代，1940年11月28日《中华日报》曾刊出《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同日《国民新闻》也有同样报道），所录100多宗锄奸杀寇的案件中，为何却没有记载穆时英、刘荣贵等案？现在看来，原因首先在于张金宝被擒获的消息早先已报道。此外，还与抗战期间，军统在上海的组织系统的复杂性、流变性等有关。

据时任军统上海区书记王安之所述，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曾亲赴上海，在各方（如杜月笙）的襄助下，先后组建了“忠义救国军”“苏浙行动委员会”等多种抗日组织。随着上海沦陷，军统的活动转入地下，利用租界特殊环境，从事情报收集和暗杀破坏活动。军统在沪组织先后有上海区（周伟龙、赵理君、陈恭澍等先后任区长）、上海第二区（姜绍谟任区长）、上海直属站等。

这些组织的成员来源广泛而复杂，既有黑道上的“流氓恶霸”，也吸纳了不少“爱国志士和知识青年”参加，甚至租界巡捕房的“中西包探”也与“军统”暗通声气。在很短时间里，潜伏在上海的特情人员，“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上海区在本部之下设有情报、行动、电台、交通站、联络处等十多个秘密门，外勤特务单位扩充到八个情报组、八个行动队。每组、每队的组、队员人数，有的一百多人至两百人，有的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不等。另外，还有军统局特派在上海的直属通讯员”。

由于汉奸丁默邨、李士群投敌事伪，以及伪“特工总部”的成立，军统在上海的组织机构遭到极大的破坏，在与“七十六号”的互相厮杀中，越来越艰难，戴笠又陆续在各地调配、当地招募人马，以补充新的力量。其中“上海直属站”成立于1940年春，同样从事情报收集与破坏暗杀行动。此单位人员多数是“在上海就地吸收的”，戴笠希望在站长廖公劭（黄埔四期）带领下，在上海“大干一阵”，“尤其在行动方面寄以重望”，一成立“即发给他武器弹药”。张金宝加入的应就是这个“直属站”，先任通讯员，后又任“行动队队长”。只是廖公劭不久被捕，投靠了汪伪，张金宝、傅林等关键人物又被“七十六号”捕获被杀，“直属站”无形中终结。换言之，“上海直属站”与张金宝统领的小分队存在时间很短，未引起更大注意，甚至连专门研究者也鲜有提及。

“上海区”（即“上海一区”）是军统在上海架构最大、人员最多，也是最主要的组织，他们做的案子多、影响大，且暗杀不少有名的汉奸。不幸的是，1941年10月底，“上海区”被汪伪“调查统计部”破获，自区长陈恭澍到五个“情报组”、八个“行动大队”，共100多名军统特工先后被捕，大批枪支弹药、发报机、档案文件等被搜缴。《中华日报》所载《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记录的是在“上海区”的组织领导、实施行动的暗杀破坏案件，而穆时英则是被张金宝所在的“直属行动队”所击杀，兼之前有报道，故不在统计之列。

但是，《忠义救国军志》对军统分布在各地、各个不同的组织所立事功，则记录得一清二楚。如发生在上海的刺杀傅筱庵、陈明楚、何行健、张啸林、刘呐鸥、余叶封等“行动单位”为“上海一区”，击杀穆时英、刘荣贵、毛羽丰等则为“上海直属行动队”所为。此外，“苏州行动队”“总指挥部”“浙江行动队”“寿州行动队”“浙西行动队”等也各有锄杀汉奸的记录。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张金宝的狱友记者“容信”，还是军统后来的记录，均对其人品、风度、行事等多有褒扬。而《杀穆时英的刽子手》则有这样的评价：“长脚金宝为六七年前名震白相人地界人物，后抗战军兴，金宝忽改白相人常态，沉默者达一年之久，金宝素无大志人也无疑。”事实上，抗战之前张金宝的确是上海滩颇有声名的“白相人”。据各种零星信息，可大致勾勒出其人生轨迹。

张金宝，约生于1901年，浙江宜兴人，到上海谋生具体日期不详，前为皮匠，还曾在饭店谋生，后逐渐混迹于江湖黑道，有“长脚金宝”“强盗金宝”诨号。因私造伪银币，1930年8月29日，张金宝在上海西嘉兴路被哈尔滨路巡捕抓获，并当场搜获了造假的模具、材料以及假洋成品一百五十多元。报称，张为此被法院判处了五年徒刑，但不知何故，同年10月17日晚，张金宝又在上海三马路的一个叫“其昌旅馆”中，遭因赌债纠纷而结仇的高阿根一伙人持枪带斧报复，身受重伤，幸被“捕车送医院”，逃过一死。据说，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中，张金宝曾“组织义勇军”，“抵抗敌人”，傅林等马仔小弟皆“挺身响应，不遗余力”，“旋奉命停止活动”，又“在上海开设舞厅”，并“暗中接纳义士，以图后举”。

1933年3月，张金宝犯下了一桩杀人大案。当月26日，张伙同门徒张殿臣，在法租界小东门大街“大吉楼”饭店里，枪杀了一个叫顾道生的人。报称顾道生之前也是张金宝的“门徒”，因为争风吃醋，两人反目成仇。杀人事发后，张殿臣被抓，张金宝则避逃常州。7月24日，租界捕房派人将其从常州抓回上海，二张皆被法院判处二十年徒刑。但两人在供词中互相推诿，均不服判决而上诉。羁押期间，张金宝“仍不悔过”，与同监在押犯为香烟而起争执，不但不听狱警劝阻，反而殴伤朱姓看守，又加一罪，到了法庭上，张金宝竟然百般抵赖，不承认打人。直到1935年，张金宝还在为杀顾的案件上诉，甚至在法庭上“跪地叩头”，哭诉被人诬告，若“吃冤枉官司”，七十老母无人供养，将会饿死。

据报载推断，最终张金宝大概仅以“犯盗案、私藏军火两罪”，被判处短期徒刑，因为1936年他就出狱了，但是不久又犯事了。张金宝私藏的“红丸”（毒品）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搜获，并查封了他的住所。因怀疑是“地保”徐庭忠（其实是其前情妇）告发藏毒一事，11月2日，张金宝带多名持械同党，在闸北徐家桥枪杀了徐庭忠，再次犯下杀人案，并逃匿于吴淞乡间，后被抓获，判刑二十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淞沪抗战爆发。可能系出于现实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以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可疏通监犯、减少敌机轰炸危险，与军事方面亦有相当辅助”，“分令各省高等法院督饬各级监狱迅速遵办具报”。也即将服刑犯人放出来参加抗日活动，张金宝大概因此“经合法手续保释出外”，并“在战地服务”。不巧的是，一次，张生病上医院就诊时，被法租界巡捕认出，并当作逃犯抓了起来。经法庭审理，认为“张并无脱逃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当庭判决无罪”。所谓“战地服务”，当然是参加抗日活动。

1940年4月，张金宝加入军统后，也介绍小兄弟傅林加入。傅林1932年曾协助张金宝组织抗日活动，1937年淞沪抗战时“投身军伍”，先在邓义部任排长，作战勇敢，“苏州一役，身中三弹”，伤愈后赴浙江参加陶广部，任特务长。傅林对上海情况熟悉，加入军统后，“举凡运输军械、制裁汉奸等工作，无不参与，贡献极多”，刺刘荣贵、毛羽丰案，“与有力焉”。1940年8月14日，傅林被敌伪捕获，并牵连张金宝被抓，10月10日，两人同在“中山路慷慨就义”。

综上所述，抗战之前的张金宝混迹于上海大世界，出没于租界码头，造假币、贩毒、私藏武器、逞勇斗狠、杀人袭警，可谓劣迹斑斑，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相人”。无论是记者“容信”，还是军统的，则对其多有美化，甚至称之为“帮会巨子”。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所知晓（或只愿意记载）的大概只是抗日英雄张金宝。

当然，从张金宝在法庭上还惦记着无以为生的老母，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曾有抗日举动等细节，表明其尚存孝忠良知，这大概也是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一反往日作风，并最终做出了舍身搏命、杀敌锄奸、宁死不屈等令人刮目相看的义举。而判然有别于那些毫无原则底线，罔顾是非忠义，只为一己私欲，在乱世中浑水摸鱼、残害同胞、助纣为虐的奸逆败类，如抓捕杀害张金宝的吴四宝、张国震之流。

至此，穆时英被杀案应可以尘埃落定。让人感慨的是，若不是抗日战争，鬼才作家穆时英应该继续过着他天马行空、落宕不羁的都市“新感觉”生活，还可能写出更加出彩的文学作品，而“白相人”张金宝则大抵还在监牢中浑浑噩噩，或者在刀光剑影的江湖中讨生活。历史的机缘巧合，让两种原本不相属的人，意外的牵扯在一起，并演绎一出正与邪、生与死、英雄与败类的反转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