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二十世纪初留法中国学生中，傅雷的欧洲经历资料最丰富，最为人熟悉。他本人在这方面提供了主要的材料，1928年《法行通信》三篇（第十四至第十六）和《湖上通信》；1957年《傅雷自述》；1980年代遗作《傅雷家书》里的相关片断。他的同时代人也留下不常见的详细见证，1931年孙伏园的《丽芒湖》，1935年刘海粟的《欧行随笔》，八十年代刘海粟和刘抗的回忆文章。此外他的家属和刘抗家属收藏着数量繁多的照片和手稿，尚在陆续整理公开。

根据这些已知材料衍写的文章不胜枚举，然而傅雷的经历仍存在空白。《傅雷自述》说：“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这句话给人印象很深，但是认真数一下已知的外国人名字，数目不多，而且几乎全部属于社会交际应酬，不能归入真正的互动交流之列，笔者开始整理他与罗曼·罗兰的通信时，就有这种困惑。

为了解决疑问，首先要厘清他的欧洲经历。没有想到最早找到的法国资料竟然是一篇悼文，标题《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Le père Daniélou parle de Fou Laï），发表在《快讯》（L'Express）周刊1966年10月31日第802期：

香港报刊报道，由于遭受红卫兵批斗，中国作家傅雷及其妻子最近在上海自尽。傅雷是一位佛教徒，一位文化高尚的人，一向不问政治。他的去世伤害了文化自由，也是法兰西文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消失。

傅雷从1928年至1930年在法国生活，当时名叫傅怒安。他住在一间国际学生宿舍里，位于现在圣日耳曼大道绿廊酒吧（Pergola）的地点，名为“青年之家”（Maison de Jeunesse）。

我就是在那里和他结成知交。在那个地方，他认识了穆罕默德·埃法思、穆尼埃和伊扎尔。从那时开始，文学是傅雷的唯一爱好。我记得他阅读《独行者的遐想》时的热情。

回到中国后，他开始推广法国文学，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他主要翻译了伏尔泰、巴尔扎克、左拉和罗曼·罗兰的作品。他非常严谨细心，经常写信给我，让我解释某些单字和词组的确切含义。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去年，他正在专心收集最新版本的巴尔扎克作品。他抱怨翻译的节奏太慢，表现相当消沉。他向我谈到他的长子傅聪，以他的钢琴演奏家声誉为荣。

傅雷十分重视作家的自由，我对他的佛教徒举动不感到意外，因为这种自由已无可能……

法国《快讯》周刊《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1966年）

这篇充满哀伤的短文，直接解答了前面提到的困惑。文中三位朋友后来都成了名人，埃法思（Mohammed el Fasi，1908—1991）是摩洛哥人，作家，历任该国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部长，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出版家，伊扎尔（Georges Izard，1903—1973）是名律师和法兰西文学院院士。

文章作者达尼埃鲁（Jean Daniélou，1905—1974）更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著名的宗教学家，写悼文时担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傅雷去世后三年，梵蒂冈晋升他为枢机（红衣）主教，继而被选入法兰西文学院。他的悼文把笔者直接带领到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这里存放着他在1974年去世后留下的个人档案，里面收藏着17封傅雷来信，日期从1929年至1953年。读完之后，毫无疑问，达尼埃鲁是傅雷在欧洲的最亲密知交。沿着这些信件提供的线索，能够比较准确地勾划出他在欧洲将近四年时间走过的道路。

1928年 波瓦蒂埃书桌

傅雷到法国的最初半年，住在巴黎西南部三百四十公里的小镇波瓦蒂埃（Poitiers）。他本人写过一篇长文《法行通信·来到这静寂的乡间》，留下一批照片，其中一张是房间的书桌。

书桌相当大，上面放着二三十本洋书，三两笔记本和小册子叠放上面，右方三本辞典模样的大书。书前摆放着三个小相框，中间那个并排着他本人和未婚妻朱梅馥的个人肖像照片。墙上挂着西方风格的布帘，上面缀有饰物，大约是房东的布置。这张没有人物的照片，比千言万语更能概括傅雷这六个月的生活：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一个勤奋向学的学生。

出国前的傅雷是一个不开心的青年。他来法国留学，最大的动机是要摆脱青少年期积下的忧郁，“此次的赴法，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细细的分析起来，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留法通信：离愁别梦》）“烦闷”这两个字比较中性，到了1934年写信给罗曼·罗兰时，升级为“精神危机”，1942年的《贝多芬传》译序里，正名为“世纪病”。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忧郁还有一个他从未公开谴责的原因，他有一位管教过于严厉的母亲，母子冲突不断。当他一个人来到这个异国地方，这个日夜压在他头顶的阴影消失了，他的忧郁至少减少了一半，而且很幸运，他得到了补偿，“我想不到来此会遇到一位极似母亲，而常提起我母亲的亲切的老人!”（《来到这静寂的乡间》）他在文中详细描述女房东如何照顾他，细心为他准备饮食，这是他从未见识过的母爱。善良的女房东取代了严母，让他很快地适应了新环境，安心居住下来求学。

虽然波瓦蒂埃有闽鄂两省三四百个中国留学生，傅雷没有像他们那样进学校，而是“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无独有偶，梁宗岱1924年至1925年在日内瓦一年，也是采用同样的学习方式。两人都打下结实的法文语言基础，后半生受益不尽。

傅雷波瓦蒂埃房间书桌（1928年）

最近数年，一本“傅雷留学笔记”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傅雷纪念展览会上，笔者只在互联网上见过其中两页照片，图像模糊，但仍能辨认出这是傅雷在波瓦蒂埃的学习笔记。所见两页以法文书写，间有几个中文字，书法秀丽，与学生听课记录那种潦草字迹截然不同。仔细阅读，可知他像速记员那样，把老师的解说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有些地方连口气也保留，然后细心整理和誊抄，不见涂改痕迹。段落安排极有心思，充满美感，内容按主题划分加上编号，井然有序，好像经过专业人士排版的学校教科书，他的认真向学在此表露无遗。

这本笔记也让我们知道波瓦蒂埃时期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他的老师没有使用普通的教科书，而是选用文学原著，让傅雷直接阅读，上课时详细解释词义、用法及语法。其中一页记下都德《磨坊信札》的背景介绍，另一页包含编号80至82三条笔记，分别讲解pays（国家、家乡、地区）的含义和用法，形容词阴阳性和单复数搭配，以及gens（众人）和personne（个人）两个近义词的区别。笔记中pays的例句有一个错误：J'ai assisté la Suisse， ce pays est pittoresque（我参观过瑞士，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国度），assisté应为visité，这既可能是听写误录，也可能是整理转抄不小心出错。

《傅雷自述》有一段话：“二十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从事翻译都德的两篇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当时仅作学习文字的训练。”结合起来看，这两本书就是傅雷当年上课使用过的教材。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叠印补习笔记一页（1928—1929年）

私人补习方式固然好，但像中国的私塾那样，完全从书到书，缺少师生同学之间的接触和砥砺，也不会有外面社会的话题，看书是最大消遣。傅雷跟五四运动后那一辈青年一样，在国内时沉迷于西方浪漫主义翻译作品，卢梭、拉马丁、沙多布里昂是他们的枕边书，到了法国，原著代替了翻译，仍然是同一类作品。作者感情夸张，笔下充满美丽的田园风光、理想的爱情、自由不羁的生活，与中国的现实差距极大，可望而不可即，“追求人生的烦闷”由此而生。傅雷在这里过了六个月后，这种“烦闷”没有发作，也没有消失。

到了七月，学校放假，补习也随之结束。傅雷经过六个月的紧张学习，需要喘一口气，听从朋友王君的推荐，到附近的利勒茹尔丹（L'Isle Jourdain）度假。这个小村子离波瓦蒂埃大约四十公里，位于河边，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全无车马声，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环境。浪漫主义描写的场景在这里随时随地出现，在他心里引起愉快的共鸣，假期尚未结束，他就忍不住执笔为文，写下游记《湖上书信》：“我用着都德在Provence［普罗旺斯］小山上的磨坊里的怡悦愉快的心地来写着这篇通信”。文中插入浪漫主义祖师爷拉马丁的诗歌《湖》（Le Lac）的中译，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但只是片断，他也谦虚地加上“（译大意）”几个字，表示这只是草稿。

两个星期的假期很快过去，他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巴黎。

1928年 巴黎青年之家第168号房

在巴黎等待他的人正是达尼埃鲁。这位巴黎青年出身上层社会，家庭成员全是精英。父亲夏尔从政，官至内阁部长。母亲玛德兰是教育界名人，终身从事发展女子教育。为了纪念她，她创办的一所女子中学在1970年命名为“玛德兰·达尼埃鲁中学”。这是一所法国名校，中学会考成绩常常名列全国之首。他的弟弟阿兰是世界著名的印度学家，大半辈子在印度从事研究和教学。妹妹乔治曾在戴高乐将军办公室工作，丈夫伊扎尔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一门双院士，殊不多见。

达尼埃鲁比傅雷仅仅年长三岁，也有过寻找人生道路的经历，但从未烦闷过，因为父母给他完全的自由。1925年，他以二十岁的年纪取得索邦大学文学硕士文凭，父亲当时担任海运部长，希望他能从政，把他引入部里，给他一个秘书职位。然而，他热爱文学和哲学，一年后返回索邦大学，同时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中学高级教师文凭，一张被称为工作铁饭碗的证书。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于1927年二十二岁上成为这张文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当年报考人数七十人，十五人被录取，他名列第五。他的名字也因此第一次登上法国报纸。

本来，他大可以沿着这条康庄大道，一面教书，一面继续享受文学的乐趣。可是，随后一年服兵役，他反复考虑，决定成为神甫，为天主教服务。他在傅雷准备来巴黎的同一时间，参加了意大利圣保禄修道会。这个组织计划在巴黎建立传教中心，购置了一些拉丁区地产，把其中一座大楼改建成学生宿舍。虽然达尼埃鲁还不是神甫，但会内只有他一个法国人，加上二十三岁的年纪，又有教师资格，最适合面对青年学生。

法国的大学一般在十月中旬后开始新学年注册，傅雷提前到达巴黎，先去公使馆办理身份和学历证明。法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索邦大学行政档案，保存着傅雷的注册卡，他报读文学系，名字傅怒安，1928年10月25日注册，学生证号码411号。他亲笔填写的居住地址是Palais de la Jeunesse（青年宫），可见他已经办好新宿舍的手续，但宿舍名字与正式称呼Maison de la Jeunesse（青年之家）不同，而且没有街道名字，这是因为他尚未真正入住，这家宿舍在12月6日才正式挂牌子，最早入住日期11月1日。

大楼位于著名的圣日耳曼大道和火炉街（Rue du Four）交界的十字路口，原是一家大旅馆，名叫宫殿酒店（Palace Hôtel），建成于1926年，共有200个房间，设备现代化，公用地方宽广。

巴黎青年之家大楼（1928—2019）的变化

左：宫殿酒店（1927年），中：绿廊酒吧（1960年），右：商店（2019年）

傅雷如何进入这家宿舍，没有任何资料。天主教办的学生宿舍不会公开征求住客，全部由内部人士推荐，尤其神甫。这就让人想到比利时雷鸣远神甫，他从1920年开始负责向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传教，同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尤其寻找住宿地方。傅雷一到巴黎就结识了他，但是青年之家在拉丁区中心，收费廉宜，膳宿全包只要六百法郎，想住进去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按理远未轮到他。何况青年之家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数目少之又少，挂牌一个月后，共有一百二十人入住，外国学生只得十五人，留下名字的中国人只有傅雷，另外两人只知道姓氏。

如何住进去并不重要，傅雷在那里与达尼埃鲁的相遇，却是他生命中的大事。他们两人迅速成为好朋友，这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傅雷的孤僻、高傲、急躁性格，注定不易交友。如果说他结束大半年的离群索居生活，踏进一个友好的群体地方，遇到一位生命中缺少的兄长，填补了他的感情空缺，立即向他靠近，那么又如何解释达尼埃鲁的反应呢？他的性格与傅雷完全相反，开朗、友好、和善，高学历，家里父母双在，兄弟姐妹六人，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在他管理的一百多个学生中，他只对傅雷另眼相看，不仅友好往来，不到两个月，就把傅雷带回家里，介绍给母亲和家人认识，而他们几乎立即把他当作家庭一员。这一年12月圣诞节，达尼埃鲁因公去了意大利，他的母亲邀请傅雷到家里来，“傅［怒安］来晚餐，然后到轻歌剧院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达尼埃鲁母亲家书，1929年12月28日）。

不仅如此，傅雷当年只有二十岁，一个无名的外国小青年，达尼埃鲁却从那时就开始保存他的全部来信，好像预感到这个青年的不平凡未来。在他的书信档案里，1929年前后的信件很少，找不出类似的第二人。这是无法以常理解释的事情，只有中国人常说的缘分可以权充答案。而笔者更相信另一个理由，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不让美好的事物湮没。

宿舍白天静寂无人，学生都去了上课。《傅雷自述》说：“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读书并不用功”，这是实话实说。当时的留学生一般选择攻读自由硕士文凭（Licence libre），这是一种学分制文凭，只需通过四门课程的考试，就能拿到高级学习证书（Certificat d'étude supérieure），算是大学毕业，可以自称硕士。但与国家硕士不同，不能自动获得教师资格。尽管如此，傅雷对此不感兴趣，注册卡上没有填报攻读自由硕士文凭，也没有选择学科证书考试。这样漫无目的，没有科目，没有导师，与自由旁听生无异。

傅雷索邦大学文学院注册卡（1928—1929年）

青年之家和其他学生宿舍一样，每到夜晚就热闹起来，青年人按照个人兴趣群分类聚，谈天论地，交换信息，自制茶点，表演音乐等等。整体气氛就是一个友好和平的大家庭，即使年少气盛发生争吵，也变成生活的调味品，反而加深互相间的友情。

达尼埃鲁离开学校不久，还是一位文艺和哲学的热烈爱好者。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文学会，专门研究和宣扬法国作家贝矶（罗曼·罗兰好友，第一次大战牺牲在战场上）。他又在严肃的宗教活动之外，为寄宿生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最受欢迎的是邀请作家和文化界人士来见面，演讲和讨论。这时候，集会也向外界开放，吸引了拉丁区内不少大学生参加。傅雷后来成为“法兰西文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此熏陶不无关系。

在这些色彩各异的夜晚，傅雷和达尼埃鲁进行过不知多少次交谈。1929年春天，傅雷初识刘海粟，曾经邀请达尼埃鲁一起到刘海粟的郊区新居，参观他的画室。

然而，美好的日子永远是短促的。1929年6月，傅雷前往瑞士度暑假，抵达后十天左右，同学来信告诉他，宿舍将于7月1日关闭，所有人都要在此之前离开。他写信向达尼埃鲁求证，6月20日得到证实，他在复信中表现得情绪激动：

亲爱的达尼埃鲁，

你可知道？你的信把我卷走了！读到最后几行，我流下眼泪，信纸跌落地上。我流泪，首先因为失去所有住满青年之家的可爱年轻人，失去同学间那些充满欢乐和友好的交谈，即使吵嘴和争论都有一种魅力，极其纯洁！我记得我们共度的夜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我们多么诚恳，快乐，平静，幸福！而现在，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永远只留在回忆中。另一方面，我感到难过和担忧，为青年之家，为我们所有人，一句话，为你的一个最美好的理想。我知道你是勇士，不必他人怜悯。但是，我作为你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亲眼看到你如此热爱这个高贵而美好的事业，现在只因为一个物质理由就全部中断，我有可能不流下同情的眼泪吗？啊，亲爱的青年之家，我再见不到你了吗？

我的一百六十八号房间，你是我心爱的藏身之所，特别在我生病的时候，你也将永远离开我！

明年你有何计划？继续深造，继续郊区工作？然而，你为青年之家如此忙碌，现在如何填补这个空白时光？或者有人准备复活青年之家吧？至于我的衣物，不知该如何处理，现在太痛苦，不想谈论，考虑后再告。

请转告舍宿里的同学，特别是埃法思、罗石、波奈、布鲁、昂拉和萨尔（el Fasi，Roche，Bonnets，Bureau，Henhlat，Sales），我很遗憾离开他们，十分希望十月份在巴黎有机会再见面。请把我现在的地址给那些希望与我通信的人，并把他们的度假地址告诉我。

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知心友好。你的厚爱确实安慰了我。此外，我永远有一个鲜明的印象，我记得你的信仰，你对真理的虔诚，你灵魂的伟大和魅力，你的勇气，以及你的工作才能……我一定尽量和你保持联系。不过，我真的很伤心，想到不再在一起，少了见面和交谈的机会。

我肯定七月份在这里居留。至于八月，还不知道。我多给你写信，请你也多来信。

谨致深情问候，并向令慈和令姐妹兄弟转达我的最美好的思念。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青年之家不久就出售，改变成商用住宅楼宇。1960年楼下经营绿廊酒吧，被新浪潮电影《断了气》（Au bout du souffle）挑选作为故事发生地点而名噪一时，近年改为普通商店。

1929年 比利时圣安德肋修道院

天主教办学生宿舍，虽然属于慈善事业，但并不讳言这也是传教的地方，因此每天都有风雨不改的早祷晚祷，每周都举行圣经讲座和宣道。傅雷到了这里，一下子栽进浓厚的宗教气氛中，虽说愿者参加，但很难完全逃避，加上年青人好奇心，以及心中烦闷未消，宗教不啻是排解出路之一。

在青年之家住了三个月后，他产生教徒那种静修冥思念头。雷鸣远神甫知道后，介绍他去比利时布鲁日见圣安德肋修道院的尼特神甫（Dom Neut Edouard）。他在1929年1月28日到达，三天后写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真高兴在欧洲找到另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你是我在欧洲的唯一朋友，而这已是何等的运气！今天又找到一个。我今早与尼特神甫进行过知心的交谈，他是雷鸣远神甫推荐的，心地温和而善良，智慧非凡。他告诉我，青年时期几乎和我一样痛苦。他这样了解我，以至我不觉得他比我更年长，他不是教士，他不是外国人……他真正看到我的心病根源。啊！当两颗心互相理解，当两颗心互相接触，世间有多么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我感谢你，也感谢雷鸣远神甫，赐我良机结识一位朋友，一位兄长，一位父亲，一位……令我如此中意的人。

冬天森林的景象惨淡冷落，北国的季节比巴黎更阴沉。然而，我在这里重新获得内心的安宁，感觉很幸福。不过，居留时间不会像出发时所想那么长。一来现在不是旅游季节，二来过于荒疏学业，一打定主意就赶快回来。亲爱的朋友，我过着田园生活，但缺少你在身边。希望离开修道院之前，你能寄我几个字。

此颂安好，同时问候雷鸣远神甫和克里梅尔先生。

敬礼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于比利时，布鲁日，洛芬—普鲁日镇，圣安德肋修院

又及：向宿舍同学问好。

谈话的结果，他多住了两三天。到底他们谈了些什么？达尼埃鲁的书信档案有一封尼特神甫的信，记下交谈内容：

达尼埃鲁先生，

傅怒安先生可能已经告诉你对圣安德肋修院的印象。我希望给他留下一个愉快的记忆，希望他与僧侣这种接触有用和有益。

他星期一晚上到达，我接待了他，他的态度十分冷淡。第二天，我带他参观了一下，他更是如此。星期三，我避开他。星期四早上，他求我见面，向我辞行。我告诉他，这样来去匆匆令我十分遗憾，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他相信我的真心，于是向我敞开心扉，诉述过去的危机。我们开始了一场长时间的交谈。他接受我的建议，多住一两天。同一天晚饭后，我们第二次交谈。在此之后，我们的谈话再没有冷场情况，他变得很友好，很健谈。向我询问有关天主教的种种情况。他告诉我本笃会修道院给他的好印象，感谢我理解他。我得到一个印象，尽管这些句子里必然包含着礼貌成分，但有一种真正的好感。他问我能否与一个或多个朋友再回来，我告诉他随时欢迎。他问我认识什么样的中国人，我告诉他认识基督徒和非教徒。他接着问：“你认识共产党人吗？”“我试过与共产党人联络，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人。但是我的道袍阻止他们靠近我，每当我要和他们接触时，我都感到他们往后退一步，所以没有再试。”他又问：“你能让我带共产党人来吗？”当然可以，所有互相接近都有好处，因为可以让人相识相爱。我向他提起有一本对中国不友好的书，而且是一位教外人写的，我告诉他曾经为他的同胞辩护，反驳这位作者。他在离开时对我说：“你不仅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朋友。”——在开导方面，我劝他不要遇到危机发作就恼火，要耐心懂得等待，并且要对旁人友好，不管他是谁。我告诉他，只要对别人有好处，就会内心和平。他离开时说会来信报告消息，又预告下一个复活节假期再来。

我很想听一下你的印象。也许把我的印象告诉雷鸣远神甫也有好处，他的意见会很有用。无论如何，如果傅先生想和朋友同来，我们非常乐意接待。

与你同祷，并致主内兄弟敬意。

尼特神甫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

这两封信更正了《傅雷自述》的一个日期：“一九三〇年春去比利时作短期旅行”，一九三〇年应为一九二九年，这是记忆错误。

这家修院有一位特殊的修士陆征祥，这个浮沉在民国初期走马灯内阁的外交闻人，在他的比利时籍夫人去世后，放弃世俗生活，在1927年成为修士。不过，傅雷没有遇到他。

信中有“打定主意”之语，在后来通信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回应达尼埃鲁催促他“答复”，他们似乎在讨论皈依天主教的问题。在这点上，达尼埃鲁对中国青年的精神现状了解不深。他不知道中国留学生把留学西方看作一种爱国行动，希望为祖国找到治疗世纪痼疾的灵芝草。然而，他们在陈旧的生活模式中长大，饱读国学，古老的传统思想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几年后完成学业，大部分人都得出同一个结论，西方没有万应灵药，中国人只能以自己的传统来救中国。傅雷认同这种想法，虽然达尼埃鲁锲而不舍，最终未能动摇他分毫。

1929年 瑞士圣扬乔而夫假期

法国大学暑假一般从七月底开始，傅雷没有考试的束缚，提前六月出发。度假是留学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尤其瑞士生活水平高，除非依靠外国朋友邀请来实现。像梁宗岱和司徒乔，他们这一年七月结识了瑞士女作家瓦郎让，幸运地在八月份到她的古堡住了两个月。傅雷自己邀请自己，一去就居留四个月，这既由于母亲汇款充足，也因为青年之家为他省下一笔钱。

度假地点法文名Saint-Gingolph，傅雷译为圣扬乔而夫，其中“乔”字的发音与原字go（戈）无法对应，不知何故。无独有偶，他在那里翻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标题插入唯一的法文字“（Saint-Giuzolph）”，也出现排版错误。局外人不知内情，难以找出真正的地名。幸好来过两批朋友一同度假，孙伏园和刘海粟后来都写了游记，记录了正确的法文地名，才没有留下一个历史谜语。

傅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另一位留学生曾仲鸣一年前来过此地，极力推荐。不过最早知道这个地方的中国人不是他，而是敬隐渔。他在1925年9月第一次拜访罗曼·罗兰，散步时大师介绍周围风景，最后把手杖指向左方的莱蒙湖边：

指了湖那边，紫气围绕的亚尔伯山［阿尔卑斯山］下的一座法、瑞中分的小村，欧战时他的家庭曾到那里来隔桥相晤，那时一桥便隔绝了两重亲爱的世界……（敬隐渔《蕾梦湖畔》）

这是罗曼·罗兰的一件伤心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数月，他与母亲居住在瑞士，父亲和妹妹留在法国。为了见面，选择了圣扬乔而夫。这里一村两国，一桥分隔瑞士和法国，如果法国渡船经过，桥上严密的栏栅就会打开，让瑞士村乘客过关。罗曼·罗兰在复活节那天来过一次，无功而还。4月7日再来，遇到渡船泊岸。他身上有瑞士居留证，趁此机会进入国界大桥的法国部分，与没有签证的父亲和妹妹见面，还有先到法国陪同他们前来的母亲。大家拥抱问安，刚开始交谈，不到五分钟，一个警察过来粗暴干涉，命令他们立即分开，否则罚款。随后两天，没有渡船，栏栅紧闭，只能分立桥头两端，双方距离三五十米，隔桥遥望。从第三天开始，父母和妹妹失去踪影。后来才晓得，第二次遥望后，他们到村后山间急流附近散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指称两母女向一个小女孩打眼色，有间谍嫌疑，把所有人带到警署，搜身盘问，到了晚上才释放，并且禁止他们再接近大桥。警察那么热心抓间谍，因为有奖金。

孙伏园和刘海粟的两部游记详细记录了圣扬乔而夫假期，里面有不少关于傅雷的记述，已经千次百次被铺陈、渲染和重复过，但都是第三只眼睛说话。傅雷在假期中多次写信，这是第一只眼睛的记叙。

傅雷在6月1日乘搭晚班火车离开巴黎，第二天早上在贝勒加德站转车，午后到达目的地。他入住的房子就是曾仲鸣住过的地方，以屋主名字命名，称为白格朗木屋（Chalet Berguerand）。他住了四天后，写信给达尼埃鲁，报告最初的印象：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在这里已经四天。离群的田园生活既令我满心欢乐，也令我愁绪萦怀。你无法想象，当你听到简单而悦耳的钢琴般水声，飘悠在湖面上，你会如何伤感。森林悄然无声，到了更深夜阑，黑纱掩盖了湖面，只见渔夫小舟的微弱灯光闪烁……万籁俱静，世界入睡，众生沉醉到美梦中，湖水流动得更加悄然，唯恐惊扰正在安静休息的灵魂。而我呢，独自一人，我以为自己经死去，或者至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只有孤独的旅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游荡，哀叹生不逢时；或者一些苦闷的年轻灵魂，在大自然动人的景致前面落泪。卢梭和拉马丁启示过的景象在我心中复活，令我更加深陷忧郁的极乐境界。

昨日湖上狂风骤雨，湖水景色的剧烈变化扰动我心。我想以绝望的声音痛哭，我看到大自然过于强大，人类过于弱小。我一直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孑然一身，孤立无援，无人关心。我真的十分羡慕你的生活，如此快乐，充满信仰，充满和平。你是一位勇士，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工作，它是你真正的幸福所在。而我呢，唉！生活的真面貌一旦在我面前显露过，就永远无法以面具遮掩起来：它的丑恶样子铭刻在我的灵魂中，无法抹除。我知道自己野心太大，要拥抱整个世界，要立即触及生命的奥秘。实际上，我错了！我的能力不足，敏感的个性损害了自己。还有，上帝不允许我。我因此明白，维特、浮士德和勒内这些人物都是奇迹，不要指望每个世纪都出现。

我期待最终能够平静下来，努力在假期里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今天下午得知巴黎的邮递员罢工，希望不会丢失我的信件。

亲爱的达尼埃鲁，谨致最亲切的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白格朗木屋背林面湖，离莱蒙湖只有几十米，前无阻挡。傅雷住在楼上，湖上景色日日夜夜都在眼前，浪漫主义的场景不断变化。在巴黎青年之家生活过大半年，虽然集体生活使他开朗了一点，但尚未完全走出“强说愁”的青少年时代。他携来的书籍全是浪漫派作家的著作，第二封信里讨论读书，就以沙多布里昂的小说《勒内》（René）为题，这是一本浪漫主义名著：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看到乡下人的天真和热情好客，非常感动。今天去湖边一个小泳场游泳，因为小木屋没有收拾好，他们给我一张椅子，让我到树林换衣服。我停留了一段时间，给了一些小费，老板娘送给我两朵美丽的玫瑰花。我衷心感谢她，事实上，她留给我的印象更加宝贵，因为她送给我的是心意和好感，对我来说，比两朵美丽的玫瑰花更值钱。你知道，寥寥几句甜美的言辞，嫣然一笑，一件微薄的礼物，只要充满诚意，足以使人泪下。

读书方面，我总是带着《勒内》。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入迷！我在书里发现一些人物与我相似，同样的忧郁，与今天年轻人忍受的一样！

“对世界的探索一无所得，反而失去不明真相的乐趣。”

“一片草叶往往能刺穿这些坟墓最坚硬的大理石；有权有势的死者，却一个也永远不能爬起来！”

“……我开始……思考要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这种生活的悲哀，这种对世界的绝望，这种迷惘的烦恼，不是经常出现在我身上吗？他的孤独散步，在墓前长久冥思，聆听着教堂的钟声；或者在小溪边欣赏淙淙流水声……不正是我的生活的如实描述吗？

我一直自问：“为什么不能像农夫那样过着快活朴实的日子？他们的生活不是比我幸福得多吗？”勒内说：“一个伟大的灵魂包容的痛苦，要比一个渺小的灵魂更多。”我有大量的痛苦，可是我如此渺小！

我的朋友古（Kou）和易（Yih）都写信告诉我，宿舍要求所有人在七月一日之前离开。我有点惊讶，因为学生考试一直到七月十九日。

请问是否有某些特殊原因必须这样做？是否不会妨碍我们在十月份返回宿舍？请给我解释一下。

期待回信，谨向我的亲爱朋友们致诚挚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青年之家关闭的消息来得突然，事前没有迹象，傅雷在那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尤其有一位大哥般的达尼埃鲁，他不愿意相信，接连写信追问：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寄给你两封信，都没有得到回音，我开始心绪不宁。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你忙于工作，或者另有原因。我的朋友古多次来信说，有很多关于宿舍的传言，更加令我担忧。据说宿舍将永远关闭，我希望你会否定。他要我问你，如果他在宿舍一直住到七月十六日，如何缴交膳宿费？

亲爱的朋友，求你尽快回信，以安我心。

问好。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其实达尼埃鲁已经复信，第二天邮件到达，证实了青年之家关闭的消息。傅雷立即写了一封悲哀的长信答复，诉说对青年之家缅怀之情（译文见前）。

此段时期的来往信件收藏缺失，接下来那一封隔了差不多一个月。这是一张明信片，法国莱蒙湖畔托农莱班镇的水上风景，使用当时不多见的彩色印刷。上面盖着法国邮局的邮戳，意味着傅雷跨过国境线寄出，邮费比较便宜。

亲爱的达尼埃鲁，

希望这张明信片到达时，你已经从英国回来。我有点担心我的行李和寄给你的款项，用来搬房子和放置我的衣物的。请就此给我一信，是否已经收到钱和我上一封信？亲切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于圣扬乔而夫村

从这封信可以知道，傅雷已经委托达尼埃鲁处理巴黎的宿舍房间，他们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这个做法既省时省钱，又不会因为亲临其境而伤心，何况孙伏园和孙福熙两兄弟即将到来。

圣扬乔而夫只有村民六百人，傅雷是唯一的中国人，他在最早两封信中诉说形单影只，也真有点教人担心。但是孙氏兄弟7月24日到达时，发现经过两个月居留后，傅雷不仅不孤单，而且俨然一个本地人。

他们跟着傅雷进入瑞士，海关站着一个高头大马的威武警察，“傅怒安兄跑到他面前，把我们介绍给他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说起的两位朋友，现在来了。他们大抵不会住久，两三个礼拜便回巴黎去的，你也不必验他们的护照了。’他毫无异议，我们便容容易易做了瑞士人。”（孙伏园《丽芒湖》）连警察也那么熟络，还说什么孤单。

他们又发现，傅雷有一群本村青年朋友，经常来约他游泳、划艇或钓鱼。这次假期他留下大量自拍照片，其中一张送给达尼埃鲁，收藏在耶稣会档案中。画面是四个小村民围绕着他合照，所有人衣冠整齐，照片背面却写着“泳者”（Les baigneurs）两个字，拍摄日期八月，这些是他的泳友。傅雷喜欢拍照，但瑞士假期后，再见不到他有自拍照片留存下来，可能他的相机损坏或遗失。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背面题名“泳者”（1929年）

傅雷几乎每天都陪孙氏兄弟外出游玩，要是天不作美，就围着一杯咖啡谈天说地，日子过得十分愉快。7月26日，他抽空写信给达尼埃鲁，笔下流露出少见的快乐心情，“我们经常钓鱼，也去划船游泳。他们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品味高雅，又有艺术头脑，深得我喜欢。”这封信同时预告了下一批朋友来访，“不久将有一个远东艺术家的聚会。”

他们三人在8月4日坐火车去日内瓦，朝出晚归。傅雷在那里买了一张明信片，彩色印刷的日内瓦湖喷泉，寄给达尼埃鲁，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卢梭出生地的美好回忆”，仍然不忘浪漫主义。

傅雷致达尼埃鲁日内瓦明信片（1929年）

在刘海粟一行五人到达前一天，孙氏兄弟前往弗里堡和伯尔尼等地游览。回来后第二天，8月10日上午，离开圣扬乔而夫，行李中有白格朗夫妇赠送的自产蜂蜜和糕点。

刘海粟与妻子张韵士和儿子刘虎接踵而来，同行还有两位上海美专校友陈人浩和刘抗。他们在1928年联袂到法国留学，他乡遇师长，分外亲热，很快成为亲近的助手和朋友。

傅雷情况不同，他与刘海粟素未谋面，认识后为他补习法文，钟点有限，而且不过两个月便因度假停止。只要翻一下刘海粟的《欧游随笔》，便发现傅雷的名字要到八月“瑞士纪行”才第一次出现。刘海粟不熟识傅雷，傅雷却不会不知道他是一位美术界风云人物，作为年轻人，很自然对他有一份敬意。刘海粟在5月15日迁居到巴黎近郊夏蒂永区的封特奈街四十号，傅雷特意把达尼埃鲁带到那里，参观他的画室；到了瑞士后，主动发出度假邀请，“傅君更迭电促往，并述白格朗君属望之殷”（刘海粟《欧游随笔》）；人到后，安排与自己同居二楼，分住三个房间。

刘海粟比傅雷年长十二岁，当时才三十四岁，年少得志，赤手空拳打出一番事业，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是一位理想的导师。达尼埃鲁开始从傅雷的生活逐渐淡出，中国兄长此时出现，仿佛命中注定。

刘海粟一行和孙氏兄弟一样，经常外出活动，尽情享受美丽的湖光山色，不同之处是多了一个项目，三位画家不停写生，闲谈则不离艺术，“我们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讨画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语一样，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风的。在我作画的时候，他就看书，整理札记，十分勤勉。”（刘海粟《傅雷二三事》）经过日夜相处三个星期后，傅雷在文学之外发现了艺术这个新天地，找到人生道路的新起点，他把这件事告诉达尼埃鲁：

亲爱的达尼埃鲁，

久未通音信，并非我忘记你。我的两个朋友孙氏兄弟已经去了布列塔尼，但是画家刘［海粟］先生带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两个星期前到来。他曾在封特奈街的家中接待过你一次。他画了很多油画，我们经常就艺术进行非常有趣的对谈。他对我诸多鼓励。他还忙于一个中国艺术展览会，准备今年冬天在巴黎举行。这将是一个中国绘画展，有一部分是中国留法学生的作品。在此之后，还有刘先生个人作品展览。我希望你能来参观和批评。

这些天来，我们听到俄日险恶冲突的消息，非常担心。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国的书信，也没有收到钱。不晓得俄罗斯人是否截断了中国的邮政联系。因为，如果走海路，一封信至少要四十天。

我不打算在这里逗留至九月底，因为必须在巴黎找到居住的地方。我打算在大学开学前打工一个月（即十月份）。从现在开始，我将更多关注美术和音乐，这样可以分心一下。目前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但无论如何，希望能在九月二十日左右在巴黎见到你，你说过将在这个日期路过巴黎。

我也担心无法习惯首都的嘈杂声，我在一个太理想的地方待得太久。我不知道应该何处安身：巴黎或郊区。刘先生也在寻找小公寓。如有可能，请告能否在纳伊区找到适合他们的地方，而又不花太多钱。在巴黎所有郊区中，我最喜欢纳伊。只不过，这是一个富人区，房子一定相当贵。请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我有很多想法要跟你说，但等我回去再谈。

就此搁笔，谨致最诚挚问候。

请代候令慈和令兄弟姐妹。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于圣扬乔而夫村

“从现在开始，我将更多关注美术和音乐”，这句话可以视为傅雷人生的刘海粟时期的启端。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两个人因为志同道合，互相深入交流，互为补足，为了共同的目标真诚合作。他们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单向的授与受。如果说傅雷初涉艺术，刘海粟何尝不是初识西方美术，相应地说，这是刘海粟人生的傅雷时期的开始。来到法国，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师作品，刘海粟表现得如痴如醉，忙于去发现、认识和临摹，与正规的留学生相比，只欠缺学院派的理论和美术史导师。他明白要在短时间内明白一切，以他的法文水平是异想天开。傅雷熟谙法文，很快成为他这方面的导师，画家生平、作品创作背景、艺术评价、美术史、理论和现状等，傅雷未必全知道，但他勤于读书，乐于钻研，不知为不知，遇到问题就钻进纸堆寻找答案。在这种相向交流中，傅雷不知不觉成为艺术史和美术理论的内行，而刘海粟回国后所写的《东归后告国人书》，头头是道，塞满了学院术语，教人难以相信这个人自学成才。也因为这样，他们互相赏识器重，刘海粟在《欧游随笔》第一版收入傅雷的第一篇译文《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就是对他的致敬，“这是我的朋友傅怒安尽了一日一夜功夫，从白格朗夫人所珍藏的一本旧籍中迻译出来的。”。傅雷数年后改变了对刘海粟艺术的评价，但没有否定他们的私人友谊，“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信）

傅雷这封信还提到要关注音乐，这与刘海粟无关，而是受女房东的影响。“贝格杭夫人有艺术的天才，画有丽芒风景多幅，笔法极为工致。又擅音乐，虽然一天到晚工作着，但间有钢琴声流播出来，传到我们耳里。她是本村人，从前她父亲在瑞半村里开着一家瑞士旅馆，她和她的两个妹妹是这旅馆的少东，就在那时候，她受了很好的艺术教育。”（孙伏园《丽芒湖》）

傅雷最喜欢她的年幼女儿，对孙伏园说，“‘可爱的靡靡姑啊！我一天到晚和她玩的。’”靡靡姑（Mimi）当年八岁，傅雷看到女主人认真教她弹琴，把从中国带来的《名歌五十曲》送给她。后来他让傅聪很早开始学习钢琴，而靡靡姑长大后没有成为钢琴家，但一直住在白格朗木屋里，直到1993年去世。房子由她的子女继承，楼上至今仍然保存着这本乐谱，还有一本都德《磨坊信札》，以及傅雷离开后寄给屋主人的书信和照片，最后一封信发自上海，写于1934年刘海粟第二次访欧期间。

在将近四个月的假期内，傅雷的文学活动只有一篇《圣扬乔而夫的传说》翻译，文末所署日期为1929年9月13日。七天后，9月20日，一行七人告别圣扬乔而夫，傅雷同时告别了浪漫主义文学天地，告别了青少年时期的忧郁，在二十一岁上头踏进成年人的世界。

1930年 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

回到巴黎后，刘海粟和家人搬回罗林旅馆（Hôtel Rollin）。10月28日，傅雷到索邦大学注册时填报新地址：巴黎第五区索邦大学街二十号（20 rue de la Sorbonne，Paris 5e），就在罗林旅馆隔邻。

这次注册也没有填报考试课程，理由倒是很充分的，文学不再是主要求学目标。他四处搜罗艺术书籍，第一本看中丹纳的《艺术论》（Philosophie de l'art），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在10月17日译完第一篇第一章。再越二十天，又以中文写成《塞尚》一文，这是他的第一篇艺术文章。

大约在此期间，他开始“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傅雷《傅雷自述》）。这间学校全名卢佛学校（L'École du Louvre），由卢佛博物馆在1882年创建，专门培养考古和美术馆人才，进校须通过严格考试，竞争激烈，傅雷不可能成为正式学生。但是该校从创立开始就设置校外课程，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无须文凭，不设考试，也没有学习或毕业证书。旁听生分两类，正规旁听生需要注册，攻读规定的科目，为期一年；第二种是自由旁听生，自选课程，只听一堂课也可以。法国国家档案局收藏了1920年至1930年的正规旁听生注册名录，登记内容很简单，只有学生的性别、名字和住址。1929年至1930年共有243人，没有找到傅雷的名字，因此，他可能属于自由旁听生。他把校名翻译成卢佛美术史学校，一方面暗示他不是正式学生，另一方面美术史是他听得最多的课程。卢佛宫近水楼台，学生常常有机会一面听课，一面由导师带领参观博物馆的对应藏品，这是任何学校都没有的优越条件，因此这个科目很出名，也最受欢迎。

瑞士四十三天的快乐假期把刘海粟这个小集体团结得更紧密，情绪更高涨。9月28日晚，他们被一场秋季沙龙的热烈交谈所激动，“［沙龙］内容的丰富，新生命的奔腾，愈鼓起我们鲜血的怒吼，傅君就在那时代我们填写着出品愿书。我就署名 H. S. Bai，因为我的乳名叫做‘磐’，Bai实‘磐’之译名而已。”（刘海粟《欧游随笔》）刘抗和陈人浩似乎也跟他一起报名，因为文内有“代我们填写”一语，另外根据法国出版的美术沙龙大辞典，可知“磐海粟”填报的地址在巴黎十四区杰尔戈维街75号，这不是刘海粟或傅雷的地址，应该是刘抗或陈人浩居住的地方。进入沙龙不容易，因为候选人太多。当刘海粟在10月20日接到寄给“磐先生”（Monsieur Bai）的入选通知时，可以想像如何兴奋。沙龙11月2日开场，12月22日结束，刘海粟说，“以后我是仿佛一星期终是要去一次的。每去一次，常觉低徊留之，不能去焉。”

入选只是第一道关，挤在数以千计的作品中，如何得到画评家的青睐，那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闭幕一个月后，1930年1月25日，刘海粟的古怪署名竟然出现在艺术月刊《真与美杂志》（Revue du Vrai et du Beau）一月号上。作者雷蒙·塞里格（Raymond Sélig）是艺评撰稿人，专门报道各种画展，这篇文章属于他写的秋季沙龙画家连载系列之一，标题Husog Bai，这个怪名是刘海粟和傅雷合演的好戏，不仅以别名“磐”代替姓氏，连“海粟”也隐身起来，H. S.不是Hai Su，而是瞎编的Husog的简写。幸好作者在展览会遇到刘海粟，详细了解他的过去，在标题下面加上他的真名字（Liu Hai Su）作为副题。这应该是法国报刊第一篇介绍刘海粟的文章，发表时附上两张插图《圣克鲁森林》（Le Bois de Saint-Cloud）和《秋》（L'Automne）。但刘海粟和傅雷从来没有提起这件事，这不会是故意的疏忽。因为作者除了大段照抄傅雷提供的刘海粟履历，还给予他的作品极高评价：

在他的杰出的中国风格中间，还能找到我们大师的一些痕迹，令人想起塞尚、凡·高和莫奈。

不对，他就是Husong Bai，独树一格，刚劲有力，坚实而和谐，不模仿任何人，但浸透了所有人的美。

如此褒语，何须避讳，可能的解释是刘海粟小集体这一次消息失灵，没有读到文章。

雷蒙·塞里格《海粟·磐 —— 刘海粟》（1930年）

中华留法艺术协会原定1929年底举行中国现代艺术展览，没有实现。刘海粟成功参展沙龙，信心大增，旧事重提，决定次年5月举行。这时只剩下半年左右，正是动手筹备的时候。傅雷当仁不让，挂上协会秘书的名衔，负责与法国人打交道。1930年1月9日，他使用印着法文Association des artistes chinois en France（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的信笺，写了一封半公半私的信给一位著名学者马里丹：

敬爱的先生，

我很荣幸得到布里昂先生的介绍，致函先生，希望能够认识你。由于我的朋友达尼埃鲁经常谈到阁下，很久以来，我已经知道你不仅是一位大哲学家，而且对中国这个最遥远的种族很友好。

我是住在巴黎的文科学生，对美术很感兴趣。我参加了中华留法艺术协会，担任秘书之职。我们将在今年五月份在巴黎组织一次中国艺术展览会，目的在于把这种正宗艺术介绍给欧洲。我认为，参观过日本人在此之前在巴黎举行的几场展览后，欧洲人能够看一下日本艺术的源头不无好处。

希望有幸见面，长谈这个问题。我本人喜欢探讨我们艺术的本质和来源。如先生所知，中国艺术全部来自中国哲学，尤其受老子的影响。这是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差别的基本原因。比较一下古代文物，立即就看出埃及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中国人完全没有前者的宗教情绪。我们的文化一开始，就立即理解构成宇宙观的哲学思想。

敬希回复，并告可到访日期，先此感谢。

此致诚挚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于巴黎

地址：巴黎第五区，索邦街二十号

傅雷致马里丹信及名片（1930年及1931年）

信笺的纸质不如普通的西洋信纸，幸亏傅雷的法文书法很悦目。信中提到的介绍人莫里斯·布里昂（Maurice Brillant，1881—1953）是天主教作家和艺评家。收信人名字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是天主教哲学家，二次大战后曾由戴高乐将军派驻梵蒂冈大使。他的妻子拉依莎（Raïssa Maritain，1883—1960）是诗人和作家，两人相识于索邦大学求学时期，跟傅雷一样，经历过寻找真理的“烦闷”，后来旁听法兰西公学的哲学讲座，向天主教靠近，找到他需要的人生真理，夫妇两人在二十五岁和二十三岁同时受洗，成为虔诚的教徒。他们去世后，个人档案交给斯特拉斯堡大学手稿部收藏，里面有傅雷三封信。这是第一封，主要目的想请马里丹出面主持展览，但对方从来没有研究过艺术，不是理想人选。由此观之，到这时为止，傅雷小集体与法国美术界还没有任何联系。

达尼埃鲁在青年之家关闭后不久，加入了耶稣会。1929年10月29日在巴黎，应傅雷之邀到拉丁区一家中国餐馆进餐，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月后，他离开巴黎，前往外省拉瓦尔修道院。七个月后，1930年6月7日，傅雷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

亲爱的达尼埃鲁，

请原谅我长时间的沉默，尤其不要以为我对你最后那么亲切的来信无动于衷。相反地，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以你的真挚友情为骄傲。只不过，由于你向我提出的问题很严肃，必须仔细思考才能回答。我不知道多少次开始回答，却又半途而废，因为始终没有找到准确的语调，跟一位我最信任和最尊重的朋友说话。

我们初认识的时候，也就是1928年的冬天，我立即把你当作我生命中的好朋友。我一直很钦佩你的学识，你的光明磊落心地和崇高的灵魂。我们之间进行的有意义交谈在我的记忆中刻下多么美好的回忆！我们常常利用空闲的时间，或者在子夜弥撒之前，或者在某一次散步里，谈论我的国家，谈论它的现状和往昔的荣耀。当我向你倾诉我的痛苦时，有多少次得到你的百般抚慰！要知道，在某些时候，你是我最强大的精神支持，未来也一样，永远一样！正是得到你的举荐，我才能去比利时，在圣安德肋修院度过八天。我回来的时候，你发现我的脸色更好，精神更清朗。所有这一切，我今天多么向往，多么怀念，我们分开已经六个多月了。

不过，你不觉得我们两颗相知的心灵中间，总是矗立着一道障碍吗？我呢，我感觉到的，我在一年多前在自己身上发现，感到很痛苦。

因为这个障碍不是别的，正是信仰。你生来就健康，正常，在充满善良、温柔和慈悲的环境中长大，你自然能够一直走在正常的道路上。而我呢，我的心灵太过幼小就被家庭悲惨事件所伤害，我在童年时代保存了人生最悲惨的形象，永远无法抹去。我由一个曾经受苦受难的母亲抚养长大，她感情用事，反复无常，性情固执，我在不知不觉中全盘接受了她的好与坏的品性。人性的丑恶面貌过早向我暴露出来，我不可避免变得生性多疑。自懂事开始，我对所谓正义一直仇视和恐惧，对我来说，善良只在意识中存在。加上我们种族的心态，只知道按照固有的道德规则生活，我的灵魂中没有任何奥秘的信仰，可以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绝望之时带领自己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祈祷。我们不相信神，只能以本身的凡人力量来对抗烦恼和诱惑，唉！可是凡人的力量不足以抵抗一切。

而且，科学的观念和理性的发展不允许我们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人。我常常说：“在我看来，现实已经那么模棱两可，如何还能够去相信更模糊、更神秘的超现实事物？”

因此，我只能从伟大的灵魂去汲取希望和勇气，比如贝多芬、歌德、托尔斯泰，他们是不知疲劳的战士。对我来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榜样。这些伟人的爱心和对人类的奉献缓解了我的痛苦，他们的神圣工作和无休止的痛苦给我勇气。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从烦恼中恢复过来。

你在宗教中生活，因为它拯救了你。我却想自我拯救。（亲爱的朋友，你会说我太自负了吧？）你有你的主内信仰，你有你的主内救赎；我也有我的信仰，但在命中注定里；我有我的救赎，但在人类痛苦内！

我因为多疑而无法了解真理，你不要因此失望。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就算存在，没有人真正了解。每个人领会真理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就以为真理在握。我们两个人，寻求真理的道路不同，但目标一致，只有一个目标！但有什么办法呢？人的视觉总是或多或少染上颜色，即使两个灵魂的行动朝着同一个方向和同一个理想，他们也常常以为互不相同，甚至互为敌人，因为所走道路不同。

亲爱的朋友，请你相信我，尽管我们称呼真理的句子不完全一样，实际上我们并肩前进，我们的信仰同样地热烈，同样地虔诚。我完全理解你，我一直热爱你。我已经准备好倾听你的教导，你的慈爱圣歌跟伟大的交响乐一样，振动我的心弦！

这一年来，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我和朋友刘［海粟］结成知己，他厌倦了在中国的艺术和社交生活。他一步一步教给我一种智慧，让我终于平静下来。然后，我坠落到一场放荡的生活中，这带给我诸多物质麻烦，还留下一种脏病，至今未能完全摆脱。

今年初的两个月，我的身体和精神全垮了。后来我安慰自己，对自己说：“这是一场冒险，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对未来有好处。”最近两个月，爱情使我振作起来。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小小的年纪已经承受过不寻常的痛苦（她只有十七岁），但是我们两人的心灵美妙地融合为一，很快热恋起来。这时候，我的朋友再次介入，教会我在爱情方面小心谨慎。老实说，我现在很快乐，很奋发。我希望焦虑不安青春期的狂热慢慢平息下去，迎来一个勤奋时期，学会更多学识。你以前跟我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应该扎实地读好古典文学。我希望你替我找一位老师，能够解释作品和批改作业。我的艺术史课程有相当进展。我有机会到过法国当代大师贝纳尔（Albert Besnard），阿曼－让（Aman Jean）的画室。稍后会去见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

刘先生目前去了意大利。回来后可能在七月初前往列日，因为他接到列日国际展览会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邀请，参加展品评审委员会。不过，我们至少七月底才会最终离开巴黎。可能的话，我出发前来看望你。

马里丹先生去了瑞士一段时间，举行演讲会。回来时病倒了，还没有完全复元。

我也会改天去拜见令慈，已经那么久没有见过她了。

我们的展览会推后了［以下缺页］

这封信现存前面八页，虽不完整，却包含重要信息。前一部分解释他的“决定”，这个过去只有他们两人明白的字词，现在很清楚了，就是皈依天主教的决定。达尼埃鲁一直在尽传教士的职责，傅雷一直在拖延，现在才正式回答。

后半封信报告最近七个月的个人情况，一是与刘海粟的关系，显示了刘海粟已经取代达尼埃鲁，担当起兄长的位置；二是傅雷的情感生活，在这几个月间大起大落，先下地狱，后上天堂。

信中谈到最秘密的个人隐私，使用令人诧异的坦率语言，但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傅雷从瑞士归来后，“他［刘海粟］一步一步教给我一种智慧，让我终于平静下来”，摆脱了困扰多年的精神束缚，找回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却不防点燃起沉睡在二十二岁躯体里的青春烈火。他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女性，最初半年住在外省小镇，民风保守；来到巴黎，青年之家全部男性，天主教宿舍管理严格；直到搬进罗林旅馆隔壁，他才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巴黎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大都市，傅雷对女性的好奇心此时爆发，拉丁区风情万种，在这里不难得到满足，却因此差点陷入泥淖。幸亏他悬崖勒马，经过两个月的挣扎，没有走上敬隐渔的歧途。当他写这封信时，已经离开罗林旅馆，搬到刘抗居住的巴黎十四区，这里属蒙巴拿斯区，聚居了很多画家，文化气息浓郁。就在这里，他认识了马德兰，在信中以热烈的语言叙述和她的初恋，把他的青春快乐拿出来和达尼埃鲁分享。

马德兰的出现让傅雷振作起来，奋发读书和工作。在这两个月内，除了陪同刘海粟拜访了两位法国画家，还写成第一篇法文作品《中国艺术在欧洲艺术里——刘海粟的使命》（L'Art Chinois， dans l'Art Européen ——La Mission de M Liu Hai-Sou），发表在《大使馆与领事馆》六月号，署名F.N.E.。

傅雷《中国艺术在欧洲艺术里》（1930年），右为高鲁公使

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刘海粟生平，文字和《真与美杂志》的塞里格文章相应部分完全相同；第二部分介绍中国艺术的过去和现况，强调中国画向西方艺术开放；最后一部分陈述刘海粟此行目的及各种活动。这是一篇很出色的宣传文章，目的不是替刘海粟吹捧，而是以鲜明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光彩熠熠的中国当代画家，以他来代表生机勃勃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说傅雷扬长避短，这是因为环境需要。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门被打开，西方旅行者回国后，带回的信息和以前传教士的书信南辕北辙，全是中国的黑暗面。几乎同一时期，日本明治维新，西方发现一个新东方，日本热迅速代替了中国热。刘海粟和留法画家对日本人以东方艺术正统自居极度不满，这是他们要举行展览会的主要理由，傅雷的文章表达了当年海外中国人要“为国增光”的爱国情怀。

文章可能通过中国公使馆交给杂志编辑部，这是一本报道巴黎外交界动向的半月刊，同一期还刊登了上任不久的中国公使高鲁的官式肖像，占去一整版。刘海粟与法国人联络，全靠傅雷一人，但在法国未能找到他与美术高层来往的记录。相反地，在已知的中文史料里，高鲁这位学者出身的公使与刘海粟来往密切，对他的活动支持至力。这篇文章和拜会画家贝纳尔两件事同在五月份发生，不是巧合的事情，高鲁在两件事上都起过穿针引线的作用。

和贝纳尔见面的具体日子至今未能确定，只知道在五月份。除了傅雷的信，还有瑞士房东保存的画室五人照可参考，这张傅雷赠送的照片背面有两段题字：

送给贝格尔朗伉俪留念

傅雷

一九三〇年五月

摄于贝纳尔大师画室

贝纳尔先生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院长，很赏识我们的青年画家刘［海粟］先生。为纪念我们的交往，允许我们在他的巴黎威廉·退耳街十七号画室合照。

这次会面很重要，为刘海粟打开了与法国美术界的交流，贝纳尔介绍给他们另一位老画家阿曼·让，两人同是杜乐伊沙龙的创办人，曾分任正副会长，于是傅雷的文章出现这句话：“他接到杜乐伊沙龙今年展览的邀请，将送出数张新作参展”。由创办人介绍，所以有“邀请”之说。实际上这个沙龙和其他的一样，任何画家都可以参加，但要通过初选。杜乐伊是邻近卢佛宫的公园，展览会以此为名，实际不在该处举行，而是在巴黎布罗涅树林的“森林宫”（Palais de Bois），一座木头临时建筑物。这一年参展画家过千，作品总数三千余张，刘海粟送出四张作品参加，法国有两份报纸分别刊登过他的名字和一张作品，能够留下痕迹，已属难能可贵。

从六月份开始，傅雷和刘海粟很少见面，因为后者先去意大利，游历一个月，返回巴黎稍作休息，又于七月上路，前往比利时参加列日博览会，刘抗与陈人浩同行。前面的傅雷书信说过，刘海粟并非接到大会邀请，而是中国代表团请他去评判，可能范围只限于中国馆。评判很快结束，他到比利时各地周游，流连不归。傅雷一个人留在法国，难得清闲，差不多回复到正常的学生生活，一面谈恋爱，一面勤于读书。虽然他转向学习艺术，但只限于美术史和美术评论，对艺术理论兴趣不高。他的文学爱好也在此时复苏，但眼光从浪漫主义转向近现代文学，贝多芬、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他的书信中。他翻译了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的作品《亨利·皮杜》（Henri Bidou）和屠格涅夫几首散文诗。大约也在这一年，“是时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傅雷自述》），这是指他读到《贝多芬传》，并且开始试译。

几个月之后，他写信给达尼埃鲁报告近况：

亲爱的让，

今晚，我的心充满了爱，不断想念你，因为我常常把友情与爱情混为一谈。我以同样的忠贞，同样的温柔去爱我的朋友。伊扎尔告诉我，你在那边称心如意，我听了很开心。你真的是为这种健全圣洁的生活而生！祝福你，亲爱的朋友！

冬天已经回来了，而夏天并不愉快。今天早上我去巴黎，看望昨夜刚刚回来的刘海粟一家。我觉得空气就是冬天的空气。雾蒙蒙的天空一片苍白灰色，这一切使我愁绪萦怀。自然变化如此迅速，而我的变化更快！

几个月以来，我饱受物质困难的折磨，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奋斗。外币兑换率对中国人变得过于昂贵。刘［海粟］先生将于一九三一年春天返回中国，他劝我跟他一起离开。但我一想到回国就不能不发抖。首先，我在法国这两年半时间学到了什么？然后，这个国家只有屠杀和贫困，去那里自讨苦吃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在欧洲远没有能力挣钱糊口。如果留下来，很有可能要过穷日子。我的母亲现在寄来的膳宿费，不得不比我初抵法国时多两倍，不可能长此以往，她已经来信要我回去。然而，我太爱巴黎，我太爱你们的国家赐予的自由而安静的生活。

伊扎尔跟我说过，要是能用法语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他会助我发表。他人真好，时常鼓励我，他的榜样引起我奋发的反应。只不过，我这样年轻，学未有成，思想杂乱，法语工具软弱无力……最后，我动手起草一部自传体小说，未知能否完成，自己没有信心。最可怕是我对宗教，对人性，对其他人相信的一切缺少信仰。我怀疑自己的性格，怀疑生存的本身。

我多么希望到拉瓦尔见你，要是我有办法就好了。我经常几个星期不去巴黎，也真够难受的。好吧，希望你不时来信，你是我的精神支柱。尽管我不信教，但总觉得你的灵魂里有一种力量，能够安慰我，温暖我！啊，要是有一天我能去看你，被你责骂，正如你的妹妹伊扎尔夫人所说那样，我会高兴得流泪！

傅怒安

于塞纳省，马恩河诺让市，大街四十号，小塔楼大楼

这封信没有日期，根据内容，大约写于十一月初，这是巴黎冬季即将开始的日子，也符合刘海粟《东归后告国人书》所记的“是年冬间归法京”之语。

寄信人地址与前信不同，变成诺让市。留学生迁居是平常事，这是傅雷第三次搬家，他说了一大堆经济困难的话，显示搬家与此有关。这个市镇在巴黎东北郊，交通不很方便，房租便宜很多，傅雷住的大楼有一个名字，“小塔楼”（Les Tourelles），与刘抗同一地址：

1930年秋天，刘抗和傅雷一起住在位于巴黎东郊的马恩河畔诺让的一座大公寓楼。刘抗住在二楼，傅雷住在三楼。他们常常一同听音乐会，看展览，友情与日俱增。几十年后，刘抗在给傅雷儿子傅敏的信中写到当时的情境：花园很大，到处栽满了鲜花。花园的后面种着几棵大树。花园的一边是网球场，我们常常在那里打球。公寓的一日三餐都很丰盛。只要有外国学生来，欢快的气氛就会升腾。这栋楼里租住着十七八位长期租客，包括一对德国来的母女，一对埃及夫妇，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法属殖民地的学生。（葛月赞《刘抗的“上海时光”》）

虽然不知他们同时或者先后迁入，但这段生活让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持续到生命最后日子。

诺让市是一个理想的居住地方，但不到两个月，1931年1月8日，傅雷从这里发出另一封信，一封绝望呼喊的信：

亲爱的让，

非常感谢你的明信片。我犹豫了很久才回复，真的不知怎么写才好，心乱如麻。我的情况越来越坏，还要加上失恋，完全心灰意冷了。不仅手头拮据，更伤神的是陷入一个东西方危机中。我太过中国人了，无法完全变成欧洲人。反过来，我又太过欧洲人了，无法在古老的民族传统里生活。在法国度过这三年接近结束之时，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精神上的冲突，每天都遭受其恶果。我失去了爱情，过去七个月生活在爱情中，没有太多的情绪消沉。现在一切都完结了，既无法工作，又无法玩乐。我知道告诉你这一切令你难过，但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来就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

你的妹妹和伊扎尔对我都很好。伊扎尔一直努力替我找点东西，但这很困难，而且，首要原因是我想回老家一段时间。不过，如果刘［海粟］先生不回去，我也不想离开，在中国会更加烦恼。即使能够在那里找到职位，一定要靠刘的关照。我在那里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搏斗，一场无休无止的角力。而且，我太倔强了，不会强迫自己稍为顺从于社会的荒谬，尤其像我们那种社会！

我厌恶了生活，但不能不生活，悲剧就在这里。如果能够决心做一件事，一切将一了百了。但我不能够。

我的真正拯救将是我的死亡！我心急等待。我仍然打算改天来见你，但要等到有一百法郎可用。感谢你为我祈祷，以圣经的话来安慰我。但是……我不想冒犯你，告诉你这些精神努力对我毫无作用。请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不过这是事实，面对你的善良和无限的友谊，我感到自己不可原谅，负德背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于诺让市

对不起，这封信将会很晚才能到达你那里，因为我写好了，但在等待一张邮票寄出。

傅雷提到多种绝望原因，真正的祸端是失恋，而失恋根源在迁居。诺让市与巴黎相距只有二十公里，那个时代的交通不如今天方便，加上阮囊羞涩，无法天天进巴黎。法文谚语“眼远情疏”（Loin des yeux，loin du cæur）在这里找到具体例子，不出两个月，马德兰开始疏远。刘海粟晚年的回忆文章详细叙述过他们爱情触礁的故事，看似夸张的叙述在这封信里得到证明，傅雷的绝望信和他的买枪行动同出一辙。刘海粟欧游不属本文研究范围，但他与傅雷这段人生道路难分难解，所以也顺带收集了他的一些法国资料。他同期所写的《欧游随笔》和晚年回忆《情思不尽忆故人》《傅雷二三事》，尽管有些错误，但主体都能在法国找到旁证，因此，他留下的见证是可信的。

傅雷是一个纯情的年轻人，这件事对他的伤害之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一个小集体在身边，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渡过难关。刘海粟是过来人，除了以个人的社会经验去开导他，还和其他朋友一起，设法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外面世界，让他“在广泛的艺术气氛里，在生动的艺术生活中振作起来”。（刘海粟《情思不尽忆故人》）

傅雷《现代中国艺术的恐慌》（1931年）

在小集体关心下，风暴来得猛，去得快。傅雷迅速平息了对马德兰的激情，把爱情转回到未婚妻朱梅馥身上，生活恢复了正常。刚好艺术杂志《活艺术》（L'Art Vivant）在二月份向他约稿，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状况。他撰写了一篇长文《现代中国艺术的恐慌》（La Crise de l'art chinois moderne），发表在当年九月份“中国专号”上。回国后在1932年自译为中文，刊于《艺术旬刊》第一卷第四期。

1931年 意大利的荣耀

1931年初，眼看中国艺术展览会无法实现，国内又需要他回去，刘海粟计划春天一到就回国。就在这个关节上头，他接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的邀请，去演讲中国艺术。这个意外事件不仅让他们重燃艺术协会展览的希望，而且想到把展览会扩展为欧洲多国巡回展出，可以增加影响。商量既定，刘海粟匆忙出发前往德国，傅雷晚一点动身，目的地意大利。

现在广泛流传的傅雷意大利旅行护照图片，就是这次旅行的见证。护照在1931年3月17日由巴黎中国公使馆发出，刘海粟此时已经到了法兰克福，正在准备19日的演讲。使馆发给傅雷一份公务护照（Passeport officiel），持有人“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进行艺术考察”。背面加签了法国外交部进出境和意大利大使馆入境签证，与护照发出同一天办妥，可知所有手续都由使馆代办。

根据护照留下的过关印章，傅雷乘搭火车出发，在3月23日经过法国边境的莫达讷镇（Modane）进入意大利，回程在5月7日，也是乘火车，从米兰经过布里格镇（Brigue）进入瑞士，在洛桑转车后，同一天由瓦洛布镇（Vallorbe）返回法国。傅雷绕道瑞士是既定路线，他利用这个机会，欣赏意大利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风光。

这次长达四十四天的旅行，在《傅雷自述》中只有一句话：“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之约，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到了1963年10月14日写信给儿媳弥拉时，增加了很多细节，让人感觉到，意大利之行是他在欧洲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此外，我只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去过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岛，没能去佛罗伦萨及威尼斯。当时我很年轻，而学生的口袋，你们不难理解，时常是很拮据的。相反的，我反而有机会结识罗马的杰出人士，意大利的作家与教授，尤其是当时的汉学家，还有当地的贵族，其中尤以巴索里尼伯爵夫人（一位七十开外的夫人），以及她那位风度绰约的媳妇Borghese［博尔盖塞］公主，对我特别亲切。由于她们的引荐，我得以在六月份应邀于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及罗马扶轮社演讲，谈论有关现代中国的问题。我那时候才二十三岁，居然在一群不仅杰出而且渊博的听众面前演讲，其中不乏部长将军辈，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金圣华译文）

这的确是少见的经历，只有通过特殊途径才会实现，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有过他的体验和运气。他在旅途第二十六天，写了一封长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让，

请原谅我，到意大利后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给你。这些天在罗马很忙碌。谢谢你向我推荐你的朋友梅那斯。他是如此令人喜爱，对人如此亲热，以至我仿佛在他的身上找回了你。奇怪的是，他跟你非常相像，无论举止姿态，最微小的举动，更不用说谈话了，他以整个心灵参与其中。我很高兴认识他，他还把我介绍给了他的亲戚甘齐亚先生和夫人。他们对我这么好，把我介绍给许多重要的意大利人物。

由于他们对我的国家无限喜爱，听到我们正在巴黎筹组一个中国艺术活动，立即安排我和上层社会、艺术界和文学界接触，以便我能够知道概况，以及向他们演讲一次，让我能够稍后有机会在罗马举办中国艺术展览。我因此结识了巴索里尼伯爵夫人（她的儿媳是博尔盖塞公主），她对我如此感兴趣，把我推荐给艺术部次长。我昨晚到她家里晚餐，与她长谈。她将设法让我到“罗马联谊会”发表关于中国的演讲。甘齐亚夫人还把我推荐给意大利元帅加维格里亚阁下，他到过中国，是一位最赏识我们国家的人。我很高兴这次罗马之行，未料到在意大利大受欢迎，这一切全靠你！

我在这里还要多逗留十来天。我已经去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前后八天。我很高兴参观了庞贝。西西里岛很美，但不太令人心醉，我们国家也有迷人的海岛，从上海到马赛的旅程中，我看过更美的海岛。我即将前往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三四周内返抵巴黎。

斯特拉帕蒂是一位记者，总是很忙碌。你告诉他的黑人同学德斯塔（如果我没记错名字的话）的悲哀消息，他转告我了。

我与梅那斯详细讨论过青年的精神忧虑和宗教意识问题。我相信自己现在进入了一种新的心态，更加合乎事实。尽管我在欧洲接受教育，而且跟像你那样虔诚的天主教朋友密切来往，我最终回归到我们固有的哲学观念。通过每天的自我分析，我发现我的心灵其实没有受到宗教忧虑引起的痛苦。中国社会和道德长期混乱，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浪漫主义，我经历了一场这种浪漫主义的狂热后，开始平静下来，与其从基督教信仰找寻和平，不如神游物外，超脱自我。这是我们的心理。伊扎尔说得对，无论如何我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以无比的顽强抵抗西方所有企图。混乱持续了一百年，仍在继续，就是明证。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像五十年前的日本那样，接纳了全盘现代主义（当然，日本也保留了固有的特性，但它迅速找到了一种方式，不必经过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激烈斗争），我们早就得到和平。但是我们的文化太深刻、太坚固，遇到西方精神潮流的时候，无法在短期内找到精神的平衡。与其他文明相比，佛教的哲学最接近我们的心理，因此很快被中国人接受。然而，必须知道，我们的灵活性还不至于完全采纳任何一种教条。中国的佛教与原来的完全两样。因此，固有的古老中国继续存在，并将存在下去。按照我的想法，中国迟早会经历一个第三次文明，以传统为基础，从西方新精神汲取养分。我很想知道你有关的看法。有暇请来信罗马。亲爱的让，谨致亲切问候。

傅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于罗马

傅雷带着达尼埃鲁给他的两个地址去罗马。第一个是记者劳斯特拉帕蒂（Strapati），没有特别神通，只找来一些画家朋友。幸好还有另一个地址，梅那斯（Jean de Menasce，1902—1973）是一位埃及出生的犹太青年，出身银行世家，天资过人，谙十七种语言，后来成为著名的神学家和世界有数的伊朗学家。他在1926年二十四岁时皈依天主教，傅雷到罗马的时候，他正在多明我会当修生，这个教派的总部在罗马。他本人不熟悉美术界，但他知道堂姑妈姑丈交游很广，把他们介绍给傅雷，傅雷一下子就得到他们的欢心。

堂姑妈戴安娜（Diane de Menasce，1882—1961）跟梅那斯一样，在埃及出生，1921年再婚，丈夫是意大利人甘齐亚（Adolfo Gancia，1891—1966）。他长期担任罗马扶轮社分会秘书，日常工作不离和名流巨贾打交道。在他引见下，傅雷拜会了加维格里亚元帅（Enrico Caviglia，1862—1945）。这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军人，1919年出任过国防部长，1926年获元帅衔。他在1904年至1911年担任过驻东京及北京使馆的武官。

同一时间，他又被介绍给马利亚·巴索里尼伯爵夫人（Maria Pasolini Ponti，1857—1938）。这位名门贵族有很高文化教养，既是慈善家、妇权运动的先驱，又是作家。当她知道中国艺术展览计划后，立即为傅雷策划了一连串活动，以促成展览会在意大利举行。她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和傅雷见面，获得官方对展览的支持。为了提高傅雷知名度，方便和其他人打交道，她安排傅雷去罗马联谊会（Cercle romain）演讲。这个组织单看名字会误为俱乐部，实际却是历史悠久的政治团体，在政坛上有重大的影响力。后来改变计划，改由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举办，这个高山仰止的学术殿堂更适合傅雷的书生身份。甘齐亚知道后，毫无困难地在扶轮社安排了另一场演讲会，作为配合。

地理学会成员都是教授和学者，傅雷甚至不够资格当他们的学生，但他的名字居然留在该会的官方刊物上。这一年五月号的《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Bolletino della R.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在“会务栏”下面，按日期列出过去四个月的四场演讲会，最后一场是傅雷的演讲：

五月一日，在学会本部，由瓦加教授（prof.Vacca）主持，傅怒安学士（dott.）报告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精神状况。

《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刊登傅雷演讲会消息（1931年）

傅雷是否第一个在地理学会和扶轮会演说的中国人，尚未做过考查，但是他的胆色教人敬佩。以一个来去匆匆的旅人身份，一个没有拿过任何大学文凭的非正规大学生，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竟然敢于接受这场挑战。难怪他多年后回忆，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他能够在社会高层来去自如，谈笑自若，吸引了一个又一个人对他发生兴趣，就可以知道他的才气在此时尽情发挥出来，他的焕发风姿给意大利人一个崭新的中国人形象。

傅雷在意大利的交谈和演讲内容，令人很感兴趣，他在1934年致罗曼·罗兰信中，长篇复述了加维格里亚元帅的谈话，却对自己说话一字不提。经过多次搜索后，最近发现他的演说稿不仅仍在，而且在离开欧洲前，已经整理成文留在法国，由《精神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在1932年1月号发表。这本法文天主教月刊在1928年由多明我会一位神甫创办，在巴黎出版，1956年终刊。梅那斯是多明我会修生，马里丹和这本杂志编辑部关系密切，傅雷的讲稿必定由他们其中一人转交。

杂志的开本不算大，跟普通图书差不多，傅雷的文章占去20页。标题很形象，《十字路口的中国》（La Chine au carrefour），作者身份“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编辑为他的文章撰写了一段提要：

中国遭到不幸。文章的标题已经引起我们的关心。它将以何种方式挣脱目前的无政府状态？它能否在自己内部找到力量？或者尽管经历过一次失败，它会不会苏维埃化？这个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这篇文章是第一手的见证。

傅雷《十字路口的中国》（1932年）

文章首先介绍慈禧以来中国的分裂与统一的痛苦过程；傅雷以参加学生运动的亲身经历，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中国革命图画；他没有粉饰现实，如实地叙述了革命带来的残酷代价。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能够随口说出一些统计数字，就像一个职业政治宣传家那样。这篇时政文章和他的象牙塔书生形象不一致，这是另一个傅雷，一个忧国忧民、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

傅雷在5月7日返回法国，立即忙个不停：

前日（5月11日），法国美术学校校长倍斯南德（A.Besnard）邀请刘氏举行茶话会，招待政府要人及当代文艺学术界等名流，一一相与介绍，并报告刘氏之历史，参与者莫不交口称誉。我国公使亦定5月19日在公使馆与刘氏举行宴会，遍邀外交界教育界巨子宣扬我国文化及刘氏艺术。（上海《申报》1930年5月30日）

刘海粟在法兰克福的小型展览出人意料地成功，乘着浪头，取得高鲁公使的支持，不等傅雷归来就开始准备一度放弃的巴黎个人画展。两个茶话会为展览造势，傅雷作为艺术协会秘书和刘海粟的翻译，担当很重要的角色。幸好他经过罗马的洗礼，熟悉这些场面，应付起来游刃有余。但事情实在太多，出了一个小岔子。他回来后不久写了一封信给马里丹：

敬爱的大师，

久未修书，至感抱歉。由于中国艺术展览会没有办成，有一段时间心事重重。但是我们现在准备提出一个更大的计划。一个月前，我们的展览会主席去过柏林，与德国政府商定在1934年举办一次中国展览会。我本人上星期四从罗马回来，也得意大利人的同意，在1933年展览。巴黎的展览则在1933年冬天举行。

我认识了罗马知识界一些受人注目的人。人家让我到扶轮社演讲，另一次在皇家地理学会，以“现代中国”为题。

我也遇见梅那斯先生，他要我转达敬意。

请告能否日内一个星期天来默东拜访？希望七月份返回中国之前，能够再次见到你。谨向大师致意，并候尊夫人大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又及：

现在地址：马尔尼河诺让市，大街四十号，傅怒安

电话：特兰布莱区 04—74

得到对方同意后，他选择月底星期天见面。但信发出后第二天，他发现日期冲突，连忙去信更改约会：

敬爱的大师，

我得到拉卢瓦先生的应允，为我们的画家刘［海粟］先生写展览序言。他下星期一到刘先生住的旅馆，观看他的画作。

我昨天考虑不周，约了星期天三十一日见面，这一天是刘先生画展开幕的前夕，我肯定抽不出时间来访。敬请将见面日期延至六月七日星期日。如不反对，我将与我的朋友萨尔一起来。我曾提过这位意大利青年诗人，他很高兴能认识你，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钦佩你。

很想拜读大作《最高权位与教权》（La Primauté et le spirituel），尚祈通过出版社赐寄一册，最好有亲笔签名。

先此感谢，并致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6月1日，刘海粟展览会（Exposition Liu Hai Sou）在第六区塞纳街四号克莱曼画廊（Galerie Kleinmann）开幕。这次和上两次沙龙大不相同，多份报刊报道了消息，大部分加上简短介绍，有些使用“著名画家”的说法，好像法国人已经认识这个人；还有新词组“上海画派”（l'Écolde de Shanghai），把刘海粟画作纳入法国当代美术的组成部分。所有报刊都指出他的作品模仿西方大师，但自成一格，技巧不差，给人美感。展览会为期两星期，至6月15日结束，画廊租金不菲，但有中国公使高鲁赞助，顺利完成。

画展时间本来不合适，与6月11日开幕的杜乐伊沙龙冲突，刘海粟有四张画参展。但是七月份就要动身返国，别无选择。不过，他不会后悔，因为个人画展的推广活动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网球宫博物馆（Le Musée des Jeux de Paume）馆长德札鲁阿（André Dezarrois，1889—1979）到杜乐伊沙龙参观时，选购了他的油画《卢森堡之雪》，这是法国博物馆第一次收藏中国当代油画。这张画展出时题名《风景》（Paysage），与另外一张画相同。

刘海粟画展海报（1931年）及法国政府选购的《卢森堡之雪》（1931年）

这件事能够实现，傅雷功劳至大，他在《傅雷自述》少有地自我表扬，因为他明白其中重要性：“常为刘海粟任口译，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购刘之作品一件”。当时法国政府没有美术部或文化部，博物馆归教育部管理。傅雷的“活动”集中在五月份的两次官方茶话会，他努力向到场官员推荐，最重要说服他们到画展观看。事前应该没有和刘海粟商量过，一方面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他心目中宣传的目标不是刘海粟本人，这是他的第一篇法语文章指导思想的延伸。他跟其他中国画家那样，不服气日本作品占尽风头，要向法国人展示中国当代新生绘画的美好形象。如果说运气，那天到场的官员是网球宫博物馆馆长。法国公立博物馆数以千计，但分工明确，这家博物馆专门收藏“外国画派”的作品，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纯艺术角度来说，“上海画派”远未自成一家，但西方艺术开始进入中国艺术却是事实。法国人明白他们购买的不仅是一张中国作品，也是一件历史的见证物。

这一年的11月18日，网球宫博物馆按照规定，展出本年入藏作品，教育部副部长是所有博物馆最高主管，亲临揭幕。展场上日本画家泛滥，小国寡民，竟有九人入藏，其中一个是女画家，而中国只有刘海粟一个人，傅雷活动的重大意义，在此显现无遗。

1931年 九一八轮船

刘海粟个展结束后，傅雷开始收拾行囊，准备一起返国。他写信向欧洲朋友道别，包括瑞士圣扬乔而夫的房东夫妇。中国公使馆在1931年8月4日为他办理返国手续，在意大利之行的护照上增加目的地中国，第二天又派人到法国外交部和英国大使馆加盖沿途签证。

8月14日，他和刘海粟夫妇从马赛登上法国邮船舍农索（Chenonceau），经过一个月旅程后，在到达上海前一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让，

非常对不起，几乎不敢请你原谅。出发前没能履行诺言到拉瓦尔见你，现在后悔莫及。旅程中也没有写信，因为过于懒散。天气闷热，在船上过着牲畜般日子，无精打采。明天就抵达上海，无论如何也要在上岸前写好信。因为到达之后，亲戚和朋友会令我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来，我的沉默就会无限期延长。

我们的旅程总算极好。如你所知，我和刘［海粟］一家同行，船上还有友人拉卢瓦先生，他身负官方任务，前往中国考察中国古代音乐。这位非常友好的汉学家，喜爱中国文学和哲学，并且理解颇深。刘先生和我打算帮助他，在中国办理必要的手续，让他能够听到孔庙祭祀大典才会演出的中国古代音乐。

近乡情哀，洪水和无休止的内战造成重重灾难。我在法国被娇纵了三年，享受过多的太平，对家乡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但我有一点引以自豪，没有数典忘祖。相反地，在欧洲三年之后，我对我们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从未像今天那么热爱。比起四年前，我更理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年轻人诅咒它，但与试图从海外输入那一套比较，它显得无比优越。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本身的特性，无法改变。植物胚芽撒到异国土地，不可能像在原产地那样生长。一百年来，我们只想抄袭这种或那种不适合这个古老国家的系统。革命者犯了错误，没有研究中国本身，对辉煌的过去一点也不懂得珍重。我这样说，并非因为我反对现代化改革，而是我认为抛弃本身的文明和文化，全盘借用西方是非常危险的。我最担心在拥有物质文明之前——姑且承认这是二十世纪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文明。这才是真正的野蛮行为。我们船上大约有十位同学，在欧洲各国留学，我非常难过，看到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既对自己的优良传统一无所知，又没有深入认识西方。你们法国人，你们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百科全书派，推动了法国大革命，但你们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中国从未有过这种先驱者的思想，而我们却希望在几个月内就把君主政体改成共和。这太美了，我们没有成功。今天受到这些可怕的混乱局面的严厉惩罚，实在咎由自取。

这是我回到中国时的感想。我想深入研究古代的东方，以及当代和历史上的西方。

为了谋生，我会进入上海美专，担任一些艺术史课程。也许我们能够创办一份艺术杂志。

看到自己已经忘记了很多法语，心中不免难过。我会尽力和你这位欧洲最好的朋友保持联络。

问好。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

于舍农索邮船，抵达上海前夕

这次旅程与拉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的不期而遇，留下了刘海粟那张拉卢瓦速写像，长篇的题词教人想象联翩。拉卢瓦曾为刘海粟展览作序，不会不记得这两位中国人，他从中国回来后，在1933年发表了游记《中华镜》（Le Mirroir de la Chine），书中很多中国人的名字，独缺傅雷和刘海粟两人。最近看到他的旅华日记，才发现没有名字不等于没有记叙，他灵巧地使用代名词，一个“画家”，一个“长人”（long），一个“中国人”，知者自知，不知者不知。可能他身居要职，外出时事事小心，养成这种习惯。何况《中华镜》提到船上“中国朋友”时，只讲过一件晦气事，更有道理不透露名字，以免予人难堪。

傅雷的信说在船上过着“牲畜般日子”，这是实话，拉卢瓦在8月14日第一天日记也使用类似的比喻：

我的中国朋友住在三等舱，每个房舱住四个人，你叠我，我叠你，直角排列，好像鲱鱼罐头。我会每天早上十点和晚上五点去看望他们，闲谈一下。长人的眼镜掉进一个洞里，无法取出来。

想象一下，双层卧铺，L字形排列，我头接你脚，要睡一个多月，实在难受。傅雷运气不好，第一天就丢失眼镜。

但是傅雷的信又说：“我们的旅程总算极好”，那是全靠拉卢瓦。邮船等级森严，旅客各有活动地方，从高等去低等没有人理会，倒过来就要小心。傅雷上过头等舱找拉卢瓦，穿得“衣冠楚楚”。拉卢瓦是明理人，主动下去看他们，每天两次，大家坐到甲板上，以中文交谈，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除了他们，还有一个留学伦敦的中国学生参加。

第五天，邮船抵达第一个港口，位于苏伊士运河进口的埃及塞得港。停泊妥当后，乘客纷纷下船去松动，拉卢瓦带着傅雷上了岸：

我认识一个中国人，住在三等舱，第一个晚上就丢失了眼镜。他睡在上层床位，睡觉前把眼镜放到身后，以为是一块平板。其实是两堵隔墙之间的空隙，必须拆墙才能找回眼镜。人家安慰他，已经有过不止一件东西从这里掉进去，全都留在里面。他以他们国家那种好脾气告诉我这件事，说话时差不多跟法国人开心时那样。但是他的两颗黑珍珠，夹在眼皮之间，不够应用。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引起我的同情，应承帮他。我们去的第一家商店的掌柜是一个高傲的德国人，不过很认真。他们没有这种货，但知道何处能找到。他叫人带我们去，这是一个黑人，一声不哼，却很英俊，土耳其帽歪到后边，延伸了脸部的曲线，一件蓝色棉质无袖阿拉伯长衫，像喇叭一样罩着宽阔的肩膀。他轻松地大步前进，我们在后面追赶。

配镜师明白我们的解释，动手调校镜片，我趁机走出门口，以为偏僻的小巷没有人。一个阿拉伯人突然冒出来，拿着一大筐东西，要卖给欧洲野蛮人，嘴着叽里咕噜，夹杂几个法文字。我不理会。他一再开始，杂入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甚至俄语，没有用。他开始不耐烦了，这时候我的同伴出现，小贩嘴里嘟嘟囔囔：“噢！中国人！”他离开了，心中想：还要学一种语言！（拉卢瓦《中华镜》）

傅雷接受了拉卢瓦的帮助，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道谢，为他上汉语课，如果这件事由他主动提出，那就有点不识泰山。拉卢瓦专攻音乐史和理论，罗曼·罗兰1906年辞去索邦大学音乐史教席，就是由他接替。他从1900年开始学习汉语，不出数年工夫，专著源源而出，《中国音乐》（La Musique chinoise）、《淮南子与音乐》（HoaÎnân Tzè et la musique）、法译马致远《汉宫秋》（Le Chagrin dans le palais de Han）等。他能够以中文和中国人交谈，而《中华镜》开章第一页就引用了屈原《招魂》两节诗，用得很恰当，法国人早已视他为汉学家。同样，傅雷说与刘海粟商量，协助拉卢瓦去听中国古乐，其实拉卢瓦身为巴黎歌剧院秘书长，又是代表政府来考察，早已通过外交途径，以及中国老朋友的关系，安排好一切，不必像他们初到法国时那样盲碰盲撞。

1931年9月18日，法国邮船进入黄浦江。傅雷回到分别了三年九个月的上海。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