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过去总在说“人民”，这次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人民？那些每天在配合防疫，自发做出必要的、微小贡献的人，就是人民。“人民”不再是空话，就是每天都在眼前的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或故事。

从12月中旬媒体报道华南海鲜市场开始，湖北作家普玄开始对疫情紧密关注。他的家到华南海鲜市场只需要5分钟车程，距离新华医院也只有800米。身临其境，但凡相关的新闻他无法不关注。那些感人的事例让他落泪，他的感受也深深打动了记者。普玄说，疫情面前，不管是为官还是从文，都必须要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做事。

中华读书报：疫情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普玄：武汉是交通的中转地，春节前我家里来了几波客人，有外地的，也有其他地市的，打算中转一下各自回去，但现在封闭了，不能离开，现在家里有12个人居住。住不下，我和女儿就住在我的创作室。女儿开学后在家上网课，我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疫情发生后，我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中华读书报：能具体谈谈吗？

普玄：这期间我一直注意着周边变化。创作室所在的小区，春节时就已经贴了封条，所有车辆都不允许出去。

往年我们都回老家过年，因为疫情，我们兄妹几个都没办法回家看望父母。春节前我把自闭症儿子送回老家，现在儿子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只能每天给父母打电话问候。所幸的是家里没有人患病。现在每天不能出门，通过手机和微信了解外面。我们的朋友大部分都在这个城市。以前手机每天只用一两个小时，现在拿在手里能用七八个小时，不停地查阅新闻，每天心都是揪着的。

中华读书报：疫情发生后，您有哪些感受？

普玄：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次疫情给城市化上了一次大课。一个城市过度大好还是不好？城市太集中了之后会出什么问题？我们只是想城市化的好处，城市的方便、交通、文明程度，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到城市化带给我们无法抵抗的东西。通过疫情发现，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现状是，社会是立体化、网络化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如果没有现代化思维，已经不符合我们的时代要求了。

中华读书报：您身边有哪些感人的例子？

普玄：身边感人的事例非常多。深圳的张伟杰夫妇的弟子在武汉开了真医堂诊所，他们在疫情发生后给志愿者车队做中医保护。城市里接送医生、患者需要大量车辆，出租车已经远远不够用。城市里多少个志愿者车队没统计过，单是同心车队徐东分队就有五百多人，车队工作风险很大，防护服不足，就只有一个口罩，诊所专门针对志愿者熬中药，给重症患者也送中药，做到了有力的防范。他们只是城市的一小股力量，但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这些都是认识的朋友，他们就在我的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过去总在说“人民”，这次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人民？那些每天在配合防疫，自发做出必要的、微小贡献的人，就是人民。“人民”不再是空话，就是每天都在眼前的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或故事。

我的母校是华中师范大学，当时上学时的辅导员，现在是校医院的书记，姓邓。疫情发生后，我发现她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作为大学老师出身的二级单位的负责人，她是很温文尔雅的，但疫情面前，她告诉我说自己哭过几十回——他们医院是一甲医院，过去只针对校内师生，不能医治的病人都送到对口医院。当时医院和学校一样都放假了，突然接到任务，她紧急召集团队回到工作岗位。特殊门诊才能治发热病症，一甲医院不能承担处理发热等专业问题，尤其是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医生们束手无策，但是一般人不了解，认为医院就是要治病。遇到这种情况，面对病人的不理解，她的压力非常大，失去了日常的平衡状态。她日夜不睡，真的像打仗一样，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出现耳鸣，视力也受到影响。人也变得脾气暴躁，但是一直支撑着工作。

中华读书报：灾难面前，人的性格和情绪都会发生变化。

普玄：这也反映出一个人的另外一面，就是当她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仍然表现出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她和她的团队给我的启发，就是我们这个城市从按部就班常态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一种动态的生活，常态生活是从容的，可以支配时间或支配生活。在动态生活中，在大事件面前人是被动的，是被时间火急火燎地拖着走的。

中华读书报：在这样的大事件面前，武汉的百姓是什么状况？您作为作家，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

普玄：在大事件面前，一个过于适应常态生活的干部或百姓，都要调整自己适应动态生活，我们现在都是在非常态中生活。对作家来说，多年来在平静中书写城市，书写平静的生活，写非常态生活的作家不是很多，因为大家没有经历过。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对非常态生活有一种真实的体验才能写得出来。在常态生活中的作家，没有重大事件的冲撞，没有切身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表达真实细节的。这个时候也要充分感受这种非常态的生活。

目前疫情正在考验我们的耐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我们也正在观察。作为有良知的作家，对待疫情的态度，首先需要真实。要观察真实，表达真实。因为真实本身就很伟大，真实才能推动事情的解决，才能推动疫情尽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