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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三畏《中国总论》(1848年)插图

内容提要 “小说”为中国原有的术语，历史悠久，内涵复杂。中国古代小说18世纪开始在西方传播，“小说”一词由此进入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并根据西方知识谱系被重新定义。西人通过对小说进行逻辑分层，并运用多种术语对应小说的诸多亚文类来实现二者的中西对接。经过中西融通，“小说”的边界有所延伸，包含了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翻译的西方小说，“小说”一词则演变为用散文写作的虚构性叙事文类的通称。清末民初，“小说”一词被日本学者借用与西方术语对译，又经晚清学人移植重建、古今转换，生成为现代学术新语。从20世纪初开始，小说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显学”，其学术研究体系正是以作为现代文学术语的“小说”为核心，以其现代内涵为基础加以构筑的。

关键词 小说；术语；中西对接

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1］。就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而言，“小说”这一概念历史悠久，内涵复杂，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式的术语考订极为必要。正如谭帆教授所说，通过钩稽小说术语的历史，可以考知中国小说之特性，进而揭示中国小说之独特“谱系”，是小说史研究的一种特殊路径 ［2］。有关“小说”术语的梳理，目前已取得丰硕成果，不过仍存在一较大缺憾，就是对 “小说”是如何与西方文体概念对接的，始终语焉不详。目前最为普遍的看法是，“小说”在19世纪后期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开始与“novel”对译。甚至有一些学者误认为，这一对译是晚清时由林纾等人提出的，由其选择“小说”一词作为“fiction”和“novel”的对译语。那么，“小说”是在何种语境中与西方文体概念建立对应关系的？如何对应？“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本身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拟对18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的翻译、界定及文体分类，考镜源流，抉发意旨，通过历史探微，更为全面地梳理中国古代小说的中、西知识谱系，揭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如何在中、西对接中完成向现代文学术语的转化。

一 “romance”视阈中的“小说”

（一）“小说”与“romance”的对应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往往被简单化为“小说”与“novel”的相遇，实则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小说”的中西对接，始于18世纪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的传播。1714年，法国学者弗雷莱（Nicolas Fréret）在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发表了学术论文《中国诗歌》。文章虽然主要讨论中国诗歌，但其中提到了最早旅法的华人黄嘉略翻译《玉娇梨》前三回之事，并引用小说《玉娇梨》第六回中的《新柳诗》。弗雷莱将《玉娇梨》定义为“un Roman Chinois”，即一部中国的罗曼史 ［3］。1761年，这篇文章被译为英文“A Dissertation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作为英译本《好逑传》的附录附于书后，译者帕西（Thomas Percy）将此处译为“a Chinese Romance”［4］。1719年，法国学者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任法国皇家图书馆副馆长期间，用拉丁文编纂馆藏书目，其中汉籍书目见于第一卷“东方手稿部”，1739年正式出版。该目录将《好逑传》《第三才子书玉娇梨》《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等小说归入“romanenses”［5］，将《拍案惊奇》归于“fabulæ”［6］。

从18世纪初中国古代小说开始在欧洲流传一直到19世纪中期，“romance”始终是“小说”的主要对译语，在英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中被广泛应用［7］。从这一时期西人编纂的汉籍书目、汉语字典、汉语语法著作、小说翻译及研究著作来看，所谓“romance”主要指向中国白话小说。“romance”源于拉丁语“Romanice”，意思是用通俗的方言口语书写的作品，是相对于学术拉丁语而言的。古法语有“romanz”一词，本意为“民众的讲话”或“粗俗的舌头”，之后这个词语的义项越来越集中指向以口头语言叙述的叙事作品。早期西人以“romance”指称中国古代小说时，强调的是小说的口语化特色，将“小说”范畴限定于白话小说。

1728年，法国汉学家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用拉丁文撰写的汉语语法著作《汉语札记》成书于广州，书中大量引用白话小说例句。该书第一部分“口语的风格”开篇，他谈到了“小说”概念，在文中直接引用汉语“小说”一词：

Omnes reducuntur ad comœdias et ad opuscula quae dicuntur说小siaò chouě. Emi poterunt 1e种百人元yuèn gin pě tchóng. Continet haec collectio centum comœdias quae sub dynastiá yûen元 prodierunt; earum quaelibet quatuor vel quinque scenis absolvitur. 2e传浒水choùi hoù tchouén. Sed ut secretus hujus libri sapor melius sentiatur, emendus erit qualis ab ingenioso叹圣金 kin chíng t’án fuit editus, cum notis, quibus mirum anthoris artificium primus detexit. Huic historiae quae satis longa est, libros enim (sinicè卷kuen) continet 75, aliquot multo breviores addentur; quales sunt 缘图画 hoá t’oû yuén, 流风醒 sìng fông lieôu, 传逑好 haò k’ieoû tchouén, 梨娇玉 yǒ kiaō lì, &c. Quilibet porro horum siaò chouě quatuor vel quinque tomis, sexdecim vel ad summun viginti capita (sinice 回 hoei) continet non plures.［8］

马若瑟在这里提及的《水浒传》《画图缘》《好逑传》《玉娇梨》，全部为白话小说，它们是该书例句的来源。1822年，德国汉学家柯恒儒（Heinrich Julius Klaproth）编纂出版《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藏书目录》，共著录4种小说，都是白话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列国志》《肉蒲团》，全部被归入“romane”这一类［9］。1840年，德国汉学家肖特（Wilhelm Schott）编纂《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藏书目录》的续编，题为《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其中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被收录于“Romanisirte Geschichte, Romane und Bühnenstücke”（传奇故事、小说和戏剧）一类，收录的也只有白话小说，包括《开辟传》《隋唐演义》《唐演传》《唐五代传》《飞龙全传》《西洋记》，《三国志演义》《岭南逸史》《二度梅传》《鬼神之德》［10］。

（二）“小说”与“romance”内在的相通性

“romance”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历史悠久，用来指中世纪和现代以前的以散文或韵文写作、以表现奇妙非凡事件为主旨的虚构叙事作品。《不列颠百科全书》对“romance”的解释是：它是文学形式的一种，通常以骑士精神为特征，大约12世纪中期在法国诞生。“romance”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类型，其特点是内容富于骑士精神和冒险色彩，也包含了奇异（marvelous）、奇幻（miraculous）、夸张（exaggerated）和理想化（ideal）的内容［11］。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对“小说”的界定同样突出了其内容之“奇”，所谓“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2］，并以“奇书”指称小说。明清时期蔚为大观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在强调内容奇特、思想超拔这一点上［13］，与“romance”尤其声气相投。李渔《古本三国志序》云：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14］

李渔不仅从文体一致的角度，批评了王世贞将不同文体混为一谈，对小说四大奇书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和说明，而且极力渲染第一奇书《三国志演义》内容之奇和笔法之奇，称“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认为作者具有卓越的写作才能，堪称奇手，才能成就“奇书”：

若彼苍之造汉，以如是起，以如是止，蚤（早）有其成局于冥冥之中，遂致当世之人之事，才谋各别，境界独殊，以迥异于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欤！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15］

李渔之后，“四大奇书”之名不胫而走，“四大奇书”的概念深入人心。其美学追求与“romance”可谓不谋而合，西人以二者对译，其实颇有见地。

以“romance”指称“小说”，突出了小说的虚构性和情节内容的传奇性，将小说与史书相区别。柯恒儒在目录中，对《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前者是“historischen Romane”（历史小说）：“这部名著为晋代陈寿所作，记载了公元220年汉亡于东汉献帝，中国分裂为蜀、魏、吴三国的历史，一直到280年晋武帝重新统一中国。元代罗贯中对陈寿的历史著作进行了加工，采用文学化的风格，增添小说情节，并冠以《三国志演义》的书名。他的改写本成为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而备受推崇。本馆所藏为李卓吾评本，重新刊刻于1684年，凡20卷。”［16］ 1816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 musat）对傅尔蒙编订的法国皇家图书馆目录进行修订，纠正了其中许多错误。傅尔蒙在目录中将《三国志演义》和《三国书》［17］混为一谈，把二者都视为史书。对此，雷慕沙指出：有必要提醒读者，《三国志演义》是一部小说，它的主题来自于“三国”的历史，书里包含了很多传奇的冒险故事，在中国人看来，这种风格正是其主要优点。雷慕沙认为，傅尔蒙所犯的错误不可理解，即使他没读过这部书，也应认识到此书不同于目录中收录的另一部史书《三国书》，如果他注意到了该书分回的特点——因为根据傅尔蒙自己的说法，分回是中国虚构小说所特有的［18］。对于《水浒传》，傅尔蒙由于未读原著，在目录中误将“第五才子书”（Ti u cai cu xu）当作书名，把它与中国古代经典（libri canonici et classici）《书经》《易经》《礼记》《春秋》《性理大全书》《性理大全综要》等归为一类［19］。雷慕沙指出，“第五才子书”就是《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属于同样的文体，被赋予很高的评价。其作者与“第一才子书”（Ti I thsaï-tseu, le premier poëte ou le premier romancier）作者为同一人，都是“施耐庵”（Chi-naï-’an）［20］。雷慕沙直接把“才子”翻译成了“romancier”，即小说家。1826年，雷慕沙翻译出版《玉娇梨》，在法文本译序中，他谈到了中国小说（roman）的特性，结论是如果要深入考察中国文化，那么描写民风世情的中国小说，是必须参考的最好回忆录［21］。

从现有文献看，19世纪中期以前，西人关注的中国古代小说以长篇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居多，另外包含了部分描写市井生活的小说，如《拍案惊奇》《岭南逸史》及《玉娇梨》《平山冷燕》《二度梅》等才子佳人小说。而在评判中国小说时，西人往往受到“romance”的影响，强调作品的虚构性和艺术加工，及其带来的奇幻效果。柯恒儒《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藏书目录》所收小说虽不多，但对中国小说的特性揭示得极为准确。如该目介绍《列国志》一书：“讲述周朝分裂时期各诸侯国争霸的故事。各诸侯虽为黄帝所封，但是往往都很强盛，从而能够违背黄帝旨意。那些故事被用来进行小说加工，且始于商朝最后一位帝王纣统治的时期，即公元前1148年，结束于秦朝初年，即公元前258年。”［22］《肉蒲团》被视为淫秽小说（schmutziger Roman）。肖特《御书房满汉书广录》为《飞龙全传》做注：“中国小说，例如市井小说（Bürgerlicher Roman），语言往往很夸张，并配有小说年代的英雄人物画像，这些文学‘肖像’会同书名放在一起。”［23］论及《西洋记》时，肖特明确指出该书具有神魔色彩，其中写到的许多国度实为乌托邦，书中夹杂了很多奇幻的传说［24］。

二“novel”的兴起与“小说”概念的演变

19世纪上半叶，随着“novel”这一新的现代文类的兴起，西方汉学界也逐渐用“novel”代替“romance”作为“小说”的主要对译语。

（一）“novel”的兴起及其与“小说”的对应

西方文学从史诗（epic）到传奇（romance）再到长篇小说（novel），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现代欧洲小说兴起之前，流行于世的主要散文叙事作品就是“romance”，而“novel”是18世纪后期才正式确定名称的文类。1692年，英国复辟时期的著名剧作家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创作了中篇小说《匿名者》（Incongnita），在序言中他对“传奇”（romance）与“小说”（novel）进行了区分：前者一般是描写贵族或英雄人物的坚贞爱情和无比勇气，运用高雅语言，奇怪故事和难以置信的行动予以表现；后者则描写与常人较接近的人物，向我们表现生活中的争斗算计，用新奇的故事取悦读者，但这些故事并不异常或罕见。18世纪，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菲尔丁（Henry Fielding）、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约翰逊(Samuel Johnson)等人继续对这两种文类进行梳理，直到19世纪初，司各特（Walter Scott）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条目，有关“novel”的讨论才告一段落。司各特指出：就总体特征而言，“novel”作为虚构叙事作品，以描写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而与“romance”相区别［25］。

自19世纪上半叶，西人开始用“novel”来对应“小说”一词。1815至1823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出版第一部英汉字典，其中对汉语“小说”一词的释义是：“small talk”，它通常是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s）的总称，在汉语中指散文虚构作品（works of fiction）。中国人谈起“小说”时往往带着鄙夷的口吻［26］。在英语“novel”这一条目下，马礼逊则是这样解释的：“小说书seaou shwǒ shoo. Hearing of a few romances and novels forthwith think that they are ture．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27］ 1822年，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翻译李渔《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以“Chinese Novels”（《中国小说集》）为题出版。1848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国总论》分经、史、子、集介绍了中国文献，他直接把子部“小说家”译为“novels”，称《三国志演义》是“historical novel”［28］，即历史小说。1860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 Julien）翻译《中国小说选》，收录《董卓之死》《滕大尹鬼断家私》《刘小官雌雄兄弟》三篇，题为“Nouvelles Chinoises”。最为突出的是1876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编《博德林图书馆汉籍目录》，几乎用“novel”一词囊括了所有白话叙事文学作品，除章回小说、话本及拟话本小说之外，《琵琶记》《西厢记》等少量戏曲以及广东木鱼书《花笺记》也被归入“novel”［29］。1838年，英国第一任汉学教授基德（Samuel Kidd）为伦敦皇家亚洲文会编订《皇家亚洲文会中文图书馆书目》（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时，用“works of fiction”描述中国小说。但是到1889年，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对这一目录进行修订、增补时，“novel”则占据了主流，间或使用“romance”“tale”等，如《三国志演义》为“romance”，《水浒传》为“historical novel”，《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为“novel”，《封神演义》《今古奇观》为“tale”［30］。

（二）“novel”与“romance”之争

尽管西人越来越趋于以“novel”对译“小说”，但它并没有完全取代“romance”成为唯一的对译语，大多数西方学者沿袭了马礼逊、麦都思的做法，将二者并列为“小说”的对译语。麦都思在其所编《英华字典》（1842—1843）中的解释是：“Novel, a romance, 小说seaou shwǒ; 稗说 paé shwǒ; romances and novels, 野史小说 yày shè seaòu shwǒ.”他在“romance”的条目后则直接注明“小说seaou show”［31］。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于1866至1869年编纂出版的《英华字典》中释义如下：Novel小说，稗说；Fiction，荒唐，小说，无稽之言，无根之语；Romance，怪诞，小说，荒唐；Story，a trifling tale，小说，小事迹［32］。1872年，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编《英华萃林韵府》，对麦都思、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蹈袭良多，其中对“小说”释义如下：Fiction，小说hsiao shuo，无根之语；Novels，小说hsiao shuo，稗说pai shuo；Romances and Novels ，野史小说yeh shih Hsiao shuo；Romance or novel，小说hsiao shuo；Tales or Romances，小说hsiao shuo［33］。

1867年，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在《汉籍书目提要》中别立名目，把“romance”和“novel”杂糅在一起，把中国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historical romances”，包括《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夏商传》《春秋列国志传》《东周列国传》《昭君传》《隋唐传》《说唐》《反唐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五虎平西传》《五虎平南后传》《万花楼》《说岳全传》《洪武传》《英烈传》等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另一类是“romantic novels”，梅辉立将之视为虚构文学的代表，包括《好逑传》《平山冷燕》《玉娇梨》《群英杰》《大红袍传》《二度梅》《金瓶梅》《品花宝鉴》《红楼梦》《续红楼》《演红楼》等［34］。梅辉立的《汉籍书目提要》影响颇大，如1873年英国汉学家李思达（Alfred Lister）在香港圣安德鲁会堂发表演讲《用一小时读中国小说》，后发表于《中国评论》。他对梅氏的分类表示赞同，在文中引用了梅氏的说法［35］。不过在对具体作品的文类划分上，他与梅辉立并不一致，把文中重点讨论的小说《玉娇梨》定义为“romance”，而不是梅氏所认为的“romantic novel”。美国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1897年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文章《中国小说》也沿袭了梅辉立对于中国小说的基本分类。

以“novel”对译“小说”，其实是“novel”在西方兴起后对汉学研究的一种投射。由于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这种对译招致了长期的争议。当代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曾说，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狄更斯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殊不知严格地说，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只写过“novel”，而从未写过“小说”，他主张用“奇书文体”来代替“小说”，指称明清长篇小说［36］。刘若愚（James J. Y. Liu）指出，“novel”是由一位作者独立创作的，而中国的长篇小说大多为世代累积型，且文备众体，韵散相间，并不像“novel”那样完全以散文写作。此外“novel”强调现实性，不涉及超自然题材，中国小说则经常引入超自然或荒诞的元素。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与其说与“novel”类似，不如说更接近中世纪的“romance”和“saga”，后者源于古斯堪的那维亚语，是北欧的英雄传奇，多涉及神话传说、家族历史［37］。毕晓普（J. L. Bishop）《论中国小说的若干局限》一文，则以“novel”的视角对中国小说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局限之一在于滥用诗词。话本小说兴起之初，插入诗词或许有其特定功能，但到后来的“有诗为证”，却只能拖延高潮的到来，徒然成为套语，打断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种写法很难被西方读者接受［38］。19世纪后期，日本学者借用汉语词汇翻译西方文体概念时，已经意识到二者的差异，试图用“小说”和“传奇”区分“novel”和“romance”。坪内逍遥《小说神髓》一书指出：

小说是虚构物语的一种，即所谓传奇的一个变种。所谓传奇又是什么呢？英国将它称为romance。Romance是将构思放在荒唐无稽的事物上，以奇想成篇，根本不顾是否与一般社会事理相矛盾。至于小说，即novel则不然，它是以写世间的人情与风俗为主旨的，以一般世间可能有的事实为素材，来进行构思的。［39］

事实上，无论是“novel”还是“romance”，都有其特定内涵和文体特征，任何一词与“小说”对译，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而“小说”又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复杂的术语之一，因而在它与西方文学概念建立对应关系的过程中，唯有对“小说”进行更细致的分类，以确定相应的西方术语，使双方在内涵和外延上更相合，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

三 “小说”作为现代文学术语的重建

尽管西方学者普遍以“romance”和“novel”指称“小说”，但他们也意识到其中的种种不适应性，于是通过对小说进行逻辑分层，并运用多种术语对应小说的诸多亚文类，以此构成了“小说”术语的重建。

（一）对“小说”文体的逻辑分层

“小说”一词在中国延续久远，“子”“史”二部乃中国小说之渊薮。“说部”“稗史”等术语均与此一脉相承，是把握中国小说“谱系”的关键［40］。

“小说”在进入西方学术话语系统时，则根据西方知识谱系被重新定义。马礼逊、罗存德等人在字典中，按西方文学传统，将“小说”解释为用散文写作的虚构叙事文学（works of fiction），并在此基础上对“小说”进行分类。1823年圣诞节前，马礼逊乘坐 “滑铁卢号”返回英国时，将他收藏的近万册汉籍一同带回。途中他为这批藏书编纂目录，将其中的小说书分为“novel”“story”“tale”“short story”等若干类。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对小说分类更细。1853年，他在《当代中国》（Chine moderne）中，介绍了以“才子书”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小说，将“roman”（小说）进一步细分为历史小说（Roman historique）、性格小说（Roman de caractère）、风俗小说（Roman de mœurs）、对话体小说（Roman dialogué）、诗体小说（Roman en vers）、神话小说（Roman mythologique）［41］。

186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汉籍解题》中对中国文人轻视小说的态度表示不解，提出小说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打破中国传统书目摒弃白话小说的做法，在“子部·小说家”著录了《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玉娇梨》等。伟烈亚力在这里所说的“小说”，对应的是“works of fiction”，具体又分为“novel”和“romance”［42］。英语中的“fiction”与“novel”和“romance”存在逻辑上的层级关系。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指出，“fiction”的外延要大得多，泛指一切散文虚构作品，除小说外，还包括自白体、解剖体、传奇体等文学类别［43］。

“小说”与“fiction”对应，意味着它的范围大致被划定为以散文写作的虚构叙事文学，传统“小说”概念中的非文学、非文体因素被过滤，与现代“小说”概念相通。同时“小说”被分为若干亚文类，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格，划分标准也不统一，但通过逻辑分层，“小说”演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文体概念。

20世纪初，“小说”作为新的文体概念，逐渐取代“说部”“稗史”“讲史”“演义”等传统术语而被广泛运用。1904年，黄人撰写《中国文学史》，专设“明人章回小说”一节，说“当时有心之士，多著小说，又喜评小说，而文学家中通俗小说，与八股、传奇鼎峙”。他对小说按题材分类如下：历史小说、家庭小说、军事小说、神怪小说、宫廷小说、社会小说、时事小说［44］。其《小说小话》则从语言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分类：“小说固有文、俗二种，然所谓俗者，另为一种言语，未必尽是方言。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石头记》仿之，而尽用京语。至近日则用京语者，已为通俗小说。”［45］ 1908年，耀公《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将章回小说与短篇小说对举：“及导以小说家之叙事曲折，用笔明畅，无论其为章回也，为短篇也，为传奇与南音班本也。”［46］此处强调的是章回小说的长篇特点，这也是西方小说的分类视角之一，“novel”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对篇幅的要求，必须达到一定长度。吴日法《小说家言》也以“长篇小说”指称历史演义：“长篇之小说，取法于《通鉴》之编年……长篇之体，探原竟委，则所谓演义是也。”［47］郑振铎把中国小说分为短篇（包括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评话小说）、中篇、长篇，长篇小说“包括一切的长篇著作，如《西游记》《红楼梦》之类。这一类即是所谓‘Novel’或‘Romance’，篇页都是很长的，有长至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亦有多至二十册、三四十册的”［48］。尽管中西分类方式不尽相同，但在语言、题材、篇幅等这些构成小说分类的标准和分类逻辑上则渐趋相同。

（二）中西“小说”概念融通与“小说”边界的延伸

在与西方文体概念对接之后，“小说”的边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西人以“romance”对应中国古代“小说”有其合理性，但由于“romance”在西方文学中有特定内涵和文体特征，其与“小说”的对译，也带来相应的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中国古代“小说”概念被窄化，外延有所收缩。早期西人以“romance”指称中国古代小说，强调小说语言的口语化色彩，因而将“小说”范畴限定于白话小说，而将文言小说排除在外。

马若瑟在《汉语札记》中，按字面意思把“小说”直译为拉丁文“opuscula quae”（1847年《汉语札记》英译本中译为“small works”［49］），重在说明“小说”篇幅短小，乃“丛残小语”。当然，“opuscula”也包含地位卑微之意，与中国“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相呼应。但他在列举具体篇目时，提到的都是长篇白话小说。他不无困惑地指出，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长达15卷，《画图缘》《醒风流》《好逑传》《玉娇梨》等小说虽然没有这么长，但每一种书也都有4至5卷，16至20回不等，这与字面的“小”是矛盾的，显然马若瑟并未把文言小说视为小说。

在西人所编的早期汉籍目录中，文言小说往往不被归入小说类。如1838年基德《皇家亚洲文会中文图书馆书目》把志怪小说《搜神记》归入宗教类、《广博物志》归入自然历史类［50］。1840年肖特编纂的《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小说（romane）部分只收录白话小说，而将《古今事文类聚》《太平广记》《野获编》《熙朝新语》等文言小说收录在“百科全书及杂著”（Werke von encyclopädischem und ver mischtem Inhalt）类。1878年，考狄（Henri Cordier）《西人论中国书目》文学类下包含“Tsai-tseu chou才子书”、“Romans, contes et nouvelles”（长篇小说、故事和短篇小说）、“Théatre”（戏曲）、“Poésie”（诗歌），基本只收录用白话写作的小说和戏曲，文言小说仅《聊斋志异》一种［51］ 。1889年，翟理斯《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所藏汉满书籍目录》把《广博物志》《说铃》《唐人说荟》《太平广记》等归入史志（History, Biography, Statutes）类［52］。

但是，随着汉学的发展，西人在对中国小说的理解上，也出现了一种会通中西小说观念的趋势，这首先表现为把文言小说重新纳入“小说”范畴。伟烈亚力虽然强调白话小说的文学地位，但他仍然遵循《四库全书总目》的四部分类体例，在《汉籍解题》“子部·小说家”收录了百余种文言小说，这些文言小说的解题也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基础摘录而成的。1897年，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中国小说》一文中，列举了 “十才子”“四大奇书”，及《聊斋志异》《东周列国》《今古奇观》《红楼梦》《列女传》《智囊》《子不语》《搜神记》等数十种小说。在这份驳杂的书单中，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兼收并蓄。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说：“外国思想的翻译常常接近于汉化。正像为了适应现代需要而把印欧语系加以现代化那样，中国也创造了新名词，许多是从日文吸收的，用以表达新的意义。可是古代汉字用于新的词组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积累起来的涵意。”［53］“小说”一词为中国原有的术语，虽然在中西对接过程中被旧词新用，但其原有含义经过甄别有所保留。

其次，翻译小说也被囊括到“小说”范畴。1880年，法国汉学家突尼烈（M. Jules Thonnelier）编纂出版的《东方藏书目录》呈现出融通中西的鲜明特征。该目录除收录《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花笺记》等汉籍小说，还有马礼逊翻译的《中国春秋》（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德庇时英译本《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好逑传》，雷慕沙法译本《玉娇梨》，儒莲法译本《白蛇精记》《平山冷燕》［54］。1876年，艾约瑟为牛津大学编《博德林图书馆汉籍目录》，也把宾为霖（William C. Burns）译成汉语的西方小说《天路历程官话》《续天路历程官话》《正道启蒙》（The Peep of Day）等一并收录［55］。

由此，中国原有的术语“小说”经过中西融通，边界有所延伸，包含了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翻译小说，“小说”一词演变为用散文写作的叙事文类的通用术语。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士人从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小说观，同时又受中国小说观熏染，其对“小说”的认知也带有中西交融的特点。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倡导读小说，强调“泰西尤隆小说学哉”，同时又注意到“日人通好于唐时，故文学制度皆唐时风。小说之秾丽奇怪，盖亦唐人说部之余波”［56］。《日本书目志》第十四“小说门”不仅著录了日本作家深受中国影响创作的小说，还包括他们翻译的西方小说，如“英和对译”的《开口笑话》《翻译丛书》《欧洲小说黄蔷薇》《欧洲小说西洋梅历》等。梁启超受《日本书目志》影响很大，1898年，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大段引用康有为关于小说社会功能的文字，称“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 ［57］，并亲自操觚翻译了柴四郎《佳人奇遇》等政治小说。因而，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语境中，中、西关于“小说”的外延渐趋一致。

（三）赋予“小说”新的审美特征

自先秦两汉以来，“小道观”长期制约着中国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发展。从《庄子·外物》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58］，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59］，“小说”一直被视为无关政教弘旨的小道。后虽有洪迈、李卓吾、金圣叹等人为摆脱“小道观”进行了种种努力，但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叙》来看，这一小说观仍占据主流：“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60］小说之所以可观，主要在于其实录见闻，信而有徵，“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61］。可见，与小道观密切相关的是其实录的特征。

“小说”与西方文学术语对接后，小说的文学地位及其虚构性的现代文体内涵得到确认和强化。梅辉立指出：中国人往往轻视虚构想像的文学，用艾约瑟的话说就是“君子弗为”。“小说”这一称谓本身，就是他们鄙视这类文学作品的有力证据。中国一般把小说分为“小说书”（Siao Shwo Shu）或“杂著”（Trivial Works），即由不成熟的小故事和轶闻琐事杂糅而成；直到上个世纪，一些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才被称作“才子书”（Ts’ai-tz’ Shu），从小说中分离出来［62］。他在此引用的正是《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说法。不过，梅辉立对此并不认可，在他看来，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能够从中分离出来，是文学观念的进步。

晚清小说界革命高扬小说的旗帜，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无疑是新的小说观念确立、摆脱“小道观”束缚的最为有力的明证。小说的虚构特性被堂而皇之地提出来：“小说则不然，吾有如何之理想，则造如何之人物以发明之，彻底自由，表里无碍，真无一人能稍掣我之肘者也。”［63］清末碧荷馆主人在小说《新纪元》中，批评从前的小说家拘泥于史书或实事：“我国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如《列国志》《三国志》之类。” ［64］晚清科幻小说更是极尽幻想、虚构之能事，“以好奇之心，发为不规则之谬想，横溢无际，泛滥无归”［65］，是以真实为追求的“科学”与以虚构为文体特征的“小说”相遇的产物［66］。

1895年，傅兰雅（John Fryer）在《申报》发表《求著时新小说启》，对小说文体的审美旨趣提出了新的预期和设想：要求征文者“撰著新趣小说”，内容要有现实性，针对当时三种社会弊端，即鸦片、时文和缠足；具有新的审美特征，“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综，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能够感动人心；具有“变易风俗”、革除弊病的社会价值和功能［67］。该征文启示在1895年5月25日、28日、30日，6月4日、8日在《申报》多次刊登，1895年6月又登于《万国公报》第77期，对晚清士人形成新的小说观不无启发，与梁启超所谓“新小说”及其探讨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颇多相通之处［68］。虽然，梁启超开启了“小说时代”的到来，但“新小说”过分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1905年，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批评中国文学不以审美为目的：“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恉。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69］贯穿于清末民初文学研究的“纯文学”“杂文学”之辨，使小说的纯文学特性得以凸显，“小说”转变为现代文学术语。明治三十九年（1906），太田善男著《文学概论》，将“纯文学”“杂文学”对举，对王国维、鲁迅、黄人、周作人、吕思勉、谢无量、朱希祖等人的文学观和小说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70］。1914年，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中把小说分为“纯文学的小说”“杂文学的小说”：“中国旧时之小说，大抵为纯文学的小说。如《镜花缘》之广搜异闻，如《西游记》之暗谈医理，似可谓之杂文学的小说矣。然其宗旨以供人娱乐为目的，则仍为纯文学的小说也。”［71］

可以说，“小说”作为现代文学术语，萌芽于清代初期西人的翻译，清末民初以日本为中介，经过移植重建、古今转换得以最终完成。

结语

术语是学术发展的核心要素，是组成一门特定学科的理论体系的纽结。一种学术体系的新发展是通过术语来界定的，它是我们剖析学术史的一个重要切入口［72］。18世纪当中国古代小说开始在西方传播时，“小说”一词或由西人翻译直接与西方文体概念对接，或被日本学者借用与西方术语对译后，回流至中国，被晚清学人吸纳和改造。通过中西对接，汉语旧词“小说”及其相应的西方术语经历了概念的相互重建。在汉学这一学术语境中，与“小说”对应的西方术语的内涵和外延较之其古典渊源，发生巨大改变，而“小说”则吐故纳新，生成为现代学术新语。从20世纪初开始，小说研究渐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显学”，其学术研究体系正是以作为现代文学术语的“小说”为核心，以其现代内涵为基础加以构筑的。

注释：

［1］［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3］［40］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第1、13页，第187页，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Nicolas Fréret,“De la poësie des Chinois”, 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3, A Paris, L’imprimerie royale 1723, p.290.

［4］Thomas Percy,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1, p.209.

［5］［6］［19］Étienne Fourmont, Catalogus codium manuscriptorum Bibliothecae Regiae, Tomus Primus, Codices manuscriptos orientales, Parisiis: e typographia regia, 1739, pp.384-385, p.394, p.396.

［7］英语“romance”，法语作“roman”，德语作“roman(ze)”，意大利语作“romanzo”，西班牙语作“romance”。

［8］Joseph Henri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Malacca: Academia Anglo-Sinensis, 1831, p.39.

［9］［16］［22］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Paris in der Königlichen Druckerei, 1822, pp.149-152, p.149, p.151. 本文有关《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藏书目录》条目的译文，参考了方维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蓝本”：两部中国书籍〈索引〉》，刊于《世界汉学》2013年第12卷，特此说明。

［10］［23］［24］Wilhelm Schott, Verzeichni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sch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Bibliothek, Berlin: 1840, pp.88-97, 90, 91.“御书房满汉书广录”为原书所加中文书名。

［11］https://www.britannica.com/art/romance-literature-and performance#toc508347main.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4］［15］李渔：《序》，醉畊堂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志演义》，刘世德、郑铭点校，第3页，第4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17］指陈寿《三国志》。

［18］［20］［21］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Mémoire sur L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eque Du Roi, Paris: Le Normant, Imprimeur-Libraire 1818, pp.50-51, p.56, p.14.

［2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第1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Ⅰ, Macao, China: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7.

［27］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 Macao, China: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295.

［28］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I,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p.563.

［29］［55］Joseph Edkins, 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6, pp.12-19, p.27, pp.44-46.

［30］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0, pp.21, 42, 8.

［31］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Ⅱ, Shanghae: Mission Press, pp.885, 1101.

［32］Wilhelm Lobscheid，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Tetsujiro Inouye, Tokio: J. Fujimoto, 1883, pp.752,916, 505, 1021.

［33］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Vol.I, Foochow: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pp.189, 328, 415, 480.

［34］［62］William Frederick Mayers,“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Chinese Books ”,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1, No.10, 1867, pp.86, 102, 119, 137, 154.

［35］Alfred Lister,“An Hour with a Chinese Romance”, China Review, Hong Kong, Vol.1 No.5, 1873, p.286.

［36］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37］James J. Y. Liu, 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 North Scituate, Mass.: Duxbury Press, 1979, p.49.

［38］J. L. Bishop,“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5, No.2, Feb., 1956, pp.240-241.

［39］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第30页，刘振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41］Antoine Bazin, Chine modern, Paris: Firmin-Didot frères, 1853, p. 474.

［42］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London：

Trübner & 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7, p.161．

［43］［加］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第527—52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44］黄人：《中国文学史》，杨旭辉点校，第322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5］黄人：《小说小话》，《小说林》第9期，1908年2月。

［46］耀公：《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1期，1908年2月。

［47］吴日法：《小说家言》，《小说月报》第6卷第6号，1915年6月。

［48］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学生杂志》第17卷第1号，1930年1月。

［49］James Granger Bridgman, 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ém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 G. Bridgman,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p. 26.

［50］Samuel Kidd,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J. W. Parker, 1838, pp.16, 48.

［51］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Ernest leroux, 1878, pp.804-844.

［52］Herbert Allen Giles,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pp.38, 62-63.

［53］［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4］M. Jules Thonnelier,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Paris: Ernest leroux, 1880, pp.256-259.

［56］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一），第735页，宏业书局1987年版。

［57］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期，1898年11月。

［58］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四），第925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59］班固：《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第39页，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6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1870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6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下），韩希明译注，第1475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63］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1号，1905年2月。

［64］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43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5］《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新世界小说社报》第2期，1906年6月。

［66］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7年第8期。

［67］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申报》1895年5月25日。

［68］夏晓虹认为，梁启超所谓“新小说”与日本早期春阳堂的刊物《新小说》关联度更高，见《晚清“新小说”辨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69］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教育世界》第99期，1905年4月。

［70］参见关诗佩：《吕思勉〈小说丛话〉对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入》，《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2018年第2期。

［71］成（吕思勉）：《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5期，1914年5月。

［72］冯天瑜：《中国近代术语的生成》，《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第11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