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章衣萍之邀到暨南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份是校方安排章铁民记录的，一份是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因慕名到场自行做的记录。鲁迅对曹聚仁的记录更为满意。1933年曹聚仁正在编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涛声》，就常向鲁迅约稿，一来二去，相互就走得很近了。

这年5月7日，曹聚仁致信鲁迅，请他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即回信：“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迟罢。”鲁迅信守诺言，就在该月底写好了，寄给曹聚仁。曹聚仁即将这篇深情怀念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朋友的文章《（守常文集）题记》编发在自己主编的《涛声》上。

为编辑《守常文集》，曹聚仁付出了很多心血。而最早向他提议出版《守常文集》的，却是周作人。曹聚仁原本就是群众图书公司老板，便答应了周作人。就该书的出版事务，二人经多次通信，如请哪些人题字作序等讨论多次。周作人对该书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文集能出版最好，如不能出全集，选集也行，但不能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入为好。鲁迅也想到书稿送审会遭到删节等麻烦，他的意见是：“我以为不如不审，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

曹聚仁很乐观，认为李大钊死在国民党“清党”之前，那时还在国民党任要职，给他留个纪念，应该不是问题。结果证明，曹聚仁想得天真了，尽管鲁迅、周作人、胡适都做了最大努力，《守常文集》最终还是胎死腹中。可喜的是，鲁迅写的《（守常文集）题记》先刊《涛声》，后又编入鲁迅的《南腔北调》。鲁迅所写的李大钊的“遗文却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却回响在墨一般的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