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晓琴，女，兰州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等，出版专著《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直抵存在之困》《一灯如豆》《大荒以西》等。

谢腾飞：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要想真正理解与观照一位学者的学术之路，恐怕还得回到她学术研究的开端上去。您是什么时候有了自己要成为一位文学研究者的自觉性呢？

张晓琴：我没有参加过高考，是通过保送上大学的。当时特别想上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想学国画专业。此前学习过一段时间国画，主要是画山水。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在画室的感觉。但那时有明文规定，保送生不能上艺术类专业，我就选了中文。真正对文学产生兴趣，并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诉诸文字，是读大学之后的事情。大学期间，刚开始非常迷恋古典文学，后来的兴趣又转向了现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时沈从文和张爱玲在中国大陆被重新发现评价。过去，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中，沈从文只占了很小的篇幅，张爱玲更是只字未提。这两位恰恰是二十岁的我喜欢的作家，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尝试批评的冲动。当时没有电脑，我只能在图书馆查资料，用钢笔写，终于写了一篇关于张爱玲的小论文。这篇文章在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发表在《西北师大学报》上。当时的我连研究生都没有上，这件事情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这使我萌发了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念头，我在母校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真正的学术起点，应该是从这时开始的。

谢腾飞：有人说，一个好的作家，必定是一个好的读者。一个好的批评家，也是一样。可否谈谈您的读书，以及读书与生活、与生命经验的关系？

张晓琴：刚上大学时，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老师都要求我们背诵经典古文。诵读那些古老的篇目时，总有光芒入怀，仿佛童年时一束强光照进黑暗的屋子。大学时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世说新语》，还有《红楼梦》。大三时期，开始听文学批评课与西方哲学选修课，去图书馆生吞活剥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福柯、弗雷泽、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经典著作。当时的阅读是兴趣型的，但这样的阅读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读硕士期间又接触到德里达、杰姆逊、萨义德、舍斯托夫等人的思想。但对我触动最大并直接使我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是勃兰兑斯，第一次读到他的《19世纪欧洲文学主流》时极为惊叹，久久不能平静。这套书中文版上世纪末已经出版了，而我那时才读到，实在有种相见恨晚之感。文学与历史在其中被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19世纪上半叶西欧文学所反映的人类心理的轮廓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文学由一个巨大的时起时伏的思想运动在主导，让人看到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精神和思想史之上生长出这个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发现原来文学史可以这样写，既不乏宏大的历史，更有活生生的人。这些阅读都是专业性阅读，真正放松下来，反而觉得那些非专业的阅读更有趣。但是我们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哪些是专业阅读，哪些是非专业阅读呢？

现在，我也可能因为一部电影而去阅读一本书。比如因为李安的电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去读扬·马特尔的原著；比如因为吉赛贝·托纳多雷的电影《海上钢琴师》，去读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小说《海上钢琴师》和《一个人消失在世上》。最大的收获是，阅读让我意识到文学批评不能局限于文学内部，而是应该跳到文学之外。而且，说到最后，天地难道不是一部大书吗？所以，闲暇时，我喜欢去荒野中行走。在那里，人的一切想法都变得渺小，就像昌耀诗中说的：“孤独的内陆高迥沉寂空旷恒大/使一切可能的轰动自肇始就将潮解而失去弹性。” 如果长时间不能去荒野行走，我就会产生焦虑感。

谢腾飞：我了解到您曾跟随多位老师学习过，而且您的老师们都是在文学研究与创作领域较有成就的人。您怎么看这些老师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您在与他们的相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

张晓琴：我的硕士生导师是彭金山先生，他是诗人、诗评家。他性情温和敦厚，但充满诗性。我读本科时就上过他的课，他要求我们写诗作为平时成绩，写诗让人对语言产生敬畏之心。

博士生导师雷达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亲证者和参与者，长期从事文学批评。他是兰州大学的讲席教授，但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必须专注于文学批评。读博期间，我的压力很大，但是这也是动力所在。雷达先生精于文学思潮的整体把握与长篇小说的文本细读，这让我看到了批评世界广阔与幽微的撕扯和较量，并将我带入广阔的批评世界。2018年春天，先生离世，我心中的悲痛无以言表。

2012年，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导师是张清华先生，他也是诗人、诗评家、莫言研究专家。他的存在主义诗歌研究和精神分析研究让我受益良多。他讲先锋文学与莫言，对我启发亦很大。那年秋天，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几天他正好在课堂上讲莫言。

随后，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师从陈晓明先生，他强大的理论思维和敏锐的学术视角，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空间。他的有关德里达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学术影响很大。我有幸做了陈晓明老师的学术年谱，这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学习的机会。

几位老师中，彭金山老师长期生活在兰州，其他三位老师生活在北京，但他们都喜欢漫游西部，我曾陪他们走过大西北的一些地方。这是旅行，也是精神漫游。

后来，我受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李敬泽、吴义勤等师友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同龄同仁的客座研究员在切磋砥砺中，给了我温暖与情谊。当然，还有更多的老师和文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我很大帮助。原谅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

谢腾飞：说到漫游西部，我就想到您有一本书，名为《大荒以西》，陈晓明老师为此书作了序。能大概讲讲您心中的大荒以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命名或者意象，是否是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生涯的命定之名呢？

张晓琴：陈晓明老师为此书作序来鼓励我，但是我知道自己做得很不够。人类对自身所在的地理疆域的整体观，自古有之。《山海经》就是中国古人探索九州大地的地理、动物、植物、物产、民族、民俗、宗教、巫术等的一部奇书。在西部，常常想起《大荒西经》中的句子：“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今天的历史文化学者经过考证，大多认为《大荒西经》记述的是红山文化区域的物事。还有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学者们也为这大荒山到底是不是长白山而不时争论。其实，持各种观点者，都是被《红楼梦》这部宇宙之绝大著作征服的人。难道，《红楼梦》里的大荒山，非得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不能是一种象征吗？所以，我用《大荒以西》来作为这本书的名称，当然，此书得名原因是书中的研究对象都在中国西部。西部本身就是一部书，此书恒大。西部不应该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西部的自然环境、民俗信仰、历史人文，都是独特而深厚的。在西部，不由想到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时比较中西文化的比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中国人更强调文化的作用。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力量不息，这力量不仅仅在文化中心，也在每一个疆域所及之处。

谢腾飞：您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中国当代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家有多少呢？

张晓琴：当然有。不过完全纯粹的生态文学作家比较少，苇岸是一个，他是一棵大地上思考的芦苇。更多的作家在他们丰厚的创作中，实践了生态文学的创作，周涛、韩少功、贾平凹、张炜、马丽华、于坚、成一等，都创作过生态文学作品。

谢腾飞：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西方生态文学的区别？

张晓琴：主要的区别，在于思想底蕴。中国作家的生态文学作品，更倾向于一种东方的生态思想，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当然，他们也会揭示和反抗现代文明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发出生态预警。

谢腾飞：在阅读您的学术文章时，我觉得您不单单是在对文学进行学理性的观照，还有一种诗意的文学气质显现其中。您在学术文章的写作中，会有自己有意为之的章法或者风格吗？这样的写作，是不是对古典时代先秦以降的文章传统靠拢呢？或者说，您心中对理想的文章都有什么期待呢？

张晓琴：行文当须有气，当须人在文中。这是我的努力方向，但是并未完全实现。

谢腾飞：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武器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有对某些批评家“将西方的理论马甲穿在中国作家身上”的嫌疑，故而很难建立自己的批评体系。您认为激活传统文学批评的资源是否可能？

张晓琴：就文学批评本身而言，理论并不是目的。文学理论在通常的意义上会指导文学批评，反过来，文学批评也可以突破文学理论。基于现代文明的现代小说，无论东西都会有共通性和相似性，比如中国作家创作的现代小说，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阐释并无问题。有时候，非东即西，或者说非白即黑的观念未必正确。换个角度思考，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可从传统中寻找的理论资源很多，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生态思想、中国古代文论等，都是当代批评的精神资源。从事批评的人，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最恰当的面对文本的方式。批评本身意味着选择，选择文本，和其后更深远的背景。今天，要建构当代中国的批评体系，不仅要寻找传统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更要拥有整体性的国家民族视野，由此寻找批评的新疆域。

谢腾飞：您认为好的学者和批评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张晓琴：不同领域的学者，会有各自领域侧重的素质和修养，无法一概而论。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好批评家必须有他的生命经验在其中，必须有原创性。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必须拥有原创性。要有原创性，至少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是专业修养，这是基础；二是文化与哲学的修养，这是思想利器；三是自身文学创作的经验，以便体会文学创作的微妙，使前两者化为真正的生命感悟。

谢腾飞：这也是我正想问您的问题。最近几年，我发现您有小说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比如发表于《青年文学》的《金莲一夏》，发表于《上海文学》的《贾子猷居凉州》。您的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但都让人眼前一亮，很有意味。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写小说的呢？可否谈谈您的小说家身份？

张晓琴：谢谢你关注我的小说。我不敢称自己为小说家。其实，现在青年批评家们写小说写诗歌的非常多。贾平凹老师有句话，说“鸡不下蛋它憋啊”。你有话想通过文学作品来说，自然就要写出来。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金莲一夏》发表后，好多人以为我写的是真的，甚至以为我是凉州人。前些日子，一个非常熟悉的师弟从北京来兰州，一起聊天时还问我是凉州人，凉州现在怎么样之类的问题。其实那是一篇小说，是虚构的。我也不是凉州人。写凉州是因为丈夫是凉州人。新世纪初，我曾在凉州待过五个月左右，后来每年要去那里几次，就关注到了那里的独特文化与普通人的人生。

谢腾飞：前段时间，读到您的新小说《此行莫恨天涯远》，又见到了您笔下的小说人物李郁然。李郁然在您之前的小说《贾子猷居凉州》中也出现过。那么，两篇小说中的李郁然是否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呢？我觉得在《此行莫恨天涯远》中的李郁然，是一个忧伤的中年人形象，我认为他在这个时代有着某种普遍性。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可否深入地谈谈《此行莫恨天涯远》这篇小说？

张晓琴：李郁然的出现，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是一个凉州籍的在兰州生长，在北京工作的男性，四十岁不到，做文字工作，也写小说。通过这样一个人，可以将不同的地区和空间连接起来。因为中国当下的文化是复杂的，它不能只存在于某一个空间，而是存在于多维空间，比如当前中国的大都市、小城，草原，等等。你看到的李郁然是忧伤，其实他是抑郁。《此行莫恨天涯远》本来一开始，李郁然出门时是吃了一粒进口的治抑郁的新药。后来我把这段文字删掉了，觉得一则不必说那么明确，二则那样的话对这个人物反而是一种僵化了。写这篇小说时有一个想法，就是现代文明一方面给人带来许多便利，同时也带来了生态恶化和人的精神困境。当前得抑郁症的人不少，希望人能自救。

谢腾飞：在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之外，我知道您其实很早就开始写诗了，并且得到了好多学界前辈的认可。尤其是那首《在高原》：“在高原，我们不谈往事，/只晒太阳。只赏牡丹。/因为从来系日乏长绳，/今天的阳光充足，胜过一切。”以及《致远方（或者前世）》：“打开门，等待/远征的兄长与丈夫/北斗星照耀归程/苍狼嗥叫，马匹安静/抵达的夜晚/醉倚祁连。”这样的诗应该有很多，但好像还没有结集出版。我很好奇您什么时候出版您的诗集？同时我还想问问您关于诗歌这一艺术形式，在当下精神生活语境中的看法？诗歌的写作经验与您的文学研究以及小说写作，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张晓琴：前面说过，最早写诗是大学时期受彭金山先生影响。其实兰州这个城市很奇特，它比较偏远，但是文学氛围一点不弱。身边有很多朋友写诗，比起他们，我的诗写得就算是一般了。大家在一起聚会时会朗诵，有人朗诵别人的诗，有人朗诵自己的诗。记得有一年，老乡和娜夜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我们在一起庆祝，方式就是朗诵。我觉得写诗是一种生活方式。若有机缘，当然也会出版诗集。你写诗，或者写小说，其实都一样，就是你有话要说，不过看哪种方式更适合说出来。

谢腾飞：2019年春天，您写了一篇我不知道该如何命名的作品《先行的失败者说——拟子君》，我读完后久久不能从中自拔，那种悲悯、那种勇敢、那种穿行古今的叙述，都让人沉浸其中，读罢不免拍案，但终究是令人沉默与深思的。我愿意把这种作品指认为文章，因为文章的概念更为丰富，不知道您同不同意？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将小说的虚构性、文学批评的关涉性、写作主题的现实性，以及人的视野的批判性结合在了一起，从鲁迅笔下的子君开始说起，观照女性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遭遇与困境。感觉您好像化身为鲁迅、丁玲、庐隐、张爱玲、曹禺、杨沫、贾平凹、陈忠实，以及石一枫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深切感受她们的痛苦。当然，您其实也在文章的最后，给广大女性给出了答案，我把它归纳为行动的勇气。您如何看待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

张晓琴：《先行的失败者说——拟子君》，是厦门大学徐勇兄约的文章，他说张颐武老师主持一个栏目，文风一定要自由。我就写了这样一篇。给他交稿的时候，还担心是不是文风过于自由了。

我是女性，但我不赞成无原则的女性主义。一味强调女性主义，会有可能出现画地为牢的情况。非要提女性主义，也只能是一种温和的女性主义。不可否认，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的根本，但是不能停留在女性天然的性别意识与性别心理的流露层面，而是要有理论支撑的。若是能自觉地以女性主义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女性意识，才能达到真正的女性主义。女性写作不可能没有性别意识，但不能让性别意识对女性文学产生局限。女性文学研究也是一样，现在有些女性文学研究，只是研究具有女性身份特征的创作，但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并不具有女性主义理论。真正的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女性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甚至要创建女性文学研究理论。显然，要实现真正的女性文学研究，是有难度的。

谢腾飞：有人说，女性和猫有相似之处。我知道您家里也养猫。对我来说，猫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它带有一种灵性。您是否方便谈谈您的猫，猫在您的生活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

张晓琴：这是此次访谈中最轻松，也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家里有两只猫，一只豹猫，一只土猫。每一只猫，性格不同。每一只猫，是它自己的诗，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现在面对你这个问题，其实就像面对一只猫。

（注：谢腾飞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