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年前，为了参加顾随先生诗词学术讨论会，我写了一篇文章《顾随与鲁迅述评》，从题目看，我是以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身份参加会的，所以说说这个题目显得比较得体。也因为我曾经收藏过顾随先生的《小说家之鲁迅》的手稿，算是对研究顾随先生“有特别贡献”的。今天看那篇文章，因为当时手头没有《顾随全集》，许多地方说得不够。前几天正好顾之京老师送给了我一本新书《驼庵传文录》，是根据顾随先生的学生叶嘉莹先生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出来的珍贵文字，我即很快地阅读了一遍，发现顾随先生对鲁迅的通晓是我以前的文章论述不够的。再结合全集中的其他资料，应该再写一篇文章。研究顾先生对鲁迅小说的评论观点。

一、顾随对鲁迅的综合评价

顾随先生说，他并不认识鲁迅，“虽然在北大上学时曾遇见过他，也并没有谈过话。在言语间，先生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1]用周汝昌转达的话：“我没有亲承受业于鲁迅先生，但平生以私淑弟子自居，高山仰止，无限钦羡。”[2]顾随与鲁迅没有直接交往，原因不好分析，顾随于192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山东、天津等地工作，1929年回到北京执教燕京大学等校时，鲁迅已南下，不可能见过面。他不想用“我的朋友胡适先生”的口气论鲁迅，我们也没有必要说“顾随是鲁迅的学生”。但这不影响我们说，顾随很崇拜鲁迅、敬仰鲁迅、赞美鲁迅。我们读顾随先生的全集，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顾先生写文章或者讲话，经常使用鲁迅式的语句。如在《小说家之鲁迅》的讲演中说的“我还不能带住”，《关于诗》中说：“诗这个东西，本身真有点儿古怪。在我不说它时，我自以为有点儿懂得;但待到想说时，我又茫然了。” [3]就是鲁迅《野草》中“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改造而来的。如果不是对鲁迅了然于心，不会有这样的现象。顾先生在《〈彷徨〉与〈离骚〉》中特别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4]

“这是对鲁迅所下的天公地道的评语,没有半点溢美之词。”鲁迅在五四时期，遵奉前驱者的将令，写出小说《呐喊》，“不曾忘掉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更不曾为黑暗的势力所屈服，更不用说，先生永远也不会向反动派投降了”。五四退潮后，在“漫漫其修远”的道路上“求索”，“先生找到了。他从一个进化论者成为一个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革命闯将，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这样的环境里，先生也还是立马阵头，举起了投枪，奋勇作战。”[5]

顾先生的这一评价调子，显然是学习了“文件”后的认识。并没有展开自己的思路。

在他的长篇讲演《小说家之鲁迅》是他个人的体会。在讲演的开头，对鲁迅有总括的评价：“鲁迅，在学术与文艺上说起来，同时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考据学家，史学家，诗人又是小说家，集许多‘家’于一身，简直无以名之，也许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与大而化之之为圣吧。”他称鲁迅为“东方的高尔基”，是圣人，那就和孔子排在一起了。圣人，在《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圣，通也。从耳，呈声。”段玉裁注：“圣从耳者，谓其耳顺。”就是说，圣人是通人。“通人”，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通才”概念，“通人”是从思想和品德角度定义，“通才”是从知识才能角度定义。中国古代通常说的“圣贤”，把圣人、贤人合在一起说，其实是指两种人：品德高尚的人与才能杰出的人。所以说称鲁迅为通人，是评价很高的。但是，顾先生没有将鲁迅神化，他强调：“鲁迅是这样那样的作家，是天才，是伟大的作家，然而归根彻底，先生也是人，而且是中国人。”[6]

顾随先生敬仰鲁迅，所以研究和教学中总是不忘记鲁迅。顾随先生研究鲁迅写过的文章有：《小说家之鲁迅》、《论阿Q的精神文明及精神胜利法——读(阿Q正传》札记之一》、《〈彷徨〉与〈离骚〉》、《关于安特列夫》，如今都收入了《顾随全集》中。这些文章只反映出先生研究鲁迅的一部分意见。由于先生对鲁迅了如指掌，故他在大学授课时不断地说到鲁迅，这些讲话幸而有叶嘉莹先生做过很好的笔记留给了我们。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鲁迅研究成果。

他的读书也很受鲁迅的影响，先生在一篇《关于安特列夫》的文章中说，他阅读和翻译安特列夫全是受到鲁迅影响。他说：“我之所以喜欢安特列夫，那原因就在鲁迅先生所说‘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然而鲁迅所誉为‘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的这作家，我翻遍了有名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Russian Literature: Ideals and Realities)，却不见他的姓名。在巴林(Manrice Baring)的俄国文学大纲却有可怜的三五行的记述，而且还说是悲观主义的最后的文辞了。这使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克氏不曾提到他;克氏是改革者，想来不以悲观为然的。”[7]他自从读了鲁迅先生所译的《暗淡的烟霭里》，于是尽力搜集安特列夫的英译及中译的作品来读。他说：“记得(小天使》要算是最后得到的一本书了。偷了课业的余暇翻译了几篇，而《大笑》便是其中之一篇。然而最爱读的那篇《小天使》却畏难不曾着手，似乎国内也并没有人译过”。[8]顾先生不懂俄文，是从英文和鲁迅的汉译文，了解安特列夫的。

他说读安特列夫他最大的收获特列夫却有两点可取。“其一，在他的悲观里虽然没有光，却蕴藏着热和力:这热和力是即使在我们的文坛上‘拖着光明的尾巴的’的许许多多的作品里也百不一遇的。倘使没有热和力，而只有光，那光便只是浮光，一无可取的了。安特列夫之所以为安特列夫，其特点即在于此。其次则是他的作品的‘文章美’。”他还说“但我读了英译的及鲁迅先生所译安特列夫的小说，我深深地感觉到鲁迅先生所说他的‘创作里，又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之不虚；那严肃，那深刻，那纤细，也便是我所谓安特列夫之‘文章美’。环顾中国文坛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那轻桃，那肤浅，那粗拙，该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9]

这一阅读经验甚至一下子改变了先生对高尔基的看法。他对读者界有人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没有觉得不好。但是“读了安特列夫，再读戈理奇(Gorky)之作，有时真觉得仿佛如吃过西贡米再吃高粱米之感。”

因此顾随想做一个小说家，但是，在1942年，他读鲁迅著作，翻阅鲁迅的译作《译丛补》时，就有这样的感慨: “《译丛补》 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 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图章，刀法之秀润， 颜色之鲜明， 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 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 大师虽未必( 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10]

这些话表明顾随先生对鲁迅不仅是敬仰，而且还有着深深的亲近的爱。

顾先生敬仰鲁迅，我也特别理解，鲁迅劝人“不要学己”，主张“青年自由发展”。“此是鲁迅先生伟大之处，凡多多少少、大大小小有一点才气在身，不见得即天才，而如肯用功的话，在事业上会有所成就，不过成功之后，满意于自己之成功，停顿在一点上，那些人之死期至矣－—精神死了。伟大之人不会如此”。但是顾先生仍然教导青年像鲁迅那样，不要相信天才，要苦干，做出成绩。“鲁迅先生不是天才作家，的确他是中国现代之大作家，列于世界文学家中也不愧色，他的成功完全是用功得到的”’。鲁迅有一种“艰苦卓绝之精神”，特别严肃认真，但是，他不是那种琐屑似的认真。“鲁迅先生对旧文学有很深的修养，故写出之文明净崇高”。但是，顾先生也同意鲁迅的观点，告诉青年为什么鲁迅提倡多读外国书的道理。“鲁迅也许看出了中国民族及文学之弱点，故劝中国青年不要读线装书”。[11]

二、顾随论鲁迅小说的诗意

顾随先生介绍鲁迅为什么写小说时说有一段很精彩的话：“鲁迅先生有的是一颗诗的心，爱不得，所以僧；热烈不得，所以冷酷；生活不得，所以寂寞；死不得，所以仍旧在‘呐喊’。也就是《西游记》中孙大圣说的‘哭不得了，所以笑也’”。[12]“《朝花夕拾》，鲁迅之散文集，较好读。《野草》是散文诗，最难读。只读《野草》易入觕角。《呐喊》，小说集，其中有《鸭的喜剧》……文章有花开水流之美，自然，流动。此外则如雕刻一般，亦好极，惟幼童不能读。”他还说：“人称鲁迅是中国的契诃夫。但是契诃夫骂人都是诗，无论何时作品中都有温情。鲁迅先生则不然，其作品中没有温情。《呐喊》不能代表鲁迅先生的作风，可以代表的是《彷徨》。如《在酒楼上》，真是砍头扛枷， 死不饶人，一凉到底。因为他是在压迫中活起来， 所以有如此作风，简直不但无温情， 而且是冷酷，但他能写成诗。《伤逝》一篇最冷酷，最诗味。”[13]

他对鲁迅小说的论述，是有独到见解的。他认为《鸭的喜剧》，虽然是受爱罗先珂童话影响而作，却并不是一般的童话。反转来看，爱罗先珂的童话，也并不是给儿童看的。鲁迅从日文转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其中鲁迅翻译者9篇，除《古怪的猫》一篇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外，其他各篇在收入单行本前，都曾分别发表于《新青年》、《妇女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及《晨报副刊》。鲁迅为这本书作的《序》明确地指出：“依我的主见选译的是《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因此，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Somnambulist）。”[14]在这些作品中有悲哀的面纱，有成人才能理解的“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这样的作品可能“幼童不 能读”。作者的创作特别契合了“呐喊”。鲁迅的童话《鸭的喜剧》与《呐喊》集中的其他作品一样有中国五四文学启蒙的重要意义。鲁迅不是温情主义者，但是他对民族的爱和对人民的爱，应该说是深切而热烈的。他努力攻击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被很多人误解得很深。以至于他不得不站出来做个说明，在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的信中说:“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持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5]真是一种阐述得十分准确和全面的见解。能够说明鲁迅的心中有火和爱，岂止温情。但是就其文学 风格来说，他是“火的冰”。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正是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是文化转型的前提和动力。我们读闻名中外的《阿Q正传》，看小说中“丑陋的中国人”的代表，有时会不舒服，甚至感到恶心，因为这真是给我们揭了短，漏了丑。但你仔细一想，这又的确是真实的，一种毫无伪饰的真实。就如鲁迅所说，这小说的目的就是要写出国民沉默的灵魂来。通过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以及我们周遭的许多落后的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模式、民风、民性。鲁迅是深刻的，但他又并非居高临下。他总是带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带着无限的悲悯和无奈，去表现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个病态社会。

顾先生似乎并不反对上面的意见，因为他说过，鲁迅小说是诗心与爱心的结合。《小说家之鲁迅》中强调说：鲁迅先生为诗人，先生有一颗诗心，抱了一颗无所不爱而不得所爱的心。”“抱定了这样的诗心，具有那样的诗才，先生是无处不无时不流露出诗的作风来”。[16]因为“诗心能容则境界自广，材料自富，内容自然充实，并非仅风雅而已。”[17]

鲁迅先生的有些作品运用到“诗的象征”，具有“诗的意味”。这里是说鲁迅的爱心是诗心的中心，是一个特别的见解。因为鲁迅的博大无限的爱，构成了他的小说思想的中心，所以可以称之为“境界”广大。概括说就是：“抱了一颗无所不爱而又不得所爱的心。”即使退一步讲，也还是厨川白村所谓“惟其爱得极，所以憎得也深。”顾先生不但这样称颂鲁迅，也同样称颂一切伟大的作家，他说高尔基、契诃夫也是有诗心爱心的作家。而这两位作家也是鲁迅熟知的。在高尔基的作品里，我也发现了不少诗的描写。像在《秋夜》之写雨，在《马尔华及凯尔卡》之写海，在《奥洛夫夫归》之写郊野，在《一个人的诞生》之写山、写草原。顾先生说：“我以为高尔基之写大自然之美是近代少有人及得的名手。那原因是在于其他诗人，文人的写大自然多少总有点先从书篇中得来，了印象，于是再加以实际的印证，于是他们创作时，也就往往不免坠落在前人的窠臼里。”[18]

顾先生说契诃夫有温情，而鲁迅先生没有温情。说鲁迅有爱心而“没有温情”，似乎有了矛盾。我认为这里说的是从文学风格来说。考察二人的作品，能够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契诃夫《苦恼》写一个马车夫，为了减轻心里的压力，总想对他的乘客诉说自己的丧子之痛，得到的效果却是谁也不爱听，年轻的马车夫不听，乘车的年轻人也不听，还拿他取笑。他只好一边给马喂草，一边说给马听。鲁迅写过很多类似的“隔膜”的故事，《阿Q正传》中的众人麻木，《故乡》中写人与人之间的厚障壁，《药》中写革命者与底层人市民的不理解，《祝福》中的祥林嫂简直同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一样，是心灵孤独者；她的故事，被自己说滥了，别人也听滥了，催泪的故事变成了无味的渣子，没人想听了。顾先生说鲁迅没有温情，主要依据了鲁迅本人的论述。鲁迅曾经说自己的小说写了黑暗，有俄国人的忧郁，有“安德列夫式的阴冷”。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收录了契诃夫的两篇小说,鲁迅还在书后专门撰文谈及契诃夫的小说魅力。他指出,“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纵不及别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颇富于讽刺和诙谐。”[19]

但是，顾随先生认为鲁迅的小说并不塑造个性化的文学典型，“鲁迅先生是诗人，故能有物外之言；是哲人，故能有言中之物。《阿Q正传》所写不仅中国人劣根性，是全世界人类劣根性。鲁迅先生写小说个性不清楚（莎氏写戏剧年龄不清楚），然而可以原谅。天地间人、事、物，原无十全，原谅人是一种痛苦，被原谅是一种愉快，人皆愿得人原谅，然须能自己做到能被人原谅的地步。”[20]这一说法发人深思。我们研究鲁迅小说的专家总是无限地拔高鲁迅，其中一条就是认为鲁迅小说塑造了不朽的个性化典型。《呐喊》和《彷徨》主要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辗转于社会底层，受压迫和被蹂躏的贫苦农民，另一类则是命途多舛，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其实，鲁迅自己是承认这个说法的，他说过的“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常取类型。”所谓“类型”的解释是:“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21]不仅指自己的杂文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小说写法的。特别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由于遵奉前驱将令，故不得不强调主题的呼唤效果，不便于写得太具个性，或者说从类型化的角度写作也许更有理性的意义。鲁迅写《阿Q正传》，是出于批判国民人性的弱点，批判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涅槃”，是不是应该这样说，伟大作家的作品中的许多典型人物，都会在更高的意义上表现类型性人物。或者换一种说法：伟大作家的作品是能够在典型形象中找到类型的特别制作。

关于鲁迅小说形象的构成，顾随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我们可以概括为：以少胜多，以平胜奇，以腐朽示崇高。他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说明阿Q的题材选用方面特点是 “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他说这是从谂禅师“老僧把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赵州语录》那里引用的。也就是《易传》中的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意思。[22]说鲁迅小说的确是喜欢用卑下的素材写卑下的人物，大概不是从佛学里来的构思，而是取自庄子“每下愈况”的思想。

庄子博学，經常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东郭子问他，“所谓道，恶乎在？”道在什么地方，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请求例证，庄子说：“在蝼蚁”。东郭子问：“何其下耶？”为什么这么卑下？庄子继续说“在稊稗”。东郭子道：怎么愈说愈卑下了？庄子说“在瓦甓”，在砖头瓦片。最后就说“在屎溺”。东郭子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庄子的意思应该是：道 无所不在的意思，即便在蝼蚁、稊稗、瓦甓、屎溺中也有道存在。

佛与道二者却很相关。《五灯会元》十五：僧问文偃：“如何是佛？”文偃道：“干屎橛。”唐朝的高僧德山宣鉴，呵佛骂祖很出名。他道：“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躁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粪汉。”《朱子语类》卷124云：“如禅家乾屎橛等语，其上更无意义，又不得别思义理。将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处，方谓之得。”卷126云：“禅只是一个呆守法，如麻三斤、干屎橛，他道理初不在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

鲁迅写知识分子，能够发现他们身上的隐秘，将其诗化。即如小说《弟兄》 中对沛君的描写: “院子里满是月色，白的如银；在‘白帝城’的邻人已经睡觉了，一切都很幽静。只有桌上的闹钟愉快而平匀地札札地作响；虽然听到病人的呼吸，却是很调和。”[23]再如《高老夫子》中的无聊：“万籁无声， 只有打出来的牌拍在紫檀桌面上的声音， 在初夜的寂静中清彻地作响。”[24]能够把诗意带给读者，鲁迅先生作品中流淌着的诗的语言。当然，鲁迅先生作品并不仅仅限于旧诗的传统， 而是另开新境，如鲁迅先生自己也很喜欢的一篇小说《肥皂》，就对四铭的下意识做了诗性的描写: “他来回的踱， 一不小心， 母鸡和小鸡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来……经过许多时， 堂屋里的灯移到卧室里去了。他看见一地月 光，仿佛满铺了无缝的白纱，玉盘似的月亮现在在白云间看不出一点缺。他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孤苦零丁了。”[25]顾随对此称这样的描写是前人所不及的，是诗意一样的表现。顾先生可能没有发现这段文字中有个潜在的引证。那就是小鸡“唧唧足足”的叫——它来自凤凰的叫声。《广韵》云:凤凰“雄鸣唧唧，雌鸣曰足足。”《韩诗外传》引《太平御览》亦云:“凤鸣雄曰即即，雌曰足足。昏鸣曰固常，晨鸣曰发鸣，昼鸣曰保章，举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就在鲁迅写这篇小说前几年,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就写一对唧唧足足的凤凰。这样看来,真是诗味很浓。可是四铭、道统这些动物是凤凰呢还是鸡？此处应该有笑声了。

顾先生特别称赞《彷徨》里的《伤逝》，“结构之谨严，字句之锤炼，即是在极细微的地方，作者也不曾轻轻放过;于是读者觉得其无懈可击，即使在旧的诗词的短篇作品里也很少看到的。”[26]

鲁迅写的本来是最底层的农民，所以挨不上什么高雅的事物的边。选择的素材，用语正是民间口语，题材也几乎全是乡间鄙劣的故事，多源于民间的习惯、俗说、迷信，污滥的故事、无聊的信仰，甚至有些就是秽谈，全是“化腐朽为神奇”。如阿Q的吹牛撒谎、狡颉无赖、做发财梦、小偷小窃、光膀比赛捉虱子、莫名其妙的打架斗殴、猥亵戏弄小尼姑、以革命为名义打砸抢、“过二十年又是一个”之类的精神胜利法，连砍头、示众之类，也是大家司空见惯的社会底层故事。那就叫未庄文化，也就是落后的中国文化气氛。只有写这些事才算见到了中国民间，只有写这些才能烛照一个中国社会面影。

顾先生特别能够发现鲁迅的自在文笔，他以鲁迅“写阿Q偷萝卜”为例说鲁迅是“大自在”，我很理解这一说法。鲁迅的写作是有激情和快感的，我也相信，有些时候他可能会为自己的文字叫绝。因为鲁迅是用情感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他的确是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一总地写入自己的作品，不仅小说，即使是杂文也一样。这可以用鲁迅在《华盖集序言》中的话印证：“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27]鲁迅在《华盖集续篇小引》中也有相似 的话:“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28]写杂文和写小说都有这样的感情状况。这是知者之言。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29]天马是汉武帝时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一种汗血马，它能在空中飞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才是鲁迅的“自在”创作精神。

精神的自在，不仅是一种思想境界，也是一种文学想象力。阿Q的偷萝卜一节在鲁迅是神来之笔。妙在鲁迅为一个进入精神胜利法的阿Q合理地设计了一个精神怪圈：小说以主要篇幅写主人公的精神问题，让人们相信，精神胜利法简直就是他的信仰和宗教。这个写法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殊不知鲁迅的伟大处还在于，他在“优胜纪略”和“续优胜纪略”两章里，将这一情感特征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且辐射到了未庄的一切人，那就是一个精神胜利的文化气氛。然而鲁迅的笔有个伟大的转折，就是在小说后半部将精神胜利法给解构了。[30]

正如顾随先生说：“精神的产生倘不源出于物质，而且那产生了的精神倘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和行动的指南，则那精神就是建筑在沙石的塔，愈高也就会愈倒塌的快，或者是空中的楼阁，永远不能使之实现。阿Q纵不明白这原因，他可是清楚地感觉到这事实。物质的失败，往往泰山压卵似地压碎了阿Q的精神胜利。于是乎阿Q的这一所有也就等于零。”[31]

别看不起偷萝卜，那是主人公的天然觉醒意识的发现，他的最后选择是并不自觉地在抛弃精神胜利法，这是为了生存必须选择的一条路，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从而，我们能够悟出，中国革命如何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并最后取得胜利的秘密。对付穷困和饥饿的办法不是用精神胜利法，而是用现实问题现实解决的思路来对待，鲁迅就此来嘲笑精神胜利法的无用。鲁迅有一个说法是让人难忘记的。他认为，在中国很多上等人的理论是为治下等人而发明的，在现实中总会崩溃。下等人的精神胜利法也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麻醉并不能够长久，梦醒后更应该明白虚幻的理想救不了中国人。

鲁迅极为化地表现阿Q策划偷萝卜、被老和尚发现后不要脸地赖账、被狗追得翻墙、连人带萝卜滚出墙外这一系列情节，生花妙笔，谐趣横生。写时不亦快哉，读时也会让人开怀大笑也。顾先生说过：“鲁迅先生自谓写文章如挤牛奶，这不是客气，是甘苦有得之言。有时也有兴会淋漓处，惟不多见耳。”先生还说：“鲁迅先生写阿Q偷萝卜一章，真好。魯迅先生蓋也有sentimentalist(感伤主义者，感情用事者)，如其《故乡》，几乎他一伤感，一愤怒，文章便写好了。”[32]

这样的写法是有自己的修改五千年史的，我们想学也学不来。所以顾先生说：“中国文人一写便是自己的伤感愤慨，鲁迅初期作品也未能免此，幸尚有思想支撑着，故还不觉空洞。我们既无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不能学他。” [33]

三、顾随说鲁迅的文章之美

鲁迅是最讲究文章之美的作家。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研究者说到的很少。顾随先生很注意研究文章美，在先生的文章《关于安特列夫》中说：“但我读了英译的及鲁迅先生所译安特列夫的小说，我深刻地感觉到鲁迅先生所说他的‘创作里，又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之不虚；那严肃，那深刻，那纤细，也便是我所谓安特列夫的‘文章美’。”[34]在顾随先生的另一篇《鲁迅小说中诗之描写》文章里，首先谈到鲁迅的“文章美”：“我在好久以前，就有意写一篇东西，述说鲁迅先生作品的文章美。关于他的思想，已经有人说明过，介绍过，甚至于批评过了。独有他的文字，大家好像不曾注意过似的。现在有许多新作家，对于使用文字的技术太不经心。鲁迅是一个例外，他的文章烹炼得很精醇；每逢读他的作品，常常使我想起陆士衡《文赋》上的两句话:‘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35]

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详解了陆机的《文赋》中的“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来强调谨严。他讲解《文赋》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解释说:

“其为物也多姿”，“其”，指“文”；“姿”，谓姿态。“其为物也”，犹言文之所以为文也。如“今夫云之为物也”或“今夫云之所以为云也”，游行自在，变化无端，若只说“今夫云游行自在，变化无端”则不成了。“其为物也”，白话没法翻，而真好。[36]

这里是说文章的美波谲云诡，像彩云的美多姿多彩，像水波的美变化多端、形态不可捉摸，这才算好文章。顾先生又引《文心雕龙·情采》篇“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给文章的美设定了三个标准，那就是：形色美，音乐美，情感美。[37]也就是好文章应该有美的形象意境，美的声音节奏，美的情感波动。以这样的标准来论新旧文章，旧的文章“声文盛于六朝，其始最早不过魏晋。在魏晋以前不讲声文，然非在声文上无成就，有很大成就，甚至比魏晋六朝讲声文的成就还大。……《史记》用字是响的，班固引用改一二字，哑了，大概班氏太注意史学实际，以文学论不及司马。上古不讲声韵而成就甚大者，以其作者乃天才，天才只有得之于心，而不能宣之于口，也不能传之其人。”[38]顾先生说的是，好的文章有标准，但是标准不是死教条，才人名家是可以“破体”而出好文章的。这样的论述让人拍案叫绝。

论及近代的白话文，他对此形式评价不高，或者说，对白话文语体的问题发现很多。他说：“近代白话文之最大毛病是不能读。”这可能指的是白话文读起来不能琅琅上口、铿锵作响，如歌如诗；白话文不像旧的论、序、赋、辩、铭等文章那么有音乐感吧。我觉得这样的感觉，一、来自我们的习惯，在白话文还没有统治语言界的情况下，我们总不免受旧的思维影响，流连于旧式的吟颂式的读书习惯。二、来自白话文本身的问题。公平而论，五四以后的新的语言革命，意在追求语言的自然流畅，追求口语的自然的节奏和音乐的清响感，算是新的“有声”的语言。这种有声同古代文人的颂读味道，是一回事。但是顾先生并未站在守旧派的营中垒里。他分析道：“中国旧文学太讲技术上用功而忽略了内容，数千年来陈陈相因，一直在技术（甚至可以说技巧）上打滚。”[39]“中国文字，方块、独体、单音，故最整齐。因整齐便讲格律，如平仄、对偶，此整齐之自然结果。整齐是美。美，说起来是一个，分起来则是万端，其中有一种美即是整齐。”那么过分的整齐好不好呢？顾先生说：“中国文字太偏于整齐，故缺乏弹性。西洋文字不整齐，最富弹性。”他对比了一下帕特里克·亨利语“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与当时流行的汉译文本“不自由，毋宁死”的关系后说：汉语“译得整齐而无力。”[40]

这一见解看来有点偏颇，但是我们知道顾先生的语言对比研究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旧文字、旧语言的语感有些僵硬死板，西洋文字自由而有弹性，而自然的白话文字即需要筛选和加工，将那些过于随意而浮杂的东西除去，保留生动健康向上的成分。和许多老先生一样，顾随先生是一代白话文的开创者，他们都想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写作实践找到一种完美的语言范式。一般地讲，旧文学的写作技术是应该学习的。但是对技术问题，顾先生也主张辩证地认识。

中国旧文学讲文字技术，但对内容有时却忽略，造成了数千年陈陈相因地在语言技术上，甚至可以说是在技巧上打滚。五四文学革命解放了旧形式，白话文登堂入室，又出现了“太重于思想，而忽略了文字的技术”。甚至有的人“最低的文字技术都没有，不能表现其所说的话，甚至连‘骂’与‘捧’都分不清。故近代文学家应对旧文学之技术加以用功，旧文学之文句都是千锤百炼而后出的”。“白话文写得好的人，其对旧文学必有修养。对旧文学用功，不但文言文做得好，白话文也可以做得好，故对旧文学必须吸收。新兴作家要去发掘旧文学的宝藏”。[41]

关于文言与古典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大晚报》上曾经有过一场围绕着“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讨论。施蛰存先生就在征求意见的表格里简短地发表了意见：读:《庄子》和《文选》，惹起了鲁迅的批评。施蛰存先生不是鲁迅的反对派，他是十分热爱鲁迅的年青人。所以说：“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42]（这话就有点像顾随先生的意见）。鲁迅写了好几篇文章加以批评，这是施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依我看，鲁迅有点强词夺理。因为，且不说《文选》。反正鲁迅的确是最喜欢《庄子》的。他的文学修养受益于庄子是毫无疑问的。如果非得从鲁迅的角度来理解，我看鲁迅极力地要否定的是这个因果关系。他大概认为：我们谈论新文学，不应该把它的兴起、发展、繁荣，与旧文学修养产生因果联系。因为那样可能又会导致“没有旧文学就没有新文学”的因果恶链。这不是要不要读《庄子》和《文选》的问题。而这条恶链一旦形成，就等于对旧文学伸出援手，就怕他们会死灰复燃。我们知道鲁迅曾经说过一句最极端的话：“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43]大约10年后,由顾随先生在学生面前谈这个问题，他不是在跟鲁迅过不去，而是忘记不了这是一种科学见解，不能不说。白话文的发展越来越随意，甚至污滥现象已经成为事实，究其原因是对传统语言的割断而造成的隔膜。

顾随先生将鲁迅的创作语言视为白话文的榜样，这是对鲁迅地位的尊重。他说过：“近代白话文鲁迅收拾得头紧脚紧，一笔一个花。即使打倒别人，打一百个跟头要有一百个花样，重复算我栽了。”[44]说得真好极了！在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努力建设新文学的胡适先生也应该称为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大概由于某些大家知道的原因，有一个时期，学者们不好对他做肯定的称赞。也许顾先生真的不喜欢胡适的文章，而非常赞赏鲁迅,因此说鲁迅不同于胡适,说胡适“在文学上是极浮浅的”，而鲁迅的文章是“硬性之文字”。虽然鲁迅文章不好懂，但是毕竟“硬”，用现在的话说，是很有阳刚气的文字。顾先生不否定胡适，他还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病态的，胡适说理文章条达畅茂，而抒情写景不成，胡先生过不掩功。……条达畅茂的文章是富于音乐性的，而易成为滥调。” [45]

什么叫“硬”，当年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就有人说他是“硬译”，甚至是“死译”。鲁迅有自己的解释，说是为了保持原文的风格和语气而用的是“直译”。那时还没有说他的小说和杂文有什么“硬”的特点。顾先生换了一个概括，就是“紧”，“鲁迅文章头紧脚紧，可见其认真、要好。现在有的文章散松没劲，可见其心散。”[46]说文章写得“紧”，我理解是指构思谨严、语言凝练、感情沉着、结构紧凑、语义密集、思想有力等特点。也许我们认为古典文学具有这个特点，一般说多骈句、对偶。顾先生认为主要在精神，而不在于是不是追求古典形式。他说：“中国文字整齐凝炼乃其特长，如四六骈体，真美，为外国文字所无。可是整齐凝炼结果易走向死板，只余形式而无精神。文帝之《与吴质书》虽整齐凝炼而又有弹性，有生气，有生命。(鲁迅先生文章即整齐凝炼中有弹性，有生气。明清八股无弹性，无生气。《答苏武书》、《报孙会宗书》有弹性，少凝炼) 。”[47]“句子不一定是骈句、偶句、排句，而只要整齐、凝炼。整齐是形式，凝炼是精神，我们要的是凝炼。安如磐石，稳如泰山，垂绅正笏。然不可只看其形式，当以心眼观其精神，否则如泥胎木偶矣。”[48]“鲁迅、周作人的白话文都有骈句，而他们并非有意如此，一写便如此，且便该如此。”[49]鲁迅下笔成文，自成波涛。这就是孔子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苏轼《文说》中所谓“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彤”和《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肯定是为文之极境。鲁迅不同意青年人学习鲁迅的文章写法，是指我们写文章不要像鲁迅那么硬，那么紧，甚至有些时候显得有些涩和“拗”。“鲁迅先生的文亦拗，颇似荆公，其文之转折反复处甚多，如‘要被杀时我是关龙逄，要杀人时我是少正卯’”。[50]鲁迅文章的语言格式是多样的，有的文章其实是故意写得拗口些,是“别有用心”，不是卖弄。如《华盖集》中的《论辩的魂灵》、《牺牲谟》简直就是拗口令。那是讽刺某些人的无理狡辩的逻辑。

顾先生说的“硬”，其实也是从《文心雕龙》论文学里来的概念，他说：“《文心雕龙》曰:‘锤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坚而难移’非随便找字写上，应如匠之锤铁，而锤字易流入死于句下，故又应注意‘结响凝而不滞’。中国诗歌唯老杜可当此二句。走此路成功者有唐之韩退之，宋之王安石、黄山谷及江西派诸大诗人，但韩而下皆仅能做到上句，不能做到下句。”[51]“鲁迅先生的文章，即整齐、凝练中有弹性、有生气。而如明清八股无弹性，无生气。” [52]依此，鲁迅的文章，可能类同于老杜、韩愈、黄山谷、王安石那种风格。

风格即人。顾随先生还说：“文学最能表现作者，文学最能代表人格。所以余常拿人生讲文学。鲁迅先生是文人，也是战士，余之文人本质不够，文人气息很重，但是战士一丝一毫做不到。这不但是意志问题，亦与体力有关。”[53]顾先生也认为文如其人，“学文如学做人。鲁迅之文如铁板钉钉，叮叮当当，都生了根。非如此不可。”他举例引用了鲁迅《华盖集•杂感》中的话“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这是鲁迅写于1926年“三•一八”事件之后，文章的矛头指向了北洋政府。鲁迅的性格显示出如钢铁一样坚硬，所以文章显得不可摇撼的硬气。这都是因为鲁迅从古典语言中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硬气的传统。就是古典文字的谨严，也不一定非得用典故，也不必对仗工整，只要有自六朝以来文学的无闲字，无废话，有豪气，“袭古而弥新”，就能够体现出“紧”中的“硬”。[54]

四、顾随论鲁迅文章与魏晋风度

（一）魏晋风度

顾随先生论鲁迅，很重视鲁迅的中古文学研究的独到见解。他多次说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他说：

鲁迅白话文都到了古典，古典则谨慎，古典派并非用上许多典故、对仗工整，而是谨严，无闲字、废话也。自汉至六朝，文字之清楚、谨严，鲁迅先生即受其影响，特别是魏晋六朝。鲁迅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真清楚。[55]

他说：“魏晋之文章即谨严，特别是以魏文帝为中心之一派。谨严之结果是切实，不夸大。夸大写实了也不显夸大”。又说鲁迅的文章“越写越谨严，固无活泼之气。”我们应该研究一下顾先生给鲁迅的文章风度下的定论：一、“谨严”，二、“无活泼之气”。他还将曹操 、杜甫、陶渊明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曹，英雄中诗人；杜，诗人中英雄；陶，诗人中哲人。”[56]

鲁迅曾经说过魏晋文学的“清峻”，是因为曹操专权，“尚刑名”，“立法很严”；还有一个特点是是“尚通脱”，就是做文章、做事，不必太固执，提倡松爽随便一些。“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57]

“谨严”与 “清峻”两个概念大致相同。但是顾先生没有说到“通脱”这个概念，他在讲课时不可能忘记吧。我相信顾先生会说到，因为顾先生说过：曹氏三父子“有朝气，作风清新”“文采风流”；将三曹比较起来，武帝曹操有“霸气”，文帝有“英气”，而曹植，人称才高八斗，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之处”。在讲曹丕的《与魏文帝书》时，称赞了建安文学三曹的影响之大，“登高一呼，从者云集。”“三国时，以魏之文风最盛。因汉以前中国之文明在黄河流域，即所谓中原之文化，文风最盛。……魏晋文学真可谓之‘文采风流’”。传统的中国的诗教是“温柔敦厚”，是“向内的”；而“文采风流则是向外的”。[58]这些见解简单明了。我们会发现“清新”与“通脱”的意思就很相近。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顾先生同意鲁迅的观点。

顾先生将曹氏父子的影响排个队，是曹操第一，曹丕第二，曹植第三。

鲁迅也是对曹操的评价最高，重视曹操的影响，将他视其为“改造文章之祖师”，顾先生称之为“霸气”。鲁迅对曹丕的评价也很较高。“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幸亏有一篇《论文》在《文选》中保留了下来。鲁迅说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这句话，是不同凡响的评价。但是，他是说给文帝曹丕的，后来被囫囵吞枣的学者们含混不清用于论“建安文学”，更有甚者，用于论“魏晋文学”，真是不妥。为什么这样说呢？鲁迅是认为曹丕发现了文学存在的独立价值，将他的观点称之为“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59]顾先生也说：“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不易，然此种精神应有。” [60]

顾先生说：“魏文帝感情热烈而又有情操，且是用极冷静的理智驾驭（支配、管理）极热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节奏。”“散文真是抒情诗，有天才，也有苦心”[61]“文帝在政治上、军事上皆非低能者。固然不如其父之雄才大略，且身为皇帝，地大人多，文才甚盛。而他却不甘心、不安心做皇帝，政治、军事……皆不能满足其生活的欲望，成功是欢喜，满足是悲哀。文帝之欲望在文学，总觉得文人最好。”就是《典论·论文》中说的那句：“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他的“文章真好。”[62]顾先生的意思正好说的是曹丕对文学的酷爱。他是有文学自觉的皇帝。

（二）论陶渊明与《闲情赋》

比较一下鲁迅与顾随对陶渊明的研究评价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鲁迅论陶渊明有过精粹的论述。大致说有几点：一、不承认有什么真隐士，隐士多想走终南捷径,见《隐士》；二、陶渊明其实有奴子，不然会在东篱边饿死，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三、陶氏也不像大家说的那么整天悠然，他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如《读山海经》，见《<题未定)草(六)》；四、陶渊明不但会写诗作文，也会谈恋爱。鲁迅不但不贬低《闲情赋》，还特别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些意见，主要见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这两篇文章。其中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重评《闲情赋》，鲁迅曾说陶渊明的《述酒》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鲁迅对《闲情赋》中表露的“大胆的”“胡思乱想”表示赞许, 多少有点幽默的成分。但是说也是支持了不把旧礼教放在眼里的勇敢精神。[63]

顾随先生对陶渊明评价也很高：“渊明是平凡的伟大，其《闲情赋》所写是陶之烦懑。其文表面似颓丧，实非颓丧，连表面也不颓丧。”“陶渊明诗有丰富热烈的感情，而又有节制，但又自然而不勉强。”[64]顾先生也说陶渊明并不平淡:“陶不受外来思想影响。人皆赏其冲淡，而陶之精神实不在冲淡，自冲淡学陶者多貌似而神非。”[65]这意见同鲁迅也很一致。为什么鲁迅与顾随都说陶渊明不是平淡 的诗人呢？顾随有个解释：“陶渊明的生活及其内心思想无时不在矛盾，他不反对入仕做官，但他又不肯同流合污。这是一个矛盾。‘归去来’，回家躬耕，而躬耕固穷，这又是矛盾。他坚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决心不入仕之后，仍有矛盾，这就是他不能忘情于世事。其矛盾之解脱就是饮酒。萧统说：‘吾观其意不在酒。’（《陶渊明集序》）”[66]这个分析是令人信服的。期间，大概都受到 过萧统的启发。

为什么他们对《闲情赋》特别重视呢？因为读懂陶渊明并不容易，“陶渊明文章好，而切忌滑口读过，是玩味的。”[67]滑口，是说读着觉得顺畅便容易不假思索地顺口流过，不去深思文章的含义。自古以来论陶渊明的文章，只说他的《归田园居》、《述酒》和《桃花源记》，努力将陶打扮成一位教经隐士。回避《闲情赋》。顾随先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文学疑案。他在讲课时说到了此事，将陶渊明的作品拿来同曹丕的《答繁钦书》加以对比是能够引起大家深思的：

昭明之不选《答繁钦书》，盖昭明有一点儿头巾气。昭明评陶渊明“《闲情》一赋，白璧微瑕”（《陶渊明集序》），东坡讥昭明曰“小儿强作解事。”（题《文选》）魏文帝《答繁钦书》，较露骨耳，盖昭明没看懂。[68]

昭明太子不选男女情感方面的文章,顾先生说昭明没有看懂《答繁钦书》和《闲情赋》，是对他客气的批评。其实就是“头巾气”。文帝这一篇短札，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短文，可以超过曹植一切文章的文采。比《白马篇》、《美女篇》更惟美，能让道学家脸红的，就是一种文学胆量。但是自觉“看懂”的顾先生与鲁迅的观点也并不是很一致。

顾先生说：“曹子建有觉而无情思。”[69]《美女篇》虽亦写情思而情不真、思不深。曹子建知道自己，故《赠白马王彪》好，而写美女写糟了，妖美的太过，写形貌，写意态，而少情思。曹植是千古豪华诗人之祖。《美女篇》:‘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70]鲁迅直接说，《闲情赋》就是谈恋爱的诗，是情诗。而顾先生说陶渊明是有寄托、舒“烦懑”。好像顾先生到底没有鲁迅大胆，其实不是二人观点不同，而是各说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将他们的意见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解释了。

（三）“托尼思想，魏晋文章”

孙伏园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里说过：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71]当时的朋友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竟然不反对。托，指托尔斯泰；尼，指尼采。托尔斯泰代表了人道主义，尼采代表的是个人主义。联语说就是称赞：鲁迅思想来自托尼，文章风格师法魏晋。考其历史必有渊源。早在鲁迅弃医学文初期的1907年撰写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说过：“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在《文化偏至论》中又说：“…德人尼佉氏，则假察罗图斯德(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72]

在顾先生的《驼庵传文录》中，说到了尼采，并且把他同魏晋文学相比。顾先生说：“余亦喜魏晋文章，或因受鲁迅先生影响。” [73]

但是鲁迅的主张中有比较彻底的革新精神，他主张对传统文化暂时进行悬搁处理。而顾先生的态度是从传统文化中发现一个新的文学世界。他自己所做的也是边破坏旧文化，同时建设新文化。从而完成一个伟大的五四文学启蒙计划。鲁迅是这一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顾随也是一名战士。

注释：

[1]顾随《鲁迅小说中诗之描写》，发表于《中法大学月刊》第10卷第7期，《顾随全集》失收。

[2]周汝昌《(小说家之鲁迅)附记》，《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3] 《顾随全集》第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

[4]《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8页。

[5]《顾随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1页。

[6] 《顾随全集》第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

[7]《顾随全集》第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8]《顾随全集》第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9]《顾随全集》第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377页。

[10] 《顾随全集》第9卷：书信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3月版,第40页。

[11] 《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页。

[12] 《顾随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页。

[13]《顾随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14] 《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15]《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16]《顾随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8页。

[17]《驼庵诗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页。

[18]《顾随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9页。

[19]《鲁迅全集》第11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版第275页。

[20]《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

[21]《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22] 《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

[23]《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24]《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25]《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26]《顾随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60页。

[27]《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8]《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29]《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30]]刘玉凯《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第2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31]《顾随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66页。

[32]《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

[33]《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34]《顾随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6页。

[35] 顾随《鲁迅小说中诗之描写》，初载于《中法大学月刊》第10卷第1期，《顾随全集》失收。

[36]《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37]《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

[38]《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

[39]《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40]《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41]《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42]《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1933年9月，施蛰存应《大晚报》副刊《火炬》编者崔万秋的邀请，在他寄来的开列推荐书目的表格上，填下了《庄子》《文选》两部书，而鲁迅在10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以“丰之余”为笔名发表《重三感旧》，将施蛰存的举动同当时的复古逆流联系起来。

[43]《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44] 《顾随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45]《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页。

[46]《顾随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47]《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48]《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49]《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页。

[50]《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

[51]《驼庵诗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52]《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53]《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54]《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

[55]《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56]《顾随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57]《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58]《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155页。

[59]《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60]《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

[61] 《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页。

[62] 《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

[63]《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64]《顾随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65]《顾随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66]《顾随诗文丛论》（增订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58页。

[67]《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6页。

[68]《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69]《顾随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页。

[70] 《顾随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页。

[71]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72]《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73] 《驼庵传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