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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故都”北平，作为著名学者、曾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与之有着极深的渊源。早在一百多年前，1918年的初秋，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就应蔡元培之聘，赴北大任教，此后即在此生活了十余年，参与并见证了自“五四”以来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仅以故宫为例，胡适是与末代皇帝溥仪通过电话、进过宫、聊过天的现代学者，也是直接见证紫禁城改为故宫，并亲身经历皇家禁地改为国立博物馆的现代学者。从紫禁城的落日余晖，到“北平”的故宫博物院横空出世，再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悄然筹建，胡适皆参与其中或见证其成——这贯穿其一生的“故都”情结，可谓深远且深沉。

作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与“故都”北平的因缘，则更为深切。他是从专业领域对北平古建筑予以考察与评述的开拓者之一。尤其对是在以故宫为代表的所谓“官式建筑”的充分考量中，为其后来撰著《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其毕生所研究的中国建筑样式学、古典建筑美学提供了最为充分的学术路径。

另一方面，北平古建筑还为梁思成测绘、修复古建筑提供了最初蓝本，这些中国古典建筑的顶级样本，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构筑了强有力的资源平台，对其后半生的学术生涯有着高屋建瓴的重要贡献。自然，梁思成的“故都”情怀，更是无以复加的深厚。

虽说胡适与梁思成对“故都”的眷恋，有着如出一辙的热诚，同时却也不难发现，胡适眼中的“故都”，更多的是从中国文史与政治的遗产去考察；而梁思成眼中的“故都”，则更倾向于从中国建筑与美学的遗产去考量。二人各择其要、各随其便，皆在“故都”中抒写着各自的学术生涯，但二人在专业领域并无交叉，似乎并无交集。殊不知，1948年3月，二人曾联名上书当局，共同为保护故宫古建筑呼吁，并建议将当时的北平定为“陪都”或“夏都”，实乃又一桩学林佳话，亦可视作二人生平中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颇值得后世读者与相关研究者重视。

胡适

梁思成

五人联名呼吁保护古建筑

北平《世界日报》曾于1948年3月27日，刊发一篇题为《维护故都文物建筑，胡适等上书李宗仁》的报道，将胡适、梁思成等5人向当局的联名呼吁公布了出来。报道中，联名呼吁保护的“故都文物建筑”，以保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典建筑为主，要求当局尽快解决、彻底落实相关工作。

这一事迹，翻检《胡适全集》《梁思成全集》，俱未见载，实为胡、梁二人生平记述中的一件“逸事”，而这一通致当局的联名公开信，更是失载的“佚文”，自然独具历史与文献价值。

胡适、梁思成、马衡、谷钟秀、袁同礼的联名信中，列举了当时北平古建筑存在的几个问题，比如：

瀛台为南海名迹之一，水木清华，最负盛名，现在翔鸾阁左右延楼所有绿槛白板装修，大部移拆无存，楼成空廊，既碍观瞻，且于建筑保固上，亦深有影响。春藕斋为居仁堂伟丽建筑之一，去岁曾将室内雕刻精美硬木格扇装修拆除，使古代艺术失散无遗。中南海西八所等各处烟囱，多横出檐下（只图减少烟熏，不接立管及顶鑽），致烟火冲熏，额枋彩画失色，且滋危险。又墙外垃圾秽水随处堆存。大高殿南习礼亭二座，法式精巧（俗称九梁十八柱），系仿紫禁城角楼构造，为国内稀有之古典建筑，现已充作部队眷属宿舍，炊烟四起，日夕薰蒸，损及藻井天花。天安门楼于三十五年间甫经修竣门洞，用作仓库，去冬即因军用卡车撞毁东扇大门，以致无法启闭。端门内西朝房室内，现已安装锅炉，充作厨房，并毁坏门窗，龌龊不堪。

联名信痛陈了当时各单位占用古建筑的情况：“近来各机关学校及部队等，恒以种种特殊关系，使用该项古代建筑物，或充办公厅室，或充员工宿舍，自属一时权宜之计，惟部份繁多，往往各徇便利，拆改装修，移挪门窗，敷设电线，添安火炉。轻则污损彩画，重则毁伤架构，对于古建筑罔知爱护，相沿成习，触目惊心。”

为了避免古建筑遭到破坏，胡适、梁思成等人的联名信中还提出了《加强管理使用北平重要古建筑办法》，要求：“北平市重要古建筑概不得充作机关学校及部队之员工或眷属宿舍，其业已使用者，应即设法迁出；如因特殊关系必须使用，为办公室时，须有适当防火设备，并须经常检查电线火炉及烟囱等物（室内安装烟囱概须伸出檐口以上），以策安全；使用者对于古建筑及富有艺术价值之装修，均应妥加爱护，不得任意拆改挪移；如因事实关系，必须要变更原状时，须于事前提出详明计划，征求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同意，方可着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对于各重要古建筑，得随时派员视察，并纠正之。”

通览这封一千余字的胡适、梁思成等五人的联名信，为切实保护北平重要古建筑的大力呼吁与深远忧思，可谓力透纸背、溢于言表。信文叙议流畅，评述简洁，在涉及古典建筑专业知识方面的措辞相当精准扼要，可以据此推知，此信主体内容应当出自梁思成之手。至于报道冠以“胡适等上书李宗仁”的标题，概因以个人资历与社会影响力方面考虑，遂将联名上书之事以胡适之名冠之。

值得注意的是，联名上书中署名第一位的袁同礼，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署名第三位的马衡，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署名第四位的谷钟秀，时任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应当说，由梁思成执笔，与胡适、袁同礼、马衡、谷钟秀联合署名，上书当局，呼吁保护北平重要古建筑，无论从执笔者梁思成的专业水准，还是从联合署名者胡适等人的专业身份与社会地位而言，都是相当适宜的。

查《胡适日记》可知，《世界日报》报道当天，即1948年3月27日，胡适身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当天选举院士。而他与梁思成，均在当选的81位院士之列。据报道，此联名上书，为中研院会议的前一天（3月26日）提交，应当正是胡、梁二人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期间，向当局提交的。

摄于1922年的中海延庆楼（今已不存）

延庆楼失火被毁

需略加说明的是，联名信中还提到了“延庆楼惨遭回禄”之事，这一事件发生于1947年11月19日，指居仁堂后的延庆楼失火焚毁之事。所谓“回禄”，实为古语专名，相传本为火神之名，后引申指火灾，又作“回陆”，见于《国语》《左传》等古籍。

清朝灭亡后，在延庆楼住过的达官贵人也不少。如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1月2日曹锟辞职，就被冯玉祥软禁在延庆楼。延庆楼失火焚毁之事，京沪各地报刊均有报道，可谓轰动一时。《世界日报》在此事件发生次日，即刊发大篇幅的报道，题为“意义深远之延庆楼从兹幻灭，选举事务所昨焚毁”。原来，当时的北平政府正在延庆楼办理所谓“国大代表”的选举事务，孰料突发火灾，遂将此楼及楼中所存选举事务文档付之一炬，全部焚毁。报道称：

该楼为两层之巨型建筑物，建自逊清，西太后曾于此楼办公，今不慎为电线滋火，引着门窗，发生火警，使全楼五十余间房屋之伟丽辉煌之建筑，付之一炬，实为一不可被偿之损失。

据后续报道可知，这一场大火，从11月19日下午二时引发，至11月20日晨七时扑灭，足见火势凶猛异常，延庆楼自然是烧得片瓦无存了。大火扑灭当天，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向北平市民请罪，公开表示：“此巨大建筑物，系慈禧太后首建，所有木料，均为美国黄松，此次不慎，惨遭回禄，本人引为一生之憾事。忆过去曾迭次令各职员，严为防火，不料，今竟出此意外，本人除与民局马局长联署签呈当局，引咎请罪外，并决将民政局总务科长予以撤职之惩处。”

显然，被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引为一生之憾事”的延庆楼失火焚毁事件，以极其惨痛的教训，预警着当时乱象丛生的非法占用古建筑状况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正是基于此惨痛的教训，以胡适、梁思成等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深切隐忧”，遂联名向当局上书，大力呼吁保护北平重要古建筑。

南海春藕斋（旧照）

各界曾呼吁定北平为“夏都”

有意思的是，在胡适与梁思成等人的联名信中，提及“伏念中央眷顾北平重镇，文化涵濡，特升为陪都，行将恢宏建制，以定百年大计”云云，实际上，当时北平升为“陪都”系传闻，终未成定论。

因1947年4月江西庐山牯岭街突发火灾，一向是“夏都”的庐山面临艰巨且紧迫的灾后重建工作。在此期间，坊间曾一度盛传北平将取代庐山，成为当年的“夏都”。不过，当年6月，北平政府出面辟谣。然而，北平各界对“夏都”或可暂设为北平的热情，却并未因政府当局的“辟谣”而稍减。包括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在内，都曾明确表示，非常希望并支持北平成为“夏都”。

1947年7月5日，《世界日报》方面在已然刊发“辟谣”简讯的情况下，仍然派出记者就“夏都”之事专访胡适。胡适在受访时表示：“将来如能造成定例，每年有此四分之一时间，使北平成为全国政治重心，则于去年若干国大代表之力争建都北平，其主张亦可算已获得一部分实现。故本人对以北平为夏都之议，极表赞同……”

同一天，胡适还以“国大代表”身份，受李宗仁之邀，赴居仁堂参加茶会。这一茶会乃为商谈时局而开，《世界日报》亦于次日以简讯方式予以报道，恰与胡适谈北平设“夏都”问题的报道同日同版刊发了出来。报道称，“到会者有胡适、何基鸿、王秉钧、刘瑶章等三十余人，席间交换有关时局之各项意见，最后公推胡适综合各项意见，写成书面，拟于蒋主席来平时，向蒋主席提出建议。”

胡适为此次茶会写成的综合意见书，后未见披露，具体内容未详。但此次茶会仅仅过了两天之后，即1947年7月7日，《世界日报》就刊发了《冀临参会电请暂定北平为夏都》的简讯，可谓意味深长。从报道可知，河北省临时参议会“电请暂定北平为夏都”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为1947年7月6日，恰与胡适向记者表达“赞同以北平为夏都”，以及其应李宗仁之邀参加居仁堂茶会，皆为同一天。如此巧合，很难不让人去联想，这三个事件之间，是否会有某种内在联系。

位于景山附近的大高玄殿（也叫大高殿）习礼亭旧照（今已不存）

梁思成矢志不移守“故都”

无论如何，希望通过北平成为“陪都”或“夏都”这一契机（即使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试图在提升北平城市地位的前提下，同期提升北平古建筑保护级别与力度，尽最大可能推进“故都”古建筑保护工作，乃是胡适、梁思成等联名上书者的良苦用心。

不过，一年之后，国民党政权灰飞烟灭，北平没有成为“陪都”或“夏都”，而是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剧变时局中，“故都”中的人事与世风亦随之更迭。联名上书的五人中，胡适与袁同礼流寓美国，梁思成、马衡、谷钟秀留在了北京。留在北京的三人中，谷钟秀于1949年12月病逝，马衡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梁思成继续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梁思成和马衡以更为饱满的热情、更为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北京古建筑保护的新时代中。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11月前后，在“平津战役”之前，梁思成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北平古迹避免受到炮击，很好地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建筑与古城墙。1950年初，梁思成又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城，保护旧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虽然此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但之后梁思成又多次上书，还是挽救了北海的团城。

简而言之，从胡适、梁思成等联名上书，向国民党当局呼吁保护故都古建筑，再至梁思成绘制《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创设与提交“梁陈方案”，是有一条完整的历史脉络与人文情怀贯穿其中的。在这条脉络与情怀之中，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守护与秉持，与各种社会形势之下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破坏与滥用，始终对峙并存、反复较量。或许，对这一社会现象及历史事迹的探研，我们至今还不够深入与充分；对于保护文化遗产与促进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至今还不曾完全领悟与深刻认识。

中海居仁堂前铜塑十二生肖像旧照（今已不存）

补记：居仁堂的前世今生

前述胡适应李宗仁之邀，参加茶会的所在地——居仁堂，当时是北平军政、文教界举行会议、协商政务的一个主要场所。

居仁堂原址位于西苑中海西岸，是一座两层的西式建筑。其前身乃是慈禧下令仿照圆明园海晏堂修建的西苑海晏堂，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在仪鸾殿旧址上仿建而成，曾作为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公使夫人和女眷的场所。

众所周知，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之后，园中的海晏堂早已灰飞烟灭，唯留废墟而已。这一建筑外围以喷水报时的十二生肖铜像，为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亦随之被劫掠，流失海外。而近半个世纪之后，仿建的西苑海晏堂，则得以存续遗风，在堂前水池外围，亦安设有铜塑十二值年神像（即俗称“十二生肖”神像）。每个神像均手执荷叶一柄，叶中着荷花一朵，皆十二瓣，以示十二地支。只不过此处神像并不喷水，而是在荷花铜瓣中装有电灯，按时亮灯，别有奇趣。

民国后，西苑海晏堂改称“居仁堂”，成为袁世凯处理日常事务和居住的地方，直至其逝世。至冯国璋执政时，又将居仁堂改做家属住宅，堂门改名为宝光门。居仁堂后有福昌殿、延寿斋、福寿轩、延庆楼、福禄居等华丽建筑。曹锟主政时在延庆楼办公，福禄居会客。居仁堂、延寿斋、福寿轩等处，则成了其妻妾的住房。

“北伐”胜利之后，一直为北洋政府所占据的居仁堂，就此成为“公产”。1928年之后，中南海被辟为公园，居仁堂成为可供游人观览的景点之一，后又被改作国立图书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居仁堂成为伪政府办公场所。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居仁堂又成为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办公室，后辗转成为傅作义的指挥所。

应当说，从晚清至整个民国时期，居仁堂这座建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幻，承载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与历史价值。遗憾的是，上世纪60年代，因年久失修，居仁堂作为“危房”被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