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希伯来文明源远流长，学界一般认为，西方文明拥有“两希起源”，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而希伯来文明就是犹太文明的前身，可谓历久弥新。希伯来文学经典《塔纳赫》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者从人物原型、情节母题、典型场景、图式意象等方面对希伯来文学经典所进行的引用、再现、戏仿乃至重构，数不胜数。那些脍炙人口的西方文学经典，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力士参孙》、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因此，如果将西方文学比喻为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那么希伯来文学经典就是重要的源头活水，不断赋予前者旺盛的生命力与深刻的洞见力。

若论起现代读者最耳熟能详的希伯来文学经典，《出埃及记》可谓当之无愧。民族领袖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奴役之地埃及、前往乐土迦南的动人故事，向来是西方文坛长盛不衰的精神资源。而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以“Exodus”（《出埃及记》）为名称者更是不胜枚举，其强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可见一斑。

《出埃及记》是《塔纳赫》的第二卷，以民族领袖摩西为核心，记载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迁往神赐美地迦南（Canaan，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一带的古称）的民族记忆。整部《出埃及记》围绕着摩西这一以色列民族文化中至为重要的人物展开，将民族逃离埃及统治者奴役、前往旷野中寻求自由与美好前景的过程，书写得波澜壮阔。《出埃及记》的希伯来语书名意为“诸名字”（names），是该书卷第一个实词，指关于来到埃及生活的“以色列的众子”的族谱，也是《出埃及记》开篇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简短的族谱将《出埃及记》与《塔纳赫》第一卷书《创世记》紧密衔接了起来。

学界认为，《出埃及记》是希伯来文学经典中的史诗杰作。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反映着所属民族的早期记忆与文化传统，亦是后世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其概念由美国著名文论家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提出了精确的阐述，他认为，史诗最基本的几条标准是：第一，史诗是反映庄重主题的长篇叙事诗歌；第二，其文风严正、高雅；第三，以英雄人物或具备神性的人物为核心；第四，这些人物的行为对部族、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参考这个标准，《出埃及记》无疑是一部出众的以色列民族史诗。首先，《出埃及记》所反映的主题，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与解放。在埃及与旷野所经受的苦难与对神拯救的见证，成为以色列人所共同的宝贵经历，这些经历大大增强了以色列人的民族归属感，是其共同记忆的基底。西奈山之约（其主要内容是人们所熟知的“十诫”），以神与人订立神圣契约的形式，确立了以色列民族“上帝选民”（the Chosen People）的身份依据。这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大事，其庄重性无可比拟。其次，《出埃及记》散文体（prose）与诗歌体（poem）并存，前者作为叙事框架，古老优雅的诗歌镶嵌其中，使整部书卷充满庄重威严之感，也颇具仪式性。此外，摩西这一英雄人物，蒙耶和华神的拣选，被其赋予解放以色列人的重大使命；整部《出埃及记》中，摩西时刻在神的帮助下履行使命，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而摩西最终实现了以色列民族的解放，并在西奈山作为中保见证了神与以色列人订立圣约，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的命运。这些都使得《出埃及记》成为希伯来文学经典中的史诗名篇。

《出埃及记》对其核心人物摩西的塑造，可谓丰满立体。首先，史诗中摩西的身份，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其第一章谈到，埃及法老下令将全国所有新出生的以色列男婴溺死，然而刚出生3个月的摩西被其父母藏在蒲草箱中，放入尼罗河内。这箱子恰好被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澡时拾到，她便将摩西养了起来，还给他起了名字“摩西”，原因是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希伯来文“拉”是摩西这一名字的动词原型。这样传奇的出身，在古代近东文献中亦有互文，新亚述帝国君主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公元前722年-前705年在位）的身世，也是以类似情节展开的：

我，萨尔贡，伟大的王，阿卡德之王。我母亲是大祭司，我不知父亲的身份。我父亲的兄弟们热爱山岭。我的城市是阿祖皮拉努，坐落于幼发拉底河畔。我母亲这位大祭司怀了我，暗中将我产下。她把我放在灯芯草篮中，用沥青封住了草篮的盖子。她将我抛入河中，河水未能将我淹没。河水将我冲走，一位叫阿基的汲水人将我从河中捞出，就像捞他的水罐一般。阿基这位汲水人，认领我做他的儿子，抚养我成长。阿基这位汲水人，任命我做他的花匠。当我做花匠的时候，伊施塔尔垂爱我，四年又（若干年）之后，我登上王位。

萨尔贡二世是促成新亚述帝国中兴的君主，颇为强大。不仅如此，萨尔贡二世实则为篡位者，他虽有皇室血统，但并非合法的继承人；他的登基是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手段达成的。因而，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导致其文献编纂者以这种方式记载他的身世，以增强其登基的正当性。无论如何，这种身世母题在古代近东被用于传奇英雄的身上。摩西的身世也正是出于与此类似的理由。

其次，摩西的人物形象，按照美国学者利兰·莱肯（Leland Ryken）的概念，可以被视为动态角色（developing character）：“假如一个人物性格在一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我们就称之为动态角色。”摩西的性格变化，是在其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中不断发展的。最初，他出身于为奴的以色列人，却在埃及王宫中长大。年轻气盛的摩西曾因帮助以色列而打死一个埃及人，因而仓惶逃出，在米甸娶妻生子，牧羊为生。本以为就此终了残生的摩西，却因同胞的苦难而被神赋予重大使命，成为民族的解放者。摩西被神拣选的场景，由于使用了“异象”这一文学技法，而充满了史诗英雄的庄严感与神秘感：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异象”是希伯来文学经典中一种常见的典型场景，在该类场景中，神通过特定手段（如自然景象、异音或梦境等）将意图传递给人，或干预人的某些行为；人在异象中接受神的启示（revelation），领悟神的意图，或承受神的干预。此处摩西看到了火烧荆棘丛而不毁的异象，表明神的出现。耶和华对摩西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其祖先所信仰的神，这使得摩西因惊惶而蒙上脸，担心自己的唐突与不洁冒犯了神。此时的摩西已没有了年少时的莽撞与无畏，岁月的流逝与身世的巨大变化已使他变得怠惰推诿。他虽知神赋予自己解救同胞的重大使命，却百般推脱，不想前往，其唯唯诺诺与人们一般印象中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见《出埃及记》第3-4章）。神为了使摩西担当起这一使命，已将所有条件备齐，使他无处可退，领受这一重大使命。

这样一位摩西，却在承担这一任务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坚定、无私而谦卑的“神仆式”英雄。面对因逃离埃及、身处旷野之中而埋怨不断的民众，摩西始终毫无动摇地带领他们沿着神所指示的路径前进；面对强大的法老军兵以及其他重大灾祸，摩西在神的帮助下将其一一化解。而这些成就，摩西从未算在自己身上，而是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丰功伟绩。他所付出的辛劳与担当的风险，全是出于神的命令与民族的解放，而非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摩西的“神仆式”英雄形象得以树立起来。

除了摩西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之外，《出埃及记》的叙事特征也是希伯来史诗的典范。这一特征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高度真实的历史框架与神圣的异象场景。高度真实的历史框架是指《出埃及记》的编纂者将整部民族史诗置于真实的时空坐标内，以历时顺序展开讲述。其中，编纂者特别注意强调时间与地点状语，目的是要赋予出埃及这一民族记忆以历时真实感。例如：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这些时间与地点状语将出埃及这一史诗置于真实的历史框架之中，说明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出埃及被视为民族历史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

神圣的异象场景也是出埃及史诗叙事的重要元素。上文已经指出异象这一典型场景的基本含义。不仅摩西被神呼召的过程是在异象中完成的，以色列民族逃出埃及、行走旷野的过程中，神也以种种异象作为在场的标志。其中颇为典型的表征包括：“云”“火”与“闪电”等。例如：

他们从疏割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倘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云柱与火柱是《出埃及记》中十分典型的异象，一方面，云柱与火柱是引领百姓前进方向的标记与照明物；另一方面，它们也为以色列的百姓带去神与之同在的信号。甚至在过红海叙事中，还起到了阻挡埃及军兵前进的作用。因而，云柱与火柱也就成为了以色列民众在旷野中的“指挥棒”，他们前行的时机与路线，都由其显示。这背后是神对他们的保护。

此外，云、火与闪电也作为神威严的显示。在以色列民族最为重要的律法——西奈之约所立之时，惟有摩西登上西奈山领受神的法板，百姓只能在山下观看，此时：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

可见，神的威严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这正是《出埃及记》所想要传达的观念。这种异象场景极大地赋予了《出埃及记》这部史诗以庄严、神圣的色彩，使人心生敬畏。而这些异象又都是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而做出的，表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状态。

《出埃及记》中还包含了以色列民族的古代诗歌传统，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敬拜诗歌，既颇具古风，又传达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观念，是希伯来文学经典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出埃及记》这部壮阔的史诗，将以色列民族逃离埃及、与神立约的重要民族记忆以具有浓厚历史与宗教意味的叙事手法表现出来，并成功塑造了摩西这一英雄典型。正是由于上述出色的文学特征，《出埃及记》成为了深受犹太民族喜爱的传统经典。犹太人在每年的尼散月（公历的三四月间）都会庆祝民族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来纪念出埃及这段甚为宝贵的民族记忆。每逢节日期间，无论是在犹太会堂（Synagogue），还是家庭聚会上，犹太人都会在拉比（Rabbi，犹太宗教领袖）或家长的带领下吟唱《出埃及记》。这些充满古雅韵律的歌声，仿佛将人们带回3000多年前的西奈旷野之中。在那里，摩西引领着刚得解放的民族，带着神的眷顾，向美好的迦南之地进发。